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百灵 陕西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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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百灵
1968年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会上引发了领袖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号召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动猛烈进攻。从18日到11月下旬，毛泽东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热烈支持他们的“造反精神”。从此陕西的各级党组织开始受到严重冲击，逐渐趋于瘫痪。后来随着夺权的发展，造反派内部发生了分化，争吵，从而引发了大规模的武斗。我们来看看武斗的进程。

1966年8月3日，西北局和陕西省委被迫宣布“工作组不大适合大中小学校，决定撤销；以严克伦为首的交大工作组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从4日开始，西安市的大批红卫兵冲击本校党委、教师，冲击党政机关。攻击单位领导和省委的大字报贴满各大专院校和市区主要街道，“打倒霍死脸”（指省委书记霍士廉）、“砸烂刘烂桃”（指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的大幅标语到处可见。到处发生批斗“走资派”抓打各级干部的混乱情况。在此同时，工农群众和广大干部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践踏民主和法制的行为不满，各大学的一些学生后被称为“保皇派”或“保守派”的也相继组织起来，反对造反派的过激行为。8月中下旬，在一些大专院校内外和西安市街头，不断发生不同观点的群众相互辩论、斗争和相互撕打。

8月14日至16日，西安交通大学等院校的一些红卫兵以否定有人在街上贴出的“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陕西省委”两个标语口号为中心内容而与一些工人、干部辩论、冲突，为造声势，鼓动西安市、武功县、临潼县一些大中学校5万多红卫兵在陕西省委机关附近静坐示威。并在静坐现场召开“声讨省委黑帮大会”，向省委提出“八点最最强烈的要求”。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领导干部被迫到静坐现场承认 “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才使静坐收场。

静坐事件之后，红卫兵动乱更加剧烈。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煽起西安市一些工厂、人民公社的工农群众参与大专院校红卫兵的造反活动。同时，来自全省各县级全国各地串联的红卫兵越来越多。他们贴大字报、冲击学校党政领导和党政机关，到处乱批、乱斗。9月5日来西安串联的北京一些大学的红卫兵和西安地区一些大专院校的红卫兵，以声援西安工业学院红卫兵向院党委造反为名，纠集6000多人，在西工院门外开会，“声讨”西工院党委领导干部“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并向院党委和陕西省委提出六条要求。9月6日，这些红卫兵开始“绝食斗争”。9月7日，参加“绝食斗争”的人从3万余人发展到5万多人。他们向党中央发电报，同时向北京派出“九六绝食代表团”请求支持。当时，红卫兵和工农群众因对“绝食斗争”持不同观点，发生激烈的辩论和争斗，造成极端混乱的局面。经陕西省委说服和劝阻，到了9月7日晚，参加“绝食”的群众大部分散去。9月9日，周恩来总理从北京来电话调解，派飞机将“绝食代表”24人接往北京，才把这种“绝食”场面平息下去。但是，动乱还在发展。
9月9日，西安交通大学等10多所院校的部分红卫兵组成“炮打司令部战斗队”，闯进陕西省委机关长驻“办公”。9月17日，去北京的24名“绝食代表”返回西安，成立“九六九”革命造反队，也闯进省委机关“办公”。

从8月中旬开始，西安地区各大、中院校的红卫兵相继建立不同派别的地区性联合“造反”组织。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西安地区的工人、农民两种不同观点派别的地区性联合“造反”组织也相继成立。10月下旬，党政各级机关部分干部也相继成立了“造反”组织。

10月5日，党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根据林彪建议取消军事院校由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的指示。10月9日至28日，林彪和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大肆批判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此后，西安地区的军事院校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斗“走资派”、“叛徒”、“特务”的狂潮，到10月中下旬，全省到处是批斗“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抓“叛徒”、“反革命”的场面。不断举行几万人、十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批斗大会和游行。西安市与全省各地、县以至全国来的红卫兵、造反派相互串联，到处煽风点火，冲击党政机关，揪斗党政干部以及科技教育、文艺、文化部门的专家、学者、教师，哄抢档案资料，破坏文物古迹。“火烧西北局”、“炮轰陕西省委”的口号此起彼伏。红卫兵与干部、工农群众不同派别、组织之间因不同观点、利益和矛盾，不断地相互攻击、斗争。到1966年12月底、1967年1月初，西安地区造反派组织挤垮了保护支持党政领导的所谓保守组织。此后，得势的造反派组织内部又发生分化和斗争。这种分化和斗争的波及，造成了全省各地、县造反派组织之间的对立，助长和激化了动乱局面。在动乱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全省各级党政机关难以进行正常工作，逐渐趋于瘫痪。到12月底，完全陷于瘫痪，全省各级党政机关都被冲垮，党员的组织生活也被迫停止。西北局、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干部刘澜涛、霍士廉、赵守一、李启明等被诬蔑为“叛徒”、“走资派”收到揪斗批判，全省各级党政组织和事、企业单位的领导干部，绝大部分都被诬蔑为“叛徒”、“特务”、“走资派”，同样受到揪斗和批判，有的被打致伤、致残、致死。

12月16日，西安市两派群众在东郊马兴公社发生互相殴打事件，这是陕西两派武斗的开端。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迅速波及陕西，到处都在夺权，全省特别是西安陷于空前的混乱之中。在夺权的混乱中，出现了造反派夺权、争权的局面，使动乱情况更加严重。

1967年1月到3月，西安地区两派大中院校学生及工人、农民、干部，分别组建了各自的地区性联合组织——工联和工总，这两大派组织运用大字报、宣传车、传单、报纸、有线广播喇叭、召开大会、游行等方式，互相攻击、谩骂，甚至发展到武斗，有的学生组织还提出“革命的打、砸、抢好的很”的口号，局面混乱不堪。

此后，陕西各地不断发生两派为了各自的利益冲击军事机关，抢夺军火、破坏交通，抢银行、仓库、档案机要文件库等违法事件，使两派之间的打、砸、抢等武斗行为，日益蔓延和扩大。到1968年5月，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还不能有效地制止武斗，而且更加升级，直到1968年9月以后，才逐渐平息。武斗持续长达22个月，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很大损失。从1966年底到1968年7月间，全省发生的重大武斗事件有：
西安地区1967年1月28日在庆华电器制造厂、2月10日在西安造纸厂先后发生两派较大的武斗事件。特别是2月10日在西北光学仪器厂两派为夺权而发生的武斗事件中，一派调动韩森寨地区国防工厂千余人前往支援，冲击厂区，致使该厂装配车间停产，严重破坏了国家财产。

在西安地区两派斗争日趋激烈的严峻形势下，1967年2月23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一派组织代表时指出：“革命的打、砸、抢好的很的口号是错误的！”3月2日，周恩来接见西安地区两派组织赴京代表时，再一次指出：“打、砸、抢是错误的！”但这均未能阻遏住武斗的浪潮。

1967年5月1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此时不但未使两派武斗停止，反而因争权夺利引发更大的武斗。
1967年8月5日至9月17日，工总发起了著名的所谓“八.五静坐”行动，煽动了799个单位的群众，9.8万人静坐示威，其中有西安市以外各地、县90多个单位的群众1900多人。他们冲击省支左委员会办公楼和21军军部，给部队施加压力。在此期间，工联和工总两派各自成立“文攻武卫”机构，组织专业武斗“战团”，疯狂进行打、砸、抢、抄、抓；不断冲击军事、公安、法院、监所等军法机关，殴打军官、战士，抢夺枪支弹药；围攻、抢占机关、工厂、医院、学校；还私设公堂、牢房，严刑拷打被抓的人员。到8月中旬至9月间，两派常常出动成百成千人，持枪带刀，乘坐汽车，在市区横冲直撞，争夺、攻占工厂、机关、仓库等，使武斗不断升级和扩大，遭射击或酷刑致死人命的事件不断发生，恐怖气氛笼罩西安全城。

1967年8月31日至9月2日，西安两大派群众组织，有工厂、学校、机关和军队的人参加，发动了大规模武斗，出动武斗人员近万，坦克4辆，汽车百余辆，使用机枪、步枪、手榴弹、体育用枪等常规武器，造成交通中断，社会治安秩序大乱，机关、工厂停工停产，商店关门。武斗中双方共死亡69人，伤数百人，相互俘虏近2千人。事后，一派为本派在武斗中死亡的人开了追悼会，另一派则成立了所谓“9.2”烈士治丧委员会，搞了尸体展览，以继续煽动派性敌对的武斗情绪。兴周恩来总理及时发现予以严厉批评和中央“9.5”命令(即中共中央1967年9月5日关于制止武斗的命令)适时下达，才制止了更大规模的武斗。(据后来调查：这次事件两派有280余个积极参加者，其中有骨干分子87人，内有地、师级干部26人，县团级干部20人。这些人有的在武斗组织中担任“顾问”、“高参”。原空军西安通讯学校（即773部队）一名教员，曾任该校“文革筹委会”主任，“西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批判指挥部”副指挥，多次参加武斗策划会议，“9.2”武斗中担任通讯组长，策划建立全市性的武斗通讯网，亲自在西安外国语学院和体育学院架设两部电台，沟通了773部队和“大批判指挥部”的通讯联系，以“明抢暗送”手段，将773部队的4卡车手榴弹运到西北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原西安市委一名书记，曾任“大批指”“顾问”，参与“8.31”、“9.2”武斗，提出武斗计划。即：袭击东郊，拿下火车站，控制北郊，端掉“8.5”指挥部，控制城内制高点，对另一派跟踪追击，分化瓦解。还参与策划抢劫解放军102库和342部队的武器。这些人后来都受到一定的法律制裁)。

三原县的造反派在1967年夏季的武斗中，将公、检、法三个机关的档案全部放火烧毁，其中县法院保存的清朝、民国、建国后三个时期的档案共计7万3千多册，全部被付之一炬。

1967年8月到1968年5月底，安康县城两次发生大规模武斗，扎会、烧毁房屋15000间，使3100多户、18000余人无家可归。城市的防洪、自来水、照明等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估计经济损失达1400多万元，伤亡几百人。
1967年8月29日至31日，宝鸡几个造反组织先后抢走宝鸡市武装部、宝鸡县武装部、宝鸡市公安局等单位的步枪1400多支，轻机枪110多挺，冲锋枪2支，手枪100多支，子弹几十万发。

1967年10月14日，铜川市两派出动400多人，动用真枪实弹在前原村附近交战，双方死亡25人，伤60多人。

1967年12月中旬，兴平县成立了一个武斗组织，纠集几百人，大搞打、砸、抢、抓武斗活动。自其成立至1968年6月，先后几次抢了302国防仓库、棉花库守卫部队的武器200多件，拦路夺取部队高炮1门；先后抢劫银行现金5万多元，粮站面粉4万多斤，食油1千多斤；到处抓人、打人，打死17人。

1968年4月28日，《陕西日报》发表社论《彻底砸烂我省的公检法》，极大地煽起了造反派纠集群众冲击公检法的气焰，加之流氓坏人趁机作乱，致使全省281个公安机关、110个检察院、61个法院和33个法庭被砸，公检法机关的档案、枪支、弹药被抢，从省级到基层的大批治安保卫人员受到严重迫害。

1968年4月到5月中旬，汉中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拥有步枪、冲锋枪1400多支，轻机枪150多挺、子弹100多万发。武斗伤亡160多人，电机厂、电影院等建筑物被炸毁，面粉厂、米厂机器、粮库被炸毁，城内交通中断，粮菜供应困难，并且扩展到汉中地区各县农村，严重破坏了夏收、夏种。

1968年5月24日至28日，西安、三原、高陵、富平等地区的两派组织，先后两次在泾阳302武器库发生武斗，两派共抢走这个库各种战备武器万余件和大量弹药。

1968年5月至7月，陕西境内的陇海、宝成铁路系统和沿线地区的两派发生多次武斗，致使铁路交通多次中断，特别是5月26日至27日西安两派武斗，致使西安站铁路交通中断39小时。

1968年6月8日，三原县两派在武斗中使国家战备松香库着火，烧毁松香90多万斤，还烧掉1个百货库房，损失达14万多元。

1968年7月19日，西安市两派在西安市西郊白家口发生武斗，武斗中双方纠集数千人动用了航空机关炮、土坦克等武器，打毁楼房1座，死亡21人。

这些仅仅是一些较大的武斗事件，除此以外，陕西全省各地、市、县发生的较小规模的武斗事件根本没法计算。在武斗动乱中，一些坏人趁机抢劫国家资财，仅据1967年11月至1968年8月不完全统计，全省银行被抢60余次，抢去现金734万多元；国库粮食被抢去44万多斤。

陕西两派的武斗随着中央1968年7月3日和7月24日两次布告的贯彻落实，逐渐沉寂下来，到9月底，武斗基本平息。据省革命委员会、省支左委员会《关于收缴武器情况向中央并兰州军区的报告》中透漏：截至1968年8月30日，全省收缴武器共62650件（内含自制枪炮8850件），计各种土炮2056门，轻重机枪2238挺，各种步枪41670支，冲锋枪2350支，各种手枪13429支，其他枪支907支。收缴各种子弹3672500发，手榴弹、手雷、地雷225300个，各种炮弹13500发，炸药89529斤，雷管48.6万多个。

至于陕西全省在当年武斗中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数字。

注：“四人帮”被打倒后，1979年，由陕西省委办公厅牵头，对文化大革命中全省武斗规模最大、危害最为严重、死伤人数最多、殃及全省的1967年9月2日的西安“9.2”武斗事件涉及的部分领导干部，进行清理和查处。1980年至1981年，又由省委政法委员会牵头，检察院主要负责，抽调省上公、检、法、司各部门 的干部共15名，组成专案班子进行了查处。对主要组织策划者张培信、马希圣、全聚凡、单英杰、许反修、郑继仁、焦建国、焦昌明等8人分别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余作了其他处理。

2004年1月1日零时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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