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通志1966年8月至1966年12月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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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至1966年12月纪事

一、红卫兵运动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攻击中共北大党委的大字报，次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并发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同日，中共上海市委成立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由张春桥兼任，各部委办、区县局和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相继成立“文革”领导小组。全市大、中学校和党政机关文化科研单位开始出现针对各级领导的大字报。揪斗“牛鬼蛇神”，批判修正主义路线。8月1～12日，北京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强调“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提出“不要怕出乱子”，“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8月初，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对红卫兵运动表示热烈支持的信和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上海。8月11日，复旦大学出现全市第一个以“红卫兵”命名的红卫兵战斗组。战斗组自筹路费，派代表到北京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复旦大学文化大革命运动。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毛泽东接见来自全国的百万群众，接受并佩戴红卫兵袖章，从此红卫兵运动在全国风行开来。上海大中学校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最多时达5340多个，初期红卫兵组织以学校为单位，自由结合。9月以后，各区先后自发成立红卫兵军区或司令部。10月开始出现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有：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炮司”）、上海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上三司”），以及从中分离出的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红三司”）。中学跨区红卫兵组织有：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上海东北地区指挥部（“红东北”）、红卫兵上海西南地区指挥部（“红西南”）、红卫兵上海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红反会”）等。9、10月，部分学生先后成立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总部和上海市中等学校红卫兵总部，主张在党委领导下开展运动。随着“踢开党委闹革命”风潮刮起，上述两个红卫兵总部被视为“保守组织”，11月以后相继被冲垮。 8月23日，上海红卫兵仿效北京红卫兵，从学校到社会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改区名、路名、店名、校名、厂名、影剧院名、公园名等，全市10个区有6个区改区名，如静安区改延安区，徐汇区改群英区，长宁区改长征区。大多数马路改路名。南京路改反帝大街、淮海路改反修大街。南京路、淮海路等商业街大多数店招牌被砸，80%商店改名，南京路168家主要商店改名133家。永安公司改为东方红百货商店，国际饭店改为亚非拉饭店，哈尔滨食品厂改为工农兵食品厂，共舞台改延安舞台，襄阳公园改向阳公园，黄浦区会乐里改为解放里，卢湾区宝康里改为东风里，南市区桃源新村改为燎原新村。新名有的使用不久即取消，有的延用至“文化大革命”后期，1976年后多数恢复原名。在破“四旧”中，许多名、特、优、高档商品禁止生产、出售。老大昌高档面包、泰山饮食店“掼奶油”奶制品、沧浪亭面馆虾仁面停售。咖啡馆、弹子房以及珠宝、古玩商店停业。商品橱窗被大字报、标语口号和《语录》取代。对行人剪“小裤脚管”、“尖头皮鞋”，剃去“大包头”。砸教堂、庙宇，挖坟墓，焚烧书籍，毁文物古迹以及玉佛寺、静安寺、法藏寺佛像，徐家汇天主堂钟楼、神龛，万国公墓等均被冲砸。建筑物雕塑、古像，岳阳路俄罗斯诗人普希金铜像等亦被捣毁，玉佛寺佛教书店全部经书被焚毁。 8月23日～9月25日红卫兵到街道、里弄、派出所强索所谓“牛鬼蛇神”名单，按名单抄家、搜人揪斗，有的被限期驱赶回原籍。随后抄家对象不断扩大，许多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教师、干部等家被抄。全市15.77万余户被抄家，占全市总户数的6.5%，有的被查抄2～3次。全市原工商业者几乎无一幸免。全市约抄收黄金64.9万余两，各种金银首饰90.7万余件，钻戒、钻石10万多只，珠宝玉器、古玩、字画27万余件，银元239万余元，美钞334万余元，其他外币330余万元，现金、存款、公债3.76亿元。抄家中随意打人，据不完全统计，9月1～25日，市区489所中学361所有红卫兵打人行为，1万余人被打，其中打死11人，打伤961人。 8月24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主持召开市委书记处扩大会议，有关区县、部门负责人到会。市委作出“不要抄家，不要破坏公物，不要搞外侨，不要在马路上脱鞋子、剪裤子，不要随便拦汽车，不烧档案，保护图书”等10条口头规定，要求各区县局党委、党组进行普遍教育、宣传和落实。但这些指示已难以起作用。 8月下旬起，红卫兵和在校大中学生，后扩大到部分机关干部、工人，停课、停工到各地串连。初每日0.5万余人外出，9月中旬后上升至万人以上。爬车、拦车，中断铁路运输。上海铁路分局正点率下降到18%。到10月底，外地到沪串连师生共达40多万人，市、区、县政府部门和大专院校专门成立接待站，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为外地学生提供食宿、交通。以北京为主的各大院校红卫兵设立驻沪联络站，介入上海“文化大革命”运动。 8月31日～9月4日，北京南下红卫兵连续冲击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大院，称“上海市委已经烂掉了”。上海工人、学生劝阻、反驳，发生冲突。曹荻秋不得不多次接见北京学生，欢迎揭发市委领导的问题。9月5日，北京红卫兵冲进延安西路33号市委机关大院。在此影响下，上海红卫兵的斗争矛头也开始指向各级党委，揪斗领导干部。9月份发生冲击各区委机关事件200多起，7000多人参加。 二、上海秘密抄家 1966年6月，张春桥受江青委托，找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郑君里谈话：“江青现在的地位不同了，她过去还有些信件等东西在你家里存藏，在你家不很妥当，还是交给她处理吧。”10月初，江青通过林彪之妻叶群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传驻沪空军7341部队政治委员江腾蛟到北京，面授秘密指令，抄收江青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活动的历史资料。江腾蛟回沪后，实勘搜查对象的住处，反复研究行动方案，并以“空军丢了一份绝密文件”为名，挑选上海空军警卫排战士和空军干部子女组成抄家队。10月9日凌晨，抄家人员面戴口罩，臂套红卫兵袖章，化装成红卫兵，分乘5辆卡车，汽车号码用白纸覆盖。江腾蛟在巨鹿路空军招待所坐镇指挥。同时秘密抄查30年代同江青有过交往的上海文艺界赵丹、郑君里、童芷苓、陈鲤庭、顾而已等5家，抄出材料几麻袋。次日，江腾蛟选出“非常重要”的一包，乘飞机到北京面交叶群。此后，江腾蛟又根据叶群指示，派人把所有搜查到的材料送到北京叶群处，次年1月初，林彪办公室秘书奉命销毁。郑君里后被投入监狱，1969年受迫害致死。1968年3月，江青又通过叶群、吴法宪将30年代在上海照顾过她的女佣秦桂贞骗至北京，捏造罪名，长期关押，1975年获释。 三、安亭事件 1966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批判各级党组织执行一条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反路线”）。是月19日，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共中央批发中央军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取消院校党委对院校文化大革命运动领导的指示精神，宣布停止大专院校、中等学校党组织对本单位“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上海陷入动乱之中。此后，上海纷纷批判市委和各级党政单位领导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时，北京南下红卫兵和少数上海红卫兵到工厂串连，以“工人学生联合运动”为名，鼓动工人造反。11月6日下午，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上海玻璃机械厂工人潘国平、良工阀门厂工人陈阿大、上棉三十一厂工人黄金海等17个单位造反派骨干40余人，参加由北京红卫兵在愚园路311号“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召集的“上海工人串连交流会”，决定于9日成立一个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召开批判中共上海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当夜，王洪文、陈阿大等10余人，冲砸协大祥绸布店和上海纺织品公司第一批发部，抢劫红布府绸等300余尺作“工总司”袖章。8日下午，王洪文等派出4名成员到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办事机关，要求市委承认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派负责人参加9日大会。对此，市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不要成立跨行业群众性组织的规定和工业交通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精神，决定“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经请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和组长陈伯达，得到同意。 11月9日下午，上海部分工人造反派在文化广场自行召开“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发布成立宣言，攻击上海市委“贯彻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称：“我们要夺权”。会后王洪文等组织请愿游行，要求曹荻秋接见。10日凌晨2时，市委委派市总工会主席张祺在中苏友好大厦（现上海展览中心）电影院接见，重申市委“三不”方针，宣传中央有关规定。后“工总司”2000余人冲进上海火车站，强行登上开往郑州的65次列车，声称去北京向中央控告上海市委“打击镇压工人造反派”。上午7时火车开出，上海铁路局根据国务院指示，8时17分将列车停靠沪宁铁路安亭站岔道。中共上海市委组织全市各局、公司负责人100多人赴安亭，送衣服和食品，劝说造反队员回沪。经过劝说，部分工人开始返回上海。中午12时零2分，王洪文等率众卧轨拦截14次沪京特快列车，造成沪宁全线中断31小时34分钟。12趟北上列车被迫停留安亭站之东，上海站36趟北开列车不能发出，从安亭到蚌埠，开往上海的近百趟客货车被迫停留沿线各站。同日，中央文革致电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希望他们回沪，坚守生产岗位，有问题可以就地解决”。11日10时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和副市长李干成到安亭，劝说造反队员回厂。12时，陈伯达根据周恩来指示，发出特急电报，称“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大道理管小道理，搞好生产，这是大道理”。指出“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交通，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又说中央文革小组派副组长张春桥到沪处理此事。 11日晚10时许，张春桥乘空军专机到上海，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由机场径赴安亭。12日零时许与“工总司”和北京红卫兵代表谈判，出示中央文革小组电报原稿，答应回上海后解决问题。上午8时又来到现场，当众答应第二天回上海解决问题。傍晚，张春桥回上海后打电话同北京江青联系，表示中央电报不行，他要等“工总司”造反队员回上海后，同他们一起“造反”。13日中午，市委书记处得知张春桥将与“工总司”谈判，专门召开会议，认为：不能承认“工总司”为革命群众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为革命行动。并电话向北京陶铸请示，征得同意。张春桥出席会议，并同陶铸通了话，表示按此精神办理。下午，张春桥到文化广场与“工总司”谈判，擅自签字同意“工总司”提出的5项要求：（1）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2）承认11月9日大会以及被迫到北京控诉是革命的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派代表），（3）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4）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5）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会后，张春桥回到住所，将5条协议电话告诉陈伯达，取得同意。 14日，在曹荻秋主持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大多数与会者不同意张春桥签字，当面批评张春桥的两面派行为。会后，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打电话给陈伯达，指责张春桥擅自签署“5条协议”。晚上，中共中央常委开会，同意中央文革小组对安亭事件的处理。15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致电通知上海市委，同意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晚上张春桥又逼韩哲一、曹荻秋同赴苏州，与坚持北上的“工总司”二兵团工人造反派签定内容大体相同的5条协议。这两个5条统称“双五条”。16日，毛泽东听取汇报后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21日，中共上海市委被迫将“双五条”印成市委文件下发到基层，引起各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混乱。 四、《解放日报》事件 1966年11月25日下午，“红革会”与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在文化广场联合召开有1.5万人参加的“向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曹荻秋等到会。会场挂“炮打上海市委，火烧曹荻秋，揪出杨西光，罢免杨永直，打倒常溪萍”标语。会上，受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以“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身份到沪鼓励造反夺权的聂元梓发言称“常溪萍问题不是孤立的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他的根子。中央的根子是邓小平和黑帮头子彭真，地方的根子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就是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并领头呼喊“打倒上海市委”、“打倒曹荻秋”的口号，企图以所谓常溪萍问题，揭开上海市委内部问题。（常溪萍，中共上海市委教卫部部长，1964年11月～1965年6月，调至北京大学，担任北大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党委副书记。）会后，红革会要求《解放日报》报道大会消息，遭到拒绝。红革会印发自办刊物《红卫战报》第九期作为大会特刊，并登载《〈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文章。11月29日晚，红革会20多人到《解放日报》，提出《红卫战报》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要求《解放日报》刊登《红卫战报》的文章《〈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提供市委执行资反路线问题的材料。当即遭到拒绝。11月30日凌晨1时许，“红革会”400多人占领报社，强行阻止《解放日报》发行。 《解放日报》造反联合司令部和《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司令部支持红革会的行动。上海另一个全市性以老工人、老劳模为主的群众组织“上海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队员和市民则聚集在报社周围，高喊“我们要看《解放日报》”，并同红革会成员辩论，要求他们尽速撤出报社。12月2日，“工总司”和“首都三司”、“清华井岗山”、“红三司”、“同济东方红”等红卫兵组织也进入报社，支持“红革会”。进驻人员达1000多人，并成立“火线指挥部”。11月30日～12月8日《解放日报》被迫停刊9天。 事件发生后，中共上海市委请示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回电，指出群众组织的报纸和党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报纸，不能夹在一起发行，可以分开发行；如果红卫兵硬冲，要说服，要顶住，这是个原则问题。12月3日，韩哲一、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副市长宋季文、李干成等进报社说服、劝说。12月5日晚，中央文革小组电话指示上海市委，说《解放日报》附带发行《红卫战报》，无非是揭露市委的错误，应该欢迎；地方报刊停那么几天，没有什么了不起。王一平、宋季文被迫在“红革会”的“三项决定”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上签字，“三项决定”是：（1）由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上海司令部合办的《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发到每个订阅户（包括零售户）。（2）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坚决按照中央规定把文化大革命中收集革命群众的“黑材料”（包括北京等地红卫兵的“黑材料”、“黑照片”）交出来，允许查阅有关文化大革命中社论底稿修改稿和其他材料、指示、文章等。任何私下销毁和阻挠查阅的行为，其后果由解放日报社党委负全部责任。（3）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就贯彻执行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向革命群众作公开的深刻检查和彻底交代。“四项要求”是：（1）坚决支持“红革会”的革命要求，以前这样，现在这样，今后也这样。（2）市委必须责成有关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使其他群众组织不要干涉革命造反派组织的革命行动。（3）《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事后，上海市委必须向革命造反派作公开检查。（4）工人革命造反队员回厂后，当权派和工作队（组）不准刁难（围攻、硬拖辩论等）、压制和打击，否则所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12月8日上海市委不得不就红革会“三项决定”和工总司“四项要求”发出文件，通知各级党组织执行。9日工总司、红革会成员全部撤离报社。 五、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后院起火”事件 1966年10月以后，张春桥和姚文元数次和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副书记郭仁杰以及朱永嘉等通电话、面谈，催促早日造上海市委的反，争取主动。12月12日晚，姚文元给徐景贤电话，催问市委写作班是“写文章、还是上第一线”，如果他和张春桥回上海，写作班能不能做他们的工作班子。13、14日，市委写作班连续两天召开全体会议，决定全体成员一起造反。徐景贤派人联络《支部生活》造反队、市委办公厅造反兵团、市委党校革命造反联合战斗队，与市委写作班共同发起批斗市委大会。串连工总司、红革会等造反组织取得支持。16日，大会筹备会发出通知，“勒令”全市各区、县、局党委、党组负责干部到会听取大会的批判发言，各机关均须派代表参加。 12月18日下午2时，以市委写作班为首的市委机关造反派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红革会8000人、工总司1500人到场助威声援。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书记、市委常委以及部、局级领导干部均被“勒令”到场接受“批斗”。会场挂出“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大幅标语，标语内容由徐景贤与聂元梓商定，得到张春桥赞赏。会上，市委写作班宣读集体《造反声明》，徐景贤作《造反方知主席亲》发言，说上海市委“始终贯彻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海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从上到下贯彻了一条黑线”。会后出特刊《火烧曹家营，市委心脏爆炸》10万份，散发全市。会上宣告成立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徐景贤、郭仁杰、王承龙（《支部生活》杂志社造反派负责人）等为负责人。此后，市委、市人民委员会机关各部门出现上百个造反组织，并很快波及到各局、区、县。一时间，揪斗单位领导干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搜查“黑材料”，冲击档案要害部门，“夺权”之声日益高涨。党政机关陷入瘫痪。 六、康平路事件 安亭事件后，上海干部、党员和工人群众对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双五条”不满。11月26日，部分老工人、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等代表组成“上海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赤卫队”）筹委会。12月6日召开30万人大会，宣布赤卫队正式成立。成员多为工人，最多时达80多万人。 12月6日，赤卫队召开成立大会，与红卫兵大专院校总部等7个群众组织联合声明，不承认上海市委对《解放日报》事件的处理。12月23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向市委提出承认赤卫队为革命群众组织，制止工总司打砸抢活动，要张春桥回上海作检查等8项要求。24日曹荻秋签字同意赤卫队所提要求。25日，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大会，强迫曹荻秋承认赤卫队是“保皇组织”，撤销同意赤卫队8项要求的签字。28日下午，赤卫队2万多人到康平路市委机关，要求市委领导澄清是非。是夜，张春桥打电话，指示王洪文等抓住时机调动人马对付赤卫队。为找口实，张春桥、王洪文等捏造赤卫队查抄柯庆施、张春桥家，制造全市性停水、停电、停交通的谣言。并要正在北京的工总司北上返沪第二兵团司令耿金章立即乘飞机回沪，补充实力。“工总司”迅速调集10多万造反队员，控制以康平路为中心的周围道路，包围赤卫队成员。 29日上午，曹荻秋同赤卫队谈判，承认赤卫队是合法的群众性组织。同日工总司、市委机关联络站等20多个造反组织在衡山饭店成立上海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下午，张春桥指示徐景贤等，对“赤卫队”“造反派不能置之不理”。徐景贤等根据指示，在荣昌路（今德昌路）60号成立“前线指挥部”，制定了进攻线路。30日凌晨2时，工总司等成员手持长矛、木棍冲进康平路市委机关大院，围攻、殴打手无寸铁的赤卫队员。清晨6时左右，大批赤卫队成员受伤，91人当场送医院治疗。31日，“工总司”发布把“赤卫队”各领导人统统抓起来的《特急通令》，240多名赤卫队骨干成员被抓。当晚，赤卫队总部被解散，大部分基层组织被砸。同日，约2万名赤卫队成员赴京控告，被阻于昆山。工总司派人乘汽车追打，又制造流血的“昆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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