李丹慧：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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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历史渊源

    1962年春夏，地处西北边睡新疆伊犁、塔城的6万多中国籍边民非法越境到苏联，经规劝返回有1.3万多人，这一事件被称之为“伊塔事件”。其中，塔城地区外逃4万多人，共带走牲畜30多万头，40多万亩农田未能播种，大量已播种的田地荒芜，许多社、场及其下辖的基层组织一时陷于解体。伊犁州直属县、市有1.6万多人越境逃苏，仅霍城县就达1.4万余人，霍城县经济损失严重，总计978.9万元。①

对于这一事件，国外学术界有人认为:中方纵容了中苏边境县市群众非法越境来缓解自身存在的日益尖锐的矛盾和压力。这种观点是与事实完全不符的，如果不澄清真相，将会损害中国的国家形象和执政党形象，破坏新疆的民族团结。笔者认为，苏联通过种种手段唆使中国公民非法越境去苏，是中苏关系恶化在边境地区的反应，是苏联向中方施加压力的手段，也是苏联满足自身劳动力需求的举动。中国政府为缓解劳动力的大量流失，维护国家主权，在困境中积极稳妥应对，尽量减少了损失。

    一、“苏联侨民”问题的由来及苏联煽动新疆边民外逃的原因

    19世纪五六十年代，俄罗斯先后侵占中国西北几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但由于所割地内大量人口内附中国，侵占土地的广裹与人口的稀少形成反差，致使俄国凯觑并掠夺新疆人口。

    1871年，沙俄出兵侵占整个伊犁达10年之久，后经过谈判清政府保有伊犁，而在沙俄的威逼之下，条约故意避开“人随地归”的原则，处心积虑地要劫掠中国伊犁居民，《中俄伊犁条约》规定:“伊犁人民愿人俄国籍者，一年之内准予迁居。”②

   

①中共伊犁州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新疆“伊塔事件”始末及其反思》，第7页。

②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22页。

   

    为怂恿中国居民迁人俄国，俄方造谣生事，胡说中国人回到伊犁要吃人肉，煽动因内乱而到俄境避难的伊犁人民投人俄国。1881年7月2日，土耳其斯坦总督在一份关于掳掠伊犁居民的训令中，曾经想人非非地写道:“一旦同大清政府发生冲突，我们就将在沿中国边境，保持一批完整的、随时准备同中国人作战的骨干力量。”1882年3月22日伊犁被清政府正式收回。按照《中俄伊犁条约》规定，人口迁移工作必须在“自交收伊犁之日起，于一年期限迁居”。沙俄违背条约，迫不及待地从条约签字后就开始偷偷地进行了。1881年4月，沙俄占领军当局在伊犁建立了非法的专门机关，负责这项见不得人的掳掠人口的勾当。当年就将100余户中国人迁往俄国。第二年，逼迁伊犁居民的罪恶活动在留驻伊犁俄兵的强迫下，规模较前日益扩大，上半年掳走6549户，下半年掳去牧民5000余毡房。掳掠人口的罪恶活动延续3年，直至1884年才算结束。前后被掳至俄境者共7万人左右，胁迁而去者占十之六七。

为达到多迁人口的目的，沙俄留兵一半，所迁之民非情愿者，即以武力驱赶，活活打死、杀害者亦有之。千百户长、宗教头目为讨好沙俄，论功行赏，尽可能多地胁迫当地人民投俄，他们还肆意抢劫财物，破坏水渠、房屋、树木。到了俄国之后，部分人因不堪忍受沙俄地主资本家的残酷压迫欺凌，又冒着生命危险，历尽艰辛困苦，逃回伊犁来了。俄国斜米列契省在总结这次掳掠人口的作用和意义的奏折中说:从中国伊犁掳掠人口的数量，相当于25年间从俄国内地移民斜米列契的总和①。

1912年前后，俄国相继有3000多户哈萨克牧民进人中国伊犁地区。1914年，新疆地方政府与俄方交涉，要求俄接收这批哈萨克难民回国，但俄国领事称这些难民已被取消俄国国籍，拒绝接收。新疆地方政府遂将这3以刃多户哈萨克族难民接纳，全部准予加入中国国籍，并提供空余牧场。

1916年9月，俄国革命爆发，沙俄下令征调19岁至43岁的哈萨克族牧民到前线挖战壕和负担战勤工作，牧民誓死反抗，俄官吏遂擒杀哈萨克首领数人，以致激起被征调哈、维、回等民族人民大规模起义。在沙俄军队血腥镇压下，起义的各族人民被迫向中国新疆境内逃跑。②当时，逃人中国新疆伊犁、塔城一带的难民基本上是哈萨克族。逃人塔城地区7万人，伊犁地区16万人，还有2倍于人口的牲畜。时任新疆省主席杨增新一方面规定由伊、塔各县在山区安置10余万俄国哈萨克族牧民，以避免草场争端;另一方面派官员与俄方交涉，要求俄方接收难民回国。经多方交涉，1917年伊犁方面共遣回2.3万多户10万多人，牲畜26万多头。还剩9000多人。塔城方面遣返5000多户，余下5000多户散居沙湾、绥来、昌吉、呼图壁山区。阿勒泰方面则有千余哈萨克人潜人哈巴河、布伦托海等处，尽管新疆地方当局善言劝令出境，但留居者不少。1927年，杨增新派专人对留居新疆的哈萨克族难民办理了加人中国国籍手续。1950年前后，又有一大批不堪忍受的农民逃人新疆地区。③



①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第231一佗35页。

②房若愚:《新疆哈萨克族人口规模变迁及分布》，《新疆大学学报》2005年第7期。

③〔苏〕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73年，第329页。



20世纪30年代，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由于在1917年至1933年间从苏联逃人新疆的人绝大多数没有苏联护照，盛世才向他们普遍发放公民证，从法律上确认他们为中国人，把在新疆的俄罗斯人定为“归化族”，作为当时新疆的14个民族之一。苏联驻新疆的5个领事馆对此均未提出异议。“归化族”事实上已不再是苏联侨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因战争和饥饿、肃反等人口和劳动力锐减。赫鲁晓夫回忆说:“斯大林时期，大规模地采用警察恐怖手段，强制施行农业集体化，很多无辜的人死于非命，成千上万的人死亡，也许以百万计。在农村施行强制性征购，农村纪律和农民生产积极性低下，农业生产率低下，农产品严重不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遭到严重创伤，工业和农业生产长时期不能恢复，人口大量死亡。骇人听闻的战时人力损失达2000万人，主要是健壮的劳动力;严重缺乏重建工厂及开工所必需之男工”①。为解决粮食短缺，1953年，苏共中央作出开垦荒地的决议②，赫鲁晓夫不惜花费很大的代价，在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等地开垦荒地，建立了许多机械化农场，动员组织了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的青壮年去各地开荒，企图解决苏联国内粮食短缺的问题。这些人到那个地方没多久，吃不了苦，就跑回去了不少，导致农场劳动力非常缺乏③。

在这种背景下，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就想在邻近的中国特别是新疆动员侨民返苏，让这些所谓的“侨民”到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等地的农场种地，甚至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动员劳动力到苏联劳动。

对于苏联的迁侨工作，当时中国各级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协助。1954年4月，苏联政府决定迁返苏联在中国的苏联侨民。4月23日，苏联驻华大使馆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苏联决定自中国迁送6000户苏侨至苏联的高加索、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等地开荒。中国外交部认为，这是一件重大复杂的政治任务，应予以大力协助。以后，新疆各自治州和各地区成立了“迁侨委员会”④。苏联考虑到增加劳动力以完成边境地区的春耕生产及其后的夏收任务和开荒垦地的需要，以及冬季气候恶劣不利于侨民行动及苏方的安置工作，提出迁侨工作基本是在每年的春季进行，致使新疆人心浮动，这给当地的春耕生产造成了影响，尽管中方几次建议改在冬季和春耕生产结束之后进行，未被苏方接受，但中方仍尊重苏方意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2年。⑤

除了迁返苏侨外，赫鲁晓夫在1954年9月访华时提出希望中国100万工人到西伯利亚帮助开发森林资源。毛泽东对此提出异议。他说:多年来很多人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发达国家，人口过剩，失业普遍;因而是一个很好的廉价劳动力来源。如果采纳这个建议，别人就会对中苏两国关系得出错误的看法。他们会认为苏联对中国的看法同西方国家是一样的。赫鲁晓夫担心他提出的这个要求使毛泽东不快，第二次会谈时又解释说:他不坚持他所提出的建议。如果中国方面觉得这个建议会损害中国的民族自尊心，那就当作他没有提过，务请不要放在心上。⑥

不过，中国政府还是根据赫鲁晓夫的请求，于第二年派出7000名河北青年农民到西伯利亚协助苏联开发森林，双方商定:他们可以终生留在西伯利亚，在那里讨苏联老婆，建立家庭，也可以回国。这批人都是清一色的棒小伙，有的苏联人就怀疑他们是人民解放军。显然这批小伙子的到来引起了一些苏联人的疑虑。苏联人实际上担心大量中国人向西伯利亚移民，怕这块地方变成中国移民的乐土。因此，此次劳动大军抵苏后，苏联政府即向中国政府提出，西伯利亚劳动力已经够了，无须中国政府再提供了⑦。当然这只是托词，苏方既想得到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又担心“引火烧身”。



①〔苏〕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上，第329页。

②〔苏〕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119页。

③2006年4月15日上午与雷光谈话记录。

④伊犁州外事办史志办公室1997年编印:《伊犁自治州外事志》。

⑤李丹慧:《对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来自中国新疆的档案材料》，《党史研究资料》1999年第4、5期。

⑥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808一809页。

⑦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第808一809页。



尽管苏联政府中止了输人中国内地劳动力做法，但从中可以看出苏联政府对劳动力的渴求。当中国新疆和其他地方的苏侨不能满足苏方的需要时，最安全和有效的办法便是煽动新疆边民逃苏，因为这些少数民族与苏联中亚地区的居民有着血缘关系以及相同的宗教、文化、语言，他们对苏联的强大和富裕生活的羡慕也可资利用。

苏联党政组织、集体农庄擅自迁移中国公民的事情曾经发生多起。1956年吉尔吉斯某集体农庄党委书记(柯族)来新疆柯尔克孜自治州探望亲戚，动员280户准备去苏，被中国政府发觉向苏领馆提出拦住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处长铁衣甫阿吉(苏联籍)1958年去哈萨克斯坦探亲，当地一区的党政负责人和农庄负责人给他交代任务，让他负责把伊宁县哈西乡的462户农民(全是中国人)动员到该区去，后哈萨克斯坦党中央书记日甫由夫(哈萨克族)还请他到阿拉木图，热情接待，答应任务完成后给以高位和好的生活，铁衣甫阿吉回新疆不久，苏联驻伊领馆转来了“委任状”，上写:“委任铁衣甫阿吉为代表迁移伊宁县哈西乡462户人家回苏。”①

“伊塔事件”发生后，新疆塔城县塔城镇一哈族老汉木扎到了苏方边境后好奇而又狐疑地问苏联士兵:“这样多的人去你们那里行吗?”苏军含混地回答说:“这是莫斯科的指示，你没有看见来了一架飞机吗?那是赫鲁晓夫来视察的。”②

一、苏联对新疆长期的影响和控制为其制造“伊塔事件”提供了条件

  “伊塔事件”之所以发生，与苏俄在新疆的长期活动，以及对新疆长期的影响和控制紧密相关。

    自从侵占中亚地区后，沙俄就在侵略中国新疆的同时，不断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向新疆渗透，并加强其对新疆的影响和控制。而新疆与中亚地区居民相同的宗教、文化、风俗，加上频繁的人口双向迁移，出现“国界虽争，而民族则一，往往父在俄国，子在中国”的现象，为势力强大的俄国对新疆施加影响提供了便利。新疆孤悬塞外，中央政府对新疆鞭长莫及，后来新疆地方军阀长期游离于中国中央政府之外，为苏俄对新疆施加影响和控制提供了可乘之机。

    1934年，在新疆军阀盛世才的请求下，苏联出兵帮助他消灭异己，盛氏成为“新疆王”，推行“联苏抗蒋”政策，至此，苏联对新疆的影响和控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新疆军阀盛世才弃苏投蒋后，1944年，苏联在伊、塔、阿三区策动少数民族武装起义即“三区革命”，保持了苏联在新疆的军事和经济影响。

   

①新疆自治区办公厅1960年59号卷。

②中共伊犁州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新疆“伊塔事件”始末及其反思》，第52页。

   

    为弥补战争造成的巨大人口损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45年11月10日发布《关于恢复旅居满洲的原俄罗斯国国民以及失去苏联国籍人员为苏联公民》的命令，并宣布此项命令也适用于中国的新疆和上海。翌年1月2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再次发出指令，要求恢复居住在新疆、上海和天津地区属于前俄国籍及丧失苏联国籍者的苏联国籍时，应贯彻11月10日的命令，同时提出，新疆地区申请恢复苏联国籍的工作至1946年12月31日止。此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2月1日发出布告称:凡以前失去或被取消俄国和苏联国籍者及其子女，均可恢复苏联国籍;在中国境内的原白俄侨民，均有恢复苏联国籍的权利。为了推动恢复苏籍工作的开展，苏联一方面向在华白俄施加压力，宣传说如果不加人苏联国籍，中国政府对其将不予保护，或让中国地方政府拒绝给白俄求职者提供位置，使之因失业恐慌而被迫请求加人苏联国籍;另一方面延长入籍登记日期。苏联驻新疆的各领事馆还特别策动哈萨克、维吾尔和塔塔尔族人加人苏籍，许诺凡加人者每月发给布匹一丈六尺，津贴若干元，还可免费看苏联电影。恩威并施的结果是，前往登记的人络绎不绝，苏联侨民人数大量增长①。但其中的很多真假苏侨并未如期返苏，他们继续留在新疆，形成苏联对新疆影响和控制的辐射源。利用在三区地方政府中的主宰地位，苏联还在在新疆建立了情报组织，发展了大量情报人员。②

    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和控制在两国新的外交关系中继续保存。新中国成立前夕，制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寻求苏联对新中国的承认和援助。苏联政府提出提早解放新疆的建议被中共采纳，并派出飞机运送解放军至新疆。1950年，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与中国中央代表团谈判的同时，苏联与新疆代表团展开谈判，签订与新疆合作协议，在新疆援建两个公司，苏联仍然把新疆视为它的势力范围，禁止第三国势力的存在。

新中国成立伊始，新疆干部严重缺乏，遂使用了许多苏联籍干部，在边界上很少驻兵，也没有划定边界，这都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对苏联的无比信任。

同时，由于新疆翻译人才缺乏，在1950年至1957年期间，曾使用苏联出版的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等文字的中小学教材③。正是这种充分的信任给“伊塔事件”的发生留下了隐患:由于长期使用苏联提供的教科书，从而导致新疆少数民族中有一部分人缺乏国家意识，对苏联存在着严重的迷信和崇拜，一心向往苏联，甚至有些中国籍干部都想着到苏联去，新疆政府曾经要求中国籍的干部交出苏侨证，一些干部交出了，但思想上一直不通，有些干部隐藏苏侨证拒绝交出。④

   

①李丹慧:《对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来自中国新疆的档案材料》，《党史研究资料》1999年第4、5期。

②中共伊犁州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新疆“伊塔事件”始末及其反思》，第165页。

③《新疆通志·教育志》，新疆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87页。

④赛福鼎·艾则孜:《关于苏联在新疆对待我党我国态度的报告和意见》(1960年8月18日)，新疆维吾尔区自治区党委办公厅1960年59号卷。

   

    新中国建立后，苏联在当地的中国公民中大量散发非法苏侨证的行为并未停止。在发展中国公民加人苏籍的活动中，伊犁苏侨协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在三区革命时期被苏联驻伊宁领事称为“国中之国”的社会团体，在新疆解放后势力进一步膨胀，在苏联驻新疆领事馆的支持下，从事超出其自身职能范围的活动:代行领事业务，受理加人苏联国籍的申请，并在苏侨遣返工作开始后，办理苏侨回国手续等工作，利用此项工作之便，在中国公民中发放假侨民证，有的苏侨协会会长就专门做非法发放苏侨证的事情。①

    解放初期，伊犁自治州境内共约有苏侨6万多人，1954年以来，先后遣返回苏的侨民约6万余人，到1962年事件发生时，依然还有侨民约3万余人。为什么几年来苏联侨民越遣越多了呢?主要原因是苏联非法发展苏侨。如特克斯县苏侨协会经常派人到伊犁，为当地居民办理发展侨民事宜，由于他们积极活动，该县原有400多户苏侨，发展至1200多户“苏侨”，增加了3倍。察布查尔县和伊宁市也有类似情况。仅1960年到1961年他们在霍城、绥定和伊宁市就组织了几个发展苏侨的秘密组织，登记了3万余人，企图发展为苏侨，后被我公安机关捕获，没收了500多个非法护照②。

   中国方面得知情况后，向苏联有关方面提出了质询，苏联也承认所为不妥，保证此种情况以后不再出现。尽管苏方作出了承诺，但却虚以透蛇，其非法发展苏侨的活动并未就此停止;对于持假证件前往苏联的中国公民，也未严加限制。伊犁外事分处在1951年8月、11月、1959年7月先后三次将当地公安部没收的非法护照187本退还苏驻伊宁领事馆，可到1962年上半年，各地又发现了非法护照1470本。③

    三、中苏关系恶化，苏方蓄意制造新疆边民外逃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逐步恶化，中蒙、中苏边境形势骤紧。1960年2月，苏联边防军占领了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与苏联接界的额尔古纳河上属于中国的克鲁赤纳岛;4月苏联边防人员又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驱赶中国牧民，并绑架中方人员。边境冲突发生后，双方尤其是中方认为应以大局为重。中国领导人经过慎重考虑，制定了24字对苏联方针(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④，试图修复日趋恶化的关系。双方为缓解矛盾也进行过尝试和努力，但彼此的信任已经不复存在，在关键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双方关系未见升温反倒逐渐崩溃。“伊塔事件”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①李丹慧:《对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来自中国新疆的档案材料》，《党史研究资料》1999年第4、5期。

②中共伊犁州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新疆“伊塔事件”始末及其反思》，第132页。

③李丹慧:《对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来自中国新疆的档案材料》，《党史研究资料》1999年第4、5期。

④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第88页。



在伊犁、塔城地区边民外逃事件发生前夕，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副领事迪道夫等人曾以各种名义，多次在伊犁、塔城等地进行非法煽惑边民外逃活动。与此同时，苏方还直接派遣特工人员秘密潜人中国境内的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等地区，纠集联络其骨干，拉拢边民，组织外逃集团。苏方还设立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广播电台，加紧进行反中的宣传攻势，攻击中共和中国政府政策，激化边民的不满情绪，以鼓动边民外逃。①1961年上半年，苏联哈萨克广播电台恢复了1950年自动撤销的对新疆的维语广播节目，录制返苏侨民和逃苏人员赞美苏联的讲话、访问记等，频繁播放，其频率和播出时间都与中国的维语广播电台相近，极易为新疆地区的听众所接收。②苏联公民及越境逃苏人员在与境内亲友的通信中，大肆鼓吹和宣扬苏联的“优越”、“自由”，并邮寄糖果、肥皂等国内紧缺生活日用品(部分商品是中国制造)，还在信件和包裹中夹寄苏联政府提供的各类苏联公民身份的非法证件。

同时，苏联政府利用中国三年“大跃进”运动造成的经济困难和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引诱中国边民逃苏。如允诺越境逃苏边民苏联粮食丰富，能吃饱肚子，“苏联把粮食和糖已经运送到边境上了”③。“苏联成立了维吾尔斯坦”，“什么人都可以去苏联”，“苏联人都要回国，苏联派飞机来接”;“霍城边界已经开了好几个口子，逃跑很方便”;“现在逃，边卡不挡了，过去以后也不往回送，大胆地跑吧”。中国边民害怕战争和动荡的心理也是苏联政府乘机利用和扰乱人心的工具，苏方经常危言耸听，制造紧张气氛，以达到诱使中国边民逃苏的目的，如在塔城流传“中苏要打仗了”，“中国打不过苏联”，“和田已经暴动了”，“美国已经打到和田”，“印度6月份开始进攻”等谣言;在伊犁地区谣传:，’5月5日中苏要打仗，要走就赶在5日以前走完”，“三区革命的风暴要来了”，在克孜勒苏自治州谣传“5月巧日要把喀什划归苏联”④;等等。

    从1962年4月初开始，首先在塔城地区塔城县发生边民零星越境逃苏现象。以前也曾经发生零星人员非法越境现象，然而不久就会被苏方遣返，这次却杳无音信。持续数日后，塔城地区所属的裕民、额敏两县边民也开始个别非法越境逃苏，并逐渐波及到托里、和布克赛尔、乌苏、沙湾等县。非法越境逃苏势头急剧扩大，发展异常迅猛，到4月巧日，已由零星非法越境发展为成批越境;由夜间秘密越境，发展为白天公开成群结队的大规模非法越境;

   由起初的单人空手非法越境，发展到拖儿带女，携带财产、牲畜非法越境。其中一些不法分子趁机大肆哄抢国家、集体财产后非法越境，他们还殴打前来劝阻的干部。与此同时，从4月14日起，伊犁州直属县市也出现群体性的外逃现象。起初是霍城县沿边公社有人零星非法越境，很快就波及至全县。到4月15日，已发展为成群结队地携带大批牲畜、农具，驱赶着马车、牛车公开越境逃苏。⑤

   

①中共伊犁州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新疆“伊塔事件”始末及其反思》，第33页。

②李丹慧:《对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来自中国新疆的档案材料》，《党史研究资料》1999年第4、5期。

③中共伊犁州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新疆“伊塔事件”始末及其反思》，第51页。

④中共伊犁州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新疆“伊塔事件”始末及其反思》，第51页。

⑤中共伊犁州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新疆“伊塔事件”始末及其反思》，第6页。

   

    边民大规模外逃期间，苏联政府设置专门机构安置中国新疆边境县市非法越境居民，并在伊犁、塔城等地中苏边界设立临时接待站，配备运输车辆，提供食品、医药、货币，大批接纳，运送越境边民。苏方甚至在塔城县、裕民县、霍城县等地的边境线一带，将铁丝网打开口子，并用探照灯、信号弹、汽车灯或安排专人协助，接应中国边民非法越境①。据重返中国的中国居民说，曾任中国新疆伊犁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副参谋长的马尔果夫少将(系苏联公民，此前不久经其请求由中国方面批准返回苏联)还在苏联境内接待了非法越境边民②。5月31日，苏联当局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封闭了伊犁、塔城部分地区的边境③，成批外逃的风潮遂告基本平息。

    外逃的人大体上有三类:第一类是坚决逃跑的，这类人占少数。主要是一部分持有苏侨证的干部和持有各种非法证明文件的干部，还有过去犯过错误受到批判处分的不满人员，这些人多数又是煽动、组织和胁迫群众成批逃跑的首要分子，其中还有一部分地富反坏;第二类是受了欺骗宣传，而盲目逃跑的。这类人占多数，这些人主要是受了欺骗宣传，听信了谣言，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顾虑和想法而“随大流”逃跑的。有的人犁地刚回来，连饭都没有吃，就跟上人家逃跑了。有的人正在吃饭放下碗就跑了。有些人走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的无故丢掉了妻子，丢掉了子女，丢掉了父母。第三类是被裹胁的。这类人也不少。很多群众不愿意外逃，但是坏分子用木棒、鞭子和刀子威胁，不走不行。霍城阿克苏公社有的群众不愿意外逃，被坏分子把小孩丢在水渠里，将其父母赶走。塔城县有位60多岁的哈族老汉，坚决不愿意走，经过多年辛勤劳动建设起来的家园如何舍得离开呢!头一晚上找干部谈，说他是中国人，是中国公民，他坚决不跟修正主义走，第二天坏分子硬把他抬上走了。很多群众拖儿带女，哭哭啼啼不愿意走。有些群众第二天要走，头天晚上偷偷请干部到他家吃饭，表示留恋。④

    6万多新疆边民到了苏联后，都被分配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从事农牧业生产劳动。这些人当中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多数人是到苏联找幸福去了。实际上这些人很不幸福，被当做二等公民，受到歧视，他们并没有被当做真正的苏联公民看待。⑤

    四、中国政府妥善应对，力求减少损失，杜绝后患

    当时，新疆的形势十分严峻，通过武力强行阻止外逃不太可能，也非明智之举。

    第一，就在苏联煽动边民外逃期间，印度在美苏两国的援助下，加紧侵占中国领土，中印战争在即，新疆军区国防部队承担了西线的备战任务，此时已做好战争的各项准备工作，军队也已调动到位⑥。准备迎战新疆维吾尔已成为当时新疆的中心工作，而苏联在中印问题上支持印度，压制中国。



①中共伊犁州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新疆“伊塔事件”始末及其反思》，第33页。

②中共伊犁州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新疆“伊塔事件”始末及其反思》，第45页。

③中共伊犁州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新疆“伊塔事件”始末及其反思》，第155页。

④中共伊犁州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新疆“伊塔事件”始末及其反思》，第130页。

⑤2006年3月12日上午采访续振声谈话记录。

⑥《王恩茂同志在自治区党委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62年7月24日)，自治区党委办公厅1962年36卷。



第二，由于“左”的错误，民族关系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造成了民族关系的紧张。更有甚者，在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操纵下和苏联的煽动下，出现了一股损害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逆流。诸如组织反革命集团、图谋推翻人民政权，成立所谓“维吾尔斯坦共和国”等。①

第三，外逃人员在各地基层少数民族干部的率领下，有组织地集体逃跑。外逃人员情绪激动，手执武器，以死相拼。霍城县外逃的群众也是由小队长率领，用猎枪、镰刀、坎土曼、大头棒武装，声言“谁不让走，就拼死”，并公开用猎枪威胁前往劝阻的县长巴扎尔。外逃的人大肆抢劫社队和国家财物，殴打干部和战士。②

鉴于以上情况，如果中方强行阻拦，则势必引起去意已决的群众强烈的对抗情绪，为一部分别有用心者利用酿成大规模的冲突，不利于新疆的稳定，也会影响对印备战，而这却正是苏联所希望的。

实际上，如前所述，中苏关系正常时中方对苏方在遣侨问题上的作弊行为以及非法发展苏侨的做法表明了立场，与苏方进行了严正的交涉，使苏方有所收敛。1962年5月，新疆当局也曾经试图限制外逃。伊犁地区霍城县的外逃波及到伊宁市和该地区其他县后，政府并没有控制去霍城车辆和卖出去的车票，以至运输站上等待买去霍城车票的人一天比一天增加，每天都有几百人拥挤在车站上。为了防止波动过大，伊犁州决定自5月29日起暂时停止出售由伊宁市去霍城的班车票，于是，坏分子又利用这部分人急于要走的心理，煽动其进行骚乱，于是引发了伊犁“5·29反革命暴乱事件”，苏联驻伊宁领事馆是事件的幕后指挥者③。这证明任何强行阻拦的办法都会引发混乱。

在反外逃斗争中，中国政府始终坚持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原则，采取耐心说服教育的办法，积极劝阻制止外逃。在后一个阶段，虽然采取了一些行政措施，派了一部分武装作后盾，但主要是用于自卫，工作中仍然始终坚持“不开枪，不动武，不与群众发生冲突”的原则，一直没有造成流血死人的事情④。对于个别擅自开枪但没造成危害者仍予以严惩。⑤

关于新疆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居民逃往苏联事件，外交部章汉夫副部长4月24日晚邀见苏联大使，向其提出备忘录，表示对此事件的诧异，并希望苏联有关方面迅速采取有效措施，改变这种情况，恢复中苏国界上的正常状态，避免对两国或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产生不利影响。⑥

为了控制事态发展，减少损失和外逃人员，各地除了劝阻之外，采取了其他有效措施，如惩处首恶分子，抓紧追查外逃线索，查明幕后组织者、指挥者等。外交部指示，对回来的人，我们应该一律接受，并好好安慰、说服、安置⑦，要求维护好外逃人员的财产，不要乱



①中共伊犁州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新疆“伊塔事件”始末及其反思》，第156页。

②中共伊犁州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新疆“伊塔事件”始末及其反思》，第51页。

③中共伊犁州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新疆“伊塔事件”始末及其反思》，第97页。

④中共伊犁州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新疆“伊塔事件”始末及其反思》，第96、97页。

⑤2006年10月1日采访张连中谈话记录。

⑥中共伊犁州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新疆“伊塔事件”始末及其反思》，第45、46页。

⑦中共伊犁州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新疆“伊塔事件，，始末及其反思》，第48页。



拿东西，已经拿了的，要迅速退回。拿了多少，退多少，损坏的要赔偿，逃跑社员已经回来的，要基层干部亲自送去，并进行赔礼道歉①。切实做好逃跑后又返回群众的巩固工作，尽管这部分人数量不多，也要表示热烈欢迎，解除他们的顾虑，安定他们的思想情绪，以争取逃走的群众继续返回，稳定人心②。在边沿县和伊宁市干部精减工作暂停止进行。对已离职未走的苏联籍干部要进行排队，妥善安排他们的生活;自愿离职但不符合去苏条件的中国籍干部也要重新安排他们的工作;该政策传达过程中，解职的中国籍干部要复职③。千方百计安排好群众生活，加强民族宗教政策教育，纠正工作中的错误。

中方还广泛深人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对广大边民群众进行中苏友好、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以及国内形势的教育，以提高群众认识、抵制谣言，抵制对方影响④。实际上当时中苏关系已经到了冰点，仍然宣传中苏友好，也是中方的无奈之举。因为中苏友好对于新疆边民的情绪稳定是至关重要的。1960年7月27日至28日，根据中共中央7月北戴河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向党员干部介绍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和中苏关系问题的通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临时会议，传达苏联政府片面决定撤回在华专家，以及中共中央如何对待这一问题的决定。会议决定成立自治区处理苏联专家回国事务领导小组，处理有关工作⑤。但关于中苏关系恶化的消息在新疆并没有扩散开来。1960年10月从北京下放到新疆霍城财税局工作的孙传松当时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觉，新疆干部的反修防修意识比较薄弱。在北京时，对中苏关系、反修防修的问题讲得比较多，甚至还把中苏会谈的许多文件都给传达了。他到新疆以后，科一级的干部对中苏关系破裂、对立的严重性，可以说是完全不知道，满脑子里还是苏联老大哥，中苏关系怎么好、如何好⑥。只是在1964年中苏这对兄弟彻底决裂以后，新疆地方领导机构在反对修正主义的宣传教育运动中“揭开盖子”，或者说是公开批判苏联，消除了群众中对中苏关系问题的各种猜测，才使得两年来一直进行的“三个一”思想教育真正起到了效用。⑦



①中共伊犁州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新疆“伊塔事件”始末及其反思》，第67页。

②中共伊犁州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新疆“伊塔事件”始末及其反思》，第66页。

③中共伊犁州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新疆“伊塔事件”始末及其反思》，第42一43页。

④中共伊犁州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新疆“伊塔事件”始末及其反思》，第43页。

⑤《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5页。

⑥2006年8月17日与孙传松谈话。

⑦李丹慧:《对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来自中国新疆的档案材料》，《党史研究资料》1999年第4、5期。



由于外逃形成的很多“半家户”(一家人分成两块，有的逃到了苏联，有的留在新疆—作者注)，给社会遗留下很多的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了很好的政策，给“半家户”及时的照顾:当时正值春耕，田地荒芜，牛羊无人管理，中央和自治区从兵团抽调人员到这些地方进行“三代”(代耕、代管、代枚—作者注)，待外逃群众回来后，所有代耕、代管、代牧的土地、财产、牲畜一律交回群众。后来，在通过外交努力遣返外逃人员无望的情况下，成立边境团场，划定边境带，“三代”人员留在当地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和守卫边疆，为稳定新疆局势，防止苏联的渗透、破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与苏联长期在边境展开斗争，顶住了苏方的强大压力，寸土不让，保全了国家领土，有些人在冲突中献出了生命。

1964年后，苏方对新疆外逃人员进行了大量的安抚、收买和训练工作，还是有一部分人不安心当地生活，苏联就把他们遣返回中国，既卸掉包袱，又借此撇清苏联与新疆边民外逃的关系。苏方几次要求中方接收“自愿返回中国的人员”，由于与中方所要求的遣返所有6万多名外逃人员相去甚远，遭到中方的拒绝。在中苏关系决裂和对抗时，中方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被抓获的窜犯边境零星人员，经审查都带有刺探情报和策反的任务。①



综上所述，苏联继承了沙俄的大国沙文主义，又把此带到了新的苏中关系中。苏联不仅不改强夺新疆人口和劳动力的一贯做法，还利用在新疆的真假侨民加强对新疆的影响和控制，并没有因为新的苏中关系而改变旧有的无视中国主权的做法，为“伊塔事件”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的时候，“伊塔事件”的发生又使中苏关系雪上加霜。

“伊塔事件”发生后，中国通过一系列措施，巩固了边防，增强了边境武装力量，改变了过去“有边无防”的状况，肃清了苏联在新疆的势力，消灭了这一危害新疆稳定的祸源。在此基础上，加强民族团结和国家意识教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善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我国改革开放之后，中苏边境解冻，原外逃人员回国探亲，他们羡慕国内的发展变化，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绝大部分的“半家户”不想到苏联去了，想把在苏联的家人拉回到中国来②。中国经济的发展，为边疆地区的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①李丹慧:《对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来自中国新疆的档案材料》，《党史研究资料》1999年第4、5期。

②2006年3月12日上午与续振声谈话记录。


《中共党史资料》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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