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夫: 农奴翻身以后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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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奴翻身以后怎样

丁一夫

据新华网拉萨2009年１月１６日报道，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决议，将设立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决定提交人大表决。1月19日自治区人大通过了这一提案，从此，每年的3月28日是西藏的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为什么定在3月28日呢？因为1959年3月28日是中央宣布解散西藏政府的日子，百万农奴的解放，就是从原西藏政府下面解放出来。五十年光阴，西藏和中国经历了多少变化。五十年后突然要纪念翻身解放，此举可圈可点，值得一番回顾。

解放西藏不解放农奴

“解放西藏”的主要战役于1950年10月打响，“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是1951年5月在北京签署的，解放军进入拉萨则是在1951年10月底。规定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为3月28日，源自于1959年3月28日解散西藏政府，言下之意就是，解放西藏，不管是和平解放也好，武力解放也好，都还不是百万农奴得到解放。解放西藏和解放农奴，当中有七八年的时间。这七八年里发生了什么？

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在占领中国大部，宣布成立新政府以后，开入西藏已成大势所趋。昌都战役和十七条协议，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这两手都舞得非常成功。西藏政府实力单薄，实际上没有多少可以选择的余地。而中央政府方面的策略，也并无多少新意，无非是有了历史机遇来实现清末张荫棠的方略：“整顿西藏非收回政权不可，欲收回政权非用兵不可”。不过，用兵是否就能收回政权，收权是否就能解决西藏问题，却是一个到现在还没有定论的问题。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等领导人，表现得异乎寻常的谨慎。解放军一进藏，当时的西北
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就在报告中指出，入藏干部应根据实际情况做好民族工作，防止过急过高要求，内地藏族聚居地区暂不进行土地改革，喇嘛寺的土地均以不动为好，特别是佛教寺院的土地不宜过早征收，在游牧区也不应提“反恶霸”口号，半农半牧区也不进行土改。

可是，这种谨慎基本上是出于实际条件和策略的考量。毛泽东1952年4月1日说，入藏后政治上要“采取极端谨慎态度”，“以待公路修通，生产自给并对藏民物质利益有所改善之后，方能谈得上某些较大的改革。” “我们在目前不仅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上层基础，勉强实行，害多利少。”所以，“西藏至少在两三年内不能实行减
租，不能实行土改。”

中国共产党是高度意识形态指导下，有明确目标和全盘计划进行革命的。这种目标和计划不会轻易改变，只是在一定阶段内，策略和做法上要非常谨慎收敛。可是这种谨慎收敛到了具体执行者那里，尺度的掌握会出现差别。显然是因为下面的人掌握不好政策，所以，1952年4月8日，在《有关西藏的重要问题由中央处理》的文件中强调，“必须认识藏族问题的极端严重性”， “我方和藏方发生的政治，军事，外交，贸易，宗教，文化等交涉商谈和处理事件，均集中由中央解决”。1954年3月在宪法起草委员会上，毛泽东说：“他们信达赖，土司比信我们信得厉害的多，你要动他是不得的。”“十七条协议不实行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一定要实行。但其中哪一条你们现在不愿实行，可以暂时不实行，可以拖。因为协议上并没有说哪年哪月哪天一定要实行。已经拖了三年，如要拖，可再拖三年。三年过去后，还可拖三年，拖它九年也可以。”

这最初的几年，被西方藏学界称为共产党和达赖喇嘛的蜜月期。这时候是不谈农奴解放的。在宣传中，中央派解放军进入西藏，是为了驱逐外国帝国主义势力，是为了国家统一。这一蜜月期的高峰，是中央邀请19岁的达赖喇嘛于1954-55年访问了北京和内地城市。1955年2月，毛对达赖喇嘛说：“请你们放心，我们不会强迫你们办任何事情。”这个时候的达赖喇嘛也对内地发生的建设和进步甚有好感。

照美国著名藏学家M. Goldstein的说法，这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时期，而共产党让胡萝卜看上去对西藏上层精英非常有吸引力。

可是，当达赖喇嘛在1956年应邀去印度参加庆祝佛诞2500年的时候，他就产生了留而不归的念头，只是在尼赫鲁和周恩来的轮流劝说下，才回到拉萨。周恩来亲自向达赖喇嘛保证，西藏在今后六年内不搞民主改革，六年以后，如果藏人不愿意，就继续延后。1956年12月16日，发出《关于西藏在六年内不实行改革的方针》的文件。1957年8月8日毛泽东给达赖喇嘛的信说，去年对实行民主改革提得早了，工作机构也太大了，这是缺点，现在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不改革。这看上去挺好，为什么藏人就在这个时候要“叛乱”了呢？

康区和安多的民主改革是59年拉萨事件的起因

毛泽东和周恩来向达赖喇嘛关于西藏延后改革的承诺，有一个来自于十七条的误区：关于西藏的一切政策，只是就拉萨政府管辖之下的西藏地区而言，并不包括周边云南，四川，甘肃，青海四省的藏区，这周边四省的领导人，不受十七条以及后来中央对达赖喇嘛的承诺之约束。尽管最初几年也曾经决定这些藏区暂时不搞土改，但是到1956年，这些地方的干部就忍不住了。这时候，内地农村都开始了合作化运动，这些藏区急着赶上来，土改和合作化几乎紧跟着展开。和这样的“民主改革”同时展开的是对佛教寺庙及其僧尼的骚扰。这些藏区的藏人性格刚烈，他们反抗外界强加于他们的新政是有传统的。于是，四省藏区纷纷出现了藏人的“叛乱”。

1955年，以藏人称之为康区为主的西康省被撤销，并入四川省，归李井泉领导。那时候，邓子恢在合作化问题上刚挨了毛泽东的批，毛泽东批评他是“小脚女人”，于是李井泉就迈开了大步，直奔农业合作化，也在四川藏区开展称为“民主改革“的土改，骚扰寺院，侮辱喇嘛，收缴枪支，激起藏民反抗。仅仅几个月后，在甘孜州新龙县，藏人称为Nyarong，即 清代称为“瞻对”的地区，爆发了康巴人的暴动。在理塘，解放军“平叛”出动飞机轰炸寺庙，震惊了所有得到消息的藏民。

青海省循化县，是班禅喇嘛的故乡。1958年初，青海地区大反“小脚女人”，提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一次完成。任副县长的温都寺活佛加乃化等藏族上层人士被集中到县城“学习”，实质上就是给关了起来。加乃化活佛当过班禅喇嘛的经师，在当地藏民中威望很高。于是藏人就集结起来，砍断电线杆，包围工作组，要求释放加乃化活佛。解放军两个团的兵力，渡过黄河，包围“叛乱分子”，击毙了五百余人，直到发现这些叛乱分子毫无还击能力才停止射击。然后又实行了大搜捕，一共抓了二千五百余人，而当时全县藏人不过一万一千多人。同一天，加乃化活佛在学习班得知消息，自杀身亡。这就是著名的循化事件。（降边嘉措《十世班禅喇嘛传记》）

循化事件之所以在当时藏区的“叛乱”事件中特别重要，是因为它上了中央文件，成为此后的工作指导。1958年8月，中央肯定了青海省委关于循化事件的报告，批转全国，在批语中提出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一指导原则：“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中，应当结合当地条件，坚定不移地贯彻阶级路线，要时刻记住：在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不把握阶级实质，是不能够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

今日回头看1958年，那是全国上下自我感觉奇好的时候，似乎全然不知即将到来的大饥荒，以及以后几十年的折腾。1958年6月，毛泽东在批示中说：“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时机就到了。”“西藏应准备对付那里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

在1956年到1958年的两三年时间里，中国农村从合作化进入人民公社，一时曾经以为粮食已经过关（新华社1958年8月10日电：毛泽东视察河北农村，指示要及早抓明年粮食规划，还应该考虑生产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的问题，见《文汇报》1958年8月11日）。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三面红旗的口号下，中国领导人以为，实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原则下的西藏“民主改革”的条件已经具备了。于是就在周边四省藏区加紧土改和合作化，逼迫藏民反抗。一旦藏人反抗，就有了弃十七条协议和对达赖喇嘛的承诺不顾的理由，予以武力“平叛”。

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就是这样发生的。达赖喇嘛从主政以后就一直持同中央政府合作的态度，在局势越来越恶化的情况下，面对多次政治冲突，秉承非暴力和避免流血的宗旨，对中央派驻西藏的军政干部作出让步，一让再让，不惜引起其他藏人的不解。如今回头看，年轻达赖喇嘛的善意和忍让并不能避免后来的事态发展。中国革命式的“民主改革”已成定局，只是五十年代后期的“头脑发热”加快了这个进程而已。

拉萨事件导致达赖喇嘛被迫出走印度流亡海外，中央政府宣布解散西藏政府。这是五十年后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来历。在这场对抗中，虽然实力强大的中央政府占了上风，可是毛泽东的有些话，听起来好像有点底气不足。拉萨事件半个月后，毛泽东在1959年4月15日最高国务会议上说：

“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商量在藏族地区搞点民主改革，听了一点风，立即就传到原西康这个区域，一些人就举行武装叛乱。”

搞“点”民主改革，“听了一点风”就举行武装叛乱，这样的说法，和毛泽东一贯的说话风格恰成对照。

在藏人地区如此“平叛”，死伤藏人无数，必须得有个说法。这个说法就是，由于人民代表“商量”搞“点”民主改革，哪知叛乱在先，所以中央平叛在后。中央政府以后在西藏是为了解放农奴，一切都是为了要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藏人挽救出来，给他们以幸福的新生活。可是这一说法能不能站住脚，毛泽东那时并没有底。在此前一个星期，1959年4月7日，毛泽东在给时任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副主任汪锋的信中提出，要研究西藏的情况：金沙江以西的人口，面积，农奴制度的内容，农奴和贵族的关系，产品双方各得多少，共有多少喇嘛，贵族对农奴的政治关系，贵族是否有杀人权，是否私立审判，使用私刑，喇嘛庙对所属农奴的剥削压迫情况，喇嘛庙内部的剥削压迫情况，剥皮抽筋有无其事？叛乱者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有无百分之五。四省各有多少藏人，共有多少？四省藏地面积多少？青海甘肃四川喇嘛庙诉苦运动所表现的情况如何？有人说搜出人皮不少，是否属实？（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可是，仅仅一个星期后，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已经说：“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 “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

这些后来都大力宣传的事情，其实那时毛泽东手里并没有资料。一直要到几十年以后，人们才可能陆续知道，后来的宣传，并没有坚实的事实依据。

就在这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对西藏贵族庄园主，是否可以像对待民族资本家一样采取赎买政策。可是实际上，“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一原则已经全面贯彻，“平叛”以后的西藏，开始大搞阶级斗争。随后，全国出现大饥荒，党内政治出现危机。藏区全面展开的民主改革出现偏差，著名藏学大师喜饶嘉措在1962年的民族工作会议上向统战部李维汉部长发难，班禅喇嘛提出了七万言书直言上谏。这一切，都无法改变阶级斗争被外力引入藏区以后，藏人所经历的一切了。

1962年9月，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1963年2月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同年，电影《农奴》在全国放映。舞台上和广播里出现的藏族歌舞，清一色歌颂农奴的翻身解放，感激共产党的似海恩情。西藏百万农奴翻身解放以后到底怎样了，除了宣传以外，藏地以外的人们，其实一无所知。

上世纪八十年代，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在访问欧洲的时候，曾经和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谈到西藏问题。希思和一些外国友人一样，刚在中国政府安排下访问过西藏。希思对达赖喇嘛说，西藏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特别是在民众对达赖喇嘛的支持方面，如今已不是往昔了。尤其是在年轻一代里，对达赖喇嘛的支持正在飞快消失。达赖喇嘛的自传中说到，达赖喇嘛听后向他解释，“我关心的不是达赖喇嘛的地位，而是六百万生活在被占领西藏的人民的权利。然后，我告诉他，就我所知，年轻一代里对达赖喇嘛的支持现在处于最高的高峰，我的流亡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把西藏人民联合了起来。”

这真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农奴翻身以后到底怎样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美国人类学家戈尔斯坦，在西藏西部的羌塘拿出了一份田野工作报告，多少回答了这个问题。

翻身以后的西藏牧民

美国人类学家，著名藏学家梅尔文·戈尔斯坦在经过几年努力以后，获准在西藏西部羌塘实地考察牧民。戈尔斯坦在西方学界有“pro-China”的名声，他的研究经常得到中国政府的协助，能够从中国政府方面拿到其它西方学者得不到的材料。1959年前的西藏社会是不是封建农奴制，西方学界还有争议，戈尔斯坦却持肯定意见，认为旧西藏在政治上是封建制，在经济上是农奴制。他是一个资料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学者，即使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也很重视他所收集的文献和实地调查资料。对旧西藏的牧民社会，戈尔斯坦引用一位老人的话说：

“旧社会，我们帕拉的牧民是一个叫做拉格雅帕·伊荷强的政治大实体（领地）的一部分，这个实体由10个相邻的牧民点组成，属于班禅喇嘛（圣座）。这里所有的牧区都属于班禅喇嘛所有，他从我们（牧民）中间任命一些官员来处理纠纷和收税，他是我们的领主，虽然他本人从未来过这儿，但我们受他的管辖。”

事实上，藏地并非如很多汉地群众至今还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贵族和僧侣横行作恶而无法无天的地方。藏地法律有悠久的历史，有相当发达和详备的制度。（徐晓光著《藏族法制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地方上解决不了的争端就呈请班禅和他的高级官员，如果班禅也无法作出满意的裁决，从理论上讲可以最终上诉到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政府”（戈尔斯坦《今日西藏牧民》）。

戈尔斯坦相当简明而清晰地描述了旧时的西藏牧民社会：

“牧民家庭拥有自己的牲畜，可按自己的意愿进行管理和处置。但是他们不能随便离开这片土地，或带着牲畜搬到另一个领地去，即使那里欢迎他们也不行，他们世世代代被束缚在帕拉，受制于他们的领主。如果某种情况的出现使一个家庭感到非得带着牲畜投奔一个新的领主时，新领主一般必须与原领主协商后支付一笔款子，以赔偿损失。”

“从本质上说，所有的土地都属于拉萨的西藏政府，但是几百年来，都已划归贵族家族，大活佛和寺庙所有，以此作为其修缮费和维持生计的来源。……从本质上看，给予领主的领地于中世纪欧洲，沙俄和封建日本时代的采邑非常相似。”

“然而，被限制在一个领主的领地上并不意味着农牧民永远不能离开原来的村庄和牧点，一般家庭只要完成对领主所尽地义务便可，也可雇用他人来替自己尽责。至于牧民外出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无论是串门，做生意或朝圣，领主只关心领地上源源而来的贡品，而不干涉臣民日常生活的具体安排。”

此外，当臣民（“农奴”）并不意味着贫穷。在伊荷强，班禅喇嘛的许多臣民都很富有，有的拥有几千只绵羊和山羊以及好几百头牦牛。鉴于这一点，在传统的游牧社会中发现明显的阶级差别实属意料之中，例如，牧民中的贫苦阶层可以成为富裕牧民的专职仆人或雇工，尽管双方都是班禅喇嘛的臣民。”

“领主的臣民不仅负有义务而且也享有权利，只要臣民对班禅喇嘛尽了责，他就既不能驱逐他们也不能禁止他们进入他的牧场。……总的说来这是一种松散的制度，领主并不干涉牧民的日常生活。”

1959年“平叛”以后，由于这里是班禅喇嘛的属地，中央部分接受了班禅喇嘛的劝告，在这里不搞内地的激进土改，实行逐步改革的方式。从1960年起，“所有的家庭都被按上一个正式的‘阶级’成分”，尽管在这里找不出马克思主义定义下的“剥削”阶级，被定为富裕户或农奴主代理人的牧民家庭，只有一个前牧民官员，因为支持达赖喇嘛，受到没收财产的惩罚。整个西藏的贵族及寺院喇嘛失去了他们的领地。伊荷强的寺院全部关闭，喇嘛被遣送回家，牧民只能在自己家里设置佛堂，私下举行仪式和祷告。

从1961年开始实施了“互助”计划。从1960年到1966年，帕拉牧民的生活方式受到的破坏还比较轻。文化大革命开始延伸到这偏远藏地，阶级斗争开始强行实行，大搞斗争大会，宗教活动被禁止，经济上开始迅速改为人民公社所有制。这意味着牧民将失去宗教自由，失去牲畜，失去自由安排放牧和做买卖的权利，这使他们无法忍受，于是借着文革中的派别斗争而起来反抗。随后，解放军进入帕拉牧区，击溃牧民造反派武装。帕拉牧区全面实行公社制度。

与此同时，在牧民中重新划分“贫穷”“中等”和“富裕”三种成份，“富裕”牧民被定性为“剥削”，是“阶级敌人”。这让笔者想起，当年“插队”到黑龙江省小兴安岭的鄂伦春族地区，文革中那里的鄂伦春猎民也要划分成分，于是有“贫下中猎”这样的词汇出现。

阶级斗争被引入西藏牧民以后发生的事情，戈尔斯坦纪录了一些采访来的实例。作为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中国人，复述这样的故事会引起生理上的不适和痛苦。有些牧民为了避免戴上坏分子的帽子，只好揭发批判自己的配偶或父母。而公社化使得牧民由私人牧主变成公社财产的入股人，恰如一个牧民所指出的：

“我们不过是公社的仆人而已，公社拿走了我们所有的牲畜和生产工具如挤奶桶和搅奶器，我们只好听他们的使唤。”

牧区公社化以后，牧民生产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失去了安排自己的劳动的自由，也失去了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的自由：

“牧民每周劳动7天，无冬无夏从不间断，还附带大量‘公益劳动”项目，实在没有活儿干时，就用石头砌墙分割牧场。人们无法支配自己的生活，面对新主子的随意调遣使唤，他们一筹莫展，只觉得自己如同奴隶一般。有个在旧社会很穷的牧民一语破的道出了牧民的普遍感受：‘在公社成立之前，要是你没有吃至少总可以找点活干，替人家放牧，帮佣，或干脆要饭。但公社成立后，你饿了也只好干熬。’”

这是公社化时期中国农民的普遍生活状态，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人如今应该还记得。不过，我们可能完全不知道，对藏人来说，这种生活的痛苦还更深一层，因为这是完全打碎了他们的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从外界强行引入阶级和阶级斗争，以此来毁灭他们的宗教和精神世界。于是，“农奴翻身以后怎样”的问题有了下面戈尔斯坦给出的描述：

“牧民憎恨公社制度，不仅是出于他们经济上的贫困，更多的是因为他们痛恨阶级斗争大会，痛恨彻底摧毁了他们社会中的一切佛教遗迹。……他们认为这段时期北京的政策是谋求保持畜牧业生产，同时取消牧民传统生活方式的社会和文化结构。因此，牧民深感他们成了被剥削的臣民阶级，其境遇远比在旧社会的‘农奴制度’下差得多。”

尼木事件

2009年，戈尔斯坦又出版了一本新书《西藏的文化大革命，1969年尼木事件》（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ibet: The Nyemo Incident 1969）。文革史在中国一直是一个有禁忌有争议的领域，西藏的文革史更是资料匮乏。文革中曾经发生过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可是对西藏的类似“武斗”，尤其是传说中的尼木事件等，外界几乎一无所知。戈尔斯坦这本书，收集了中国政府方面的大量官方档案文件，还收集了很多当事人的口述历史，是迄今为止对尼木事件最为详尽最为严谨的研究。

根据官方定性，尼木事件是文革武斗期间发生在西藏尼木县的一次“反革命叛乱”。当地一派群众组织“造总”的成员，在一位叫做赤列曲珍的尼姑的动员下，攻击解放军支左工作队，杀死了十几个解放军战士。几个星期后，解放军出动镇压，逮捕并枪决了赤列曲珍等“叛乱”为首分子。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尼木事件的起因是什么。

戈尔斯坦用大量资料讲述文革中的西藏农民的经济地位和遭遇。1959年以后，土改在西藏逐步展开，农民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不再需要像历史上那样向政府，寺院或领主缴纳租金，废除了历史上遗留的债务，废除了差役，这些改革是“翻身农奴”所欢迎的。可惜的是，那时汉地已经人民公社化了，于是西藏在土改后迅速进入合作化，在文革开始前后组织人民公社。分给翻身农奴的土地，转眼又让人民公社收了去。比之解放前租种寺院或领主土地更不如的是，公社化后的农民们不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耕作土地，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处理土地上的产出。

根据全国统一的政策，人民公社土地上生产出来的粮食，首先要无偿地缴纳一部分给政府，这叫做“爱国公粮”。这其实就是土地税。从这一点来说，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并没有好过旧时代。土地的实际所有权并不属于农民，本质上是属于政府的。

对于农民来说，更糟糕的是，缴纳了“爱国公粮”以后，剩下的粮食也不能自由处理。国家已经有了严格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人民公社如果要出售自己的粮食，只有一条路，就是卖给政府的粮站，这叫做“卖余粮”。问题在于价格是由政府预先确定的，而且是掠夺性地低廉。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们当然不愿意廉价地出售自己的粮食，既然粮食价格这么低，那就尽量先让自己有足够的粮食吃，实在有多余才卖。可惜这个时候，农民都成了公社社员，已经不能自己做主了。公社干部是吃计划粮的国家干部，多卖余粮是他们的政绩，他们要代农民做主，以公社和生产队的名义，过量地向国家低价出售农民的粮食。所以，虽然卖余粮从理论上讲是“自愿”的，实际上卖了余粮以后，种地的农民自己竟不够吃了。

在尼木一带，翻身以前的农奴，历史上每年每人一般可以有18克（克是西藏的计量单位，一克合十四公斤）粮食，合252公斤。公社化以后，每人每年的留粮只有12克，合168公斤，比旧时代减少了三分之一。其他酥油和肉类食品减少的幅度更大。对于公社社员来说，自己不仅不能决定怎么种地，而且，生产出来的粮食，自己还没有吃饱，就让干部做主交了爱国公粮，低价卖了余粮。于是，公社化以后的中国农民，普遍失去了生产的积极性。生产积极性低了，产量就会下降，产量下降以后，爱国公粮还是要交，干部们还遍刮浮夸风，虚报产量，强迫多卖余粮，农民们的口粮就更低了。

所以，公社化时期的中国农民，处境是其历史上最糟糕的，这种说法并不过分。而西藏的翻身农奴，还更多了一份艰难。西藏是一个地域广袤而人口稀疏交通不便的地方。由于气候原因，谷物在仓库里可以储存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不坏。西藏又是一个自然环境比较严酷的地方，出现地域性的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减产或牲畜死亡是经常有的事情。历史上，农民除了向寺庙或领主庄园缴纳粮食以外，还经常会把多余的粮食和钱财捐献给寺庙。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农民们就向寺庙借粮借钱。所以西方有学者认为，藏地的寺庙，还有类似西方社会银行的功能。可见，作为佛法僧三宝之一的寺庙，不仅支持了藏民的精神世界，也是世俗社会物质生活的一个重要支柱。外人没有生活在那个世界里，往往理解不了，为什么寺庙这样的一个宗教设施，在藏民生活中有那么重要的受人敬重的地位。

然而，公社化时期，藏地寺庙经过摧残以后，全面萎缩。藏地一旦出现地域性的自然灾害，当地寺庙和僧尼已经没有能力解藏民之燃煤之急。外援即使存在，也可能因交通困难而无法送达。于是，历史上从来没有饥荒的藏地，出现了饥馑。历史上从来没有饿肚子的地方，也出现了饿死人的事情。

戈尔斯坦引用王力雄的话，指出公社化和粮食政策是尼木事件能发动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戈尔斯坦在提供了尼木事件前因后果的详尽资料以后，想证明一个结论，即尼木事件不是一个民族反抗事件，和汉藏问题没有关系。他指出，尼木事件的形成，一方面是文革中群众组织的派性，这和全国各地风行的武斗一样；另一方面，是一派群众组织“造总”的个别头头，利用了藏民对转世神灵的迷信，来达到为这一派群众组织夺权的目的。这就要说到尼木事件中最富神秘色彩的部分，阿尼赤列曲珍。

根据戈尔斯坦的资料，赤列曲珍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年轻僧尼，她对于民主改革毁坏寺庙是强烈不满的，但也只是不满而已。根据描述，她似乎还有一些健康或精神上的问题。文革中，她突然被周围农民信奉为格萨尔王的一位姑姑，也是西藏的一个保护神的转世，具有超乎异常的法力，能够预言未来，保护信徒不受伤害。戈尔斯坦提供了一些当事人的口述，他们对于这位转世神灵的法力深信不疑。群众组织“造总”的头头，看到赤列曲珍的话具有发动群众的不可替代的功效，认为利用赤列曲珍来争取群众的支持，是增加他们夺权成功的一个机会。就在赤列曲珍的发动下，发生了尼木事件这样针对解放军和政府的“暴动”。戈尔斯坦提供资料说明，“造总”的宣传，理论，策略，领导人等等，都具有文革中典型的“革命群众组织”的特征，它的最重要的头头是个汉人。“造总”是文革的产物，而不是藏民族社会结构里产生的东西。所以，戈尔斯坦认为，尼木事件本质上就是文革中在文化大革命宣传下的派性武斗事件，并不是藏民族的反抗事件，尽管参与者和事后被处决镇压的人大多是藏人，被杀死的解放军大多是汉人，但是尼木事件不是一个民族问题。

可是，这个观点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尼木事件中，赤列曲珍等积极参与者，喊出了“西藏独立”和“达赖喇嘛万岁”的口号，这恐怕很难说和民族问题一点没有关系。而且，尼木事件之所以演变成杀死解放军官兵的事件，无疑和赤列曲珍的发动，和她的追随者处于一种狂热状态有关系。而赤列曲珍之所以有这样的号召力，是因为她的追随者相信，她是格萨尔王时代西藏一个保护神的转世。这种信仰，这种精神因素，明显带有民族神话的特色。

这是有一点奇怪。戈尔斯坦是一位受人类学训练的历史学家，他当然不会不知道，神话在民族集体精神结构中的位置。像格萨尔王这样的藏民族历史神话，是藏民精神世界深层的一个重要部分。尼木事件中，参与“暴动”的人虽然打着“革命群众造反组织”的旗帜，虽然举着红旗和毛泽东的像，但是内心里鼓舞着他们的，还有藏民族的民族英雄格萨尔王。他们最终喊出“西藏独立”的口号，不是偶然的。尼木事件的参与者，既有文革中群众组织的外形，又有格萨尔王等转世神灵的影子，那是被“翻身解放”和人民公社双重“忽悠”了以后生活艰辛而感到愤怒的西藏农民。而尼木事件，和文革中同时期西藏的很多其他暴力事件，比如边坝事件，日喀则事件一样，是外来者把阶级斗争强行引入藏地，在藏地社会强行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划分阶级，鼓吹“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而造成的恶性暴力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受到最大伤害的显然还是低层藏民，是“翻身农奴”。

农奴解放以后怎样

农奴翻身以后的头二十年，是藏地民众处境最为艰难，精神最为痛苦的年代，他们不仅经历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长期饥馑，而且失去了他们生活中精神核心寺庙，失去了他们尊重和珍视的僧尼，失去了他们的领袖达赖喇嘛，甚至一度失去了曾经试图和中央政府竭力合作的其他宗教领袖。这些是任何人无法否认的事实，因为这些事情，大多也是数亿汉人农民的亲身经历。只不过对于高原上的藏民来说，由于寺庙的被毁和达赖喇嘛的出走，他们的苦难是双重的，他们的痛苦更为深重。

于是，有了文革后拨乱反正时期中央对西藏政策的反省，总书记胡耀邦亲自主持西藏工作会议，亲自前往西藏，允诺给予藏人以更多自治权力。更重要的是，中央首先向境外的达赖喇嘛释放善意，开启达赖喇嘛回归的谈判，让达赖喇嘛派出代表团前往藏地考察访问。这个时候，中央政府主要领导人对藏民族所持的友好和善态度，是汉藏近百年历史上最好的。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翻身”头二十年对藏地社会和精神上的破坏是那么严重，在“翻身农奴”心底里积累了那么深的冤屈和不信任。达赖喇嘛代表团在藏地考察期间，藏族民众的反应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令人大吃一惊。不幸的是，由于长期实行阶级斗争，以对敌斗争的观念来对待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使得中央和流亡藏人之间缺乏沟通渠道，没有及时形成处理微妙而脆弱的局面亟需的合作关系。藏地民众爆发的悲情，直指中央政府“治藏”的合法性。只有达赖喇嘛能够疏导平息藏人民众中积累了二十年的冤屈，可惜双方的沟通没有能及时提供让达赖喇嘛亲自参与合作的机会，民众有机会表达不满而造成的政治风险却提前呈现。八十年代后期，国内政治改革走向保守的同时，中央领导层放弃了打破汉藏关系僵局的决心，以八十年代后期汉藏两地发生的不幸事件为标志，结束了这短暂的第二次蜜月。内地政治改革和汉藏关系改善同时夭折，这也不是偶然的。

此后二十年，西藏政策又回到了历史上中央政府“治”藏的传统方略：经济上实行补贴，建造更多的道路和房屋，以强调中央在西藏的“主权”存在，同时提高藏人的生活水平，改善藏地医疗教育；制度上实行“收权”，依靠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左派管理，实权都掌握在中央派出的党委书记手里；精神上实行控制和改造，特别是对寺庙和僧尼的管理，政府用各种方式渗透控制，必要时不惜把军队开进寺庙。

从此以后，西藏政策的主导者，又渐渐地恢复了“敌情”观念，在对待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方面，实际上又开始实行“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指导思想，特别是在对国内民众的宣传中，以极其恶劣的方式妖魔化达赖喇嘛。这种对达赖喇嘛的抹黑和侮辱，必定会引起藏人民众中更深的悲情和冤屈。政府的对应方式则是禁止藏人表达对达赖喇嘛的崇拜和思念，用一种唯物主义者的傲慢来对待底层民众的信仰。这就是最近二十年中央对西藏补贴越多，藏人却仍不满的内在原因。

由于当代物质进步和技术发展创造的条件，中央对西藏的掌控力度，超出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运输的改善，使得中央有能力在西藏维持任何数量的人力，保证“收回政权”的需要。可是，中央显然还没有重视，为什么清末在藏地实行的“新政”改良无一例外地宣布无疾而终。他们显然还不理解，为什么翻身以后半个世纪，农奴们还是不满意。

如今的中央领导层，既没有胡耀邦时代主政者反思西藏问题时的善意和决心，也缺乏那一代领导者的政治和道德权威。他们不可能像胡耀邦那样，想明白了就下决心开创一个新局面。他们只会维持现状。为此，除了胡萝卜，就是大棒。让胡萝卜变得更吸引人，让大棒变得更可怕。

为此，“阶级斗争”又成了对藏政策的有机部分。无论是纵向比较几百年历史，还是横向比较从印度次大陆到喜马拉雅山区，从青藏高原到中国沿海这一大片土地上，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像如今的西藏那样，有那么多的军警宪特在监视民众的行动言论，有那么多的政治压力被强加于佛教寺庙。从来没有哪个民族，像今日之藏人那样，被如此粗暴地剥夺了信仰和精神的自由。

2008年3月的拉萨事件，让所有人都看到，农奴解放半个世纪以后，他们仍然不幸福，他们感觉比以前更不幸福了。汉藏有识之士都指出，欲解决西藏问题，达赖喇嘛的回归是一把钥匙。只有藏人自己的精神领袖，能够让解放后的农奴得到心灵的归宿。可惜，如今主政者更担心的是中央“治藏”的合法性。于是，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出台了。它强调农奴的解放，实际上还是在强调“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阶级斗争的存在，是农奴需要“解放”的前提，也是在藏地搞镇压的合法性来源。然而，从历史的长远观点来看，不管人们怎么宣传，百万农奴“解放”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农奴解放以后怎样，才能决定未来汉藏关系的走向。而阶级斗争，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已经证明，那是一条灾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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