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盈盈：普通女工与国家主席（刘桂阳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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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桂阳是湖南衡阳电力系统的一位退休女工，她有一个夙愿，就是看望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大姐。1998年是刘少奇诞生一百周年，这一年的夏天，她带着女儿终于来到了北京，这距离她第一次来北京已经三十八年了。从长安街往西，车行几里，路旁一幢外形普通的居民楼，走上一级级台阶，叩开一户人家的门，面容清癯的王光美迎上前来，紧紧地和刘桂阳拥抱……

这是她们的第一次见面，但刘桂阳这个名字，早已深深地印在了王光美的心里。

一、连买盐的钱都没有了

1960年，刘桂阳二十一岁。三年前，十八岁的刘桂阳和退伍军人李培务结了婚，第二年从家乡衡阳农村来到鲤鱼江电厂当了一名运煤工。刘桂阳是高小毕业，在那时，算得上一名知识女青年。虽然运煤工工作辛苦，但两人相亲相爱，已经有了一个儿子。计划中，他们还想生第二个孩子。

鲤鱼江电厂地处湖南南部资兴市鲤鱼江镇，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项目，始建于50年代中期，是一个典型的“坑口电厂”，即毗邻煤矿的火力发电厂，是当时构建之中的华中电网的最南端节点。

虽然只是一名普通工人，刘桂阳对自己的生活却很满足。电厂像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社会，1958年“大跃进”以来，虽然物资供应紧张，但待在厂里的感觉却不太明显，运煤工是重体力劳动，三十多斤的口粮还是有保证的。进入1960年，广播、报纸上又开始了新一轮你追我赶大跃进，“人民公社好”的宣传比比皆是。

1960年7月的一天，刘桂阳接到乡下家人寄来的一封信，信上写道，现在乡亲们普遍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叫水肿病，浑身浮肿，脸肿得发光，脚也肿，一按就是一个洞，好多青年人肚子也肿起来了，父亲、母亲也因此病倒了，最可怜的是爷爷，已经快病死了！家里生活条件越来越差，连买盐的钱都没有了……

读完信，刘桂阳的心中久久难以平静，想起两年前离开家乡出来工作时，村里家家户户还能吃饱穿暖，父亲母亲也身体健康，如今怎么会变成这样？第二天，她去厂里请了假，急匆匆地赶回家去。

对刘桂阳来说，家里的来信和自己实际的感受差别如此之大。她想弄个明白。

赶回家中，病榻上的母亲告诉她：现在大家吃公共食堂，全劳力一天吃半斤米，妇女和小孩子只有四两米。当时的四两米，是按照十六两为一斤来算的，按照后来的十两秤计算，还不到三两。饥饿、营养严重缺乏，是浮肿病的根源。

刘桂阳的姑妈那年才三十六岁，家里有五个孩子，为了让孩子吃饱饭，她向队里提出分一点自留地种庄稼，结果当天夜里就被开了批斗大会，不堪忍受耻辱的姑妈一气之下竟然跳塘自杀，家里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只能拆了块门板做了个盒子，将她草草埋了……

听了母亲说的这些事，刘桂阳彻夜难眠。第二天一早，她去叔叔家，一进门便看见灶台下面堆满了野草，那些野草原来都是采来喂猪的，刘桂阳苦笑着对婶婶说：“看来你家情况还好，还养了猪呢！”谁料到这一说勾起婶婶的伤心事，她说：“你哪里知道，这全是给人吃的！昨天因为我野草煮少了，你弟弟放学回家大哭一场，他说他没吃饱，饿得难受，所以今天我就特别多采了一些野草。”

刘桂阳的姑姑死了，她只不过要求把收归公社的自留地还一点给自己，自己种自己吃。然而，一个农家妇女这么简单的一个要求，在当时却成为大逆不道，这发生在再次“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大办食堂的背景下。

刘桂阳的家乡，位于湖南省衡阳县少白村。衡阳，因为地处衡山之南而得名，属于盆地地貌，土壤肥沃。在这样的土地上都会出现浮肿甚至饿死人的状况，刘桂阳心中郁结难平。

1960年，借助1959年下半年开始“反右倾”的势头，一度被遏制的“大跃进”之风，又有抬头之势，而且越刮越烈。在农村，1959年上半年曾经被整顿，有的地方甚至停办的公共食堂，此时已恢复，并且借“有助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大事”之名，被大办特办在“为了巩固人民公社必须办好食堂”的精神指导下，有的地方甚至回收了1959年上半年交给社员的自留地，把口粮分配到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的公共食堂，粮食再多，又能支撑多久？

更为严重的是，粮食紧缺已经成为全国性的危机。1959年是一个大旱之年，部分地区大旱之后又是内涝，粮食大幅度减产。相反，由于“大跃进”以来大量增加的基本建设项目，城镇人口急剧增加，过去种田的人变成了吃饭的嘴，减产与需求之间的巨大矛盾，开始还以南北调拨、调剂的方式来对付，后来发展到动用库存粮。

但对农村来说，最大的伤害来自于不断下达的征购指标。“大跃进”以来的高估产，换来的后果是“高征购”，有的地方为了完成征购指标，甚至收走了农民的口粮和种子粮。

姑姑死了，父母、爷爷和老乡们都患上了浮肿病，回乡路上，刘桂阳还看到出门讨饭的老人。对这一切，刘桂阳想帮也帮不上。

然而，即便她离开家乡回到了自己的家，在家乡看到的一切还是历历在目。

刘桂阳：我就想起了乡亲们，这不是一家一户，中国农村里面的生活都那么困难，我想我能想一个什么办法，把当时农村的那个情况反映到党中央去。我家里存了一百元钱在银行，我就把银行那一百元钱取出来。

记者：你想干吗？

刘桂阳：取出来一百元钱，我在街上买了一支毛笔，买了一瓶墨汁，还买了几张红纸。我那天晚上就在家里写标语。写“毛主席、共产党、中央各位首长，睁开你们雪亮的眼睛，瞧瞧农村广大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农民吃野草、吃树叶、吃糠，他们得了水肿病，肿脚、肿脸、肿肚子，他们的痛苦生活是建立在人民公社上的”。我是这么写的。

记者：你自己写的？

刘桂阳：我自己写的，还有就是：“打倒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阻碍社会主义前进的高山！”就写了刚刚说的这么一段。大概一张纸上面写个一句两句，总共就写了六张，写好以后，我把它整理整理，拿一个小袋子，装上牙膏、牙刷、毛巾，还有夏天换洗的两套衣服一起带上。我留下四十元钱－－我不是取了一百块钱嘛－－留下四十元钱，放家里给我丈夫老李回来用。

记者：你跟你爱人说你准备去哪里了吗？留个条了吗？

刘桂阳：留了。我留下一个留言条，是这么写的：“李培务同志，我于今日远离家乡，我为挽救全国人民的生活献出我的力量，也可能献出我的生命，万一如此，望你把儿子抚养成人。”

纸条下压着四十元钱，这是刘桂阳留给家里的所有积蓄。背起行囊，刘桂阳出发了。1960年7月26日，刘桂阳来到了北京。

二、“你站在这里不许动！”

刘桂阳要去的地方是中南海。她的想法很单纯，中南海是党中央毛主席办公的地方，到了中南海，就有可能见到中央领导人。找到他们，让他们知道农村发生的真实情况，家乡的父老乡亲就有救了。

但怎么做才能让党中央知道？刘桂阳很冷静，自己下面要做的，有没有风险，她自己明白。

刘桂阳先辗转来到了中南海北门，她向传达室一位中年干部讲述了她的意图。干部解释说，国家领导人都很忙，劝她回去，何况她拿不出介绍信。刘桂阳知道自己要见领导人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了。这是1960年7月末的一个下午，太阳偏西了。

二十一岁的女工刘桂阳没有离去。后来，她找了一块离中南海不远的墙，开始张贴她一路带来的标语，一共有六张。

贴完标语已近黄昏，刘桂阳并没有走，反而做出了一个非常的举动。她跑到附近站岗的卫兵那里，告诉了他。

记者：你干吗要去告诉那个卫兵啊？

刘桂阳：我就是要他把这个事情知道了。

记者：你就想让这个卫兵传个信，是吧？

刘桂阳：就是这么个意思。后来他就出来看，这是谁贴的啊？吓了他一跳，心里好惊讶的，我讲是我贴的，你把它撕下来再说吧！然后他就把它一张一张地，很快撕下来了。“你站在这里不许动！”我讲我不会走，后来他把那个标语撕下来了之后，不是那个大门之内还有那个小房子嘛，那小房子也就是一个传达室，后来收进去大概有十来分钟，就出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就叫我进到那个小房子里面去了，那个人就来问我姓名、住址、籍贯，就问到这些事情，我都真实地告诉他。在这个时候，天色已经没有很大的阳光了（天色暗了），就开出来一部车子，叫我上车。

后来，刘桂阳才知道，她被带到了北京市西城公安局看守所。

记者：你没有问问为什么把你给抓起来？

刘桂阳：后来我当然知道了。你这个贴标语，你不该反对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好，这句话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你反对人民公社，你就是反对毛主席！是这么说。

在看守所里，刘桂阳被反复审问。她被问及贴标语的动机、“幕后指使者”，刘桂阳重复着自己所看到的，自己想做的。六天后，鲤鱼江电厂保卫处和所在的郴州专区公安局派人来，把刘桂阳押回了湖南。

1960年9月27日，郴州专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刘桂阳有期徒刑五年。

三、北戴河正在召开会议

刘桂阳并不知道，1960年7月末的炎炎夏日，中央主要领导正聚集在北戴河召开会议，讨论国际国内问题，尤其是迫在眉睫的中苏关系。就在刘桂阳7月26日赴京的前一天，中国政府再次接到苏联政府的通知，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将在7月28日到9月1日之间全部撤走。这对已经陷入困境的国民经济建设雪上加霜。

刘桂阳此时已经深陷囹圄，她给丈夫留下的字条里的话，无奈中应验了。“我为挽救全国人民的生活献出我的力量，也可能献出我的生命。”她在狱中已经度过了四个月难熬的日子。

1961年年初，刘桂阳突然“因怀孕保外就医”。刘桂阳起初并不明白为什么会突然放她出来，副县长王朋义给她传达的内容是：“你这个行为是敌我矛盾，但是根据你写的这些东西还是属实，所以作为内部矛盾处理，以后生了小孩子，假期满了你还是照常到厂里去上班。”刘桂阳听后感动不已，不久她生了孩子，王县长和厂长、书记还亲自到她家看望她。

这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让刘桂阳不明就里。然而，这突如其来的结果毕竟令人高兴。法院撤销了对她的判决，她被安排仍然回厂里上班。

直到五年后，“文化大革命”来临，造反派再次把她揪了出来，从大字报中，刘桂阳才知道了自己被突然释放的原委。

原来，在刘桂阳入狱后，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从一份《公安工作简报》中注意到了刘桂阳案件，刘少奇找到了公安部的有关领导，对他们说：“她还相信中央嘛，要中央领导下去看看嘛！这能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以反革命为目的吗？”

刘少奇把此事批转给湖南省委，要省里复查。不久，湖南省公安厅送来了复查报告，认为对刘桂阳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撤销原判决，仍留原单位工作，不要歧视她，但要对她进行耐心的批评教育。

王光美回忆：“少奇同志同意这个处理意见，写了一段批语：‘我同意湖南公安厅对刘桂阳案的处理意见。将此件寄湖南省委，建议张平化同志亲自找刘桂阳谈一次，一方面适当地鼓励她认真向中央反映农村情况，另一方面适当地批评她对人民公社的认识和她采取的方法，以便引导她走上正确的道路。’”

后来，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果真在1961年7月26日，也就是刘桂阳进京一周年之际，来到鲤鱼江电厂看望了刘桂阳。

1961年，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陷入更为困难的局面。这一年的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上，为了确切掌握全国，尤其是农村经济的真实情况，毛泽东提出1961年要搞成“实事求是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后，刘少奇在夫人王光美的陪同下，开始着手准备前往基层调研。他选择的调研第一站就是湖南宁乡，自己的家乡。1961年4月1日，六十三岁的刘少奇乘着吉普车开始了历时四十四天的湖南农村调查。

刘少奇的这次访问当时被拍成了纪录片，他在农舍里与村民交谈，走进农民的厨房看看吃些什么，他用竹棍拨弄地上的粪便，分辨人畜的食物构成，他还来到医院慰问因饥饿而浮肿的病人。

在经过剪辑的纪录片里，刘少奇更多的是边走边看，边听边问。和他同去的保健医生许佩珉回忆说，刘少奇原本计划直接回到宁乡，但在半途因为道路泥泞，不得不下车步行。在途中路过一个“万头猪场”，发现里面仅有两头精瘦的母猪，皮毛脱落。刘少奇临时决定就住在猪场里，并就地开始调研。在这个叫王家湾的地方，走访中，刘少奇不禁眼泪盈眶。

在王家湾调研的六天六夜，对刘少奇触动非常大。这究竟是个别现象还是湖南的普遍状况，一时间很难轻易得出结论，于是刘少奇向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提出，他决定暂时先不回老家了，希望就在湖南农村选取一个好的典型看看。张平化向刘少奇推荐了一个全省著名的先进单位－－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

在天华大队，刘少奇几次调整调研策略，才了解到当地真实的状况。许佩珉回忆了一个细节，刘少奇脱下帽子，向社员们鞠躬，希望他们能讲出食堂、住房、生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他还细心地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替来参加调研的社员搞劳动，补上他们的劳动工分。

在长达半个月的调研后，刘少奇会同湖南省委，决定就地解散天华大队的公共食堂，根据自愿退出的原则，做好给社员的退赔工作。此后，天华大队的公共食堂陆陆续续停办。

这是1961年连绵阴雨的4月，刘少奇看到了刘桂阳反映的一切，他想起了这个不曾谋面的女工，此时的她怎样了呢？

王光美回忆，在行车途中，刘少奇转头问陪同的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询问刘桂阳案的最后处理情况。李强告诉刘少奇和王光美，刘桂阳已经返回原单位安心工作。刘少奇听后很欣慰，他说：“绝不可把敌我矛盾扩大，不能用处理敌我问题的办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相反，只要是没有危险的，倒是可以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来处理敌我矛盾。”

刘桂阳不知道这一切，她只知道，这是一个让人热泪盈盈的春天。自己生命中的跌宕，似乎就此打住。这一年，她生下了自己的大女儿，儿女双全的她，日子越来越好起来。

四、“刘主席是不是你的什么亲戚？”

凡是经历过那段特殊岁月的中国人，都不难想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桂阳将会再次遭遇怎样的劫难。

1968年10月，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关于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做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一年后，刘少奇孤独地病死于开封。

因为曾经得到刘少奇的关注，刘桂阳成了“刘少奇的黑线人物”，屡屡遭受批斗迫害，1961年被无罪释放的结论也被否定。1969年3月，刘桂阳被重新拘押，改判十年有期徒刑。

丈夫老李是她的最大安慰，他鼓励她，一切都会过去的，你要相信自己，相信刘主席！尽管丈夫也因为她而受到牵连，被从电厂的保卫工作转岗为起重工，但这个六口之家没有散，孩子们相信，他们一定能等到母亲归来的那一天。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郴州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了1969年对刘桂阳的判决，但退回到1960年的原判，刘桂阳离开了关押地，被遣回农村劳动改造。1979年4月1日，刘桂阳终于被宣告无罪，她重新上岗，成为衡阳市电力系统的一名普通工人。

1980年5月1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决定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妄加给刘少奇同志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刘少奇同志“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

刘少奇平反这天，厂里在会议室召开了追悼会，刘桂阳再也忍不住了，她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自那以后，她开始密切关注着报纸上所有有关刘少奇的消息，1988年11月24日是刘少奇九十岁诞辰，刘桂阳听说要为刘少奇建一个纪念馆，于是她决定选在这天去祭拜他。

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她觉得送花圈、写挽联这种方式都不合适，想了半天，她还是决定用最传统的方式，买上香烛和纸钱，这是祭拜家中亲人的方式。刘桂阳说，刘主席比亲人的恩情还要大。

那天在纪念馆，来了很多人，刘桂阳只能在远处默默地看着，一直到黄昏时，人渐渐散去后，她才和丈夫悄悄来到铜像面前，当她正准备跪下去的时候，突然走过来一个中年人，停下问她：“刘主席是不是你的什么亲戚？”

刘桂阳说：“他不是我的亲戚，他是我的大恩人！”

中年人感慨地回答道：“他不但是你的恩人，也是全国人民的恩人！”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是刘少奇在艰难岁月中留给世间最后的告白。残阳下，刘桂阳含着泪点燃了香烛和纸钱，面向刘少奇的铜像深深地拜了下去。

参考资料：本文有关刘少奇同志湖南调查的内容，选自《往事》栏目《刘少奇：我要听真话》节目，由刘少奇同志的保健医生许佩珉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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