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志鹏 大学篇：六四年四清的回忆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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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篇：六四年四清的回忆（一）

致读者先生们：我虽是一位七十有六的理工科老高级工程师，但我的文学水平，充其量不过初中耳！我是五八年进入初中的。因当时大跃进，学校常停课大闹钢铁；我便与一些顽劣们不上课，外出玩；一个学期旷课达二百节以上。成绩除美术五分外，音乐体育尚可外，其他全不及格。我理所当然成了班上最落后的学生。高中虽然我发奋，考上天津大学；但我又偏科于数理化专业。所以，我的文学水平甚低。敬请大家不客气、及时指正我的缺陷！志鹏不胜感激。
我之所以萌发写过去一段历史，因为我一生是伴随着共和国成长的，我亲眼看见解放军进城，天翻地覆我都经历过；我有责任把这段历史真实地写出来！

六四年，校内的政治空气一天浓似一天。学雷锋，学王杰，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特别是听了关于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的先进事迹报告后，同学们在每星期的下午或晚自习都要开一二次生活会。大家主要谈思想、谈学习毛选的体会；思想工作抓得很紧。那时，大学里是禁止学生谈恋爱的，稍有苗头的都会被班上团支部书记，甚至级主任找去谈话。但年青人到了大男大女情窦初开之际，犹如“春风已渡玉门关”；那种对异性的爱慕之情油然而生。不少青年学子私下以目传情，但大家顶多限于恋爱和情感的交流，绝不敢再越雷池一步，否则，双双则会被无情地开除。

在“天大”主楼后、朝六里台去的几幢楼的通道由于夜晚灯光比较昏暗，往往就会有几对情人坐在台阶上私下约会……在每月必开的“形势报告会”上，我记得校党委副书记崔希默严肃地批评了这种“不正”之风。要大家为革命而学习。并提议：在那些常有约会的暗处多拉几盏灯……难怪，现如今香港影视中常有“灯泡”之说。

学校提倡：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衣服破旧不是丑事，但要清洁。好像是化工系的一位学生，他农村的母亲来看他，因他嫌母亲衣衫破旧，丢他的脸面；他竟对同学讲，这是他家请来的保姆。后被校方查知，给了他严重的警告处分，并在大会上公开点名批评……

这种连生母因穷困都不敢相认的人简直不是人，太虚荣了！当年年底，毛主席发表了一个重要指示：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要我们停课半年，去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下乡时，大家不准带什么专业书籍去看，更不能看小说之类的文艺书刊，只能带“毛选”。也不能讲自己是大学生之类的话，男女生活作风如出现丁点儿问题则要受到严厉的纪律处分，甚至开除。

我们以班为单位，集体坐火车到石家庄一带的赵县。下车后，同学们似乎来到一个油花厂里，大家都集体睡地下统铺；男生一个屋子，女生一个屋。在那“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风风火火的年代，大家都如临战场般，查管极严。那天下午，崔希然副书记以他那特有的手式演讲：“我们这么多同学来到赵县……”他把手这么一比，大家都感到挺滑稽，但谁也不敢笑——因为这是在听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报告哇！崔书记讲了当时农村的基层组织可能已烂了三分之一，不少干部多吃多占，而百姓生活极为困苦。有的干部竟无法无天，他大白天到人家社员家去找女人，而这家男的还要知趣预先躲开，不敢有半点反抗……有的女同学听后，都气愤得哭了……接下来，便是一连好几天的讨论学习，每人都得发言、谈体会，挖思想里不健康的东西。要向解放军学习，挖第三层思想：即第一层可对外人讲的；第二层可对亲人、妻子讲的；第三层则是唯有自己知之的隐私。可见，那时政治空气之凝重。我自幼较腼腆，在大众场合，常常“情急之下方寸乱，未曾讲话脸先红”。直到参加工作后，才渐渐好转。对此，家父在我年幼时常当着大家的面，讲我没出息，不出众……谁知伤了自尊的我越发不爱谈话了。我为什么突出讲这点呢？这是家父教育的误区：孩子的缺点并不是当众批评，他就会变好的；相反，他会变得更差！而应该把孩子的缺点以另一种鼓励方式——比方讲：“我孩子在学校里老师表扬他发言积极、胆大……”也可能这情况就会朝意想不到——好的方向突变。

孔夫子的两个学生分别去问他同一个问题，他一个采取鼓励的方式，而另一个则是告诫、陈述厉害。他旁边的学子们都好生奇怪，不解地问他……孔夫子便讲：前者，此人过于谨慎胆小，只要有勇气，以他的才干不会有什么多大的问题；而后者胆大粗心，也可能会捅漏子……因材施教——圣人之道！

别人都一套套地结合学习毛选，谈了自己家中谁谁做了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自己思想有什么不检点和后进之处；而唯独我一连几天不吭气。主持会议的老师以为我有什么思想包袱，还给我来了个“重点帮助”。后经他指点，让我先写了发言提纲，于是，我也谈了中学时为了补贴家用，过神画门神之类的事，并上纲上线认识到：客观上，宣扬了封建的糟粕……自己也奇怪，我这次发言倒十分流畅，并得到老师的表扬。

一天夜里，我因睡在这稻草铺的地铺上失眠，一更天了，我尚未入睡。就听见一位同学在睡梦中喊道：“我们能容许地富反坏破坏我们人民的江山么？！”他大声的呼唤竟把睡梦中所有同学的“睡思”整体地调动了起来，大家在睡梦中竟齐声高喊道：“不能”！之后，大家都猛醒了。这事因我至始至终是“众人皆睡吾独醒”，所以，我也好生奇怪——大概大家在睡梦中仍在搞阶级斗争吧。我想：可能是睡梦中，由于脑电波相互作用、彼此影响才可能有这种巧合；大家嘻嘻哈哈谈笑了一阵子，又睡过去了。经过几天的思想清洗，我与李骥、张铁义、张宏德，张顺颐几人被分到北冯村，编入工农干部中，下去四清了。

那秋末初冬的天气阴暗，天下着小雪，刮着刺骨的寒风。马车夫牵来一匹皮毛光泽的栗色大马，拖着一辆马车。那马我清楚地记得它脑门上有一条长窄的白花斑。马有力地喷着响鼻，不停地刨着蹄子，似乎它有使不完的力气。我们抱上被褥和行李，坐上车后，马儿就迅速地跑开了。从县城到北冯村足足走了二个时辰。

我们终于到了一个较大的村落，这儿便是北冯村，这村大约有百来户人家；以宋姓为主。我尚记得一些人名，如宋书辰，宋洛斋，宋洛水，宋洛恩等等。

四清工作队早已进驻了，他们都是赵县附近其他单位抽调而来的，负责的是陈林队长。陈队长约五十出头，大大个子，眯缝眼，人挺正派。当时他是某公社的党委书记。因他手下多是其他单位借调来的，无论级别、资历、年龄都不及他，所以大家对他很尊重。那时，我们还只是十几岁的小伙子，他叫我小余——老还老带个“子”字。

当时我被分到大队部，协助老丁整理材料：把群众中反应的问题统统汇编成册，梳辫子似地归类整理。老丁戴着一个黑框深度的近视眼镜，不多言多语。有次，他头天布置我如何抄写，格式如何……第二天，他又临时改变主意，要我重新来，弄得我原已花费了一天时间抄写的东西又全报废了。

但通过抄材料使我了解了许多的“内情”。当时，一位宋××他有三个儿子，都是壮劳力，自己又是村支部委员，他让他儿子养蜜蜂，日子过得很火旺。我们去时，他儿子正放蜂在外尚未回来。所以四清工作队“整”他，讲他走资本主义道路。有次，我与工作队老耿去开批斗他的会，老耿劈头盖脑地批他，讲他放着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不走，偏要走资本主义！

还有一个三十左右的妇女告发他：在她年幼无知时，宋××以食物为引诱，诱奸了她，在她长大后，还长期纠缠她不休……老耿采取隔山震虎的方式，“熊”了他几句。那个村干部的头上直冒着汗，一声不吭……

老耿个子不高，约四十几岁，因前额的头发过早地脱落，以致显得前额格外的大，小眯眼，人很开朗乐观。似乎他是在某公社搞保卫工作的，对老陈必躬必敬。但他也常开些玩笑，他讲天底下，丈母娘是天下第一大好人：姑爷上门，白天杀鸡招待；晚上还给姑爷一个大姑娘，哈哈！……四清工作队的人都笑得前翻后仰的。他也谈他年青刚结婚时，老瞅着那太阳，咋还不下山呢？……工农干部在一起，往往“性”的晕段子就特多。

修改于202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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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篇：六四年四清的回忆（二）

进村不久，四清工作队团部开第一次集体大会，我们吃过早餐就到邻村去了。那天，人很多，我们也看到许多多日不见的同学，大家都亲热地打招呼。作报告的是县级干部，但他在报告中，往往把“鸡×”当作形容词，几乎每讲几句必加上这口语，弄得许多女同学很尴尬，似乎那一带的人讲话都带这个味！

会上还当着全体工作队的面，把某村负责搞四清的工作队长给撤了，并把他的行政级别由17级降到19级。原因是这人生活作风差，道德败坏。他到那个村后，先了解那些妇女生活作风差，然后找“破鞋”；并把她提到妇女队长的位置，私下苟且……弄得政治影响极坏……

在大队部，旁边就是工作队的食堂。为了改造自己“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所以我们自己常常主动到井里去打水、担水回大队。刚开始我把系好绳索的铁皮桶吊放到井中晃动，却总打不上水来，后经我们班同学张铁义指点，因他是农村的，他会打，先晃一两下，等到桶口朝下时，就把绳索放下，便满满地提上一桶水来。我模仿他，很快也就学会了。

由于工作队的人多达十几人，而做饭的炊事员是一位年近花甲的矮小老头。所以队里规定：四清工作队的人都轮流帮着炊事员弄饭。那日，轮到我与刘东都俩人值班帮厨，他负责做窝窝头，而我负责烧火。那时烧火用的是煤灰。通常人们烧火是先放上木块草纸之类的引火之物，点燃后，就开动鼓风机，等火头上来后，再塔上调好的湿煤灰。而我则采用小勺，铲一点点干煤灰，向火头上面一撒。这时，干煤灰立刻发出一阵炸裂之声，金蛇飞舞……这样一来，火力猛增。本来要蒸半小时，蒸笼方上大气，而我十分钟就上大气了。刘东都还赞不绝口地讲：“咳！小余的火烧得可旺呢！”距离正常时间还有十分钟，我们猛然闻到一股竹子烧焦的味道！不好，我和刘东都连忙抬开下面已有焦味的蒸笼，一看，一口大锅已烧得通红通红，一大桶水早被烧干了。这下我新的烧煤法可闯了大祸，把蒸笼也给烤烧焦了！——刘东都，三十岁出头，典型的北方人，“国”字脸，白白净净的，平日总爱笑嘻嘻的，额头上过早出现的皱纹似乎增加了他的成熟感。据讲，北方人生下来的孩子，还在摇篮之际，就枕小米做的硬枕，后脑勺被压平后，脸就呈“国”字型的脸——面子大，漂亮！刘东都他常负责与村干部谈话，做思想工作。他是知识分子型的干部，比较文雅。但他极好讲梦话，每天夜里，他的梦话又开始重复白天对干部的谈话……队里的李春林那天被他吵醒，他就装着村干部假与他应对，两人对话时间长达十来分钟；弄得大家都笑醒了。而最后被笑声惊醒的刘东都，还茫然不知我们笑什么……

我记得还有一位吴志明老大姐，对我们这班刚介入社会的学生十分关照。五十多年过去了，一想到那段时光，那些熟悉的面容和四清工作队之歌的声音立刻浮现在我脑海中，简直如同倒观电影似的……我真想再去拜访那些久已惜别的人们，估计有的人都不一定在世了。

我们学生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访贫问苦——要走访老贫农。那时，村里有两位孤苦的五保户洛水大爷夫妇，年龄都七十好几了，无儿无女的，是老贫农。老大爷他的大衣已被多年的污垢重迭而形成“盔甲”了，油光滑亮的。班上女同学们好心帮他拆洗。谁知这衣一下水便“化”了，多年已腐的布本靠着污垢粘合在一起，这一洗就如同出土文物般，见空气就“风化”了，同学们只好凑钱、凑布票给老人又重新做了一件新大衣，送给他。

当地的小孩子鬼点大，就叼一根用废纸搓卷成的**土“香烟”。当地老乡们在田头都种有烟叶，等等烟草长大成熟后，便晒干揉碎后，然后随便找一张废纸，将烟叶卷成卷，然后用指甲在牙槽上一刮，涂些粘糊在卷包处，再点燃，便美美地抽起烟来。

当地的孩子还在摇篮之际，大人们就朝小娃娃们面部喷烟雾，刚开始小孩子会被烟熏呛得哭；但时间一长，不喷烟他反倒要哭了——因他也上瘾了。所以，当地三四岁的孩子叼根烟是很通常的事。他们嘴里叼根土纸烟，下面穿着破裆裤，一条寸长的小 j 搭露在外面；上下两根烟，真叫人忍不住发笑！

有一天，一位村民领着我去看一个五六岁的孩子，他问我，这孩子像谁？我一时答不上来，他讲：他像宋××么？他不说，我倒联想不起；一说，倒真倒有三分像了——他也是那么一张“长马脸”。这孩子衣衫破烂不堪，这么大了，天这么冷，他还只穿着一件中已破旧，显得过小的开档夹裤。这小家伙倒也挺逗人：他把两条腿从破裤脚管中抽拨出，故意旋转起来，两条破裤腿飞旋起老高，而两只冻得红红的细弱的小腿和小小的光腚显露于外——这么寒冷的天气，说真的，我心中当时很不是滋味；我们的老百姓咋还这么穷困？现在，我们已进入一个新世纪，我想赵县那儿的百姓现如今也定会过上好日子，再不会像六十年代初那么贫苦了。

据那村民讲：村里还有几个孩子也是宋××的种。原来宋××是村副书记，那年修水库，村里男劳力统统被指派到修水库去了，数月不准回家。而这宋××于是便成了“播种机”，便轮流到各家去夜宿了。

我在大队整材料，深知道此人品行极为不端：那日，他到一家妇女家奸宿后，第二日，便让那妇女到他家去拿半袋豆子，因那妇道人家已断粮数日了，而他家粮食却吃不完。

那时，当地的妇女因缺粮，女性正常的生理现象都没了。六零年，只有大队一干部家生了一个孩子……

当时《四清简报》还报道了这么一件事：一天，一个喝得烂醉如泥的大队干部路经刚新婚的一对新人的新房门口，他顿生邪念，便用力敲打着房门，敲开门后，他把新郎推到坑角用被子盖上，而他却重重压向早已惊恐万状的新娘……第二日，小俩口子就闹离婚了。

所以，崔希默书记所讲的基层情况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联想到近几年某《文摘报》报道：某村干部“一天一只鸡，三天一头羊，村村都有丈母娘，夜夜到处做新郎……，”讲的虽说是个别部分现象，但此等“老鼠屎”足以动摇党和人民赖以生存的社会根基，破坏干、群鱼水关系。所以我一再重复讲：官吏制度若不从“上司提拨制”改成“党内竞选制”，反贪腐就会软弱无力，并会越演越烈了；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难以充分发挥出来！

有天，村民指了旁边一位三十刚出头的中年汉子问我：“你知道他儿子多大了么？”原来北方过去兴“大媳妇”的习俗：当儿子尚十二三岁时，便让他娶一个十八九的大姑娘。所以，他刚三十出头，他儿子却早已到部队参军去了……

我母亲也曾讲有这么一件事：旧社会，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抱着个一二岁的小孩；小孩哭，小姑娘也哭。过路的人好心对她讲：你赶快把弟弟抱到他妈妈那儿去呀！谁知那小女孩讲了句叫人难以置信的话——我就是他妈呀！过去旧社会有些低劣的旧俗，现早已被解放后制定的《婚姻法》废止了。

四清工作队男女之间管束极严，我们队有一位师范毕业已几年的女孩，由于形象之故，老大尚未有情郎。不知什么时间与工作队中三十出头的吕某好上了。吕某乃有妻之夫，不过妻远在江浙。他正值中年英俊，也孤独难耐，女方就主动搭讪邀请了；男追女，如隔山、而女求男，如穿纸。俩人便常常单独呆在一起，窃窃私语……于是，工作队就下令把那女子调离了。我记得那女子走时，还大哭了一场……

队里财务保管李春林讲了一件趣事：那日，吕某到县里去办事，不想被一花痴的女疯子给缠上了，她围着吕某唱：“我的夫呀！”……吕某不好意思地笑着默认了。



202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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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篇：六四年四清的回忆（三）

宋洛学是北冯村村支部书记兼村长。这人我见过，约六十开外的老人，一头灰白的毛发，胡子也挺长；不过，身体还挺硬朗。六十年代，文学作品上常以“老支书”为题。似乎这“老”就意味着正确；干部一屁股坐到底，不死不换人；这正说明我们干部制度的僵化落后，缺乏竞争——封建！这与先进的“辩证唯物论”根本背道而驰！难道人们不知晓：流水不腐的道理么？！

天还蒙蒙亮，宋洛学他就起床敲响钟，把人们赶到田里去劳作；虽很晚才收工；人们却出工，不出力。我估计宋洛学他有二个目的：其一，这样可体现他对党的忠诚，对工作负责任；其二，把工作队与群众有意识隔开。于是，工作队来了一个“三同”：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时候我们也常到各家各户去吃派饭，顺便了解情况。吃派饭就是工作队预先知某某，我们到他家吃派饭，吃完后必须交钱和粮票给他们。我记得我到过宋书辰家吃过饭，他虽是农村的人，见过市面，讲话也很有条理。他原是村干部，家中也很干净，吃的是窝窝头和稀饭——桌上放了四样小菜。我清晰地记得他在咸萝卜丝中还滴了两小滴麻油；这在那物质贫乏的年代，这股麻油的清香真刺激人的感官和引发人的饥饿感。宋书辰在村干部中属谨小慎微的老实人，但群众口碑尚好；后整顿班子时工作队就把他推上去了。

后我又到另一条件差的贫农家吃派饭，他房屋破旧，家中昏暗，卫生条件也不好。吃饭时，他的三四个孩子都拖着两条长长的绿鼻涕在旁边乞求地望着我们吃；他老婆肚子又大了，而且吃的是水煮苦涩霉烂的地瓜干片……这在三年困难时期，在老家九江，我也未曾这么苦过。条件如此差，群众又缺少粮食，所以我吃到一半，就推说吃饱了。之后，我对同学讲，我怕孩子们没吃的，不敢吃饱；这本是我真实的想法，我是出于同情……但最后，这事不知怎么会传到带领我们下乡的老师那儿去了，传变了的讯息和极“左”的思维方式使我在同学生活会上还受了到不公正的批评……那时，上面常以人们反馈的“小报告”来衡量一个人对组织的观念和忠诚。口无遮拦的我，故“小报告”一生总缠绕着我……

一些队干部总以各种名义多吃多占，这也属“四清”之列。记得一个队干部几次“洗澡”——检讨时，他讲他自己是：“老鼠鼻子猫儿嘴，闻有吃喝跑断腿，大包小包往家拿，爱贪便宜沾油水”。如今，这个基层干部的问题似乎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只是改革开放后，田地已划归到农民名下，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抑制。但从一些报刊上曝露的文章讲：乡干部竟把个体餐饮的老板都吃垮了，几万元餐费打白条，长年不还。而且，李书记欠的帐，他调走后，这个体户的老板就去找新上任的张书记讨钱，张书记则一推了之；若再去找当时的李书记时，他反倒振振有词；他调离了，这帐应由当地乡村政府管。两头一推，帐便泡汤了。而新来的张书记又来了，吃完后，又叫此人挂帐。若讲“不”字——但他也绝无此胆量——他们都按着他的“气管”，要活命么？……对这个问题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宗旨：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岂有 “‘仆人’吃喝醉如泥，还有敢在‘主人’身上剥层皮”的道理？！吏制不改，改革开放必无长远的后劲，取得的成就也会泡汤！宋洛学的大儿子在部队是位团长，他来信规劝他的老父亲。这老人家倒无多少劣迹，只是工作方法生硬，文化水平低一些。

村里有个中年妇女，他丈夫早死，一直孀居在家。但她有个已婚的情人与她家一墙之隔，男的常常半夜搭梯**……其儿对母很孝敬，他能体量母亲孤独之苦。为此，他与他媳妇俩私下因此而常有矛盾……

由于干部瞎指挥，社员出工不出力，往往田间的收成与撒下的粮种相差无几，那一段，为大闹钢铁，搞公共食堂；各家把锅都砸了。在错误路线和思想引导下，农民生产没有积极性，所以农村缺粮非常严重。工作队刚下乡时，便以每月分配一次口粮给村民；谁知有的人把数量有限的月口粮仅七天就吃完；之后，他又躺在坑上不起来了。于是，工作队就来一个“一星期一分发”——任你作一两天吃完，到下次也不至饿死吧！

一天，邻村由县放映队下乡放电影，北冯村的人和工作队员晚饭后就被邀集一起去看电影。村头旷野，人群麇集。电影是王心刚和王晓棠主演的《猛垅沙》，讲的是少数民族参与解放军反敌特、保边防的故事。电影散去时，我才发现带我去的伙伴们不知什么时间先行走了、或许是因我走散了。我一人凭借来时的一点模糊记忆摸黑向回走去……不知怎的，我迷了路，竟走进了墓地，一座座坟头……我担心的倒不是鬼，而是地富反坏阶级敌人的谋杀。我因害怕反而变得更冷静了；我把削水果的刀也扳开了……除了阵阵寒冷的风响，就是我这颗快要跳到嗓子眼的频频乱跳的心了。后我发现了远处几道手电筒的长长亮的光柱在夜空中抖晃，这在深黑的村夜特别醒目，以及似乎还有叫我的声音，我便朝那边走了过去……来接我的是物理基础课部一位五十岁左右的老师和几位同学，那教师气急败坏地严斥了我；回去后，连夜开会，以近似斗争方式要我作深刻检讨……我想：只要人平安回家了，这点误解、委屈也算不了什么！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难免有马高凳低之时。许多人经不起一点点挫折，稍有打击就去跳楼轻生……我真奇怪：你有死的勇气，却没有活下去的信心，真不可思议！教训、挫折、委屈、打击也许是更为可贵的另类精神财富。也可能是苍天将降“大任”于你之前的最后一次考验！

同学张顺颐讲：与他同组的老魏告诉他，行路时要特别注意角落，因为地富反坏右很可能在这冷僻的角落对你实行暗杀。老魏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干部。那年冬天，他戴着一顶毛长长的皮帽子，他中等身材，瘦黑个，布满皱纹的脸说明他的经验老道。

晚上睡觉时，陈林队长从腰间取下一把小**，他称为“撸子”，放在枕头底下。我挺担心枪会走火。那时，我们都睡暖炕。有天晚上，由于炕火烧旺了一点，半夜大夥被烤热而苏醒，陈队长叫我把铺垫翻过来，一看，呀！被子下垫的高梁凉席子都焦糊了。

202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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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篇：六四年四清的回忆（四）

北方的冬天黑得很早，熄灯后，室内的光线仅依托室外雪地的反光，那天，我好心给正要钻入被中躺下的陈队长用手电光照了一下，却被他怒斥了一声；原来，他正光着腚朝下钻呢！……自此我才知道：北方人都是脱得精光入睡。这有个好处：如衣服上有跳蚤，虱子这类的害虫在离开人体后便会被冻死。六十年代，如果你想在寒冷冬天的北方洗个澡，那简直是一种奢望。冬晴日，在避风的阳光处，老乡们便脱下衣服找虱子，并把它放到嘴里咬；而他们背上、肩上都有长年不洗的污垢壳……

有可能有人会指责我：怎么把当年农村写得如此落后，如在“文革”时期准会有人发难以我污蔑贫下中农而被打成反革命。我作为一个信奉马列主义的人，就要真实、客观地反映问题；而那种华众取宠、华而不实、“假大空”的东西倒真是应彻底批判——因为它是唯心的！

六十年代初，中国刚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休养生息不久，人们经过这么多年的战事消耗，国力早已极度疲惫；而解放后一些拔苗助长的“大跃进，共产风”则又使人们的积极性受到极大创伤、劳命伤财；所以物质极度的贫乏。在这种情况下，精神文明就只能成为画饼充饥的事了。我想：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正确思想指引下，这种落后现象现完全可能早已不见了，也可能早被人们淡忘了吧？但作为回忆，史实就应真！实！

作为大学生到基层锻炼，我们由老师带领还须参加社员的劳动，如铲粪、送肥、耪地……但耪棉花，社员们耪起来极轻快；而我则须十分小心，尽管如此，我还耪断了几株棉花苗……

那年过年，我们学生都不能回家，大家都留在北冯村过年。由于当地的百姓是近乎断粮状态，是工作队进驻后，由上级调拔了一些粮食，所以百姓才能用面粉包饺子过年。当地的大婶们包的饺子初一、十五的花样各不相同，也蛮有趣的。

有天夜里，社员叫我们去看黄牛生崽。我去时，小牛犊已生出来了，只是它站立不稳。社员们都讲它，要拜天拜地，最后才能站稳。但只三个月后，这牛犊的力气就大得吓人，我抓住它的尾巴，想把它拽停，结果它把我也拉动了。

还有次，一头母猪下崽，许多村民都来围观。“出来了一个”，人们惊喜的嚷道……母猪又在哼哼，一个男社员打趣地对身边那中年妇女讲“这和人一样，这时它肚子正痛着哇！”“呀！又一个”人们喊着。当地人把老母猪叫“老孩”，而四川人称“老孩”，则是指他家老头子；北方人称媳妇是指“老婆”，而南方人乃是指“儿媳”，这才真叫“天差地别”呢！过年了，工作队要张宏德与我组织村里的年青人唱歌演出。由于我是南方人，普通话常常“走火”，学唱的年青人就会捧腹大笑一阵子，弄得我怪不好意思。这时，我同窗学友山西人张宏德，他就出来打打圆场。

那次队里的青年人除演唱外，还演了“大实话”、“三句半”……什么的。工作队为了配合“忆苦思甜”要我画了许多根据同学们访贫问苦的资料编纂的村史，讲地主、富农如何剥削贫下中农的……在这种情况下，那地主富农家生长的俊后生和青春如花的姑娘也没人敢要了，在社会上只能“降价处理”。连读书、找工作都受影响，更不要讲参军了。

老乡们在家中过年，工作队的人因他们家就在咫尺，也都回家了。有的夫妻分开长达数月之久也该“牛郎织女相会”了。我们这几个学生与一位似乎是姓王的银行股长——一位四清工作队留守负责人，在除夕那天下午，大家弄了几个菜，买了瓶白酒；由于没有酒杯，就用小勺一人一口，等瓶中约莫还剩下三两酒，同窗学友张顺颐大约酒兴上来了，就把他刚由家中寄来的二十元钱掏了出来，朝桌上一拍；讲：“谁能把这三两喝下了，谁就把这钱拿去！”他估计在坐的大家也喝了不少，再也不能喝了；而我也是酒劲上来了，仗着自己身体好，一口气把那三两给喝了，抓起二十元塞入口袋之中。那天也真喝“高”了，路似乎也不平了，轻飘飘的，我近似醉状。但那时年青，我强打着精神……在异乡过年，怪想念家人的。一连几天，顺颐总乞求地跟着我，我知道他的“粮道”被我“劫”了，没钱是无法支撑下去的；我与他逗了几日，便完整地退回了他二十元。

过年之后，四清工作队的人都回来了。男女之间的口头玩笑，什么“久别胜新婚”啦，相互打趣。由于，工作队一连几个月都不准回家，也有青年男女“擦枪走火”之事。我班同学邱吉明那支工作队中一个长得蛮漂亮的女子与四清工作队另一干部在私通时，正被队里的人撞个正着。于是，俩人均记大过、调离。那时工作队对男女私情处分是异常的重。一旦出了事，在单位，在社会，在那个年月那是无地自容的事。很可能还会记录于档案，背一辈子黑锅！吴志明大姐讲她单位有对夫妻已阔别两年了，那天，他爱人到车站去接他，他牵着两年未见面的妻子，两手抓得紧紧的，俩人好象在半天云中似的，情不自禁、热泪盈眶。这也是“上帝”的伟大造作——给人类这么一种美好的亲和力！

在北冯村，我们竟意外碰上一次“砂尘暴”。这是我们南方从未见过的一种自然现象：狂风卷起飞砂，遮天蔽日。平日刺人眼目的太阳竟昏红得如同带血的圆月。漫天黄砂，人的口鼻眼如不用毛巾遮挡，都会遭砂侵扰。难怪北方人头上都要裹一白毛巾，裤脚要扎严实。

年后，工作队就在村里讨论谁谁可以发展入党的事，村里一个名叫“大创”的青年人，因出身好，人也挺老成，就被选上。不久，他又参军去了，如今他也是七十左右的人啦！工作队见我画的画蛮好，后期要我专职为村头墙上画壁画。

画画就须到赵县县城里去买颜料、画笔之类的东西，于是，我就借了工作队里老米的自行车去，据老米讲，他这自行车是日本制造的，扛起来挺重，骑起来倒挺轻快。由于我的车技不行，摇摇晃晃的，刚上完坡突然眼前突冒出一个大滑坡，而且刹车也不太灵；眼见我就要撞上前面两个并排而行]相互聊天的两个大婶，我情急之中，两手同时松开龙头，把她俩朝两边一分，车子如飞似地直滑下了这长长的下坡，简直和玩杂技似的。我想：那两位大婶一定会骂我——这冒失鬼！

赵县六十年代的落后，可能当地人现在都很难想象：没有什么高楼大厦、更没灯火辉煌。人们都穿着兰黑相间的粗布衣，有咔叽布那就是很时尚了。百货公司的家用电器也只有手电筒可言。但这县城却有一座闻名中外的赵州石桥。它是隋朝李春监造的。特别是石拱桥边再分别建有拱起两个泄洪孔，堪称建桥史的首创；这就是人们在《小放牛》中常唱道：“赵州石桥什么人儿开……”我还在桥边照了张像寄回家——黝黑、头发长乱、涉世未深、书呆子的我。那张发黄的照片现如今我还保留在我的旧像册内。快六十年了，真想旧地重游！

在农村画壁画，没有那便于移动的长梯，老乡们是用两根长圆木柱斜靠着墙，柱子的中部再悬吊着一块长板，老乡们叫它为“鸟架”。我就在长板上面站着画。刚开始，鸟架直晃悠，我挺害怕，习惯了，也就放心了。我记得画的是第一幅画的是解放军填炮弹抗美援越的画，另一幅则是“社员都是向阳花。”到了规定的时候，我们同学都要返校，村里的一些年青人渐渐知道我们是大学生。有的看到我画画，说我是美术学院的；见我教他们唱歌，认为我是音乐学院的；有的看到我身体健壮便认为是体院的……临走前，村民为较长久的保留那些画，他们自己还买了桐油把画涂了一遍，但这一来，画色就不鲜艳了。走时，刘东都笑着对我讲：“这工作队里的人只有小余大家会想念，讲他的好话……”

“天大”的同学集中在赵县了。许多同学半年没见面异常亲热，特别是大胖子王基岫，一下人变了似的，他简直成了“空架子”！年青时他特别喜欢吃肥肉。每每学校吃红烧肉，我们嫌肥，他却讲：“把肥肉给我吧。”于是大家都把肥肉拔给他，满满一钵他吃得津津有味。遗憾的是2008年我们班毕业四十周年准备在天津大学一起聚一下时，他却中风了。过胖又爱吃肥肉，也可能导致他如此。后我与他在电话里通话时，听声音知道是他，但他讲什么我已无法听懂了。真诚希望、祝愿他能康复……

在赵县集中后，中午大家就在一个大空场地用餐，旁边还有着粪池，我们也就习惯了在那端着碗吃饭。一位高一年级的女生奇怪地走到我面前，在我菜里挟了一点；讲她尝尝，大概她觉得我这黑壮的小弟绝对没什么病的缘故吧。

返回天津了，吃起以前厌倦的玉米窝窝头格外清香，半年的四清是我人生中最艰苦的一段日子。也使我知道我们社会还有许多穷困、善良的人们，需要我们全力为之而奋斗！

四清中反映出的问题，证实了我们干部制度的后进和不完善；证明了：由于没有民主法制而由此产生的“一言堂”的恶果。正因为缺乏先进的竞争机制，所以干部往往走上层路线，跑官买官、欺下蒙上，派系林立、贪腐丛生。以致公有制、集体化的社会主义优势无法显现出来。我们干部的选拨任用从未跳出千百年来封建“御点圣批”的人治。正因为如此，才导致“共产风”、腥风血雨的“文革”、使“东风劲吹”的社会主义阵营突然发生崩塌——共产主义运动受到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

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思想力挽狂澜，重新给社会主义理论注入了新的马克思主义生命活力。百姓以干部为“纲”、以其为主导和表率，“竞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一旦共产党人掌握了这个“法宝”，并将其升华、创新、完善——一个崭新、更富于活力、更优于资本主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定会让世人瞠目结舌，举世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