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通志1968年5月至1971年9月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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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5月至1971年9月纪事

一、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运动 1967年11月，江青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讲话，第一次提出要“清理阶级”队伍（清队），并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一项紧迫任务，要求迅速开展。 1968年初，市革会召开扩大会议，“清队”列为全市年内首要任务之一，进行布置和动员。5月，中央批转《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后，市革会成立清队专案办公室，全市各单位普遍成立清队专职机构，开展清队运动。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市革会成立清队审批办公室，各单位对清队对象进行定案复查。 清队对象主要是所谓“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历史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现行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等。实际上，全市各级党政干部和各阶层人士和普通市民，凡历史上曾被俘、被捕过的；解放前从事过中共地下组织工作的；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社会关系复杂的，在海外留学或工作过的；有过“不恰当”言论的等，都被列为审查批斗对象。 清队用“群众办案”方法，对清队对象逼、供、信。使用刑罚有数十种。 1968年12月清队运动高潮，市专案办公室列为重大案件的965起，重大集团性案件731起，立案审查达169405人，5449人被迫害致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常委、市长、副市长20位领导干部，除张春桥、马天水、王少庸3人外，全部被诬陷为“叛徒”、“特务”、“走资派”等，副市长金仲华被迫害致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市人委机关900多名干部被诬陷审查批斗，市委统战部长陈同生、教卫部长常溪萍等46人被迫害致死。全市局级以上干部1019人，受立案审查853人。处级以上干部6161人，受立案审查5868人，有3617人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全市文艺界6级以上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遭到冲击，80%被立案审查。周信芳等人被迫害致死。 江青30年代在上海活动的历史知情者，列为“清查”重点，接连制造“演剧九队案”、“国民党沪中区特务集团案”等一系列冤案。 1970年1月、2月初，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简称“一打三反”）。2月4日、8日，上海市革会连续召开全市干部会议，传达中央精神，“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市展开。 “一打三反”运动初期，各单位根据中央文件，查处一批犯有生活腐化、贪污盗窃错误的造反组织人员。1970年6月，张春桥指令“要正确对待老造反”，运动重点始转向揭批“现行反革命分子”，重点打击“文化大革命”初期反对江青、张春桥，尤其是1967、1968年两次“炮打”张春桥活动的参与者。复旦大学一造反组织，因“文化大革命”初期反对张春桥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全校40多名师生受隔离审查，市内和外省市100多人因牵连受到政治迫害，有的被判刑，有的被戴上“反革命”帽子。 到1972年“一打三反”运动基本结束，全市188904人受审，审查“反革命集团”案122个，29242人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罪名，1651人被迫害致死。 二、工、军宣队进驻各机关、事业单位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驻沪陆、海、空三军先后选派1.9万名官兵，建立“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进驻全市1800多个单位，实行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简称“三支两军”）。 1968年7月，北京市成立“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等单位，制止派仗，促进联合。张春桥、王洪文等立即抽调工交系统“造反早”、“敢于斗争”的“工人代表”128人（称为“128个工人代表”），集中学习，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接见。7月28日，市革会成立“工宣队领导小组”，王洪文、陈阿大负责，为工宣队全面进驻各单位作准备。 8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派工宣队进学校的通知》。同日，姚文元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章，传达毛泽东“最新指示”：“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宣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 1968年8月～1969年1月，全市抽调9万多名工人，组成工宣队，进驻全市1971个独立单位。“128个工人代表”也以工宣队员身份进驻市革会各部门和区、县、局重要部门参加领导，实行“掺砂子”。10月，王洪文等人以“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要求，将市革会“工宣队办公室”扩充为6个办公室，第一办公室，主管政宣、文教系统；第二办公室，主管全市10个区；第三办公室，主管科技系统；第五办公室，主管市郊各县；第六办公室主管财贸系统。提拔工总司委员王秀珍、戴立清、黄金海等26人，担任各办公室负责人。1969年1月，市革会原有组、办同工宣队办公室对口合并办公，王秀珍、戴立清、黄金海等分别担任市革会各组办负责人，工总司168人先后进入市革会各组、办以及区、县、局等单位担任领导，其中担任区、县、局党委副书记以上的33人。 1970年起，除文教、科研系统之外，进驻各基层单位的工宣队，随着各基层单位革命委员会建立，逐步撤离。1974年，全市尚有工宣队员1万多人，驻18所大学，1516所中、小学，202所医院，30所市属科研单位。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提出在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销“三支两军”机构和人员。根据这一指示，至1975年3月，进驻全市各单位的军宣队全部撤离。1977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工宣队问题的请示报告》，工宣队全部撤离进驻单位。 三、突击入党、突击提干 1967年，毛泽东提出“五十字建党纲领”：“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1968年10月，又指示整党建党要“吐故纳新”。全国开展整党建党。196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上海市革会《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同意上海市可以发展新党员。市革会指定上棉十七厂、良工阀门厂和上港七区作为全市第一批建党试点单位，并指派调查组进驻指导，发展“第九次路线斗争中冲杀出来的老造反”入党。1970年4月，整党建党运动全面展开，6～11月发展5000多人，大批帮派骨干分子被突击发展入党。如良工阀门厂工人、造反组织工总司“五虎将”之一的陈阿大，在试点之前，就被张春桥内定为中共“九大”代表，实际直到陈入党并当上“九大”代表，仍未填写过入党志愿书。1976年后，全市第一批建党试点单位发展的党员，属江青反革命集团帮派骨干，不具备党员条件而被开除、取消党籍的占74%。1971年2月6日，市委组织组发出《关于在干部中发展新党员和党员组织处理审批权限暂行规定的通知》，提出发展党员经上级单位“预审”，可直接“批准”入党，不必经过基层党组织。到1976年有115名帮派骨干分子按这规定入党。1972年3月，王洪文在市总工会内设立“专案复查组”，专门“关心文化大革命中冲杀出来的老造反”，至1976年10月，共复查了86件案子，为“老造反”“落实政策”。1974年6月，为巩固和发展“批林批孔”成果，再次掀起“突击入党”高潮，年内发展党员占“文化大革命”期间发展总数20%。大批帮派骨干分子被突击发展入党，造成党组织严重不纯。1976年后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突击入党而又不符合党员条件予以清理，至1985年全市予以开除与取消党员资格处理的5413人。 1968年8月，张春桥利用工宣队进驻各单位之机，以“128名工人代表”的名义，突击提拔一批最早参加“造反”的帮派骨干分子，担任市革会各组、办及区、县、局领导。1972年，中共中央提出要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安排部分老干部重新工作。张春桥、王洪文等人提出“要落实老干部政策，也要落实新干部政策”，举办各种“读书班”、“选苗班”，突击提拔亲信骨干。1973年9月，市委组织组报告，提出要在二三年内力争做到区、县、局的第一把手革委会主任中“新干部”占50%左右，做到领导班子“全新”、“全青”。1974年，市委组织组绕过主管单位，制定调整31个区、县、局以上单位领导班子方案，突击提拔56人担任领导。是年10月，中央决定陈丕显重新出来工作，市革会突击整理编制186名“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组织“老头头”名单，对其中一些人重新委以重任。1976年，又抽调30人任科技系统各单位领导。 四、五七干校、“四个面向” 1968年3月底，市革会以贯彻中央“精兵简政”的名义，将全市区、县、局以至公司各机关分成大小两套班子。除少数人员作为小班子继续工作外，2/3以上（有的单位占90%）人员离开工作岗位，作为大班子参加“斗、批、改”（即所谓“斗垮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办柳河“五七干校”，把机关干部和“走资派”送去“劳动锻炼”的报道。五七干校以毛泽东“五七指示”命名。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一信中提出全国各行各业都应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段话后称为五七指示。市革会主任张春桥、副主任姚文元立即要求全市各机关建立“五七干校”，将大班子成员以及“靠边审查对象”和“隔离审查对象”送五七干校。 10月15日，第一批机关干部送到市郊奉贤海边（今奉贤区奉城）建立的市直机关五七干校，到1969年6月，全市工交、财贸、文化、科技以及各区共建立五七干校19所，在校人员1.5万余人。“五七干校”主要分布于市郊各县和江苏大丰等地。“五七干校”按军事编制，组成团、连、排、班，从事开河、筑路和田间劳动，进行“斗、批、改”。同时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设置大、小“牛棚”（专门关押被称作“牛鬼蛇神”的场所），“大牛棚”关押隔离审查人员，“小牛棚”关押靠边审查人员。对被关押对象编“监号”，强迫劳动，随时批斗、体罚。 1969年，张春桥提出机关干部“四个面向”（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文教单位）。至1970年，全市干部2000余人赴黑龙江、云南、贵州等边疆地区，与知识青年一起插队落户；4888人赴南京梅山工程，大多数当工人；近3000人当中学教师。1970年7月～1971年，市革会以高温季节工业、交通运输企业劳力紧张为由，分配20000多名机关干部和文化工作者（包括未去五七干校留原单位人员）到工业、交通企业“战高温”，从事体力劳动。1971年12月24日，中共上海市委发文，批发参加“四个面向”干部的行政供给关系转到所在基层单位，实行“就地消化”。 1970年以后，全市各五七干校逐步转变为在职干部和知识分子轮换下放劳动的场所。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通知》，各单位五七干校逐步撤销。参加“四个面向”和“战高温”的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重新安排工作。 五、“七二一工人大学” 上海机床厂是精密磨床生产大型企业，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在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1958年创办业余大学，招收工人学员，到1965年全厂有技术人员580多人。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文汇报》记者、新华社记者的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编者按语引述毛泽东7月21日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和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段话后被称为“七二一指示”。调查报告指出，要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大学毕业生应先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当普通劳动者，由有经验的工人当教师，由基层选拔经过劳动实践的初、高中毕业生入大专院校。 调查报告和毛泽东批示发表后，市革会立即在上海机床厂召开现场会，张春桥到会发表讲话，要求对照调查报告予以落实。1968年9月，上海机床厂创办以“七二一指示”命名的“七二一工人大学”。全市和全国各地纷纷仿效。到1976年，全市有七二一大学1609所，在校人数8.3万人；全国有33374所，在校人数148.5万人。 1978年3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办好七二一大学的几点意见》，全国各地七二一大学进行调整整顿，除部分具备办学条件的改名为职工大学外，大部分逐步停办、消失。 六、同济“五七公社” 1967年7月，同济大学建筑系部分学生，为探索“教育革命”道路，提出以学校、施工单位、设计单位“三位一体”办学设想。10月9日，同济大学建筑系、建工系、建材系部分师生和上海市建二公司205工程队以及华东工业建筑设计院组成“三结合”“教育革命试点”，定名“五七公社”。11月3日，《人民日报》、《文汇报》同天发表《同济大学教育改革的初步设想》。编者按传达了毛泽东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发布“五七公社”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的教改方案。1969年11月18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社会主义工科大学的雏型》调查报告，称“五七公社”在学校体制、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方面体现“教育革命”方向，对全市文教战线具有普遍意义。1971年6月，同济大学取消建筑系、建工系，两系全部并入同济五七公社。 五七公社“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的教改方案，大量削减和取消基础理论课，废除系和教研室，公社按军事单位编组，学制缩短为3年。实行“两部、三线、一中心”教育。“一中心”是以毛泽东思想为统帅，以三大革命运动（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为中心。“两部”是课程分为政治课和业务课两个部分。“三线”是将原来20余门业务课合并为建筑、结构、施工3线。提出教学服务于生产计划，施工单位做什么工程，学生就学什么课程。“开门拆墙”，学生直接参加体力劳动，劳动紧张，则随时取消教学时间。1977年，五七公社首届181名毕业生，能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的67人，占37%，其余114人全部改做技术管理和行政工作。1967年10月～1976年，对同济五七公社教育活动，《人民日报》《文汇报》等发表120篇文章，称为“教育革命典型”，“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教育革命的突破口”。其中张春桥、姚文元授意撰写、修改13篇。全市其他理工科高等院校效仿，办各种五七公社。 1977年12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撤销同济大学“五七公社”建制，恢复建筑系及有关学科教研室。 七、“赤脚医生” 1958年，郊县农村出现不脱产卫生员，1960年6月全市10个郊县2500个生产大队有卫生员3900人。1961年8月经济困难时期下降到300人。1964年农村“四清”运动中恢复卫生员制度，大队卫生员从300多人发展到2300人。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批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上海市郊卫生员迅速发展，总数发展到4500人。发展较快的川沙县江镇人民公社，有卫生员28人，平均年龄23岁，小学、初中文化程度，在医生帮助下，卫生员业务得到提高，称作“赤脚医生”。1968年9月14日，《文汇报》《解放日报》转发《红旗》杂志第3期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介绍江镇公社赤脚医生。传达了毛泽东对调查报告批示“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不信，请看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那个医生。”1985年1月，国家卫生部决定，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 八、“农业学大寨”运动 1964年，上海市郊开始开展学习农业生产先进典型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运动，学习大寨大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改造自然环境，夺取农业丰收的经验，兴修农田水利，促进农业高产、稳产。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习大寨重点变为狠抓“阶级斗争”，“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并扩展到其他行业。 1966年11月12日，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应邀出席上海市郊农村干部会议，介绍大寨大队实行集体劳动、自报工分、民主评议的“标兵工分”的做法。1967年10月，市农业局召开会议，传达十二省、市学习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现场会的精神。市郊农村根据按劳分配原则而实施的以劳动强度、技术程度规定的定额管理、评工记分制度被批判为“物质刺激”，“在经营管理工作中推行工分挂帅，在劳动报酬上极力扩大差距，阻挠大寨大队的经验管理经验”。全面实行“大寨式”记工法。大寨式记工，把全生产队劳动分成若干等，评出最高等级工分，其他则递减。一般每季，或半年评一次。社员称为大概式评分。 同时，作为“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重要措施，强调“以粮为纲”，强行推广粮食作物“三熟制”，扩大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和粮食作物复种次数，减少其他经济作物种植。1976年，粮食复种次数和播种面积分别从1968年2.03次和707.98万亩增至2.52次和842.45万亩。限制农民家庭副业。并把家庭副业视作“资本主义在农村的自我势力”进行批判。农民生活水平下降。1976年，市郊按生产队计算的劳动力平均收入从1966年248元降到240元，平均每人分配在120元以下的生产队达8411个，占总数30%。 1975年10月26日，根据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中共上海市委批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郊区组《关于建设大寨县的请示报告》，提出要在1976年建成3个学大寨县。是月，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到青浦县徐泾公社，提出上海郊区要学习大寨大队，从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过渡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1976年5、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春桥在多次讲话和批复中说：“过渡要搞”，“上海不能落后”，“我赞成对过渡问题采取积极态度”，“是否有几个公社全部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不只是富社、富队，也要有穷社、穷队”等。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郊区组和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连续召开座谈会，研究从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过渡到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的“过渡”问题，市委写作组还从大专院校抽调400多人到郊区作“过渡”试点工作。7月10日，市革会郊区组提出《关于郊区过渡的情况和今后设想》，提出到1980年全面完成过渡。此后，在郊区开展“穷过渡”运动，到1976年，全市有276个大队实现过渡。 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农业学大寨运动停止。 九、“样板戏” 1958年起，上海文艺界开始编排演出革命现代戏，力图用传统的戏曲手段表现革命题材。其中较有影响的有上海京剧院的《赵一曼》《智取威虎山》《红色风暴》和人民沪剧团的沪剧《芦荡火种》、爱华沪剧团的沪剧《自有后来人》等。1963年，在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口号和毛泽东关于文艺两个批示下达后，现代戏成为上海戏曲改革和创作的重点，上海文艺界调集各方面优秀人才，集中创作和排演一批现代戏，包括上海人民淮剧团的淮剧《海港的早晨》（1964年2月公演）、上海京剧院的京剧《海港》（由淮剧移植，1965年2月公演）和上海舞蹈学校芭蕾舞《白毛女》（1965年5月公演）等。现代戏大多以革命斗争为题材，在戏曲结构、音乐唱腔、人物造型、舞美灯光和伴奏乐器等方面突破传统戏曲样式，融入其他艺术的表现方法，公演后颇受好评。同时，江青对“京剧革命”感兴趣，将上海作为其推行“京剧革命”的一个点，介入上海现代戏创作。并将沪剧《自有后来人》和《芦荡火种》分别推荐给中国京剧院和北京京剧团，移植为京剧《红灯记》和《沙家浜》。 1967年5月1日起，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上海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芭蕾舞剧《白毛女》和山东的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会同北京的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等8个经江青认可的剧目，在北京会演，会演历时37天，演出218场，观众近33万人。5月10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称8个剧目“不仅是京剧的优秀样板，而且是无产阶级的优秀样板，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各个阵地上‘斗批改’的优秀样板。”“给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纪元。”6月10日，《人民日报》报道会演结束，号召“把革命样板戏推向全国去”。 与会演相配合，中央和上海等地报刊接连发表文章，吹捧江青是“文艺革命的旗手”，称8个“样板戏”是江青“呕心沥血”的成就，是“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禁演、不准提及“文化大革命”前创作的沪剧《自有后来人》、《芦荡火种》，淮剧《海港的早晨》等原创剧目，大部分参与领导、创作和演出的人员遭到迫害，《海港》编剧之一、诗人闻捷被迫害致死。 1968年5月23日，上海文化系统革筹会主任于会泳在《文汇报》发表《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首次提出和阐述“三突出”的口号，“我们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精神，归纳为‘三突出’，作为塑造人物的重要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来。”这一提法为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肯定，成为样板戏和“文化大革命”中其他文艺创作必须遵守的“法则”。 1969年9月30日，《红旗》杂志发表《学习革命样板戏，保卫革命样板戏》，提出“保卫革命样板戏”，要求“举起无产阶级专政的铁锤，坚决打击破坏革命样板戏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演出“样板戏”丝毫不许走样，必须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的“样板戏”正式演出本作为标准。一句台词、一个台步、一束灯光、一个道具，甚至一个人物身上的一块补丁，都不能变动，否则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破坏革命样板戏”。自此，文艺界人人自危。上海铜管厂一青年工人因在业余时间组织演出文艺节目，用沪剧传统曲调演唱“样板戏”，以“破坏革命样板戏的现行反革命”罪，于1970年4月25日判处死刑。南市区和上海县的曲艺艺人因演唱《智取威虎山》加噱头，被批斗数百次。 此后，上海文艺界还创作和排演第二、第三批“样板戏”，主题进一步突出“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主要剧目有京剧《龙江颂》《磐石湾》以及钢琴弦乐五重奏《海港》和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等。 十、口号“菜农不吃商品粮” 上海县梅陇公社牌楼十一队，全队24户118人，耕地107.8亩，人均粮田2分4厘，是一个以生产蔬菜为主，粮、棉、油作物夹种的生产队。1969年全队亩产蔬菜5250公斤、皮棉107.5公斤、油菜籽134公斤，粮食亩产达1079公斤，成为上海县农业生产先进典型。 牌楼十一队的特殊情况，引起张春桥、徐景贤的注意。张春桥认为要从“政治高度”认识牌楼十一队的粮食生产的成绩，认为菜农种粮得高产是“斗批改”的方向。徐景贤审阅《文汇报》报道稿件，将原来拟配发的评论员文章改为社论，正式提出“菜农不吃商品粮”的口号，认为“是备战备荒的一个重要措施”，“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可以说服很多人”。并提出：“宁愿多收一百斤粮，不要多赚一百元钱”，“牌楼大队十一生产队能够做到不吃商品粮，市郊不少条件和他们相仿的生产队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11月19日，《文汇报》发表《坚持贯彻执行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方针，牌楼十一队做到菜农不吃商品粮》长篇报道及社论《赞菜农不吃商品粮》。此后，《文汇报》《解放日报》《支部生活》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电视台连续不断刊登和广播市郊各县社队学习和落实“菜农不吃商品粮”的体会文章和措施。 “菜农不吃商品粮”口号的提出影响市郊种植结构。1970年粮食播种面积比1969年增加48.65万亩，蔬菜种植面积减少5万亩，占全郊区蔬菜生产规划面积1/4。城市蔬菜供应紧张。大量减少瓜果等经济作物种植。1969年12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菜农不吃商品粮！》，称菜农不吃商品粮是“经过激烈的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取得的”。把“菜农不吃商品粮”的口号推向全国。全国各地出现“棉农不吃商品粮”、“果农不吃商品粮”、“茶农不吃商品粮”、“林农不吃商品粮”等口号。针对“菜农不吃商品粮”造成的混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严肃批评和及时制止。1970年冬，徐景贤称“菜农不吃商品粮以后不要再宣传了”。 事实上，牌楼十一队并未做到“菜农不吃商品粮”。1969年全队粮食总产29554公斤，实际用粮44113.5公斤（其中社员口粮31213公斤，饲料粮11155.5公斤，种子粮1745公斤），缺口14559.5公斤，国家实际供应统销粮16796公斤。 十一、林彪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活动 1969年6月，林彪、叶群通过江腾蛟，要驻沪7341部队政委王维国在上海组织一个为林彪之子林立果选女友的“找人小组”。1970年3月，林立果将“找人小组”改名上海小组，规定“本小组任务是为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代的各项任务”。小组人员“对小组最高领导林立果的指示必须认真领会，句句照办、字字照办”，“小组的一切活动均是绝对秘密”。1970年8月庐山会议后，林彪集团密谋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1971年3月21～24日，时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的林立果在上海巨鹿路空军招待所召集秘密会议。参加者有空军司令部副处长于新野、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7341部队政治部副处长李伟信等。会议分析形势，研究林彪“接班”的3种可能：一是和平过渡的接班，二是被人抢班，三是提前接班。会后于新野起草拟订武装政变行动纲领《“571工程”纪要》。全文分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力量、口号和纲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等9部分。采取“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车祸、暗杀、绑架等），达到“夺取全国政权”或至少是创造“割据局面”的目的。 3月31日深夜，林立果又在上海岳阳路上海市委警卫处招待所召开有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空军7350部队政委）、周建平（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参加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拉拢军队力量。明确分工：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协调，“进行三点联系，负责协同作战”。 1971年4月9日，林立果在上海开始建立命名为“联合舰队”的武装政变组织，通过王维国在上海新华一村建立有107人参加的“教导队”，私设电台，装备枪支、汽车、炸药等，专门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重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强调要“培养对首长（林）立果的感情”。王维国在全市设置多处秘密据点，组织代号为“二二七”工程和“○一”工程的特种技术小组。 8月1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南方各地巡视，在沿途谈话中，点名批评林彪等人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说：林彪等人“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9月6日，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得悉毛泽东谈话内容，连夜密谋策划。7日，林立果向其“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命令。8日，林彪在北戴河下达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命令办”。同日，于新野到上海，在7341部队军务处处长孙国璋陪同下，同王维国察看毛泽东专列到上海后预定停车地点。晚上8时又赶到杭州，探听毛泽东的行动安排。林立果立即飞回北京，传达“决定在上海动手”。8、9、10、11日，林立果、江腾蛟、周宇驰等连续6次进行紧张部署，打算采用在沪宁线苏州附近的硕放车站用飞机轰炸、或用火焰喷射器和“四○”火箭筒炸毁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制造第二次“皇姑屯事件”等8种阴谋手法谋害毛泽东。 10日下午6时许，毛泽东到上海，列车停靠虹桥机场的专用停车站。在列车上接见王洪文等人，作简单交谈，当晚在列车上休息。11日上午，毛泽东在列车上接见专程从南京赶来的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洪文。11时，王洪文陪同许世友等人到锦江饭店吃饭，12时半毛泽东突然决定离开上海，在南京停留15分钟全速北上，12日13时返回北京。11日晚王维国用长途电话速将毛泽东离开上海消息报告林立果。林彪集团谋杀毛泽东的阴谋破产。 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7/node4604/node79817/node79825/userobject1ai10201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