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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缅怀张黎群，深切追思胡耀邦（全文）
陈泱潮（陈尔晋）
引言
胡耀邦最难能可贵之处，体现在他生前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爱戴，身后更受到愈来愈深切的怀念。原因就在于，他有1颗真心诚意把人当成人来尊重、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实践具有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在取缔西单民主墙后的1979年6月，胡耀邦在5届人大2次会议上，不顾高层人士对他支持民主运动的指责，义正词严地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他坚持言论自由，反对以言论治罪，理直气壮，掷地有声！他要从这些具体的、典型事例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给专制与独裁敲丧钟，给和平民主鸣锣开道、铺路搭桥。这是他多彩人生中十分耀眼之笔，也是人们对他最为怀念之处，同时也是对中国社会最有现实意义的思想和理念。
——引自张黎群、张定、严如平、李公天、唐非：《胡耀邦传》前言
1、我的“或从王事”（《推背图》第47像讼卦爻辞）传奇经历
我的传奇经历，不仅在于毛泽东时代就写出了四篇14章的《特权论》，深刻论证并且上书建言在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推行民主革命，建立三权分立、实行两党制、议会制、总统制的民主制度，而且在于我虽然有准备发动大军区起义结束专制独裁暴政的行为（详见《陈泱潮事略》），并且一度落入死囚牢笼，自分必死，却意想不到奇迹般获得释放、平反，甚至于紧接着因为《特权论》，早在1980年，就从云南边疆基层，直接奉调进京，而且是到可望影响中共决策的理论政策研究机构，从事理论政策研究工作。
这可望影响中共决策的理论政策研究机构，就是张黎群先生主持的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
2、中共决策层赋予筹建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的任务
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成立于胡耀邦先生刚当选为华国锋任党主席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
当时是由共青团中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筹办。任务是三个：
◆起到美国智囊机构兰德公司那样的给中央决策提供重要参考的作用；
◆做情报中心；
◆出栋梁人才……
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的正组长张黎群先生，副组长钟沛璋先生，都是和当时的中共总书记、不久即完全取代华国锋，作了党主席兼总书记的胡耀邦关系很深的思想很开明的领导干部。
筹备组基本上是在原来团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的，钟沛璋先生就是当时的团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谢昌逵，是副主任。其他从党中央机关调来的几位主要成员，都是原来团中央资深干部。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地地道道的胡耀邦嫡系团派中坚力量。
3、张黎群先生概况：完全可以说是胡耀邦先生的心腹股肱重臣
张黎群先生，1918年5月出生于四川成都蒲江县一户书香门第。18岁步行到延安，投身革命。曾和宋平等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手下工作。上个世纪40年代，新华日报在蒋管区高举民主的旗帜，反对国民党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的时候，他曾经担任新华日报研究室主任。应当说，他在那里，就接受了民主思想的洗礼。
张黎群先生与胡耀邦关系十分深厚。他们年龄相伯仲，早在延安就认识，彼此都有很好的印像。50年代初期，胡耀邦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时，张黎群先生即出任中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辑。
1957年反右，中国青年报很多优秀人才（包括副主编钟沛璋先生），都被冤冤枉枉打成右派。张黎群先生因为说过不能把报纸办成广告牌传声筒，几乎也被打成右派，材料已经上报，幸得胡耀邦亲自去向邓小平力保，邓小平发话，才得以幸免带上右派帽子。用张黎群先生的话来说，耀邦之于黎群，有生死之交、见危力救、消灾免难之义。
张黎群先生虽然没有被带上右派帽子，但是因为邓小平说：“既然糊涂，就不能再办报纸了……”所以反右后，被调离中国青年报，下放到陕西做了一段时间的县委副书记，1960年以后又到四川任中共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中共绵阳地委副书记等职。
文革初期，张黎群先生因为发表文章，在四川被打成西南“三家村”首犯，关押达七年之久。使他从反面再次接受了民主思想的洗礼。
1973年张黎群先生获得“解放”后，任过一个大型企业的领导。
1978年中共11届3中全会前后，获平反任浙江大学党委第二书记兼第一副校长。
1980年任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组长、中国青少年研究所所长。
1982年创立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任会长。
1983年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教育室第一任主任。
1986年离休后继续担任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
除此之外，在2000年，我离开大陆前，他还精力充沛，老当益壮，主持着东方文化研究会（下辖【东方】杂志）和名人协会（下辖【名人】杂志）两个官方社团的常务工作。
并且正是在此之际，以对国家对人民和对胡耀邦先生的高度忠诚，积极主持编写了今日影响甚大的《胡耀邦传》。
4、中国青少年研究所名副其实是“庙小神灵大”
1980年秋，胡耀邦当选中共主席制下的总书记后不久，中央决定成立负有上述三个使命的中国青少年研究所，遂将张黎群先生从浙江大学党委第二书记兼第一副校长任上，调任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组长。
由此可见，胡耀邦对青少年研究所的高度重视和寄予厚望。
可以说，中国青少年研究所，其实是牌子小，使命大。
如果胡耀邦不被废黜，而得以一路顺风巩固了接班人地位，中国青少年研究所一定会发挥出对中国历史的积极的进步的重大影响。
这从胡耀邦遭到废黜后，中国青少年研究所被王兆国指控为“事实上的团中央”，而被撤消，也可看出端倪。
5、我被物色到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的缘由
我是因为《特权论》即《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被借调（当时用人制度还不能从不同系统尤其是不能从边疆基层外单位一下子把人调到中央机关）到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工作的。
《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于1979年6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5届2次会议开幕当天，由北京《四五论坛》以大字报和油印本两种形式，公开张贴上北京西单民主墙，并且分两次发行了油印本。当时产生了极大的轰动响应。人称这一天是民主墙的复活节（详见《我的第四次人生十字路口》）。
1979年6月18日《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民主墙的发表，就篇幅而言，相信是中国大字报史上最长的大字报，可载入大字报迪斯尼记录；就思想新颖重要切中时弊发人深思的广泛性、深刻性和轰动效应而言，也可以载入思想振频迪斯尼记录
其实，早在《四五论坛》正式公开张贴和发行前，中共已经派来特工人员以自愿义务作本期《四五论坛》特刊校对的名义，参加了《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全过程翻印工作，已经获悉我的情况。知道我才从看守所死囚牢笼出来——因而当然知道我《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原文文本和整个案由卷宗，以及我是云南宣威人，和邓小平夫人卓琳有着世交烟亲关系等等一应情况。
事实上，中共最高层对我应当是早有认识。因为《特权论》早在1974年、1975年、1976年、1978年，以《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书名，先后用马东伍、殉道者的名义，多次采取异地投邮等方式，寄送给毛泽东、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以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我本人又在1978年4月30日被查获抓捕，坐实是《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作者……在当时那样一种高度重视思想理论和敌情动态的风气和惯性力量下，对《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如此新颖深刻的具有马克思主义新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最高层不可能不重视，不可能不调阅研究。
了解和熟悉中国当年那种思想禁锢和中共运作规则的人，会认识到《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对中共决策层的影响，早在中共11届3中全会之前，就已经产生。
就非最高权力机构和非掌握政法系统机密的人来说，《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当时特有的、今天依然可见的理论深度和整个改革思路，足以令当时的所有读者，产生发聋振聩的感觉。当然，更会引发中共思想理论意识形态专业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和关注。
我想，恐怕正是这个原因和青少所上述三个任务的需要，使联合筹备成立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的共青团中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领导，才会把目光集注到《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及其远在边疆地区社会底层的作者身上。
6、深刻难忘的第一印像
我和张黎群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团中央大楼政策研究室谢昌逵办公室。那天门敞开着，我正坐在面门的方位，和谢昌逵谈话。忽然有一位身材魁梧头发浓密乌黑，显得十分健壮的中年人，似乎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出现在门口。他专注地看看我，就径直向我走来。谢昌逵赶忙起立介绍，说：“他就是张黎群同志……”
张黎群先生边听谢昌逵介绍，边十分亲切热情地和我紧紧握手！
张黎群先生给我的第一印像是，他的眼睛显得非常睿智、明亮，热情而充满善与义！
他的眼神对我而言，感到非常的慈祥、非常的友好，有一种纯粹天然的亲近感！
他的手浑厚温暖有力！他作为领导和长者，反而向我微倾的身体，使我深深感到我和他之间，似曾相识……
那一刻，我知道，我遇到了一位好领导、一位心怀坦荡，我完全可以信靠的好人！
对于我这样一个童年丧父、不仅一直遭受着严重压抑、而且遭受过铁窗酷刑的严重摧残，以至于曾是面临过死刑威胁几于绝望的青年人，那一刻深感幸运的感觉，此刻犹存我心，令人难以忘怀！
7、不耻下问，虚心追求新知
我在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分在理论组。
当时的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充满了朝气。尽管我的正式学历只是中专，但是，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不仅是把我作为实际上已经具有研究生学力，才接收我到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工作，而且是把我当作老成持重,已经具有相当学术造诣、德才兼具，前途看好的后起之秀看待。大家对我都十分友好和尊重。尤其是两位领导，对我都给予了相当感人的关心和爱护，令人难忘。
由于《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的原因，同事们往往谦虚地和我探讨相关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张黎群先生也多次不耻下问，不仅很有兴趣地就《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有关问题听取我的陈述，而且还向我询问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异化问题和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等等理论问题。
我也总借这样的机会，除了大力宣传、深入阐述和发挥我的《特权论》思想观点之外，还积极鼓吹青年马克思的异化论等等可用于推动共产党进行民主变革的思想，以期说明共产制度异化和进行民主变革的必然性。
记得多次中午在团中央饭厅就餐的时候，张黎群先生总来相就我，和我坐在一桌，而且，他总要单独多买一个菜给我，或者邀我同吃。我们边吃边聊，往往就在这种无拘无束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谈论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改革开放的一些现实问题，或者评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人、事，例如重新评价赫鲁晓夫等等。有时也互道一些家常琐事，个人经历。
张黎群先生具有四川人“摆龙门阵”（即聊天）的特点，十分活跃健谈。我那时也正是意气风发之际，往往指点江山，警句妙语连珠，有问必答。我们很谈得来。彼此之间，大有忘年之交的情谊，而没有上下级之间那种拘谨。他不耻下问，虚心学习新知的精神，在那段时间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像。
8、热情支持首都高校自由竞选人民代表
那段时间，整个中国都处在一种向好的方向转变的气氛之中。这是我们今天从那时过来追怀胡耀邦时代的人们，都不免会具有的共识。
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在张黎群先生的领导下，更是显得朝气蓬勃。
1980年开始的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是在11届3中全会后“新时期”的标志下，前所未有的实行民主自由竞选。
早在年中，我在云南时，就积极鼓励上海傅申奇、河北王屹峰等民运朋友积极参加本单位的人民代表竞选。由于这是中共建政以来所没有过的民主选举，当然会遭到中共传统的保守势力的竭力反对。改革与反改革，在自由竞选人民代表的问题上，必然产生尖锐的对立和斗争。上海傅申奇、河北王屹峰在竞选过程中，都遭到很多压制和非难。
我到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不久，适逢北京人大代表换届选举。首都高校自由竞选人民代表的热潮十分高涨。仅北京大学就有18名学生报名参加竞选，提出竞选纲领，发表竞选演说。前民刊人士【北京之春】的王军涛、李盛平，【沃土】的胡平，都参加了北京海淀区北大人民代表的竞选。
面对这样的形势，我通知山东以宣传《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探讨新形势下民主革命理论为宗旨的民刊【理论旗】主编牟传珩来京，白天去各高校观察、交友、访问，晚上回来和我同住，交换观感情况。他在这次赴京考察学习活动中，获益良多，结识了不少民运活跃人士，包括后来崭露头角的方觉等人（详见牟传珩79民运回忆录：《我是枫叶编辑的书》）。
整个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在张黎群先生的领导下，热情支持首都高校自由竞选人民代表。我接受任务，到各高校观察竞选情况。回来汇报都是给予了积极的正面的反映和报告。同时，也把上海傅申奇、河北王屹峰在竞选过程中遭遇到的种种问题，甚至连同他们给我的书面材料，乘机反映上去。
张黎群先生曾就北大竞选事，亲临北大，召集参选人谈过话，尤其对王军涛、胡平等人，给予了特别的鼓励。
钟沛璋先生率谢昌逵等人也亲临北大一分校竞选会场，听取了李盛平的竞选演说和答辩。
这时的中国真是大有希望！
我在这种感受下，放弃了出国组织【民主国际】的打算，决心留在国内，借助并支持胡耀邦～张黎群这样一些充满人性的共产党人，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新生，民主革命取得成功，从而促使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邪路上走回正道，毕四功于一役。
在我当时看来，如果这时就能从竞选人民代表开始，逐步启动中国民主化变革，建立两党制、议会制、总统制，当时不仅一、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得深患“恐苏核大战威胁症” 的欧美在政治上经济上技术上对我国的鼎力支持；二、而且既能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又可及时防范官僚特权阶级坐大、把中国变成官僚特权阶级暴富、广大人民百姓被进一步强化为奴的岖型社会；三、有效瓦解苏东集团及其所奉行的特权超级奴役制度；四、有效制止因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而可能导致的核大战；和平解决台湾海峡两岸问题，统一祖国……
因此，1980年11月，当北京香山枫叶红了的时候，李盛平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组织的一次游香山观红叶的活动，我也去了。这次郊游，除李盛平外，还有当时的北大学生会主席张炜以及胡平、闵琦（他此时已作黎澍助手）等人。记得在留言条幅上题词签字时，胡平写的是前人一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就能够运动地球”。我也好像加了新意，借用了毛泽东的《沁园春 长沙》一词中的意境，题曰：“又是满山红叶时，问苍茫大地，今日谁主沉浮？！
9、改革开放后鲜为人知的第一次学潮
中共11届3中全会后，第一次学潮，乃是1980年11月因为当局违背选举法，而造成的湖南长沙高校的抗议活动。
因湖南省委连续数次违法取消长沙数所高校人民代表选举结果,而导致这些高校师生连夜上街游行以及静坐示威，最后组成了由陶森为团长的长沙高校22人代表团赴京上访。
我在当时的民政部长程子华之后，看望和会见了陶森等人，发表了支持学生依法选举和谴责湖南省委违法干预竞选结果的谈话。
我首先指出，这次全国范围内自由竞选人民代表，是党中央贯彻执行11届3中全会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路线和精神，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决策，是开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局面，杜绝社会主义制度产生官僚特权阶级的重大举措。高校学生，作为新时期的知识分子，在世界走向民主化的时代浪潮中，积极响应党中央解放思想的号召，敏锐地正视我国社会方方面面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敏锐地正视我国科学技术社会生产力相当落后的根子，正是在于我国政治生活中缺乏民主，因而积极投身到此次按照宪法规定进行的公民自由竞选人民代表的活动，无愧新时期大学生的称号！你们行使宪法赋予的公民权，选举自己信赖的人作人民代表，你们的权利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你们的选择合理合法，也完全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任何人不得违反宪法把选举当作玩弄人民的儿戏！任何人不得违反宪法剥夺你们的权利、蹂躏你们的意志……
我的讲话，并无煽动学生闹事的意图，而是依法支持正义，顺应民心、化解民怨、理顺民气，既有利于缓和矛盾，又有利于引导民众推动整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学生有气，官方有病。顺气治病，才有稳定。
当我后来在监狱中看到李鹏处理89学潮的态度和做法时，深感这不仅是水平太差失策的问题，简直就是不通人性！共产党邓小平用这样不通人性不尊重民心民意的畜类蠢货当总理，怎么不会背时怎么不会捅出大乱子？！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陶森的父亲是一位老红军，是中共建国后第一位、并且也许是唯一一位以将军身份，主动向毛泽东提出申请，并获得批准解甲归田的人物。因此，陶森本人对我运用民主竞选，反对和杜绝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官僚特权阶级的讲话，十分赞成！他爽快地接受了我把情况上达中央后，尽快返回学校的建议。他后来还和那次陪同我前去看望他们的牟传珩保持着联系（详见牟传珩79民运回忆录：《我是枫叶编辑的书》）
陶森等人回到长沙后，用大字报公布了赴京上访结果，当然以我对他们的讲话作为指责湖南省委的“尚方宝剑”。
毛致用为第一书记的湖南省委，旋即为此专门打报告向中共中央点名指控了我。
所幸诚如以上所说，当时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全体成员，都鼎力支持人民代表民主竞选，因此，张黎群先生、钟沛璋先生，作为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的领导，以及谢昌逵等同事，只是向我通报了湖南省委向中央点名状告我的情况，并未因为湖南省委把我告到中央，而责难或者批评我。
现在回过头去看，1980年公民自由竞选人民代表这一势头，如果能够继续深入拓展下去，中国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恐怕已经大功告成。
张黎群先生和胡耀邦先生担任中共总书记时代的共青团中央，在政治上所展示的开明的进步的态度，对1980年那次自由竞选人民代表活动，所给予的积极支持，今天从当年一些人的回忆文章（例如胡平的《偉大的容忍——論胡耀邦精神》）中，依然能够强烈的感觉得到。
遗憾的是，在人民代表自由竞选结果证明共产党指派的候选人大多太失民望的情况下，胡乔木、邓力群等肖小作祟，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官僚特权阶级决策集团，断定一旦实行民主自由竞选，共产党非失势下台不可——他们的昏庸、低能和维护既得利益的贪婪，使他们根本看不到，共产党如果在斯时斯刻作了这样的改革之后，必然造福中国千秋万代，必然从正面而不是从反面影响苏东，造福整个世界，彪炳史册，共产党必然大得民心，在民主政体中势必永远长存下去，而不至于再度祸害国家，面临被全民清算彻底覆亡的下场！是邓小平～王震……以及胡乔木、邓力群这帮平庸短视贪婪的枭雄黑道中共慈禧和太监佞臣，葬送了中共，葬送了中共再造乾坤的极好的历史机遇！是这帮中共官僚特权阶级“大官们的代表”（1976年初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结论），使我国及时实现和平民主化转型的这一宝贵良机，消失于无形。
但是，请不要忘记：胡耀邦先生为此尽了努力！张黎群先生为此尽了努力！我等也为此尽了努力！
10、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的第一次公开亮相
1980年12月，中央有关部门决定在安徽合肥举行全国人才学、未来学、科学学联合学术讨论会。
人才学创始人雷祯孝，特意邀请我出席这次会议。我向筹备组报告了此事。张黎群先生和谢昌逵先生一起和我谈了话。说明我此次去参加联合学术讨论会，不是以个人身份参加，而是作为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的正式代表去出席此次会议。由于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是中央机关这样的一些特殊背景，而且又是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第一次公开亮相，所以，讲话发言要谨慎。与此同时，还交待了其他一些公派人员经济等方面应注意的事项。
而这次出席全国人才学、未来学、科学学联合学术讨论会的团中央政策研究室代表，则是由后来担任中共河北邯郸市委书记的唐若昕担任。
我知道，由于张黎群先生和胡耀邦先生有着这样一层特殊关系，在由张黎群先生主持工作的这样一个当时新冒出来的中央机构，会倍受相关高层的瞩目。在政治斗争中方方面面有着很复杂的关系。作为一个要成就大事的政治集团，对于代表它亮相出面的人物，总是会审慎选择的。我充分感到这是张黎群先生对我的信任。
因此，我取消了原来答应雷祯孝准备在会上作长篇发言的打算。重点放在收集资料，准备会后发表有份量的学术论文上。
尽管我没有发言，但是，在这次会议上，我认识并且结交了一些朋友。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会议的组织者和主持者，是当时身为国家科学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属国务院系统智库）负责人的童大林和吴明瑜，他们俩人在主导会议如此繁忙的情况下，都抓紧时间阅读了我带去的《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四五论坛】翻印本。他们认为“这篇文章太重要了！应当好好研究研究”。童大林最后约我春节后一定好好谈谈，并且说《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他要借去认真看看，春节过后见面时，再还我。
在这次全国人才学、未来学、科学学联合学术讨论会结束时，在人才学学术讨论会全体与会人员的合影中，大约方励之以及当时人才学创始人雷祯孝等人亦在其中，我手里拿着一卷资料坐在第一排正中，很显眼。可惜，我的这张照片后来被公安抄收了。如果有这张照片的人看到这篇文章，希望能够将这张照片拷贝一份给一再遭逢劫后余生的我，以为纪念。谨此致谢！
11、“我们党对农民是犯了罪的！”
这次会议还给我留下了另一个深刻的印像：童大林在这次联合学术讨论大会主题报告中，讲了一些很符合客观实际的话。对坚持“两个凡是”的时弊，批评甚是尖锐。当他说道：“我们党对农民是犯了罪的”一句时，会场全场哑然，刹时寂静无声，片刻之后，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赢得了人们极大的共鸣！
这个场景，是胡耀邦担任中共总书记时代的一个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镜头！深深值得人怀念！
当我回京向张黎群先生汇报到这一幕的时候，张黎群先生若有所思地说：“的确是到了结束人民公社万万岁的时候了！”
这些，在这篇缅怀和追思胡耀邦及其时代、缅怀和追思胡耀邦先生忠诚的挚友和部属的文章中，完全有必要记载下来。
那时的安徽省委书记是主张农村改革应当尊重农民意愿，实行包产到户的万里，吴象是省委秘书长。多年以后，我在云南接待来访的吴象。回忆当年的农村改革，评价89/6.4事件，知道像万里这样一些人，正如耀邦和张黎群先生这样，是中共之中富有人性和良心的人。
30年前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政策，对我国农民犯下了滔天大罪！据最近解密的部分中共官方《大跃进秘密档案》证实：1959～1962年，中国全国非正常死亡实即活活饿死的人数一共是3755.8万人！其中种地生产粮食的农民居然高达3068.5万人！这是何等样罄竹难书的罪恶！
邓小平推行让共产党当权派即大权在握的官僚特权阶级先富起来的政策以来，把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人进行农村改革给农民带来的有限的短暂好处，再次无情彻底剥夺！今天中国城市的灯红酒绿，相当程度是建筑在我国广大农民受尽剥削和压迫的血汗和眼泪的基础之上！
我苦难的农民弟兄！作为中共人祸大饥荒的幸存者，作为与你们血肉相连的一员（我的胞弟亲眷至今仍然是农民），每当想到将近60年来中国农民的境遇，我都不禁流泪！当听到童大林那一声：“我们党对农民是犯了罪的”，我的心灵为之震颤！我希望今天纪念胡耀邦的中共高层衮衮诸公，好好反省邓小平～江泽民以来的农村政策，不要做小恩小惠欺世盗名的表面文章，而是必须切切实实真正彻底解决农民深受压迫深受剥削的问题！
12、行船偏遇打头风：忽遭中共中央1981年〔9〕号文之变！
正当我在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这种环境下，雄心勃勃，拟定了一系列重大课题的写作计划（我在1979年写的《特权论•重印前言》中，已经部分地提到了这些课题），准备好好利用这样的平台，为从中共体制内外加快和平地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而有所作为的时候，遭遇到了中共中央1981年〔9〕号文之变！
国际形势的变化，波兰团结工会的兴起，全国风起云涌的民办刊物和民间社团的涌现，在自由竞选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实践中，中共官方指派参选的人全面败北……所有这一切，使以邓小平为首的官僚特权阶级决策集团深深感到中共一党专制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加上胡乔木、邓力群之流左棍的拼命捣鼓，1980年底～1981年初，中共中央作出了《坚决取缔和打击非法刊物非法组织的决定》，下发了贯彻这一决定的中共中央1981年〔9〕号文。
中共中央1981年〔9〕号文，传达了邓小平的关于“中国根本不存在也根本不可能产生官僚特权阶级”的讲话，在这个杀气腾腾的讲话中，邓小平惊呼提出并且论证了“共产中国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特定内涵势必产生官僚特权阶级”因而主张必须进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人，“他们人数极少，能量极大！”“他们那个纲领是旗帜鲜明的！”……等等。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邓小平这个讲话，是直接针对《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及其作者而说的！
果然，中共中央1981年〔9〕号文引用了《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一系列原话，比如“必然产生官僚特权阶级”，“必须进行民主革命”，“发动宫廷政变”，“进行第二次武装夺权”……甚至连中国现在“遍地都布满了干柴和汽油的情况下，一个小小的火星足以燃起满天的大火”这样的话，也很煽情地引用进中共中央1981年〔9〕号文件之中，作为镇压民办刊物民间民主社团的口实。
由此可知，以邓小平为首的骨子里反民主反人民的中共专制独裁寡头势力，正如他们后来在对我的《起诉书》中所说的那样，已经把我内定成是“给非法刊物非法组织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所谓民主运动“祖师爷”！
1981年4月4日，我首先在南京火车站被非法绑架。4月10日后，才开始抓捕徐文立、何求、傅申奇、王希哲、徐水良、王屹峰、……等等各地民运骨干，对全国民运激进骨干，实行一网打尽的毒辣手段，从而整个地镇压了79民主运动，也断送了中共适时起死回生再造乾坤的历史机遇！
对这段历史，请参看我的《危难时刻的救助与安慰——悼念王若水先生》等文。此不赘叙。
从而嘎然中止了我在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的工作，嘎然中止了我的这些已经切入当时有可能影响中共首脑人物的智库圈子、推动通过中共体制内和平地适时进行民主改革、敢于高屋建瓴的政治活动……
可以说，我们的这次被捕，不仅严重打击了中国民运的力量，使89学生运动，失去了非常必要的成熟的坚强的智慧的指导，而且，也使胡耀邦这样的一支十分可贵的中共开明力量、胡耀邦这样一位心怀坦荡毫无防人之心的政治家，不仅少了一支有力的支持力量，而且尤其是在关键时刻一个主意甚于军万马的政治博弈中，少了一个敏锐的哨兵和参谋！
但是，就我个人的命运而言，正如我在《中国民运首次组党》一文中所说，“现在看来，这也正印证了《推背图》第47像〔讼〕卦爻辞预言本像事主必有的一段人生经历：‘或从王事，无成’。怎么能说这一切不是天命前定呢？”
13、又经过10年铁窗烈火熬烤之后，重见张黎群先生
我这次重新入狱，从1981年4月4日～1991年4月3日，一天不少，整整10年。出狱后直到邓小平南巡讲话，仍然如同在狱，受到十分严密的监控。为了不给别人增添麻烦，我未能及时和青少所的故旧领导取得联系。
直到邓小平南巡讲话传达之后，对我的监控有了一些松动，我才到北京万寿路甲15号张黎群先生的家中，去拜望张老。
经过如此巨大的变化，一度巍巍然不可动摇的前苏联及其东欧所有卫星国家，都已经实现了向民主化的和平演变，事实有力地证明了我《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的论断和预言的正确性！而耀邦先生已经去世，邓小平89/6.4悍然开枪镇压学生运动，而我自己又经受了10年铁窗烈火的熬烤，母亡家破妻离子散，满头白发……
在询问了我的一些情况之后，张黎群先生非常惋惜地对我说：“你怎么能去搞组党活动呢？这使我们，使耀邦都无法为你讲话！否则，凭你的才干经历，凭你和他家（他边说边用手指着他客厅壁上挂着的一幅邓垦写的条幅）的关系，你这10年要为国家做多少事……”
14、“您的那位学生说的很透彻……实在是三难得啊！”
接着，张黎群先生又拿一张他在胡耀邦先生去世前不久，在胡耀邦先生书房拍摄的照片说：“就在这次我去看望耀邦时，他还提到你。说：‘还是您的那位学生说的透彻。我们党的问题，国家的体制问题，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发展问题，他都说的很透彻……这个人真是文章难得、精神难得、人才难得！实在是三难得啊’……”
这使我不禁想起在我们这批民运骨干被抓之后，耀邦提出的三宽方针：宽容、宽和、宽松；不禁使我想起耀邦在位的那些年，每年特别是有大一些事情的时候，例如1982年修改宪法、1983年严厉打击刑事犯罪、1984年整党宣布胜利结束……都有北京来人到监狱询问我有些什么想法，我隐隐感到耀邦的关注，所以我都直言不讳。
例如，1984年宣布整党胜利结束那次，谈话之后，我还交给来人两大册精心分类编辑好的剪报，通过这些很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勒要勾玄主题明确重点突出的剪报，不仅一目了然看得出党的腐败在加剧，而且，我把我对他们谈过的对宣布整党胜利结束的看法和主要意见，又白纸黑字明确写在扉页上：
“陈尔晋狱中对中国共产党宣布整党胜利结束的看法和意见
整风这种方式在共产党没有取得全国政权、没有掌握政治经济合一这种生产方式操控权的时候，在强敌压境、生死攸关之际，或许有效。但是，存在决定意识。共产党进了城，建立了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生产方式，在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的情况下，共产党掉进了特权腐蚀剂中，根本不可能通过整风的方式来避免共产党的腐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让我们看看建国以来，共产党历次的整风效果吧：1957年整风，整出了老虎屁股摸不得风和假话风，大大伤害了国家的元气！文化大革命整风，整出了派性风和个人迷信风，全国大发疯！这次是第三次整风，整出了什么风？在我看来整出了破伤（商）风——全党以权谋私、以权经商，大刮特刮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严重的腐败风！如果再不重视我在《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书中提出的问题，如果再不弄清现存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特定内涵，不及时进行民主化改革、不及时建立民主制度，如果再继续迷信整风可以防止中国共产党的腐烂变质，我断定：在宣布第四次整风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一定会中了风！
——陈尔晋写于云南省第二监狱”
与此同时，我还写了一篇长文：《弄清现存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特定内涵刻不容缓》交了上去……
正因为有着以上这些证据确凿的事实和故事，我才敢于在《问胡曾谁最具变数？——也谈曾庆红的历史机遇》一文中强调了这样的话：
“在今天提出：‘我们要学习胡耀邦同志锐意改革、勇于创新的思想境界……博览群书，追求新知……’意味着什么？敢不敢像胡耀邦阅读《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一样，正视共产社会制度必须进行民主革命建立民主制度的必然性？敢不敢正视《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关于现存共产社会制度势必产生官僚特权阶级的明确论断？敢不敢按照《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所指出的方向，建立民主制度？”
15、耀邦最后岁月两首有关文章、理论、学术的诗词
1996年，我作为云南省宣威全益（集团）公司的总经理，因为与上海绿谷集团有一个东西部合作在云南宣威建立万吨黄磷厂的合作项目，接受绿谷集团邀请，出席了由绿谷集团出资赞助、中组部和光明日报联合主办的【首都知识界知名人士钓鱼台国宾馆中秋节赏月会】。事后我去看望张黎群先生。我和他在万寿路甲15号附近的［川霸王］川菜馆用饭回来，张黎群先生又一次谈起耀邦生前的一些往事。
其中，他告诉了我耀邦困居家中后写的两首有关文章、理论、学术的诗词。
其一曰：
沧桑变化寻常事，
人间悲欢最牵情。
谁能偷得蟠桃果，
怜取卿卿锦绣文。
其二曰：
科学真理难求，
你添醋来我加油，
论战也带核弹头。
核弹头，你算学术第几流？
是非面前争自由。
你骑马来我牵牛。
酸甜苦辣任去留。
任去留，浊酒一杯信天游。
张黎群先生说，耀邦是人不是神，在横遭打击后的那些痛苦的日子里，也会有很多“为什么？”，也会要发天问，要探究很多原本不曾想过、或者没有深入想清楚的问题。这样的诗词，是他深入思考、深入学习，有所感触的反映。可能是写他自己，也可能是写别人，也很可能是兼而有之，总之，是有感而发，可以送给你，也可以送给我，甚至也可以送给其他意有所指的人。“怜取卿卿锦绣文”，反映的是猩猩惜猩猩，耀邦一贯惜才爱才的风范啊……
16、泪撒耀邦书房
接着，张黎群先生特意说，你应当去看看李昭，看看耀邦故居。记得耀邦有次提到，中国的未来在你们这些吃过大苦、受过大难、善于思考的年轻一代身上。并且说，你出来时还不到50岁，他也只有75、6岁，应该有见面的机会。想不到他这个愿望没有实现。所以你要么去趟共青城，要么到他的故居去看看李昭，耀邦在天之灵会因此感到欣慰……
我遂回忆起1980年秋天，林希翎去看李昭，我曾经陪她同去。但因为当天时间已晚，我就没有陪她进门，而是在外面等她。不然，那次就会见到李昭了。
张黎群先生说，你现在就去看看耀邦提起过你的地方，看看李昭。我给你联系安排一下。
我说，可否就便认识一下德平？我读过他写的一篇文章：《为自由鸣炮》，对他印像很好。张老说，德平以后有的是机会，最近他不在北京。不过胡德华在，他可以陪他母亲会见你。
于是，在张黎群先生的联系安排下，我去拜访胡宅看望李昭。虽然耀邦去世了，可是依然有武警站岗，值班军官电话联系后证实是应约来访的客人，检查证件，认真登记后，我方才得以入内，和李昭、德华见了面。
我在2002-8-26所写《特权论•重印前言上网按语》一文中，曾经回顾到这次看望李昭的事：
“《重印前言》提到了胡耀邦在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表明了要为人民的利益、要为坚持真理，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决心的讲话。不幸，耀邦的这一讲话成了他命运的谶语！当1996年我去中南海耀邦家中看望他的夫人李昭的时候，环顾客厅和书房中的一切，想起他的为人和我在《重印前言》中引述的他的这番讲话，我情不自禁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其实，我这次罕有的满含悲痛之情泪撒耀邦书房的原因，一则是因为耀邦的遭遇，为耀邦而哭，二则，也是因为知道耀邦对我所曾说过的这些话，而深感痛心！我在斯时斯刻，泪撒耀邦书房，不仅是为耀邦而哭，也是为自己而哭，更是为中国而哭！
17、胡耀邦的遭遇甚于屈原尽忠受谗的遭遇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屈原，以真知灼见对国家竭尽忠诚，但是却遭到肖小的谗言，而被昏庸的楚怀王所冷落。以至怀王听不进屈原的忠告，采取了一错再错接二连三的错误政策，把国家推向不可救药最终灭亡的深渊。屈原眼睁睁看着国家的灭亡，而不能尽忠效力挽救亡国危机。遂发《天问》作《离骚》，最后自沉汨罗江……
胡耀邦先生的遭遇几同屈原！他对共产党尽了忠，他对国家尽了忠，他的人性他的良心，形成了他强烈的人民性，他对人民尽了忠！他真心诚意推动和坚持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为此而惨遭非法废黜！
他与屈原所不同的是，屈原是被毁于敌国的离间、肖小的谗言、楚怀王的昏庸，而胡耀邦的遭遇并非毁于敌国的离间，也并非完全毁于肖小太监佞臣的谗言，而主要毁于当代慈禧邓小平的奸诈！
亲身品尝过毛泽东专制独裁滋味的邓小平，同样看过《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深知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而一度公开叫唤政治体制改革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
襟怀坦荡的胡耀邦信以为真，积极表示支持邓小平带头废除终身制。殊不知奸雄邓小平内心私欲却是要专权独裁到死！耀邦忠诚相信他、支持他的行动，反而成了耀邦得罪于他、不可饶恕必须下台的“罪过”！
盖耀邦的失势，实根源于耀邦的坦诚尽忠！
耀邦在被非法废黜后的痛苦反思中，不可能不醒悟认识到这一点！
邓小平事后还假惺惺地邀请耀邦去他家打桥牌，在那拼搏智力的牌桌上，牌如其人，耀邦已经心知肚明，更加感到奸雄心机的险诈恶毒！这是耀邦以后再也不应召去陪奸雄玩猫戏老鼠游戏的原因——恐怕也是耀邦萌发身后不能进八宝山和这帮家伙同流合污下去，而决意远去江西共青城的念头的起因！
与屈原不同的是，耀邦的最后岁月，既是在痛苦煎熬中渡过的，也是在意想不到下台后反而声誉日隆赢得了人们广泛的同情和尊敬中，感受到时代将变的希望中渡过的！如果老天赐给耀邦延年益寿的蟠桃果，事情又会怎样？
正像林彪最后之于毛泽东，经过痛苦反思后的胡耀邦，思想上其实已经和邓小平这个顽固坚持专制独裁垂帘听政的当代慈禧太后彻底决裂！甚至已经和整个专制独裁体制决裂！作为看过《特权论》全文和作者卷宗、对《特权论》给予了高度评价的读者，他继续“顾全”大局，难保不是在等待机会！
18、耀邦才真正是“生的光荣、死的伟大！”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由衷赞叹神圣 上帝造化的奇妙！
设使耀邦颐养天年，或许共产世界不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或许中共的罪恶、邓小平欺世盗名满口“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实则以天下为一己之私极其残暴专横的本质，不至于如此暴露无遗！
真是公道自在人心！正是胡耀邦的被非法废黜，正是胡耀邦所遭遇到的如此冤屈，激起了人民群众对这位共产党中的异数、担纲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真诚为民众谋求公道幸福的人，深抱强烈的同情！
正是这种强烈的同情，正是耀邦之死，造成了人民从呼喊“小平您好”到呼喊“小平该死”的转变！
正是这种转变，使89学生爱国请愿运动，变成了事实上的全民反对以邓记［康华公司］为代表的反官倒、反腐败运动！
正是邓小平专制独裁军阀寡头老虎屁股摸不得、反人民、反人性、刚腹自用专横残暴的秉性，正是中国自孙中山以来实行以俄为师、领袖专制、军阀独裁这样一种隐性帝制、绝对权力的毫无制衡，造成了邓小平得以调动国防军大摆坦克阵，开枪屠杀爱国学生和无辜市民的6.4血案！
正是共产中国的89/6.4血案，震惊了世界，震惊了有基督教传统信仰爱人如己讲道德良心的前苏联东欧的军队，促使他们在决定关头，调转枪口对准专制独裁者，推倒了柏林墙，使不可一世的共产国际专制独裁大厦轰然倒塌！
公道自在人心！申冤在 上帝，上帝必施报应！
耀邦之死，揭穿了奸雄邓小平是中共血腥统治刽子手的本质！
从文革前17年反右等等运动、文革初期把大批大、中学生打成“反革命”，到1891年一网打尽79民运骨干、89/6.4血案……等等一系列铁证如山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耀邦之死，让世人彻底看清了奸雄邓小平反人民反人性的屠夫嘴脸！
耀邦之死，引发了89/6.4血案，引发了推倒柏林墙，引发了共产国际专制独裁大厦的轰然倒塌！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的死，产生过如此巨大的影响！
胡耀邦生的光荣、死的伟大！
19、真是胡耀邦传人，就必须下决心、有行动，切实执行《胡耀邦政治遗嘱》
这次胡锦涛在宣布向朝鲜和古巴学习之后，举行了纪念胡耀邦的活动。
我相信耀邦先生在天之灵是绝对不会同意中国走朝鲜和古巴这种专制独裁祸国殃民的道路的！耀邦先生在天之灵也绝对不会容忍利用他的清名为虎作账，继续为巩固专制独裁军阀寡头体制服务的！
真要作胡耀邦先生精神的传人，必须尊重胡耀邦先生的遗志，完成胡耀邦先生遗愿！
什么是胡耀邦先生的遗志和遗愿呢？
诚然，胡耀邦先生生前没有来得及亲笔写下他的政治遗嘱就猝然去世，但是，与他几十年生死与共，肝胆相照、心气相通的故旧部属，根据耀邦最后岁月痛定思痛所思所想，而写出的《胡耀邦传•前言》，人们有理由将它看作是《胡耀邦的政治遗嘱》！
20、胡耀邦的政治遗嘱
【胡耀邦最难能可贵之处，体现在他生前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爱戴，身后更受到愈来愈深切的怀念。原因就在于，他有1颗真心诚意把人当成人来尊重、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实践具有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在取缔西单民主墙后的1979年6月，胡耀邦在5届人大2次会议上，不顾高层人士对他支持民主运动的指责，义正词严地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他坚持言论自由，反对以言论治罪，理直气壮，掷地有声！他要从这些具体的、典型事例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给专制与独裁敲丧钟，给和平民主鸣锣开道、铺路搭桥。这是他多彩人生中十分耀眼之笔，也是人们对他最为怀念之处，同时也是对中国社会最有现实意义的思想和理念。】
——张黎群、张定、严如平、李公天、唐非：《胡耀邦传•前言》
21、本文和《特权论》是对《胡耀邦政治遗嘱》的有力佐证和诠释
本文就是对这段完全可以看作是《胡耀邦政治遗嘱》的最必要最有力的佐证和诠释！被胡耀邦称之为“实在难得”的《特权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经过30多年来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实践的检验，就是《胡耀邦政治遗嘱》最有说服力的理论阐述！
本人以数十年如一日遵循“只要道行天下，成功不必在我”的信条，忠诚报效国家和人民的的精神和作为，在此慎重呼吁全体中共党员、全体共青团员，奋起继承和发扬胡耀邦的精神，以“1颗真心诚意把人当成人来尊重、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实践具有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坚持言论自由，反对以言论治罪，理直气壮，掷地有声！他要从这些具体的、典型事例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给专制与独裁敲丧钟，给和平民主鸣锣开道、铺路搭桥”,用实际行动，积极推进我国再也不能拖延了的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
本人同时以一个数十年来遭受中共残酷迫害、以至于家破母亡妻离子散的幸存者的遭遇，在此热忱呼吁所有民运弟兄、所有反抗中共专制独裁暴政的志士仁人法轮功朋友，让我们切实本着爱人如己、真善忍的精神和情怀，真诚呼吁和欢迎所有中共党员所有共青团员，站到胡耀邦的立场、走胡耀邦之路！应当清醒的看到，没有他们的转变与合作，罪恶的专制独裁制度的顷刻溃灭和中国民主化的和平转型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只有争取他们不仅从组织上，而且从思想上彻底退党、彻底和中共划清界线，从而才能彻底孤立中共官僚特权阶级一小撮顽固坚持专制独裁的反动分子，有效尽快结束中共一党专制！
22、张黎群问：谁有福气来摘取开创党团民主宪政万世基业的桃子？
回顾远在中共16大召开之前，我曾经和张老探讨过实行民主化改革软着陆开创党团民主宪政的方案。
这个方案是基于这样的设想：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成就有些非常了不起的重大业绩，的确是“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
在当代历史条件下，中国的大事，乃至于世界的大事，莫过于成就中国的民主化事业！
实现中国的民主化，可能有多条道路。
但是，最简捷、最稳妥、最有利于和平过渡顺利完成的软着陆方式，是在中共现有党、团格局的基础上，党、团自然分家，各自独立，实行民主竞选，谁得胜谁组阁执政。
制宪会议明确规定中国实行党、团民主宪政，不得再成立新党，从而杜绝中国一旦实行民主，政党势必多如牛毛，政局不稳的弊病……
名称是次要问题，关键是实质性的转变。
有了民主制度，一切都会日臻完善。
在民主制度下，将来人们如果认为有必要对党团的名称加以改动，那是易如反掌之事！
由此实行共产党、共青团名义下的党团两党制，凡国人愿意从政者，可以自由选择入党入团……
由此开创党团民主宪政万世基业的新局面，稳固地奠定两党制基础，造福于中国，造福于世界！
张老认为这样的设想很好，可以免除亡党亡国的危险，或者说可以免除共产党多年形成的亡党亡国的思想误区。
但是，他问：谁有福气来摘取开创党团民主宪政万世基业的桃子？
为着他的这一问，2000年，我在中共筹备召开16大的前夕，冒着生命危险，出逃东南亚，死马当活马医，竭尽努力，积极开导中共、积极诱导江泽民走实行宪政民主和平改革软着陆的道路……尽管未能奏效，还招致一些人的误解，但是，我无愧我心，我尽了努力！
凭着他的这一问，
凭着我和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有过的这一段奇缘，
凭着我希望中国人民不要再承受政治人物争权夺利而带来的深重痛苦和灾难，
在此纪念胡耀邦之际，我又写了以上文字。
一则，沉痛缅怀对我可以说是具有知遇之恩的张黎群先生，深切追思可称之为中共领导人异数的胡耀邦先生；
二则，我也要以此问胡曾：你们之中，到底谁是胡耀邦先生人民性和锐意改革精神的真正传人？我希望你们不要作遗臭万年的历史罪人！
23、胡耀邦是中共的异数
写到这里，非常有必要指出：胡耀邦作为曾经任职中共总书记的人，是中共的异数！
正像他自己所说，在他这一生的“两个意想不到”中，其中之一就是没有想过会当上共产党的总书记！
拿他与毛泽东、邓小平中共党魁比较，其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毛泽东邓小平都是抱着夺取天下做王当皇帝的心态和动机，投身所谓革命活动的，而胡耀邦是以一个出身农村受过传统文化熏陶的纯朴少年，出于对共产主义消灭一切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美好愿景的向往和憧憬，而加入共产党的。
张国焘说：“润之（毛泽东的号）一天没有登基做皇帝，是不甘心的。”可谓是和毛泽东共事打交道深有体会的知人之言。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会从主张湖南独立到投靠苏共一心搞大一统，从高叫民主反蒋到夺取全国政权后厉行远远超过秦始皇远远超过蒋介石的专制独裁暴政，可以说枭雄目的决定手段，枭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而邓小平得毛泽东真传，在“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一点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正是这种反道德反良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恶劣品质的形象表达！向毛泽东信誓旦旦保证“永不翻案”、向华国锋信誓旦旦表示效忠等等，无一不是这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一贯背信弃义能骗就骗的奸雄伎俩的实践！
胡耀邦尤其有异于毛泽东邓小平的地方，还在于他早在中央苏区打AB团事件中，若不是偶然得到冯文彬的救助，几乎就被冤冤枉枉枪杀！在主持团中央工作时期反右运动中看到那么多优秀人才遭到的厄运、在文革中遭受批判、到干校劳动、以后因为在1975年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写了《汇报提纲》，而1976年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遭到监控……种种亲身经历，对他给予了特别的造化，使他对共产制度暴政弊端，有过深刻感受和切身体验。
从他力保张黎群和后来批准并资助林希翎远离中国的富有人性的行动中，尤其是从他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的行动中，更尤其从他反对镇压民主运动、称赞我等“文章难得、精神难得、人才难得”，坚持言论自由，反对以言论治罪，面对言论思想禁锢而疾呼宽容、宽和、宽松，立意“给专制与独裁敲丧钟，给和平民主鸣锣开道、铺路搭桥”……所有这一切有异于中共专制独裁本质和惯性的言行中，我们完全可以判断：胡耀邦是中共的异数！他的当上中共总书记，更是中共的异数！
在今天中共已经全面堕落到制度性腐败、入党者不是为了正义和公平的崇高理念，而几乎百分之百是为了当官、为了分一杯羹、为了榨取人民血汗的这样一种无法否认的现实中，今后中共恐怕是再也不会有这种异数出现在党的最高位置上了！
24、胡耀邦～张黎群先生们的局限
在这篇文章中，为了更好的总结历史的经验，以更好的开拓未来，我觉得还很有必要指出胡耀邦～张黎群先生们的局限。
我认为胡耀邦～张黎群先生们的局限，首先在于没有从中共在根子上就是危害中华民族、是恶魔斯大林豢养的苏共走狗这一根本点上，反思问题、反思中共！他们对中共的反思，个人因素始终高于制度因素。不能不指出，他们到死都还在迷信中共、维护中共，还在迷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还在以做马克思主义者为荣！
正因为如此，他们深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毒害，深受无神论的毒害！
我积平生不懈追求真理的切身体验，早已从无神论者，彻底转变成有神论者，早已从以建立马克思主义新的里程碑为己任，转变为以合一世界宗教为使命！我正是凭着积平生不懈追求真理的切身体验，早已指出，中共最大的邪恶，马克思主义最大的罪恶，核心就是无神论！
正是不相信灵魂存在、不相信因果报应转世轮回的无神论，使中共党魁及其追随者们，奉行“一切不择手段”的行为模式，正是他们极力鼓吹极力灌输的无神论歪理邪说，正是他们“一切不择手段”的翻云覆雨的实践，把中国的人心大大搞坏！把中国的社会风气大大搞坏！把整个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素质大大搞坏！
所以，我已经非常明确的指出：当前我们和中共的这场斗争，本质上是有神论和无神论的斗争！我们今天和中共暴政的斗争任务，不仅仅是救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救心问题！
救世，必须以宪政民主取代专制独裁；救心，就是必须以有神论取代无神论！
而且，今天致力于建设宪政民主的人们，非常有必要深刻认识：如果没有有神论，如果宪政民主没有 上帝独尊、人人平等的社会心理，如果宪政民主没有深入人心蔚然成风爱人如己的社会习尚，宪政民主就不可能有牢靠的根基！宪政民主就是建筑在沙滩上的高楼！台湾实行民主而不尽人意的现状及其原因，美国实行民主的良好效果及其信仰与精神根基，值得中国人好好研究！
正因此，本文指出胡耀邦～张黎群先生们的局限，不仅有益于正处于半醒状态，准备从思想上组织上脱离中共的共产党人，而且有益于所有从事宪政民主的朋友们深思！
25、今日中共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
本文必须指出，中共在制造了胡耀邦、赵紫阳悲戏后，胡锦涛之所以现在抬出胡耀邦来制造舆论糊弄民众，根本不是肯定胡耀邦的人民性和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反对以言治罪这样一些积极的进步的地方，而是恰恰相反，目的正是企图利用胡耀邦清廉正直的清誉和民望，来掩盖中共的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中共正是想通过利用胡耀邦的锐意改革努力进取的正面形象，妄图收揽民心，掩盖中共当局在政治体制上因循守旧麻木不仁等待覆灭的侏儒懦夫丑态！
本文之所以缅怀张黎群，追思胡耀邦，正是为了说明中共决策集团的昏庸和残暴，使共产中国失去了进行和平变革实现民主化的最好时机！人们通过《特权论》早在30年前就一再上书中共和中共30多年来的掌权实践的比较，完全可以看出中国民主运动远远高于中国共产党的地方，不仅在于真正的中国民主运动代表人物思想理论的领先性，尤其在于真正的中国民主运动代表人物，人品道德不谋私利出于公心的一以贯之的立场和态度！
更为重要的是，本文证明：真正的中国民主运动代表人物，为着和平促成中国民主事业，忍辱负重一再给了中国共产党改恶从善的机会，30多年来，一再本着事情尽量往最好处努力尽量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原则，在面临若干次人生十字路口个人得失有着天渊之别的选择面前，都是本着宁可牺牲自我，也要顾全大局的宗旨，一再为此而承担了家庭和个人的一系列不幸和灾难，希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要通过社会动荡和阶级冲突阶级斗争的形式来完成，并且奇迹般地进行了一系列卓越的社会活动，克尽努力来争取实现这一目标。
然而，中国共产党一再顽固不化，一再将《特权论》深刻而明确的忠告，置若罔闻，一再抗拒不可阻挡的民主潮流，一再错过再造乾坤的机会。今天，中共在专制独裁和官僚特权经济双重的严重腐蚀下，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
从最近广东太石村事件、维权人士赵昕等人被严重黑打重伤事件、卓越的人权律师郭国汀、郭飞雄、朱久虎、高志晟等等人士一再遭到非法迫害的事件中,从人民群众申诉上访都横遭拦截被当作“犯罪”受尽迫害得不到法律保障的悲惨现实中，从［法轮功］人士6年来一直受到非法的残酷的迫害中，从中共高级将领针对民主自由世界所一再发出的疯狂的核大战生化战叫嚣中，人们已经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共及其政府，在本来就不具有合法性的基础上，已经更进一步完全丧失了起码的道义原则！中共一党专制所垄断掌控的国家机器，已经完全变成了中共一小撮官僚特权阶级赤裸裸谋求私利压榨人民的工具，中共已经全面法西斯化、全面黑社会化！
我在《特权论》中，早已指出，事态一旦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将不可避免的爆发民主革命，彻底摧毁中共暴政！亦诚如本文所如实披露的我在1984年《陈尔晋狱中对中国共产党宣布整党胜利结束的看法和意见》所宣告的预言：
“……如果再不重视我在《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书中提出的问题，如果再不弄清现存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特定内涵，不及时进行民主化改革、不及时建立民主制度，如果再继续迷信整风可以防止中国共产党的腐烂变质，我断定：在宣布第四次整风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一定会中了风！”
目前，胡锦涛中共无视我的上述预言，不思立即着手积极启动已经不能再拖的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而是又来自欺欺人、劳民伤财，大搞什么“保先”运动！实践和时间势必要应证我的上述预言：“在宣布第四次整风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一定会中了风！”
在《特权论》面前，在整个中国民主运动面前，中共到底先进在哪里？中共已经彻底腐烂，臭不可闻，还保什么鲜？对这样一个顽固抗拒势不可挡的民主化潮流的官僚特权阶级反动集团，等待着它的，第一是覆亡！第二是覆亡！！第三还是覆亡！！！
已经天怒人怨！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让突发事件的爆发，更突然、更出人意料吧！
军队国家化！
还政于民！
人民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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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9-2 08:1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