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子：柴念东《克己复礼：柴德庚思想改造笔记》的读书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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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子：一份“温水煮青蛙”的真实实验记录————柴念东《克己复礼》的读书札



苏子先生读《克己复礼》札记




我的好友柴念东今年推出了一本好书：《克己复礼》，以大量的日记、书信、笔记和发言记录、档案资料等一手的原始史料为依据，翔实记录了他的祖父——柴德赓，著名历史学家，原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和教授，从1949年—1969年二十年间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改造”的亲身经历和思想历程。从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中国两代知识分子（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民国时期大学毕业生、包括留洋学成归来的，统称为“旧知识分子”；以及1949年以后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在一连串疾风骤雨般政治运动中炼狱般的磨难遭遇及坎坷多舛的命运。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三个最基本的问题：


一、“思想改造”主要改些什么？周恩来在1951年9月中南海怀仁堂向三千名高校教师做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中指出：知识分子作为脑力劳动者，并不构成独立的阶级，而是依附于统治阶级并为其服务的一个群体。因此来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曾经长期为剥削阶级和反动统治集团服务。到了新中国，必须进行深刻的思想改造，要脱胎换骨，彻底转变立场，站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一边来，才能真正成为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柴念东先生形象地把这个过程形容为“克己复礼”。具体要改造的内容，包括封建社会反动落后的传统意识；思想沾染的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观点和作风（尤其是美日欧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在中苏意识形态破裂之后，也包括留苏留学生携带的假马列，真修正主义的思想观念，统称“封资修”世界观，这是思想改造的主要任务。


二、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整体评价是怎样的呢？周恩来发表于1956年初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里认为：知识分子百分之八十是好的，其百分四十是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另百分之四十是经过改造可以团结过来的；只有百分之二十是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其中的百分之五是反动的。这就是著名的“八四二五标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起跑线上，知识分子尚未曾出发，就被带上了两顶沉重的“帽子”。


三、思想改造都包括哪些运动？共产党靠革命夺得天下，靠运动组织“建设”。自1949年以来，各类运动就络绎不绝：土改、镇反、三反、肃反、批胡风、五反、反右、反右倾、四清、文革等，各项运动头尾相连，大运动中又套着小运动，环环相扣，连绵不断。不管知识分子是不是每场运动的主要运动对象，但几乎每次运动都逃不脱被当作批斗和改造的靶子的厄运，敌人并不一定都是知识分子，但每次“对敌斗争”中都有知识分子做陪衬，这是这场“思想改造”运动的最大特点，我们从柴德赓老先生的遭遇中看到了。


土改，是建国前后最大规模的一场阶级斗争运动，本来与知识分子没有直接关系。但党为了更好地教育那些从旧社会过来，而且很大一部分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高校抽调了一批民主人士和高校教师组成“土改参观团”，奔赴各地农村土改第一线去亲身感受土改运动的热潮。柴德赓先生当时作为辅仁大学历史系主任和历史学教授，有幸被选为参观团成员，赴湖南湖北两省农村去参观，他亲眼目睹了贫苦农民诉苦伸冤、斗争地主、分田分产和划分阶级成份的全过程。作为一个专业的历史研究者，柴老先生（为区别柴德赓与作者柴念东，本文将前者称为柴老先生，后者称柴先生）留下了大量的日记、照片、会议记录、工作报告、思想汇报等宝贵资料。作为出身于地主家庭的他，通过这次参观考察，思想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就在参观土改期间，他的三哥，在家乡浙江石门被划为地主，先是两度关押，后被枪毙镇压。其嫂“坐无生计，怀甲离家，改嫁他乡”。柴老先生得到凶信，只是在笔记本上记下：“得家书，5.17事”，别无任何感情流露。还决绝地表示：（兄长之死）“一点不冤，通过阶级觉悟的提高，我更痛恨自己的过去，痛恨自己的家庭，痛恨过去的生活。要努力接受思想改造，成为新社会有用人才”。其渴望接受思想改造的虔诚之意昭然可鉴。


在接下来的“三反”、肃反、批胡风等一系列运动当中，柴德赓先生就难免连连中招了，我试举几个例子看看当年其“思想改造”所涉及的方方面面：


1、宗派问题：柴老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原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的高足，实际上在四九年知识精英“大分化”中，柴德赓拒绝了傅斯年、陈雪屏等南撤的劝告，原因就是恩师——陈垣先生决定留下。不管他自己的想法如何，此时的选择就表示了他与恩师命运与共的决心，这除了那一代知识分子传统的师徒情谊之外，恐怕更多的是学术的追随、思想的敬仰和品德的效仿。因此在辅仁时期及随后的北师大时期，由于学术和教学上的探讨、校系管理的沟通、思想的交流，两人过往颇密。在运动中竟被指摘为“宗派主义”、“拉小圈子”、“不团结多数”，迫使他屡屡做出检查而不得过。最后，组织上为了“瓦解宗派小集团，铲除其滋生土壤”，决定分拆北师大历史政治系，把原辅仁大学历史系的骨干一一排挤出去，柴德赓被发落到千里之外的苏州江苏师范学院去，离开了他跟随了二十多年的恩师。这是柴德赓在“思想改造”第一个回合中的落败。


2、台湾关系：柴德赓与安徽籍历史学家台静农先生曾同任教于北平辅仁大学附中和四川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两度同事，年齿相近，同门承业，志趣相投”。抗战胜利后，柴应陈垣校长之聘回辅仁任教，静农先生则应聘前往台湾大学执鞭。从此“二人天各南北，鸿雁传书，直至断绝通邮”。可到了“思想改造”时期，这便成了柴德赓最危险的“海外关系”，每次运动都得提出来审查交待一番。所幸静农先生是一位本分的学问家，一生只知埋头著述，并未给柴老先生惹什么麻烦。可柴并不知道，台静农的名字却一直与他如影随形，在他的档案袋里，成为其台湾社会关系一栏中置顶的名字，“阴影一直笼罩着以后的后生二十年”。


3、“史观革命”：柴德赓是宋史、明、清、民国史研究专家，擅长要籍解读和史料分析。但这些都成为其“厚古薄今”、“崇拜古人”的罪状：（学生语）“指导我们读线装书津津有味，却不教我们读马列主义；抄历史材料，却从来不肯用阶级观点批判，根本嗅不到一点马列主义的气息！”如此无限上纲的批判语言和“革命”标准，分明让柴老先生晕头转向，无可适从。


4、“铁面无私”：学生批柴：“喜欢同学到家来玩，过年过节邀学生到家，算什么？柴主任喜欢什么样的关系？有否目的？”“当时我感动温暖、颓丧，找不到健康意味。我体会柴主任通过这种方式，对同学进行拉拢！”这是一种何等“革命”的师生关系！柴德赓感慨之余有所“认识”：“余昔日与人往来，偏重感情，有时热心过甚，反兹猜情。旧社会人与人间思想感情，养成习惯，至社会主义时代，处处蹇碍，当彻底改变！”如此改造思想，使得师生之间形同陌路，十分可悲！


反右运动，是知识分子的一个大劫。这场本来始于执政党内部整风的运动，由于毛泽东的“阳谋”，乃分解成“鸣放、反右、一般整风、交心运动”四个阶段，遂形成“思想改造”运动的风暴，几乎酿成了知识精英的灭顶之灾。柴德赓在这场运动中犯了三大错误：热衷鸣放、反右不力、袒护右派。善良的知识分子都天真地理解了党的“同舟共济，相互监督”政策。如果说柴德赓的前两项错误未致于让他滑入右派的队列的话，后一项却让他吃尽了苦头。作为历史系主任，他惜才如命，不仅大胆起用了有历史问题的史学家纪庸和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归来，敢于说真话的蔡焌年，还发展他们加入了民主进步党促进会（柴为民进苏州主委）。在反右阶段，柴德赓竭力把他们的“反动言论”说成是思想认识问题，企图挽救他们的学术生命。结果是“城池失火，殃及池鱼”，柴德赓在反右阶段反复做了深刻的思想检查二十次，一般整风阶段做了十次，交心运动阶段又做了十次才得以勉强过关，总算保住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从柴老先生的经历，可窥见当年“反右斗争”的残酷性以及对知识分子的摧残程度。无休无止、无限上纲、层层加码、步步紧逼的批斗会，迫使被“改造”对象毫不留情地撕破自己的脸皮，剥光自己的衣服，在众人面前自惭形秽，无地自容。然后“自觉”戴上党和组织给你编织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帽，步步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种“引君入瓮”式的斗争方式，在彻底碾压和摧毁一个人的尊严、意志、良心、道德底线乃至生命欲望的同时，还居然透着恐惧的“公正”和血腥的“征服”。知识分子的元气大伤、万马齐喑，换来了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柴德赓的同事蔡焌年女士，五七年被定性为“右派分子”，教职除名，终生改做图书馆资料员。好友追忆她：“她是蔡家的才女，她的文言、白话和英文俱好，许多名教授都不及。可惜了，她的才能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这就是那一代知识精英的宿命！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的史学家纪庸，被打成右派后下放至苏州上方山农场劳动改造。1965年元旦迎新晚会，他本没有资格参加表演，演出结束后，观众要求他讲一段故事。众情难却，他就讲了一则古代役卒与囚犯的笑话。在押送的途中，囚犯利用役卒的死板，使计得以逃脱。听众在哈哈大笑之余，阶级斗争警惕性很强之徒却认为纪是借古讽今，嘲笑社会主义公安干警。于是迎新晚会变成了批斗会，纪庸祸从口出，引火烧身。“旧罪未除（历史问题、右派），新祸接踵，身心被彻底摧垮”。被连续批斗七天之后，这位清代名臣纪晓岚之后、满腹经纶的史学家，绝望地投石湖沉冤。无情的手段，仇恨的心态和扭曲的灵魂，如此荒诞的“思想改造”，最终导致无论是改造者或被改造者，都双双跌落罪恶的窠臼：要么成为摧残和扼杀人类文明的打手，要么成为行尸走肉般的阶级斗争工具，从而完成“克己复礼”的圆满过程。


“经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柴德赓基本上是噤声了”。他开始淡出自己并不擅长的行政管理工作，1962年起利用被借调北京工作的机会，逐步回归学术研究。这一时期他陆续发表了二十多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显示了其史学专家的深厚研究功底。可惜好景不长，“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开始了，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柴德赓首当其冲，在劫难逃。虽然他也写大字报批判邓拓、吴晗、翦伯赞等史学同行，表态划清界限，但终究逃不脱被造反派揪回苏州的厄运。随后，游街、抄家、批斗、交待、揭发他人，没完没了的思想检查和组织审查。最后，柴德赓被定性为“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漏划右派”，押送苏州尹山湖农场劳动改造。至此，柴老先生在政治上被批倒批臭，体无完肤；精神上精疲力竭、心憔气悴；思想上灵魂万劫不复，几近行尸走肉。为求政治上的过关、归队和入列，放弃了理想，牺牲了专业，出卖了良心，玷污了尊严，击穿了底线，似乎还没能成为党认可的合格的阶级斗争工具。


回顾长达二十年的思想改造坎坷历程，柴德赓曾发出“天问”：“一九四九后为何道路越走越窄？是阶级问题还是思想问题？一直紧跟党的号召，不断主动接受思想改造，是思想没有改造好？还是根本改造不好？”他最终还是自己找出了答案：“过去自己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现在是革命的对象。一开始经过思想改造排在前百分之四十，后来经过不断地改造，在‘反右’运动后排到了后百分四十的位置；现在，‘文革’中排到了最后百分二十里面，而且还是最后的百分之五！‘思想改造’使得知识分子越来越脱离革命队伍，成为被革命抛弃的那一部分人群”。思想改造成了一场对中国知识分子“温水煮青蛙”的残酷实验。


柴老先生在尹山湖农场劳改期间，继续接受批判，继续思想检查。1970年1月23日，因心梗发作，柴老先生猝死于劳动中，是年六十二岁。终生除了论文，没有学术著作。身后留下数百万字的思想改造日记、笔记、书信、大字报摘抄、思想检查等，成了其终生思想改造和“克己复礼”的最大成果。


据科学实验证明，“温水煮青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当水温升到六十四、五度的时候，由于求生的本能，容器里的青蛙都纷纷跳出器皿，逃离危险。至水温六十七度时，青蛙全部逃离，无一死亡。这个结论让人无语：人类作为动物界智商最高，逃生本领最强的物种，却在“思想改造”这种社会生物性“温水煮青蛙”的实验中，除了象张爱玲、马思聪这样的极端另类之外，竟然几乎无一幸免，束手待毙！这除了知识群体对危险识破的集体意识迟钝之外，铁桶般思想管制、制度管制和社会管制恐怕是最主要的原因。除了如林昭、张志新等反抗者必诛之外，只有以命抗争和认人杀戮的悲催命运了！


作者柴念东先生在最后一章以不完全统计罗列了柴老先生死难前亲属好友因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死于非命的长长名单，竟多达四十五人，让人不忍悴读！写到这里，作者不禁发出沥血的发问：柴德赓先生从1951年参加土改考察团开始到蒙冤离世，历时二十年思想炼狱般的“思想改造”是否就该结束了？是否达到了“克己复礼”的理想境界？！他的呐喊使我想起了一句的古诗的悲哀：“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然而，我们从柴老先生死后江苏师范学院给他作的政治结论上看出，他的“思想改造”仍远远没有结束，只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可怜一代史学精英，将一生最富有创造力，可以才华横溢、著作等身的最好时光，全部奉献给了“思想改造”事业！又如海外学成归来的燕京大学、南开大学的著名英国文学教授巫宁坤博士，从毅然归国服务，到平反后黯然离国，以一生的最好年华，撑起一顶“极右分子”的高帽。在其字字血泪的回忆录中称：这一生值得骄傲的译著只有一本《了不起的盖茨比》，读到此，我感到由衷的悲哀！在巫先生的回忆录《一滴泪》中有一个难忘的场景：当年在他离开美国时，他的同窗好友李政道给他送行，并亲笔帮他在行李标签上写下：“中国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巫不解地问他：你为何不一同回国去呢？”李答道：“我害怕被洗脑！”李政道是成功逃离这“洗脑”的温水锅的唯一“青蛙”！同是一代精英，李政道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巫宁坤和柴德赓“荣获”了一份“思想改造”合格的“殊荣”。既没有李政道先生的机警，也没有马思聪先生的运气，这就是整整两代中国知识精英的宿命！


           苏子     201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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