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宗彦：带头上书反对毛、江婚姻的“党内海瑞”—忆王世英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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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宗彦   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宣传部长

《炎黄春秋》2006年 第5期

　　我是在延安马列学院第一班学习时认识世英同志的。当时，我只是个刚刚走进革命队伍的青年，而世英同志则是老革命。他长我十来岁，已经有十多年党龄，是位阅历丰富的老资格了。但是，他给我的印象却是像我们小青年一样热血方刚，冲劲不减。在他百年诞辰之际，我把他在延安时期给我印象最深的两件事和“文革”初期的一件事记叙下来，聊表我的怀念之情。

带头联名上书，反对毛、江结婚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在汉口经潘梓年、章汉夫介绍，于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取得介绍信，经西安于1938年2月底到延安，报名入陕北公学学习。可能是由于我在去延安前，曾阅读过《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无政府主义？》、《什么是工团主义？》等小册子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社会科学十二讲》、《人类进化论》等比较通俗的社科书籍，有一些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又由于我是由潘梓年、章汉夫介绍到延安的，政治上是可靠的，因此，在4月间，我由陕北公学保送去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经过考试和中央书记处张闻天、康生谈话，我于5月进入马列学院第一班学习。
　　马列学院是我党为培养理论干部、提高在职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而创办的。马列学院第一班的学员，既有入党多年、担任相当领导职务的老革命，也有不少像我一样加入党组织不久的年青人。当时大家吃住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学员之间非常平等，相互也无话不谈。世英同志是有家室的人，当然不可能完全同我们年青人一样整天在一起，因此有一段时间我同世英同志不像和同龄的年青人那么熟。但有一件事使我了解了世英同志敢怒敢言、疾恶如仇的个性。
　　延安不大，人们总有各种各样的消息来源和消息传播渠道。特别是受年青人瞩目和崇拜的党的领袖们的革命事迹和奇闻逸事，更是大家所乐道的。我上马列学院不久，就听说了毛主席要同江青结婚的消息。世英同志自然也知道了这件事。世英同志在上海工作过，了解江青在上海时的一些不够光彩的事情，包括江青在上海从事进步工作时曾经被捕过，但在狱中表现不好；被组织营救出来后，她不再做基层工作，陷入了演艺界的争风漩涡，风流韵事不断；为争出风头，她在1936年蒋介石五十大寿时参加过为蒋献寿的演出活动等等。听到毛主席要同这样一个女人结婚，他坐不住了。
　　一天，世英同志向小组里的同志们披露了江青在上海演艺界的面目，并说，可能主席不了解江青的情况，如果主席同这样的女人结婚，不仅有损于主席个人的威信和形象，也有损于我们党的形象。大家听他说江青在上海时被捕过，表现不好，后来又很风流，同时也看到江青到了延安打扮得非常特殊，和其他的女同志不一样，所以七嘴八舌地议论，说应该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反映情况，革命领袖不能和上海滩上的“戏子”结婚。特别是我们这些年青人，一向看不上某些到了延安就去找老革命的女同志，因为我们觉得她们这样做不是出于爱情，而是贪图虚荣，贪图享受。嫁了首长，她们就可以享受警卫员的服务，享受小灶。所以，我们这些自以为清高的年青人非常看不起她们。现在，江青这样的女人居然要嫁给毛主席，我们觉得她根本不配。
　　可能世英同志在小组里揭露江青的历史时，就已经决定给中央上书，如实反映江青在上海时的表现，尽力阻止江青和毛主席结婚。他在小组里说这件事，一是按捺不住自己的愤怒之情，一是想看看大家的反应。结果，大家的反应更坚定了世英同志的决心。很快，世英同志联络了他过去一起工作过的几位老同志，写了联名信，反对毛主席和江青结婚。世英同志的名字签在最前面，签名的还有陈雷、南汉宸等一些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可能是由于世英同志看我有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所以，他问我敢不敢签名，我说敢，于是我的名字也签在了后面。
　　当时，我入党不久，根本不知道党内斗争的复杂，把一切都想得很简单。在我看来，白的就是白的，黑的就是黑的，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党的领袖也可能犯错误，共产党员要敢于直言进谏。签名这件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我既没有什么犹豫，也没有什么思想负担。但世英同志毕竟是老资格了，他深知党内、革命队伍内的斗争也是复杂的，所以他并没有征求小组里其他同志签名，可能也是为了保护年青同志吧。
　　联名上书事件自然也传了出去，一时却没有结果。不久，大约是7月，由于抗战形势的需要，世英同志接受了去山西抗日前线的任务，后来又被派往阎锡山处的八路军办事处(那时已改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从他到马列学院学习到离开马列学院，前后不过两个月的时间。具有戏剧性的是，不久江青来到了马列学院我们这个一班学习，这时她还没有同毛主席结婚。
　　由于大家知道了她和毛主席的关系，又知道了她的过去，所以都对她敬而远之。冷眼旁观，江青确实不怎么样。我们一起吃大灶，小组的人席地而坐，一个组只有一个菜一个汤，放在地上，大家围在一起吃。当时一个菜一般就是白菜或山药蛋，一个汤其实就是淡盐水，上面飘着几片菜叶，有几点油花。结果江青经常叉开双腿往菜碗前一坐，毫不客气地捞着汤里仅有的几片菜叶，还把仅有的一点油花也撇到自己碗里。由于她坐得离菜碗很近，弄得我们这些男同志都不好意思去夹菜，结果自然便宜了她。好在没过多少时候，因为江青来得晚，又没有什么理论基础，学习不够好，就被调到第二班去了。
　　没过多久，就听说江青还是和毛主席结婚了。看来我们的联名上书没有起作用。但是又听说，中央有决定，江青仅仅是照顾毛主席的生活，不得参与政治活动。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想，这大概与世英同志发起的联名上书有些关系，总算达到了部分目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世英同志没有看错江青。江青不仅政治品质恶劣，生活作风不好，而且心狠手辣，野心极大。可惜世英同志当时的上书没有起作用，不然“文化大革命”的危害可能会减小一些。

大胆上书中央，批评“抢救运动”

　　自从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地的青年知识分子大批投奔延安，改变了陕北根据地各个机关的人员结构。知识分子聚到一起，总是好发表议论，何况大家都感到延安是一个人人平等、精神解放的新天地，因此话题不论大小，不论是政治问题还是同志间的平等问题，都能引发一系列议论。整风运动就是要统一全党的思想，特别是要统一知识分子的思想。整风运动后期，延安开始的反“小广播”的斗争，主要就是针对知识分子们好议论、好评论的风气的，要求统一思想，舆论一律。反对“小广播”之后不久，又要求大家“向党交心”，一方面交待个人历史，一方面交待个人思想活动。“向党交心”要越详细越深刻越好。于是，有人是真正暴露灵魂深处的与党不一致的思想和肮脏思想，有人则为了表现暴露深刻以便顺利过关，开始往自己身上泼脏水。这个运动的结果并不够实事求是，好像就是为了打掉知识分子的自尊和清高。
　　在这之后，由于出现了张克勤案，康生提出在延安国民党派遣的“红旗特务”多如牛毛，于是推动了由整风运动到“抢救运动”，即揪出革命队伍内部的特务和反革命分子，抢救被国民党拉下水的青年。
　　由于“向党交心”活动，使一些同志之间产生了知人知面不知心的感觉，所以抢救运动开始时，一天揪出很多特务，大家都信以为真。大家对延安有这么多国民党特务深感震惊。随着特务越揪越多，同志之间相互都不敢信任了，议论也仅仅限于夫妻之间和极要好的朋友之间。不久，身边很熟悉的同志也变成特务了，自己也变成特务了，才明白根本没有那么多的特务。
　　当时我和我的爱人都在《解放日报》社。我爱人陈也竞的姐姐陈楚平是在南京搞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辗转来到延安的，一直被关押审查，所以陈也竞当然是有极大的特务嫌疑；而我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解放后我父亲被定为开明绅士），社会关系复杂，更有特务嫌疑了。由于我们都不承认是特务，于是成了被抢救的重点对象。开始我们感到冤枉和不解，陈也竞比较沉默，只是死不承认自己是特务；而我则比较冲动，经常和帮助的人争论，还帮别人辩护，结果我们成了顽固分子的典型。不久抢救运动在有些地方搞成了悲剧，一些单位有不堪忍受“抢救”而自杀的，像在鲁迅艺术学院，自杀的还不止一个两个。但在有的地方到后来抢救运动则搞成了闹剧，比如我们所在的《解放日报》社，一些事情使我们感到又气又好笑：今天的积极分子，明天就可能被当成特务被斗争；而今天的特嫌，只要承认了自己是特务，不但第二天就可以当斗争别人的积极分子，当转变的典型，还可以美美地吃一顿病号饭，名义是补偿思想斗争的痛苦。如果说开始的时候一些同志是由于经受不了没完没了的斗争，而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那么后来，同志之间相互都明白谁也不是特务，承认特务已经成为了一个走过场。以至于有的同志劝我，你承认了吧，承认了就没事了，不然连我们都不得休息地陪着你。还有的同志拿来枣饼给我吃，等我吃完对我说，你饼都吃了，总该承认是特务了吧。再到后来，比较认真的积极分子也开始懈怠了，于是，开斗争会归开斗争会，开完会积极分子与“特务”们相互拍拍肩膀一起去吃饭。
　　虽然抢救运动中发生了不少悲剧，也出现了一些闹剧，中央一些同志也有看法，但抢救并没有停止，上面的精神和处理意见还是很严的。由于我们夫妻两人一直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又由于我的家庭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我被定为特务。王世英同志从山西回到延安后，参加了审干工作，看到许多他所熟悉、了解的人，甚至和他一起从事过艰苦的白区工作的人都被定成了特务，他认为运动搞得过左了，于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写了《关于请求中央纠正抢救失足者运动过左问题的报告》，大胆站出来向中央反映运动过左的问题，并列举事实材料，为他所了解的被定为特务的人做担保。我就是他所保的人之一。
　　在那个时候能够出来保我，保其他一些同志，并且提出用党籍和脑袋担保，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他这样做很可能轻则被定为包庇坏人，阶级立场有问题，重则被打成特务头子，因为他在白区工作过。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勇气，我想一方面是因为他一心一意要维护党，维护党的形象，就像上书反对毛江结婚、维护党的领袖一样，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对同志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出于老革命对新参加革命的同志的爱护，出于对白区工作的同志的信任，相信由白区同志介绍去延安的青年，绝不是国民党的派遣特务，认为组织上应该相信和爱护这一批人。
　　世英同志的这一报告，不仅体现了他的勇气，体现了他对同志的深厚感情，还体现了他的政策水平。世英同志看到，在延安搞这样大规模的抢救运动，远远超出了干部审查的需要，不仅伤害了许多同志的精神和肉体，伤害了同志之间的感情，还会影响到其他根据地和白区工作，对党的事业造成破坏，实际上是做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反驳康生诬陷，力保革命同志

　　“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江青操纵“中央文革”，别有用心地利用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揪“叛徒”，使得在白区工作过的同志、特别是坐过国民党监牢的同志很多都被打成“叛徒”，致使一些同志没有死在国民党的枪口下，反而死在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批斗和监禁中。就是在这样的“红色恐怖”下，王世英同志不顾自己身处险境，不顾患有半身不遂之症，继续同江青、康生一伙斗争，尽力保护为党工作多年的老同志。我不仅听他讲过这方面的事，还碰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
　　“文革”初期，世英同志还担任着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一次，我到西单头发胡同33号世英同志家里去看望他，想和他谈谈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想法和看法。我去了不久，康生去了，我就回避了。事后，世英同志告诉我，康生这次去是谈全国妇联副主席章蕴大姐的问题的。康生一口咬定章大姐的丈夫李耘生是章大姐出卖的，要把章大姐打成叛徒，而世英同志也咬定章大姐是经受了严酷考验的好同志，她的丈夫是叛徒出卖的。结果双方争吵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康生是喜欢到处卖弄他的才学的，他并不是第一次到世英同志的家里；而因为工作上的原因，因为要为同志申诉、打抱不平，世英同志也曾多次去过康生的家。由于世英同志刚直不阿，敢于直言，敢于上书，在延安“抢救运动”后期被毛主席称为“大老实人”，解放后又被大家称为“党内海瑞”，所以，康生对世英同志一直有所顾忌，而世英同志则经常不买康生的账。但是，这次争吵之后，可能由于康生已经窥到“文革”的底牌，所以不再登世英同志的门，并且也不再见世英同志。世英同志为了一些老同志的问题带病去中央党校找康生，康生明明在家，却让秘书挡驾，避而不见。事后，世英同志气愤地对我说，“好吧，你不见我，我也不见你，但是我有话还要说，我要对党对同志负责!”正是这种精神，支持着世英同志在“文革”中，在身患重疾、被迫害至生命垂危时，仍然想着要向总理反映真实情况，为坚持真理和正义不屈不挠。
　　后来才知道，世英同志写的材料都落到了江青、康生手里，使他们更恨死了世英同志，加紧制造莫须有的罪名迫害世英同志，致使世英同志于1968年春天被迫害致死。这一方面是江青、康生对于疾恶如仇的王世英同志的报复，一方面也由于他们对刚正不阿的世英同志无奈，因此指使手下干将往死里整世英同志，以搬开他们打倒老干部的障碍。可惜一身正气、一生为许多同志平反申冤的世英同志，却冤死于党内坏人之手。但是，历史是公正的。江青、康生最终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而世英同志无私无畏、光明磊落的言行将永远被历史所记载。
　　（王世英，山西省洪洞县人，1905年生，1925年加入中共，是参加过第一次大革命的老同志。他先后在上海、南京等地区从事党的情报、军运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抗日战争时期，同阎锡山的反共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及时向中央报告敌情，为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建国以后，他曾任山西省省长，以后在中央监委工作。“文革”中遭江青、康生残酷迫害致死。死时62岁。1979年中共中央为王世英平反昭雪。今年是他诞辰100周年。

　　（余宗彦，1938年入党，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宣传部长）　（责任编辑　杜导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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