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继书：我所熟悉的梁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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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熟悉的梁希先生
发布时间：2015-01-15 来源：《中国统一战线》

梁希是我国杰出的林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九三学社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他长期从事林业教育和林产化学研究，晚年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林垦部（后改为林业部）部长，是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朋友，我国近代林学的开拓者和林业界的一代师表。

九三学社社员李继书，1918 年生，194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1950 年起，历任林业部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李继书在中央大学学习期间成为梁希的学生，多年跟随梁希工作。本文是95 岁的李继书老人讲述的与梁希交往中鲜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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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希

梁希是我最尊敬的老师。他出身名门世家，道德高尚，学识渊博。他16 岁中秀才，在浙江号称才子、神童。清朝政府曾派他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海军，他在士官学校上学时也属高材生。后因为帮同校受辱中国同学打抱不平，被开除学籍。随后他投考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林业，回国后从事林业教育，期间赴德国林业研究所进修4 年，对林业科学造诣很深，先后在北京农业大学、浙江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是国内林学界的学术权威，善于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了许多林业专业人才。他为人耿直、性格刚强，不满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不和政府合作，高官不做，一心培养专业人才。

梁希热爱祖国，是个有志之士。在日本，梁希受章太炎等民主革命家的思想影响，与同乡陈英士（其美），一同加入孙中山在东京建立的同盟会，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经常在东京出版的《民报》上撰写诗文，挞伐腐败辱国的清王朝。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他满怀救国热忱回国，投身于革命浪潮，参加了浙江省属军政分府新军训练工作。



毛泽东主席与梁希交谈

抗日战争期间，梁希和同在中央大学任教的金善宝、潘菽、涂长望等国内著名专家志同道合，经常聚在一起议论时政。经潘菽向当时在重庆主持《新华日报》的堂兄潘梓年介绍，他们和《新华日报》建立了联系，开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积极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同时，他们结识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对梁希十分器重，梁希的60 寿辰时，周恩来在新华日报社办两桌酒席为他祝寿。抗日战争结束，国共两党在重庆和平谈判，毛主席接见重庆的民主人士，参加接见的有民主科学座谈会负责人许德珩和自然科学座谈会负责人梁希。

诞生于抗日战争后期的九三学社，其前身就是许德珩、梁希等一批文教、科技界的进步学者，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和感召下发起组织的“民主科学座谈会”，后为纪念1945 年9 月3 日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改建为九三学社，并把这一天确定为九三学社诞辰纪念日。



1937年10月，著名林学家梁希（左）与著名农学家金善宝（右）在重庆合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命梁希为林垦部部长。从此,新中国的林业便与梁希的名字连在了一起。他积极参与和指导中国林业建设工作。梁希既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又非常注意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善于抓重点，掌握要害，开创新的工作局面。虽然为时仅9 年（到他逝世），但为新中国林业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梁希先生对我帮助很大。至今我还记得1936年报考中央大学的情景。中央大学农化系当时在国内首屈一指，要求很高。当时梁希是农化系负责人，我报到时，梁希和校务委员会的几位领导都在场，亲自挑选，我被挑选为农化系学生。梁希对农化系要求很高，比一般的工科专业还要难读。入学24 名学生，第一次考试只有4 人及格。我是58 分，才取得补考资格。

因为身体原因，我后来转入森林系继续学习。森林系主任是李寅恭，共产党人。他是李鸿章的嫡孙，学问深厚。梁希当时是高级教授，又是研究部负责人，级别比系主任要高，然而他对李寅恭非常尊重，工作不该插手的地方绝不插手，让李先生放手工作。李寅恭先生也非常尊重梁希。他们二人相互尊重，配合默契，成为中央大学的一段佳话。

在大学期间，梁希不仅教授我科学知识，而且受到了他的器重，临毕业前，他送给我一张他个人的半身照片，（后来才知道他的照片不是每个学生都给的）。更主要的是，他帮我解决了我在大学毕业后的工作问题，而当时靠我自己找工作是相当困难的！

事情还是从我祖父病故说起。大学毕业那年，我收到祖父病危的消息，赶紧回到老家探望。祖父已到弥留之际，仅存微弱气息，终于等来看自己孙子的最后一面。我告诉他老人家，我大学马上就要毕业了，可以挣钱养家了，老人家很高兴，连声说，好啊，好啊！然而不到中午，他就合上了双眼。看到从小疼爱我的祖父离去，我心里万分难过，又想到毕业后前程茫茫，心里更加焦虑。正在这时，我突然收到了恩师梁希教授的来信，信中说，他帮我安排了在中央林业研究所的工作。我真是喜出望外！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我太满意这份工作了，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抗战胜利后，中央大学在尚未迁回南京前，仍在重庆沙坪坝继续上课，我和梁希同在一个办公室上班将近一年。在此之前，只知道他的学识深厚，教学认真负责。自从在他身边工作后，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他模范的工作作风和敬业精神非一般人可比，更令我产生敬佩之感。按当时的惯例，正教授（梁希是部聘教授，比正教授还高一级）一般是住在家中。不坐班，有事才去办公室。而梁希始终坚持坐班制，每天提前半小时上班，按时下班。他在上班时除安排工作或处理公事外，或到各个实验室（当时共有3个实验室）去检查工作，或在办公室阅读科技书籍，有高度的敬业精神。他对手下工作人员要求很严，不对的地方，严厉批评，遇到困难则热情帮助解决。因此，梁希在群众中威望很高。他不吃请、不喝酒，也不送礼，为人谦恭。在一些生活小节中，他也很认真，例如他的一张办公桌，是一张柏木三屉桌，在抗日战争期间已经用了8 年，而桌面上找不到一丝污渍和墨迹，始终保持油亮亮的。他的每本书都有固定位置，从不乱摆乱放。这些小事上都能看出他严肃认真和一丝不苟的精神。我很敬佩他，我自己很难做到像他一样，只能在某些方面学着做。例如在林业工作的40 余年中，我基本上坚持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办公室，搞卫生打开水，这是在学习梁希先生的工作态度，并不是在作秀，时间长了也能得到同事们的尊重，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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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希部长在木材厂调查

1946 年，中央林业试验所和中央大学从重庆迁回南京。1947 年中央林业试验所和澳大利亚科学与工业组织所属的林产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同意中央林业试验所派两名科研人员进修。所里确定派我和另外一人去。当时我心里很矛盾，去与不去犹豫不定。一是考虑国内时局动荡，远去国外后照顾不了家庭；二是当时对澳大利亚不了解，主观认为澳大利亚工业不发达，去那里学不到什么东西。后来我请教了梁希，他力主我去，我才下决心去澳大利亚学习。去了之后才知道澳大利亚林产研究所规模宏大、组织健全、设备完善，还有一批知名专家领导研究工作，已经取得较好研究成果。在那里的一年间，我的收获很大，对以后在林业部的工作有积极作用。

梁希对我更大的帮助是推荐我到林业部工作，确定了我一生的前途和命运。1949 年6 月我从澳大利亚回国，是年9 月四川解放，10 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得知梁希担任林垦部部长，我当即写了一封信给他。梁希热情洋溢地回了信，说，你的情况我了解，你哪里都不要去，马上来我这里工作……由梁希向部党组提名，把我调入林垦部第一批干部名单上报国务院人事局批准。从此我走上林业部的工作岗位，一干就是40 多年。

从上述我的经历中可以看出，如果没有恩师梁希，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一个美满的人生。我已经95 岁了，时光荏苒，往事已矣。然而，我的恩师梁希却是我要永远怀念，永远不能忘记的。（口述：李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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