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赜：难忘插队时走过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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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赜

我在江苏泗洪县界集公社插队八年多（1968/10-1977/1）。它位于一望无际的淮海大平原，洪泽湖西岸。村庄一般在“岗上”，地势高一点，绵延数里、十几里的一长条。庄子周围有一些“岗地”种庄稼，还有大片田地在远离村庄的“湖地”。湖地地势低洼，老农告诉我们，“每照天”（过去），湖地只种一季麦，麦收过后雨多，一个夏天就淹在水里。后来修了水利工程，正常年份湖地夏天不淹水，麦收之后可以抢种一季绿豆等生长期短的作物。

在那大平原上，八年中，无数次走在连接岗上湖地、村庄农田之间的大路小路上。与走路相联，夏天冬天，晴天雨天雪天，两里路，二十里路，有许多难忘的经历，难忘的人和事。

现在选取记忆最鲜明的几次经历，记叙如下。

（1）麦口，挑百斤粮食，走20里路到湖地。

我们插队的大王大队，湖地特别多而远，一半以上的农田，几千亩地，在二十里外的湖地。岗上一长条庄子，东头多姓王，西头多姓谢。王姓占多数，因而得名。我们一家知青在西头谢姓为主的生产队。这里一年中的最重大的农事是麦口，在雨季到来之前把湖地麦子抢收入库。老农说，“麦口麦口，日子最抠”（“抠”念三声，紧张艰苦之意）。全体男劳力和十几岁的女孩子（叫做“姊妹团”）都下到湖地，住在湖地，割麦、打场、拾麦穗，要干十来天才回家。这一期间，岗上只有妇女在家照看孩子、老人。

整个麦口紧张累人。最后的拾麦穗开场时，景象非常壮观。麦地平坦一眼望不到边，纵横分割成块，每块总比足球场还大。收割下来的麦子，在地里一堆一堆，等着用大车装上，运到社场。大车很大，粗木车架的面积堪比解放牌卡车，中间两大轮、前面一小轮，三条牛拉。一块麦地在运输完毕之前，不许进入拾麦。生产队安排人在四边看着。最后一辆大车装车时，拾麦人，多半是完成了割麦任务的姊妹团，加上刚刚从岗上赶来的妇女（有的还带着小孩子），站在麦地边界，排成散兵线。辽阔的大地上，牛拖着最后一辆高高装满麦子的大车向社场缓缓挪动，在它离开麦地的一刹那，包围麦地的散兵线发起冲锋，奔跑着，顷刻之间散布到整块麦茬地。眼明手快的姊妹团，一会儿就能拾一篮子麦穗。界集北边，远到泗阳、宿迁的一些地方，没有湖地，人多地少，那里的人，走几十里、上百里，赶来湖地拾麦。经常可以看到白居易《观刈麦》诗中描绘的景象：“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姊妹团、妇女转战一块一块麦茬地，几天下来，一个人能拾二三十斤麦子回家。那时候，我们生产队分配，一人一年也就分到差不多三十斤麦子。

那一年麦收开始后，队里多数人已经下湖地。不记得是什么原因，我还留着岗上。那天，“老党”谢富田找到我，说：“湖地没得吃了，你跟我一起送粮食去。”湖地新割下的麦子，还需经过打场、晒干才能机面，一开始带去的粮食已经吃完，需要赶紧补充。谢富田是壮年汉子，但有大队干部（党支委）身份，队里安排他干这种辛苦的活，稀罕。我也不多问，随他来到仓库。

仓库保管员，一个资格更老的“老党”，已经等在那里。当地有两批“老党”。第一批是抗战时期入的党，那时泗洪是新四军根据地。1946年新四军北撤。国民党来了之后，留下未走的农民党员多半有被捕、挨打、履行自首手续后回家的经历。文革初抓叛徒时挨整，后来落实政策时这个“历史问题”难解决。这个保管员当时逃到外乡，未当“叛徒”，在庄上倍受尊重。当面或背后，大家都不叫他名字，只叫“老党”，所以我写初稿时想不起他的名字。后来一起插队的王咸提醒：“老党名佩玉，谢佩玉。”第二批“老党”是49年土改工作队培养的，其中有手持“翻身大棍”打杀地主的“痞子运动”好汉，很多外出当干部了；也有留在农村，保持农民忠厚本色的。谢富田是后者。

保管员“老党”谢佩玉是个矮个子倔老头，庄上无论谁要占队里便宜，他都不让。但是我来队里不久，就看到他干的一件匪夷所思的事。秋天，早晨大家把仓库的粮食一笆斗一笆斗扛出来，倒在场上晒，下午乘风扬场，再把粮食一笆斗一笆斗扛回仓库。这叫“出风”，保持粮食干燥、防虫蛀的措施。下半晚，场上粮食剩下不多了，就连我也看出那些粮食成色不好。队长说：“这些留作上公粮吧。” 保管员“老党”把扬场时用扫帚扫出的一堆麸皮灰土疙瘩，又拌回粮食中。身旁一个社员看我一脸困惑，又对我说一遍：“这是上公粮的。”

我顿悟：这是社员在泄愤。我想起文革中在学校看书和油印资料，“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阅读笔记”，获得了对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一些了解。源头在苏联，政策是：农民要为工业化“进贡”。政府实行所谓“价格剪刀差”，工业品贵，农产品贱，二者差距如同张开的剪刀。政府建立统购统销体制，征集公粮时，付的价格低，征的数量大，按满足工业化和城市人口的需要来确定指标，不管农民能否吃饱。插队第一年冬天，我参加公社“扒河”，在湖地大好农田中开挖一条笔直的排水河道。公社革委会一个副主任朱大富来督工，站在高高的河堤上对我们在下面挖土抬大筐的劳力吆五喝六。他一走，社员戳他脊梁对我说：“58年他在许圩大队搞‘高征购’，饿死多少人。谁听他的！”那几年我们生产队交完公粮后秋后决分，一人全年口粮在230斤左右，社员麦口前断粮是常事。现金分配，干一天活挣的工分，值七八分钱。社员的贫困，固然有生产水平低的基本原因，“进贡”政策也是重要因素。老乡多次和我们说过，他们过得最好的日子，在合作化以前。社员怎么能没有怨气呢？

我一开始不理解农民的怨气，是因为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记得小学低年级语文课上曾学过一首《送公粮》的小诗：

踩着露水 / 披着月光 / 雄鸡叫着送出庄

“哪里去？” / “上公粮！” / 阵阵笑声随风扬

我是1955年上小学的。所以这首应景的诗显然意在反映农业合作化以后的形势，社员集体“上公粮”的情况。诗写得清新欢快，但无疑是矇昧扭曲的宣传——在农村谁见过这种场面？我们一代人，偏偏就在这样的宣传中长大。

我们要挑粮食到湖地，一人一根扁担，两个笆斗。“老党”谢佩玉给“老党”谢富田称了120斤，给我称了100斤。这是规矩，要记账。谢富田说我第一次挑粮走长途，少挑一点。我没有争辩，但心里并不在乎，我在队里算强劳力。我一直喜欢体育运动，练就了浑身肌肉，下乡后缺少油水，天天干活重，体内脂肪只有最低限度的存在。

上了路，谢富田才告诉我队里安排他和我来送粮的原因。常有社员送粮走到半路，拐到路边庄子的亲戚家“喝口水”，分一点粮食给亲戚。这种犯禁济私几乎人人难免。青黄不接，社员都在挨饿。防不胜防，还是要防。因此选“老党”和知青来干，放心。

当地农民干活基本不用扁担挑。运肥料下地、“扒河”运土，都是两人抬大筐。我的挑水实践限于为自家挑水，从庄外最远水源到家里水缸，大约两里路。跟在谢富田后面走，一超过走惯的距离，我就开始现原形。肩膀酸痛，喘气加快，步子与扁担忽悠的节奏配合不上了。和他的距离渐渐拉开，一丈远，两丈远，三丈远。他到路边停住，把担子放下，坐下等我赶上来，说：“歇歇吃袋烟。”

他掏出一尺长的烟杆，一头铜烟锅，一头烟嘴，中间用细绳扣了巴掌大的烟袋，里面装的是碎烟叶。老社员买不起淮阴烟厂出的最便宜的八分钱一包的香烟，都是自己在自留地种烟叶，晒干揉碎，用烟锅抽。他先把烟锅装满烟叶，再从烟袋里拉出用玉米缨子晒干编的半尺长的棕色辫子，又掏出两颗燧石。他两手各执一颗燧石轻轻敲击，打出火星落到玉米缨辫子的一端，让它着火，不冒火焰地慢烧。再把辫子有火的那一头轻轻压在烟锅头上，猛吸几口，把烟叶点燃。农民没有钱买火柴，用这种最古老的方式点火。我坐在一旁，欣赏他不急不忙的动作，希望他抽上五袋十袋烟。抽到第二袋烟，他开口说话了：“走长路，悠着点。你多换换肩。一个肩挑，哪个吃得消？”说罢磕掉烟灰，站起身来。

我跟着又上路。我其实不大会换肩膀，在家挑水通常一肩到底。现在就来边走边练习换肩。其实也不难。我数着步子，走两百步，右肩换左肩，再走两百步，左肩换右肩。几次下来，也就熟练了。两肩替换，果然缓解了疲累。但体内缺乏脂肪，负重走长途需要的能量无由补充，越走越虚。

谢富田一路似乎没有特意回头看我，却始终知道我的状况。我们一路又歇了几次。到后来我是大汗淋漓，全靠咬牙坚持了。终于走到湖地。谢富田说：“这一路你遭罪了。我怕你走不下来呢。”

那一次挑一百斤走二十里路，是我下乡后干活少有地吃力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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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81年（离开界集四年以后）回大王岗上庄子，与当年邻居话家常。地点是在我们家西边的邻居家门口，那是一对老夫妻（左五，左六，老太太头转向她右下方），家里只有三个小凳子，其他几位农民就以习惯的姿势靠墙根蹲坐。他们住的还是泥墙草顶的房子。但能吃饱了，很满足。我们家东边邻居王康华（左二）是一个“老党”，十来岁时候，给土改工作队带路进村的。他曾告诉我，“我给培养（服从领导意图的意思，“给”念“格”），很快就在党了”。因为是外来户，在村里是“孤门小姓”，处事圆通谨慎。我们在的时候，他是“政治队长”（好像只有文革中有这个职务）。那天王康华说了一句饱经沧桑的心里话：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再活过来，也不能把我们拉回到人民公社搞集体化了。

81年回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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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抱病孩，踏雪两里路，看医生。

我们知青的住房在生产队社屋旁边，不和村庄相连。家后的庄子里，离我们很近的邻居，是谢佩金。佩金老实本分能干，也有文化，到我们家看到公家给知青免费送阅的《人民日报》，能大体读下来。他是我们的好朋友，几乎天天到我们家玩。佩金年纪比我稍大，但他和余江霞两口子已经生了三个儿子，大利子、二利子、三利子，大约五岁、三岁、一岁。家里很热闹。

那年冬天，三个孩子都得了很厉害的痢疾。拉了几天肚子，孩子都脱了形。我陪佩金带孩子去大队看病。他抱大利子，我抱二利子。离大队二里路，大平原上村庄之间的小路并不狭窄，那条路平时可以拖板车。但雨雪天前人踩出脚印坑坑洼洼，又有冰雪覆盖，一不小心就会吱溜一滑。我们小心翼翼，慢慢走到大队。

大队部旁边有一间赤脚医生的“诊所”。医生会针灸，看些常见病，没有多少药。其中最金贵的是青霉素针水，那是稀缺物资。社员生了病，通常就自己抗过去，很少会花钱打针。但是家里猪生病了，会找医生悄悄给猪打青霉素。农户人家，一年养一头猪，秋后卖了，是最大的现金收入。到供销社扯布作冬衣，就靠它。我弄不懂的是，给猪打青霉素以后，猪还真就好了。

但是那里没有治大利子、二利子病的药。既没有设备化验是不是细菌性痢疾，也不能给孩子挂葡萄糖水补充能量。医生给孩子针灸了。我们抱孩子回家。

回程的两里路上，我心里充满不祥的预感。按说痢疾不是不治之症，但孩子完全失去活力。佩金没有钱带孩子到公社、县医院看病。社员遇到急难会找知青借钱，我的一点余钱已经借在外面，所以我也没有钱。一辈子忘不了那二里路上那沉重的无助的感觉。

回到家里，想到我们家可能有糖。我们很少吃肉，但烧肉时按南方习惯，会放糖。果然找到了，送到佩金家。看孩子喝了糖水，精神稍微好一点。此外，我还能做什么呢？

那天傍晚，邻居来告诉我们，大利子死了。吃完晚饭，我去他们家看望。佩金抱着二利子，坐在灶门口。余江霞在里屋，照料三利子。和庄上多数人家一样，全家只有一张床，一床被子。所谓床，是四根原木（就是粗一点的树棍子）围成框架，下有四条腿，框架中间用绳子纵横拉成网，再铺一张芦席。寒冬季节，也没有垫被。

我到灶门口，在佩金旁边坐下，陪他们。夜深了，冷风从门缝透进来，刺骨寒。每隔一阵子，我就去门外草堆扯一把草，塞到灶里烧起来，添点暖气。本来烧草和粮食一样金贵，舍不得这样用的。天亮时分，二利子也走了。余江霞仰天号哭：“老天爷呀，你一定要带他们走，为什么不把小的带走、大的留给我？大的过两年就能干活了呀！”

2008年（离开界集三十年后）我们大王大队知青七人回故乡。到湖地找到佩金家。他告诉我们，三利子很能干，是家里顶梁柱。佩金、三利子父子两人是“机械化专业户”，家里有中型轮式拖拉机一台，加耕犁、收割机等器械，每季代人耕地、收割，收入在庄上是上等水平。三利子没在家，我们没见到。想不到的是，我们走后佩金他们又生了一个女儿，二十多岁了，她在家，见到我们很腼腆。晚年生活，佩金知足了。听说我们当晚要回到泗洪，他翻箱倒柜找出银行存折，要骑摩托车跟我们的汽车到县城，找饭店款待我们。我们好不容易才把他拦住了。

我们满心为他高兴。我又想起那年和佩金一起抱孩子在泥泞的冰雪路上走的两里地。插队八年中，那一次，最直接地体验了农民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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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8年回界集，在大王湖地庄子，我们一家的三个知青与谢佩金（左）在他家合影。他家有砖墙瓦顶的房子，有长条凳给我们坐，还有个电视机的盒子，和当年家徒四壁相比是明显的改善。但凌乱的堂屋显示，要说富裕，还真是初级阶段。

08年回王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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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雨夜，从知青农场上公社，找胡书记。

后来公社办了知青农场，我从大王大队搬到农场。农场是毛泽东1973年4月25日给李庆霖写了“聊补无米之炊”的信，作为最高指示下达之后，县里、公社为缓解知青生活艰难而办的。在公社南端的湖地，有平平整整、四四方方一千亩地，除了场部宿舍、社场、仓库等以外，有八百亩大田。四周是农民从岗上迁来新建的生产大队。全场有二、三十个68年就从南京来插队的“老”知青，六、七十个74年从泗洪城镇中学下放来的“小”知青。

农场自书记以下主要干部（除场长是本地农民）和各方面骨干都是老知青。大家在逆境中振作，各尽所能，各负其责——大田生产、推广科技、拖拉机、养兔、喂鸡、会计、食堂、菜园，等等，带动小知青，把农场办得很有生气。靠公正周到地处理招工上调（例如，身体不好者先走，一家两人在农场者先走一个，没有特殊原因者按年龄排队，大的先走），压制“不正之风”，促进了人心稳定、向上。

那年初夏，连降几天暴雨。我是负责大田生产的，冒雨去查看水情。看见玉米、黄豆都泡在两寸深的水中，远望一片汪洋。农场地势北高南低。南边和吕南大队的边界，是一条东西向的排水沟渠，在农场东南角，接一条南北向的排水沟渠，穿过吕南大队通到大河。农场的水主要由这两条沟渠排出。每逢有大雨，吕南大队农民就会把向南的沟渠堵死，不让北方来水通过他们地界。我走到农场南头地界，看到的又是这种情况。一个吕南大队农民，披着一大块塑料布蹲在雨地“看水”（看守水情），也察看我们这边的动静。我们农场知青和周围大队的农民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但碰到涝灾排水这种利益对立的情况，就无理可讲。

回到场部听有线广播小喇叭报天气，说下面还有几天大雨。江淮之间每年“黄梅雨”季节，连下十几二十天雨是常事。晚上，我召集十来个强壮而且会水的男知青，半夜去拆吕南农民筑的坝子。一人扛一把大锹， “悄悄地下去，讲话地不要”，在黑夜雨幕中到达地头。排水沟渠因为发水已经成了齐腰深的小河。我和几个敢死队员蹚水过去，站在水中，对着坝子猛插几锹，就捅开豁口。水哗哗向南流去。我们正在扩大战果，吕南看水农民回庄上喊的二三十个农民，呼叫而至。

双方争辩叫骂。我还站在水中，继续尽力捣坝子。两个农民猛地从堤上跳下来，把我扑倒。我仰面朝天，背贴堤坝，被他们全力压着，一时难以解脱。情急间，突然想到在学校“学习解放军”活动中练过的单兵格斗技术，立即用来救急。农民是强壮的，但他们不会对付掰手腕、用膝盖顶肚子那些技术动作。

我甩开他们爬起来，一站稳脚跟，立即大叫：“知青都退到河北去！”我们退到农场地界，他们也不追过来。一场械斗避免了。但我们眼睁睁看着他们把坝子又堵上了。说实话，我心里很清楚：粮食收成对农民一家老小的生计，远比对知青重要。他们会拼命，我们不能，也不应该。

回到场部，几个干部一商量，决定我和另一知青干部连夜到公社找胡书记。这就开始了我们二十里路的雨夜跋涉。

到公社是大路，但在闪电光下看到，路面多处积水。我们就走高出路面的路埂。天黑雨大路滑。我们一路跌跌爬爬，多次从狭窄路埂上滑倒下地。一次摔跤，我的眼镜还掉了，幸好在泥里摸到，在雨水中冲干净，再带上。其实雨水把眼镜打糊，带与不带差不多。但没有任何安全地方可放，只好还是架到耳朵上。不知咋地，我想起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几句台词，套用改作，在心里叹道：“天是黑沉沉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这雨夜的路啊，你是那样的泥泞滑溜！”一直走到天亮时，我们满身泥水到达公社大院，敲胡书记家门。

胡书记被叫起，看到我们，首先自责：“这么大雨，我该早下去的”，立即就要和我们一起出门。他妻子马老师追出来，问：“吃点再走？”胡书记说：“不吃了，先下去。”我们俩随胡书记踏上返程。仍是一步一滑，但能看清路了。

胡书记胡广生，安徽萧县人。1949年在萧县师范读书，和一些倾心革命的同学一起随解放军南下，扭着秧歌进泗洪县城。后来这批人多在泗洪一些学校教书，也有当基层干部的。66年文革开始，他们中不少人是泗洪县最早的造反派，因为他们有年轻时接受的革命理想，有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和敏感，也有多年身为“外来人”受排挤而积累的反感。这帮老造反派属于县里的“小派”，“大派”掌权时挨整很厉害。后来落实政策，结合一些“小派”进领导班子，胡广生调到界集当副书记。我们知青农场就是他推动建立的，也是他一直密切关注、处处帮助的“自留地”。他以焦裕禄为榜样。农场知青待他如兄长。一次他来农场，招大家开会。陈劲作开场白：“大家静一静。现在请胡书记讲话，胡—说。”下面大笑鼓掌。胡书记自己也笑了，说：“陈劲你不要胡说。还是我来说吧，是胡—说。”

我们路过李塘、吕岗等大队，胡书记都带路走到大队干部家，督导抗灾。一到农场地界，立即派农场一人通知下游水泵站，开污工泵抽水。污工泵是直径超过1米的低扬程大水泵。泵站属于县水利部门，也受公社管辖。然后，胡书记又调相邻大队一小型柴油机水泵，安在农场地头往吕南排水。那个队有水泵，没有柴油，我们有柴油，没有水泵。那时柴油是高度紧缺的物资。我们农场也是县知青办特别关注的单位，有时候我们能通过他们的关系搞到柴油配额。入夏前，未雨绸缪，已经抢先买了、存了两桶柴油，供拖拉机使用。

我们站在农场和吕南大队交界地头，看到在水泵吐吐响声中，水往南排。一伙小知青嗷嗷叫，扬眉吐气。胡书记对赶来的吕南干群说，“污工泵已经开了，明天水就能退。坝子拆掉，不许堵。”中午时分，我才和胡书记一起回到农场场部。我什么都不顾，先溜到食堂抓一个馒头就啃。然后，再拿一个带去给胡书记。

那次雨夜二十里泥泞路，可能是一辈子走得最艰难的一段路。

（4）初冬日，土路骑自行车，带含英从公社回农场。

那年秋后初冬的一天，含英和我到公社办事。完事时已是下午，我们急于赶回农场。我去农科站找站长老罗罗克佐。他经常到知青农场指导科学种田，我们很熟悉。他在我们农场推广了良种、绿肥、稻田除草剂，有了成果，会带周围大队农民来参观学习。我借了他下乡用的自行车，说好改天农场拖拉机上街，带来还给他。

我骑上自行车带含英从公社回农场。一上路，就知道今天糟糕了，路况太坏。

宽敞的泥土大路上满是一条条的车辙，秋收时牛车拉庄稼压出来的。一个牛车两个大木轮子，轮子一周箍铁条。满载的牛车压在土路上，车辙一两寸深。本来赶牛车，车轮卡在先前已经压出来的车辙里走，最省事。但左右两边拉套的牛，与中央驾辕的牛，牵引方向不能总是保持一致。由此一辆辆牛车的前行轨迹是一道道大体顺行的非直线，有无数摇摆曲折，时常交叉。秋后路上车辙最深，因为大宗庄稼玉米、黄豆、山芋在秋收登场，牛车用得多。过了一冬，雪化过、下春雨之前，路面最平整。夏天多雨，路面满是坑坑洼洼的脚印，也难走。

不幸那一天，路况很是“掰置”人（界集话，意为负面的“为难”人或中性的“摆弄”东西，此处取前一意）。自行车的两个轮子很难卡在一条弯曲的车辙中前进，因此常常要从一条车辙蹦到另一条车辙。我两手使劲把住自行车龙头，龙头还是在车辙之间乱扭，车子在疙瘩喽嗖的路上颠簸。含英让我安心，在后面说：“我稳稳的，掉不下来。你只管骑。”我大受鼓舞，同时也充分领会到，下车步行不是可行的选择。唯有低头奋力踏车，稳住车龙头，曲折前行。

天黑前终于骑到农场。对她说，“这活儿别人恐怕干不了。”暮色中，听到三个字的回答：“我知道。”

土路骑车难，土路骑车带人更难，此次冬日土路骑车带人最难忘。

在插队时走的路，有两种意义。一种是物质世界的历程，一种是精神层面的体验。四五十年过去了，二者都还记在心怀。

202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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