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明 戴利朝：民间史料与苏区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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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苏区研究》　作者： 吴永明 戴利朝

提要：当前深化与创新苏区史研究的关键途径之一，是民间史料的全面收集与系统整理。苏区民间史料，大致可以分为与苏维埃革命历史有关的家族文献、契约文书、口述访谈史料、红色实物遗存、民间文艺史料及基层档案馆所藏未刊档案文献等类别。其收集与整理，须整合院校学者、党史工作者、地方档案部门专家、红色收藏家等力量，运用民间历史文献学、深度访谈、实物考察与鉴别等方法。苏区民间史料，有助于丰富苏区史研究的资料库，拓展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内涵与外延，并助推苏区史研究的持续创新。

关键词：民间史料；苏区史研究；资料库；创新

作者简介：吴永明，男，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南昌 330077）戴利朝，男，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江西南昌 330022）

基金项目：2017年度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革命’下乡：苏区史的传播学研究”（17XW04）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得益于大型档案文献的整理与出版，中共党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与此同时，党史研究的深化与创新也日益引起学界的重视。学者们先后提出“多元整合”“范式借鉴”“加强地域史与学术史研究”“注重研究的科学化”等主张。【这些主张，分别参见侯松涛：《中共党史研究：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审视》，《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1期；沈传亮：《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新趋向分析》，《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12期；吴志军：《地域史：学术化进程中的中共党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4期；张静如、陈静：《求真务实与中共历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2期等。】这些主张对于苏区史研究都具有启发性意义，但方法论是一个方面，史料则是另外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怎样强调都不过分。对于党史研究来说，也同样如此。科学家钱伟长认为，治学一定要得法，要创新，“第一是会找资料，你需要的资料”。【钱伟长：《教育和教学问题的思考》，上海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虽然自然科学中的“资料”不是史料，但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2010年，全国21所高校12个中共党史学科博士点、10个相关学科博士点以及相关单位的专家学者就中共党史学科创新发展问题展开研讨。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文本资料是党史研究的基础。……中共党史研究能否取得新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突破史料的瓶颈。建议中央和有关部门加大文献整理出版力度、提高档案资料开放程度、重视对‘活资料’的抢救挖掘和整理”。有专家建议，“党史工作者对史料的认识观念也应适当改变，力求深入探究和挖掘已有史料的更深内涵。具体来说，应从作注释的政治文本研究中解放出来，开掘包括私人记录、口述史料、实物在内的多缘史料，尤其要重视一些双边或多边档案文献的比较互证和‘边缘’材料的运用”。【王心月：《“中共党史学科研究方法创新与研究领域拓展研讨会”述要》，《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1期，第121-123页。】民间史料，当然是“多缘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党史学界普遍未得到充分的重视。

我们认为，当前苏区史研究甚至党史研究都应充分注重“民间史料”，要大力挖掘民间史料，并使之与官方档案文献史料相互比对、补充、修正，不断夯实党史研究的基础。以民间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为基础，中共党史研究、革命史研究将有望持续创新，走向繁荣。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就本文选题，作者曾与张玉龙、黄志繁、张宏卿、黎志辉、曾绍东等进行讨论，颇受启发，谨此致谢。】，本文尝试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为什么要在苏区史研究中注重“民间史料”？苏区民间史料的基本内涵与外延为何？如何收集并整理苏区民间史料？不当之处，请方家教正。

二、苏区民间史料何以重要？

当前，为什么要强调在苏区史研究中注重收集、运用民间史料？这体现在学术史、史料现状、学术界认识等多个方面。

首先，这是源于对苏区史研究与史料整理现状的反思。以往无论是具体的研究，还是史料整理工作，几乎都聚焦于官方档案和正式出版的文献资料，而忽略了民间史料。在实证研究层面，回顾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历程，史料对于其发展和进步产生了明显作用。大致而言，传统的党史研究存在“以论代史”的倾向，史料的存在可有可无，史料的运用十分“任性”。之后，随着档案资料的开放，杨奎松、王奇生、黄道炫等一批学者充分运用档案资料进行研究，使中共党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传统的认识得到丰富、补充、纠正。在资料整理层面，最受到重视的是：保存在各级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及各苏区县党史办的公藏档案文献，苏区革命者或当事人留下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我的回忆》（张国焘著）、“石叟资料”等文集、报告、回忆录和见闻录，官方组织编纂的地方志，以及苏区时期国共创办的《红色中华》《斗争》《民国江西日报》等报刊。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2013、2016年版）为例，该“文库”由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赣州市党史研究室、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编纂整理，并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与江西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系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目前已出13卷，共810万字，分别为“党的系统”（5卷、300万字，2011年）、“政权系统”（3卷、160万字，2013年）和“军事系统”（5卷、350万字，2016年），另有“分省系统”“群团系统”“参考资料”等卷还在编辑中。作为迄今为止收录中央苏区的官方资料最齐全的文献书籍，“文库”对于进一步推动中央苏区研究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广泛的肯定。但是，“文库”遴选的“文献资料的重点”是党的中央领导系统、政权系统、军事系统、中央群众团体、中央革命根据地所辖各省的文件和党政军领导人的文章、专论，以及报刊文章和资料，而产生于民间、关乎乡村社会变革的民间史料并不在其视野之内，实属遗憾。从推进苏区史研究出发，理应弥补这一学术空白。

其次，这是由苏区历史本身具有的民间特色所决定的。众所周知，苏区的历史具有很鲜明的乡村与民间特征。所谓“民间”即乡村社会。苏区革命是一场乡村革命、民间运动。中共革命发生的场域主要是在广袤的县乡基层和村落区域，史料的生产者和基层乡村密不可分。这一性质，决定了苏区民间史料的广度和深度。所谓广度，意味着举凡民众日常生活、苏区革命动员、政权建设、经济发展、文化举措等，皆有相应的民间史料；所谓深度，则意味着其涵义的深刻性和丰富性，即借助这类史料，可以发现苏维埃时期共产党的社会动员以及乡村治理的脉络和具体机制，并重构苏区历史的图景。此外，苏区革命的乡村特色，也在近年来“革命史”与“社会经济史”会通的趋势中得以彰显，这种会通充分体现在2015年广州开放时代杂志社召开的“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论坛上。【刘永华等：《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开放时代》2015年第2期。该刊以此为专题连续多期组织开设了专栏。】

再次，这也与苏区民间史料的现实库存及其现状有关。从原苏区的现实来看，自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民间史料“身价”渐涨，在收藏界已经是众所周知的“秘密”了。有学者喟叹：如果是普通的分家文书，收藏家会让你很便利地用于做学术研究，但如果是苏区时期的分家文书，这恐怕就是珍稀文献了，你得出高价才能获得。

最后，当下提出“民间史料”，也与党史学界自身的反思有关。民间史料在党史学界固然还是新生事物，但是其重要性并非无迹可循。回顾党史研究历程，从1990年代初张静如对“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倡导到21世纪以来石仲泉对“走走党史”的践行，表明党史学界自身对史料创新重要性的理念自觉，即其中暗含了对民间史料在党史研究中重要性的强调。

一是“社会史”。1991年，著名党史专家张静如撰文呼吁“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党史研究”。其涵义为“对党史中的重大问题，包括大的历史事件和有影响人物的思想及实践，利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的成果，从社会生活诸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形成某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复杂的综合的原因，并描述其产生的影响在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反映”。因此，“自然也就要在党史研究中加进去一些过去所不用的材料，特别是一些统计材料、社会调查材料。党史研究工作者往往不太习惯用这些材料，其实这类材料有时很能说明问题”。【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92、95页。】（黑体为引者注）社会史取径，内在地包含了民间史料的重要性。这一论断在党史学界得到积极的回应，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已有学者提出，中共党史研究“材料搜集的范围要尽可能广泛一些，只要是含有中共历史活动相关信息的，或者对认识中共历史活动有所帮助的，不妨采取‘多多益善’的态度。这应该说是进一步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吴汉全、王炳林：《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再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9期，第92-100页。】从实际看，改革开放以来党史资料整理、编纂和利用的特点之一就是“目光的下移”，即“将视野置于社会基层、公民个人”，注重将日记、笔记、信札、账册、照片、表格等作为党史、当代史的材料。【韩钢：《近三十年来党史资料的整理、编纂和利用》，《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7期，第23-25页。】这虽然不是主流，但也是一种积极的趋向。

二是“走走党史”，这是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提出并身体力行的新理念。他“走走党史”的“第一桶金”是《长征行》。在该书的“前言”中，他提出：“要搞好党史的研究和写作，党史工作者应尽量走出‘书斋’，努力去感受和体验一下所研究的党史事件和党史人物。研究和写作党史，仅仅知道一些党史概念，通过文献资料了解些党史情况是不够的。凡有条件和可能，要尽量去感受和体验某些重要的党史问题，努力掌握第一手原始的、实际的可靠材料。”【石仲泉：《长征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第1页。】他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从2003年初开始“走走党史”，陆续用了10年时间重走了红一、红二方面军的全部长征路及红二十五军的部分长征路，足迹遍及原中央苏区的赣南、闽西和赣西南等地，对红军长征的主要路线和主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重要历史人物的重大活动作了深入细致的探究和分析，在宏观上构建起了一幅比较完整的红军长征的生动图谱。重走长征路，不仅仅获得了丰富的感受和体验，也收集到了诸多第一手的民间史料。我们认为，“社会史”和“走走党史”，其中都蕴含了对民间史料的重视。

三、苏区民间史料的初步界定与类型划分

苏区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苏区民众共同开创的新型社会、红色区域，是共产党进行组织、政权、军队、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与管理的重要场域。从苏区的实际出发，苏区民间史料大体是指在苏区日常生活中形成、与苏维埃革命有关，并主要为民间所生产、收藏的史料。

应该指出，本文所说的民间史料，与常说的“民间文献”存在差异。在华南历史人类学者的视野中，历史文献有民间文献、官方文献以及口述资料的文献等三类。其中，民间文献是指在民间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文献资料，主要类型包括：家族文献（家谱、族谱等）、碑刻铭文、契约文书、仪式文献（礼仪文书）、诉讼文书、账本、日记、书信、唱本、剧本、日用杂书等。而苏区民间史料不是泛指原苏区存在的一切民间史料，而是针对与苏区革命历史相关的民间史料。例如，苏区家族文献与契约文书，是通常意义上的家族文献、契约文书之一部分，要从后者之中“去伪存真”，准确把握、充分挖掘、系统收集后者之中的苏区家族文献、契约文书。从具体构成说，还可以加上标语、歌谣、手册（小册子）、照片、图片、录音、录像等音像资料；图书、报刊、手册等文字材料；地图、徽章、票证、宣传品等红色实物；反映相关人物生平事迹的传记、笔记、日记、著作、手稿、字画、书信函件、证书、奖章等。

从具体特征说，苏区民间史料具备了以下方面：一是政治性，史料内容受共产党、苏维埃革命影响，与革命有关；二是乡土性，扎根苏区，和广大乡村紧密结合，史料的生产者、传播者、存留者是苏区民众；三是实践性，源于苏区军民实践与现实生活；四是原生态，即最接地气、最质朴、最直接，不仅闪耀着革命者的理想与激情，也蕴藏着苏区群众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和方式，蕴含着丰富的“地方性知识”；五是琐碎性，与官方档案文献的系统性、规律性相比，民间史料犹如一地的“碎片”。但正如钱钟书的认识，不能因为“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不成气候”，是“孤立的、自发的偶见，够不上系统的、自觉的理论”，就忽视它们，“正因为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这些“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钱钟书：《读〈拉奥孔〉》，《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5-36页。】因此，在苏区史研究中，民间史料需要倍加受到珍视。

为收集和整理之便，本文将苏区民间史料分为如下几个大类：

一是苏区家族文献与民间契约文书。在苏区，每一个家庭、家族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苏维埃革命的洪流中，人、财、物、社会结构、社会心理与地方文化等都与革命遭遇并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些变化既反映在官方文献中，也体现在族谱、契约文书等民间史料中。后者即包括族谱、家谱、租佃契约、买卖契约及账簿、誊契簿、分家文书、赋役合同等文书。从收藏方来说，主要是散布在乡村社会的家族组织和个体手中，还有少量是收藏于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等部门或机构。

二是苏区革命历史亲历者的口述资料。从构成来说，主要有二：一部分是已有的资料，主要保存在相关省市县的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党史研究机构、图书馆以及个体收藏的史料，其中有的已经出版，有的还未公开出版；另一部分是需要研究者自己去访谈、完成的口述史料。由于苏区革命已过去80年，目前健在的苏区历史亲历者或当事人数量不多，十分珍贵。这实际上涉及一个抢救的问题。无论是基于“存文存史”，还是为了弥补文字史料之不足，甚至为了传承红色基因，苏区历史亲历者的口述资料意义不言而喻，浓缩了苏区的鲜活历史和红色印记。

三是苏区红色实物遗存史料。史料分为文字史料和实物史料两大类，历史具有过去性和不可再现性的特征，而且始终存在着时空上的异位与分离。因此，我们必须借助“史料”这一“中介物”去感知历史、认识历史与“发现”历史。红色实物遗存涵盖丰富，是苏区民间史料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有碑刻、票据、字画、收条凭据、公署令、通行证、登记证、照片、像章、器具、钱（纸）币、公债（股票）券、借谷票、会（社）员证、公函证明（路票）、家书、印（袖）章等红色实物，甚至还包括老祠堂、庙宇、桥梁、楼亭等建筑实体。目前，学界已有的收集整理工作基本上集中在口号、标语等文字实物部分，而大部分的非文字的红色实物，收集与整理有待加强。

四是苏区民间文艺史料。民间文艺是苏区精神生活的表达，指在苏区地域范围内反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歌谣、戏剧、新诗、散文、小说、音乐、歌舞、美术等作品，尤以歌谣、戏剧、音乐与舞蹈的影响最大。民间文艺在形式上大多以群众娱乐为载体，在内容上大多以适应革命斗争的政策需要为主题，在功能上则主要发挥思想政治动员和教育的作用。苏区丰富的民间文艺史料，【有研究者考察发现，大别山苏区流传的红色歌谣在三千首以上，歌唱成为大众文化生活的常态。而“打哦嗬”是大别山区民众一种古老的呼号方式，由于适合苏区居民激情的发挥，已经融入了苏区红色歌谣。刘凤梧：《“打哦嗬”：历史记录中的红色大别山之声》，《苏区研究》2016年第5期，第96页。】散存在乡村社区，亟待搜集和整理。

五是苏区基层未刊档案史料。这主要是指基层档案馆所收藏的、还未正式出版的非官方文献史料，这部分档案史料长期以来被忽视，如私人信札、笔记、帐簿、日记、民间诉讼状、手册等。

诚然，苏区民间史料是个复杂的系统，涉及诸多类别，史料的生成和分布也极为多样。研究者需保持宽广、开放的心胸，在以上各方面的民间史料之外，随时收集可能存在的其它民间史料。

四、苏区民间史料收集与整理的方法

从实际来看，苏区民间史料是一座有待挖掘的“富矿”，其种类之丰富、属性之多元、生产和保存之民间性值得关注。史料收集是史料分析的前提，收集方法是否科学、得当，对研究至关重要。因而，既要注重分门别类的收集和整理，同时也得运用文献学、扎根理论等分析工具对民间史料进行系统、整体的分析。

但是，“民间史料”在哪里？需要“走向田野与社会”，“走向历史现场”：“身临其境，在特定的环境中，文献知识中有关历史场景的信息被激活，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仿佛回到过去，感受到具体研究的历史氛围，在叙述历史、解释历史时才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7页。】易言之，我们可以借鉴社会经济史学界实践的“民间历史文献学”及其它方法，对苏区民间史料予以挖掘、收集与整理，从而丰富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

（一）文献收集

作为历史研究，文献收集是资料收集的主要方法。具体到苏区史研究，文献史料包括基层未刊档案、民间制作且未公开出版的文献、田野中的文献史料。主要有以下几大类：第一，基层未刊档案文献。原苏区的县乡基层部门仍然保留了相当数量的未刊档案；第二，村落家族文献。原苏区的基层社区就是广大的乡村社会，村落家族保留了诸多家谱、族谱、分家文书等民间文献，这些文献中蕴含了丰富的革命史料；第三，民间契约文书。像村规民约、土地和房屋交易契约、地契、婚书、分田簿等民间契约，是民间生产并为民间长期使用的史料，蕴含了革命根据地土地变动、社区管理、秩序维护、民间互动等多重史料或信息；第四，其它成文的民间史料，如乡土史志、日志笔记、信函书札、回忆录、地方戏文唱本、日用账簿、诉讼状、调解书、判决书等，从不同的角度记载了苏区的信息。综合看来，这些文献都未公开出版，分布广泛、种类繁多、数量庞大，亟待发掘、收集、整理。

（二）实物搜寻及其史料化

从对象来说，有三个方向：一是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里所存的苏区所属县域的一些红色实物的收集与整理；二是已有的出版物中（特别是红色收藏界的一些成果）“红色实物遗存”的筛选、补缺与重新解读问题；三是散落于乡村社区的红色实物收集。

从工作内容来说，可以分两步走：其一是红色实物的收集整理。有三条路径：一是对档案馆、博物馆（含高校所办的专题博物馆）、纪念馆等机构所藏红色实物的收集；二是从已出版的文献书籍中，对涉及的红色实物遗存进行统一的整理、筛选与编排；三是赴原苏区所属的乡村社会进行深入系统的实地田野调查，尽可能地发掘、收集散在的实物资料。其二是红色实物遗存的“史料化”。红色实物遗存或散落在乡村田野，或成为收藏界的藏品、展品或交易物品，学者经由统一收集、分类和规范整理，揭示其蕴含的史料信息，让红色实物“说话”，努力使之成为和文献一样有益于学术研究的宝贵史料。例如碑刻，需要将其和社区、和其所依附的墙壁等载体结合起来分析，探究实物史料的实质蕴含。

（三）深度访谈

深度访谈是社会学、人类学擅长的资料收集方法，随着历史社会学的兴起和口述史的发展，深度访谈也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收集方法之一。孙立平、应星等社会学者运用口述史方法，对20世纪50年代原根据地农民生活进行了别开生面、颇具新意的研究，不仅对社会学，还对历史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深度访谈的对象，可能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是革命事件的参与者或见证人，是革命时期涉及家族的传承者。我们将从受众的视角出发，通过访谈理解革命根据地的运行及其变化。深度访谈不仅有助于收集、抢救、保存新史料与信息，还有益于研究者理解已有的文献史料。无论是革命根据地时期的革命者还是一般群众，现在都即将步入耄耋高龄，有的则早已离世。很显然，与他们进行深度访谈的机会越来越少，获取真实史料的机会也在逐渐降低，因此这一工作的意义无需赘言。当然，由于访谈问题历时久远，访谈对象的身体与精神状况较差，深度访谈非常困难，所获资料也需要更多的考辨与印证。

例如苏区民间文艺史料，一方面需要在原苏区开展实地的田野调查，对革命前后的民间文艺资料进行系统的搜集与整理，还要收集整理各类机构收藏的资料、已出版的资料；另一方面是对苏区文艺工作者及其后代进行深度访谈，了解和理解文艺作品产生的前因后果及作品文本内容之外的意义。

（四）“互联网+”技术的运用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扩散与运用，逐渐改变了社会生活形态和学术研究方法，也催化了许多传统行业走向新生。充分运用“互联网+”，利用收藏界和党史工作部门的工作网络，建设苏区民间史料收集网络新平台，并探索民间史料汇编与集成的数字化建设工程。通过提供各地民间史料的搜索、上传、收藏、展示、整理平台，为调查者、研究者和收藏家之间提供交流和研讨平台，由此将极大提高研究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此外，有必要对民间史料予以规范整理。一是对收集的文献或实物分门别类予以编目、编排，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苏区民间史料数据库；二是公开出版或面向学界开放，让社会共享。限于民间史料生产机制的特殊性和存留的散乱性，苏区民间史料的真实性、客观性、系统性等都有待专业的校勘、鉴别、研究。从整理的规范看，具体而言，切实遵循民间史料的“收集、入藏、编目、考订、修复、转变为可分析文本、保存、结集出版”等各个环节，同时保存每种史料产生来源的信息及其与其它史料的关联性。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探讨有关苏区民间史料整理的原则、方法、策略及机制等一套基本的学术规范体系，以便同行参考和利用。工作重点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全面、系统梳理各类苏区民间史料；二是探索民间史料学建设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三是尝试构建“苏区民间史料学”的知识体系。

五、结语

近年来，包括苏区史在内的中共党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大型资料文库或史料数据库发挥了重要作用。结合党史学界的社会史取向与历史人类学界的民间历史文献学取向，中共党史研究有必要大力挖掘民间史料，并使之与官方史料相互比对、补充、修正，不断夯实史料的基础。以民间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为基础，中共党史研究、革命史研究将有望持续取得突破，走向繁荣。

这意味着，民间史料不仅仅可以丰富苏区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的史料库，其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可以推进或创新学术研究。我们需要充分依据整理的民间史料，参照官方档案文献，聚焦于苏区史的重要课题——土地改革、政权建设、社会结构、社区管理、经济运行、民众生活等开展系列的专题研究，如土地文书与苏区的土地变革、分家文书与苏区的家庭生活、村规民约与苏区基层社会治理、苏区标语与基层社会动员、族田与苏区共有财产权的变革、戏剧与苏区文化生活、红色实物遗存与苏区文化传播等专题。具体地看，通过利用苏区家族文献，可以重新构建革命者的社会关系网络，深入分析革命者及其家族从事或应对苏区革命的行为及其机理，这对于重新理解苏区革命与家族组织的互动大有裨益；对分田簿、地契等民间契约文书的分析，有助于理解苏区土地革命在乡村的实践，尤其适合发掘土地革命的具体情境和当事人的社会心理，而不仅仅是像以往侧重的自上而下从政党或苏维埃政权作出的解释；通过红色实物遗存的史料化解读，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苏区民众的“历史记忆”及其传承流变，这在以往的研究中并不多见。实际上，收集整理民间史料的过程，也就意味着研究者将目光投向乡村社会，从乡村基层、普通民众个体出发，在“历史现场”中解读文献，从细微处探究历史，对苏区乡村的社会结构、阶级关系、经济关系、血缘关系、家庭制度、宗教影响、民众行为与观念、社会内部矛盾、乡村权力网络等进行多角度研究，探寻苏区革命的具体机制。这种探寻，一方面有助于减少甚至克服苏区史学中自上而下的分析路径所带来的弊端；另一方面有助于丰富以往苏区史研究追求“宏大叙事”而缺失的多样化的民间社会图景。此外，如果拓展视野，民间史料还可以融通苏区史与社会经济史，促进两者的对话，逐步消解两者之间的区隔，同时拓展和丰富两个领域的研究。

应该指出，本文虽然注重民间史料的发掘与运用，但并不认为民间史料可以替代官方档案和正式文献，后者不仅不可能，也十分有害。所谓相看两不厌，在苏区史研究中，应该明确两者的并行互益：官方档案文献是苏区研究中的基础性材料，民间史料需要和前者互补、互证、并用、共存，从而有助于在实证研究中回应和解决苏区史的重大问题。

Folk Historical Data and the Study of Soviet Area History

Wu Yongming Dai Lizhao

Abstract:At present, one of the vital ways to deepen and innovate the study of Soviet area history is to collect comprehensively and organize systematically the folk historical data.The folk historical data about the Soviet area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six categories, including family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history of the Soviet revolution, contract documents,oral interviews, historical relics, folk historical art data and unpublished grassroots archives.In order to collect and organize these folk historical data,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the power of academic scholars, party history workers, local archival department experts and red collectors. During the process,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use of varied methods such as folk historical philology, in-depth interviews,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methods.The folk historical materials about the Soviet area are helpful to enrich the database of Soviet history research, expand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promote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of the study of Soviet area history.

http://www.qstheory.cn/llqikan/2017-10/20/c_112183218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