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评灌灌：工厂文革记忆文字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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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我所见到的造反派掌权


1966年的十月，对于我所在的那个工厂的员工而言，一件大事就是红旗杂志的社论。“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正式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概念”，。。。。

（１０月５日，中共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紧急指示》，在全国掀起历次政治运动中从未有过的大规模平反浪潮，极大地鼓舞了在 “文化大革命”初期以至以前政治运动中受过打击、压制的人们起来造反；１０月９日至２８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 会议，刘少奇、邓小平被迫作了检查；１０月１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 线》的总结报告，集中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报告中，长期以来束缚社会弱势群体的“家庭出身”问题被明确宣布为“反动血统论”予以严厉谴责，这个 报告经毛泽东批示大量发行，并经造反派群众组织广泛翻印，迅速传遍全国。 　　这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变动，导致全社会掀起群众性造反狂潮，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到１９６６年底或１９６７年初相继陷于瘫痪状态，“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力 量第一次不同于以往历次政治运动，“党的领导”只剩下了毛泽东与“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发号施令，因此当时不得不提出“党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这样 的说法来圆场。各地都出现了相当程度上的“半无政府状态”。尽管各地驻军为稳定局势发挥了一些作用，有的地方或部门还实行了军事管制，但驻军或军管会都缺 乏足够的权威，在各地通常只得到一部份人拥护而遭到另一部份人反对，甚至还不断遭到一部份造反派的嘲笑、批判和冲击，有的军管会还被迫作出检查，遭到改 组、撤换。

　　这一阶段的“革命动力”和“革命对象”与以往历次政治运动相比有了极大的改变，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交换了位置。

1.本厂也出现了革命造反派，也出现了造反派组织，到1967年1月，大大小小有了九个组织。这时，报纸上又登出了上海的一月风暴的大新闻。于是， 本厂造反派们说，我们也要夺权，于是，几个小伙子就到厂长办公室等部门宣布夺权。那儿的办工干部就交出印章，并把办公桌及钥匙交出。从形式上讲，行政权就是在和平的状态下交出。

造反派组织想的还是较为周到，九个组织联和成立了一个监委会，名字叫红色造反者监委会，大概有九个委员（每个委员代表一个组织），说要体现巴黎公社原则 （从哪儿看来的吧，），组织不管大小，一个组织一个委员。哈，最大的两个组织（所谓观点相近）的员工数达到三四百人（占全厂员工数三分之二以上），每个只能出一个委员。而我所在的技术部门，有三个年青人（其中有一个是原先的四清工作队所信任的积极分子）所组织的一个小小的造反队也得到了一个委员名额，于是我的一个同事LOU成了监委之一。

其实，这个夺权，既有象征性，也有些实权。比如，党委，保卫科，人事科等等，均是宣布一下夺权了而已。原机构的人员该怎样办公就怎样办公，其他生产，供 销，业务，行政等等的科室，乃至车间主任等等，还是原来的人员。所谓实权，（以我所见），就是有关政治运动的领导权，还有就是对外的介绍信的开出上，再增 加一个监委会的图章。监委会的办公室就是早先四清工作队的领导办公室。

在实质上，这个监委会有点像一个国家的议会，。。。。在员工的心目中，这些监委们就是厂里的领导。但是这些监委不离岗位，原则上，他们坐办公室是轮班制， 所谓按巴黎公社原则的不脱离原岗位那样一个状态。事实上，这九个监委，大部分是来自工人编制，有几个就是来自第一线的工人，而且是群众较为拥护的人，我的同 事LOU在我们科室的表现较为一般，平平常常，有心上进但能力较低的那种，中专毕业生。有个Y女士，本属一般干部的编制,能说会道，心直口快，四清运动中并不为工作队看好的那样一个人。从那些造反组织来看，这些监委就是代表他们组织利益的代言人。听他们讲过监委会的开会过程，有时会形成一致意见，有时会吵吵嚷嚷，有点类似这儿议会的味道，形成不了决议，就只好在会外和各自的组织商量，再开，再吵，烦了，就出个大家似乎能接受的决议。一般来说，他们的决议不是很多。也还是有权威性的。

比如解散“牛鬼蛇神”队，本来这是四清工作队留下的“杰”作。想想啊，一个六百多人的厂，关了三四十人在厂，不让他们回家，这是怎麽回事？不说这些“牛鬼蛇神”究竟什麽罪过，单单这三四十人在厂的吃喝及生活上的问题就不是小事。但是，四清工作队撤离工厂时有句话，叫做保卫四清运动伟大成果，所以解散“牛鬼蛇神”队,是一句了不得的动议，谁敢担当？

哈，大概是反复研究的结果，监委会出了个通告，引用伟大领袖的话语，相信群众，等等。是把这些“牛鬼蛇神"退到各自的车间小组接受工人群众的直接监督，等 等。这样，牛棚没了，看管的人也得到”解放“。那些”牛鬼蛇神“呢，回到小组，就不会再挨莫名其妙的打骂，每天工作以后可以回家了。监委会通告中说的很全 面，如果某天要秋后算账，也没什麽可怕的啦。

这样一个掌权的时期有多长？从1967年1月算起，到1968年夏革委会成立，也有一年半的执政期了。

其实，对这个厂而言，1966年底还迎接了解放军的支左的小组（两三个人）。我的印象是，这个监委会的成立及运作是得到支左小组的默许的。这个支左小组来自附近的一个驻军。

2.造反派们掌权后，是如何领导本厂的运动的呢？其实，就是跟着报纸及红旗社论走。是跟随着伟大领袖的革命部署，具体而言，要听报纸（党报）上所登载的 毛主席的号召及最新指示，中央文革小组首长们的讲话，等等。另外，北京那儿及本地大学生及造反组织的小报，也是参考读物。

一个时髦的口号（也是受到许多职工欢迎的）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批刘邓路线，在许多职工看来，就是批66年里整了革命群众这些事。于是，也有一些 批判会，被批的是前四清工作队员，有时会让党委书记，团委书记，工会主席坐在前排，听群众的诉苦。造反派的主流是按照政策，所以被批对象不至于受到66年四清批斗会那样的打骂。其中有几个微妙的关键，一是有个保卫四清运动成果的说法，其二是秋后算账论，人们明白，早晚还是会让本单位党委来主政的，只是时机没到而已。所以类似的批判会的数量很少，所谓的批判也是和风细雨。大部分员工按工厂规定照常上班。某些造反派领袖或积极分子按照自己的理解掌握自己到原单 位上班的时间。

这样，从大多数员工来看，66年9月之前的那种一半上班时间用于政治运动的状况不复存在，每个上班日，上午八点上班，下午五点下班，人们戏称为八五派。

这样，在这个厂就形成了一个与外部不平静的大局相较而平静的小环境。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造反派的领袖及一些积极分子，经常要在工余聚会及讨论形势。 党委及团委的办公人员不用下车间做工，有大把的时间聊天及看报等等。职能部门的职工该做啥就做啥。因为产品仍为社会所需要，生产一直在进行中。正因为开会及运动的时间大大减少，人们也变得平和许多。

也正是在这个相对的平和的小环境下,我和我的一个同事,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军工协作项目,是做中科院某所和某机密单位的协作,加工和配套. 在1967年及1968年，我们一直在按部就班地忙碌。这项任务最后是胜利完成。这项任务的完成对于这个 厂来说，至关重要，也许可以这样说，正是这项任务的完成，打下了这个厂从地方小厂转变成为有名有实的名厂的基础。公平地讲,在那一年半的时间里,没有政治运动的”干扰”,我们的科研和试制工作其实是很顺利的,有关的员工们对产品的研发是负责的,而且体现了专业水平.

另外,有件趣事值得记录，就是1967年春节里的一个插曲.当时,监委会按照报纸上的中央文革的指示，说要过革命化的春节，大年初一不放假。我那天到监委会办公室，去开介绍信(准备出差）。一个冲床车间的老工人（大娘）在办公室正在训斥一个监委会委员，大意是，你是我们群众所选出来的当官的，怎麽不想想我们这些群众的利益呢？你们不放春节假可以，我们家里小孩和老人可是要过春节的，你们这个官当的是太官僚啦。等等。那个监委好言好语向她劝说。

后来，这些监委们聚集起来就开了个会，作了允许员工可以请假的说法。于是各部门的领导也就得到了通知，就这样掌握了，谁请假，就批准，（哪个领导也不想在 春节上得罪人哪！）。这样，到了下午，大部分员工就回家准备春节去了。留在厂内上班的已经不多了，但是，这样一个状态也还是可向各方面有所交代了。呵呵。

3.那段时期（1967年1月到1968年夏），厂外的派别斗争厉害，本城市有，而外地，有些地方发展到武斗，甚至动了枪炮。有关的信息可从社会上传播的红卫兵小报及后起的群众组织的小报上知道，有时大报（党报）上也可看到一些消息，比如解放军到什麽地方或单位去支左了，等等。

本厂，有没有派别及群众组织之间的争斗呢？在四清工作队离开（1966年10月前）到监委会成立的几个月里，确实有，主要围绕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争 论上，形式是大字报及口头的辩论会，一边是青年为主的以批判资反路线口号为主（不少学生出身的工人及技术人员在其中）的造反派，另一边是四清工作队所培养 的积极分子（其中有些老工人），这一派被人们称作保“皇”派。还有一些居于当中，是中间派，或者偶尔有观点但又不参于任何派别的所谓逍遥派（非常少）。在大字报及辩论中，所谓的保派的人数越来越少，最后解散，当然作为革命群众的身份可再组织或加入任一自己想参加的群众组织。事实上，所谓的保派或倾向保的观 点的或游移在几种观点的人也在这个监委会中占据了几个席位。

这一段时间的争论中最大的优点是避免了武斗，虽然有个别的小冲突，但是几个学生出身的造反派领袖总算控制住局势，有关的辩论及所谓批判限定在文斗之范围。这个情况应该是幸运，这样，1967年1月到1968年夏，厂内出现了相对平和的局面。

所以，正是在这段时期，我所在的部门里的年青人里有了恋爱及婚嫁，。。。。其它车间及部门也是如此。

我还记得，这个监委会的领导下，还作过一件事。说是革命群众的意见，要对红八月里某些受到冲击的某些曾在牛鬼蛇神的牛棚住过的员工于以平反。大概监委会开过好几次会，有关的群众组织也开了一些会，最后是出了个可以平反的名单。其中在时间段上划了一条杠，红八月之前（四清工作队）所定的批判对象，暂时不管， 所谓要等运动后期来解决。红八月里所“楸”出来的一般就平反。特别是红八月里到那些员工家里批斗的要去平反。所谓平反，就是监委会派些员工，到被冲击的员 工所在的住地，大门边贴个平反告示，另外要放一些炮仗，等等。后来革委会成立，在那些平反对象中，少数的还是被算账了，就是被拿出来再次批斗了。。。。。然而,到1976年10月，文革正式结束之际的前后，所有的被批斗过的均以不同方式平反了。

多年后，有史家述及那段历史，总是乱或无序这样的描述。我想也许他们有他们的根据，然而我的亲历及观察，就是文章中所述的这样。工厂里的造反派们的多数是正常的，所作的事情未必因为带上造反派的帽子就无理或无序。员工们有了选举权或监督权，没有从政经验的青年人的行政能力的发挥也是正常的，实际上也没出过大错，用更客观的标准来评定的话，恐怕是较前后的掌权者们作的更好。这些青年人的素质怎样?也不见得就没缺点.然而从那1965年到1976年的十一年里作总体评价的话，就这个工厂而言，是他们这些青年人当领导时,工厂业绩的实效最好,职工们的生活及工作是最为正常.

https://www.backchina.com/blog/328104/article-2526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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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书记D

前尘往事麽，那就是几十年前的人和事。

这次要写的是支部书记D。他被派到工厂的技术支部当书记，大概是1973年前后的事。当时工厂革委会那儿也许感到技术人员很不好管，考虑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于是把长度计量室的一个三十多岁的修理工D提拔上来，任命为书记。这样，这位D师傅一下子成了管理产品研发，产品工艺及产品检验等三个科的主管，要是开全体员工大会的话，好像也有七八十个员工。

老D自然干劲十足，从政治（运动）管到业务，加上员工们的一切思想及活动。大概为开局的大好形势所迷惑，他竟然主持年初的新产品任务研发任务的布置会，他以为这是个很简单的事，念一念事先拟好的稿子，说一说就成了（我是领导，我说了算，你们这帮老九及后备老九门敢不听？！）。没想到，一宣布就炸了“锅”，几个主要的开发人员没一个赞成，产品研发的主管科长也不发言，。。。。。最后讨论了两天，D书记的原方案给否定了，还是科长发言打了园场。难怪主要的开发人员要反对，一是涉及全年的工作量，二是要让戴着工人帽子的小徒弟来领导经验丰富的产品研发人员，了解业务难度的科长及其他相关科室的主管们也会感到滑稽，。。。。所以，D书记从实践中认识到老九们确实不大好管。

到了批什麽资产阶级法权的时期，D书记又来了精神，不知从哪儿，整出了一篇稿子，好像是有引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里的语句，由一个刚进厂几个月的青年女徒工来念，几十个员工（检验员们不参加）坐在一个办公室里听“训”。工程技术人员们，一个个搭着脑袋，本来是乘机打磕睡，但是联系到实际，一个个生闷气了，咋办？于是男人们抽起烟来，房间里真的是烟味呛人了，春寒之际，不得不开窗户了，一些女员工乘机高喊：你们少抽些烟，好吗？

1976年10月以后，D书记是越来越沉默了，不久，就回到他原来那个小修理间继续他原来的那份工作。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D退休后，找到街道管理层，就当了清扫街道的临时工。正好某天被一个老同事Q看见，Q在文革期间是被打击对象，八十年代成了中型工厂的副厂长，九十年代退休后，和同事合作办了个小工厂。Q认为D是老同事，于是把D请到小厂，享受老师傅的待遇。

我因事去那个小厂，在一个不大的车间，见到了D，老同事麽，招呼还是要打的。这个时候，D再也不是当年在台上大骂老九那个状态啦，回归到本色，D干活很负责任，也是个好工人，而且，在这个小厂，他真正理解了产品开发的意义了。

就是不知道，他对七十年代那几年的疯狂是怎样的记忆？那时，在他领导下，员工的大多数对他鄙视而有恨意的，。。。。也许他不大清楚吧，所以老同事们见面，就不提那些往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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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徒”小D

小D的年龄比我们这些刚进厂的学生要大几岁，是学徒工出身的机修工，工资级别不低，比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也还高些。他的师父J后来在六十年代升为工厂的粮食科科科长，到1965年工厂进行四清运动之际，J早就退休了。

小D开始是得到工作队信任的积极分子，后来被吸收到专案组，作整理文字的工作，算以工代干。四清运动不断深入，有人揭发已经退休的J科长当年有贪污行为。而跟着的事就更加戏剧性，原来小D被人发现，他竟然下班后到他师父J家去。于是，工作队开厂干部大会，宣布：1.小D犯了通风报信罪，其行为等同于革命时期的叛徒，和甫志高一样,开除出工作队，分配到零部件库拉车。2.宣布J要回厂接受调查和批判。

这样，小D拉车，要从零部件库到装配车间，他成了厂内的“名”人(“叛徒”啊)。我因开发新产品，有需要去零部件库领料，这样，也会见到零部件库里的工人（包括小D）。66年7月的一天上午,我在中午吃饭前赶到部件库领零部件,库里的几个老工人正在吃中饭(日班工人编制的比我们科室早半小时吃饭).一个戴眼镜的老大姐放下饭盒为我办领料手续,两个老工人在靠墙的长椅上吃饭,我和他们友好地打了招呼.这时,被画成鬼脸的小D走进来,原来是他刚才被机修车间那儿的批斗会叫去被批斗,会开完了,回到这个部件库.这时,那个高高个子的年龄最大的老师傅招呼小D,说热水在盆里,饭也已经从食堂打来,…..小D答应了一声,就洗脸. 我的手续已办好,我拿着那些零部件离开了那儿.我在想,老师傅们对小D的态度是这样啊.

我没在单位里向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学生出身的人听到叛徒或甫志高这样的字眼,大概会把戴那样帽子的人当最坏的人看的吧.而基层的工人们自然有和上面宣传的有不同的视角,更多的人性是不奇怪的事.

小D的苦头自然不算完,红八月里进了牛鬼蛇神队,挖防空洞,真正是苦力的干活了.好几个月住牛棚而不能回家,67年初才被放出.文革中后期,他的师父J的事也似乎不了了之.小D就一直在那个部件库工作.到八十年代成了那个库的组长,…….他在文革里被工作队戴的叛徒帽子的事也为人们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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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小CI, 随”风”而去.

65年那年的9月,我所在的工厂,上面指定进行四清运动, 运动的领导是上级党委(某区区委)派来的将近四十人的工作队,他们其实是原区委的干部或区属工厂里的干部或工人.进厂后,结合他们认为可靠的党团员,(包 括党总支书记及团总支书记),成立了四清运动领导小组.到了66年7月,按上级通知,四清运动转入文革,还是他们行使领导.600多人的厂,在七月份揪 出近四十人的"牛鬼蛇神",包括所谓走资派,地富反坏右等等,"牛鬼蛇神"的他们, 经常挨打,挨斗,…,八月到了,下班后,"牛鬼蛇神"们不许回家了,住在一个仓库里,被称之谓牛棚.全厂近二百人受到运动的冲击,程度不一,小组挨批,或在车间里或厂院里,遭大字报批 判..

有个年青女工CI,高中毕业生,于1964年进厂.父亲是教授,母亲是工程师,66年八月底,家里给卫生学校来的红卫兵抄了,全家挨斗.挨斗后,她母亲要 CI住到厂宿舍去(逃个命).她到厂申请住宿舍,一女性工作队员Z同意她入住,同宿舍的一个女工Y是早进去的唯一女工,(她的男朋友刘在保卫科做干部), 然而Y向那个工作队员Z贴大字报,说她阶级陈线不清,为什麽要包庇资产阶级子女逃避运动,那个女工作队员Z只好收回自己的批准.

女工CI本已把行李放在宿舍,到了下午,就只好搬到车间,想在车间里过夜,甚至说,就在生产线上接着干活,困了的话,就趴在线上,不睡觉也可.但车间运动组长小F不准.(其实CI是小F的忠实的跟随者)。CI只好用自行车载着行李边走边哭地离厂了.
那天,我在离厂时,(我住城里职工宿舍,骑自行车离厂)见到她和她的同时进厂的男同学S在推着车走,我看到了,感到怪,(下班了啊,大家会急着回家做饭)但因从来就没和他们说过话,也不好说什么,也不知详情.下面的流水帐是事后多方面的同事们的交谈综合后而写成.

后来的事是这样:小CI到家,…当晚,红卫兵们又到了她们家,把教授武斗了一通,同时让母亲及两个子女陪斗,(一个是CI,另一个是上学的弟弟).三个陪斗的都被剃了阴阳头,,,,,

邻居的猜测:可能是母亲认为奇耻大辱,生不如死,她让CI和她弟弟先吊死,然后自己吊死,第二天上午才为人们发现.

其实,只要再挨过十几天,这样的批斗风就过去了,或者厂里其它同事是会想出些办法,至少CI和她弟不会死.

她们三人死的太冤了.


这件事的后续:

慢慢地,CI死亡的消息在员工中传播开来了,而厂方或任何组织对此事没有任何正式报道及评论.以后我也没见到任何文字记录.

但是事实上还是有些尾声:
女工Y和她的男友LI在67年春以支边的名义调离工厂(我怀疑这个支边是谎言),是悄悄走的.那个车间的小F后来也悄悄调走,这个人和我合过影,以青年革 命家自居,见到我聊起来总是一副教训人的状态,但是他的调走一反他向来的高调,没向人们(包括我)告别,呵呵.

那个女工作队员得到人们私下的好评价,她做了她能做的,真正不是东西的是她的一个作她上司的工作队员W.那个人在1967年夏,被群众文斗过,W那时也许 会想起他的决定(让女工CI搬离宿舍)害死了一个无"辜"的人.其实,他那时,是可以容许女工CI在厂过夜的.真的红卫兵来追查的话(不可能,那时工厂的位置 极高),一句话,就档住了:她是我厂职工,对她的批斗必须由我厂职工为主.

CI的爸爸活下来了,八十年代又恢复了教授的位置.CI的同时进厂的男同学S在WG期间平安度过,现在是一个小工厂的厂长,我在2000年后某展览会上见面,当然说了很多的话,但是我不会提那天他陪CI走最后人生的倒数十个小时的往事,
何必呢?是不是?

啊,留个记录吧.这个孩子走路非常轻,有次我在她们车间和一个老工人讨论一个工序问题,CI从后面走来,拍了这个老工人(女)的背一下,老工人说:你吓死我 了,怎么你走路像个鬼似地那么轻?我当时惊讶她 们对话的随便,但是感到不吉利,所以记住那样一个对话.

生命可以是坚强的,有时就是那样脆弱,那样轻,一陈风就被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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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委会成立后的一段日子的所见

1968年夏,在驻军的指导下,我所在的厂成立了革委会.原先的红色造反者监委会给撤了,有几个委员,还有一个造反派的领导成员YG进了革委会.革委会的主任是原党委书记W,副主任是原团委书记ZHAO.如果按现代网络语言作人物介绍的话,W是赵家人,他是原来的八路军战士,是进城干部,ZHAO可以被描述为赵家人的帐房先生,因为他是60年后的中专毕业生,来自农村的一个复员军人,说他是赵家人,他还不够格,虽然他一向比赵家人还要”左”.

啊,可以说W已官复原职,而是是真正的一把手啦.ZHAO也应该满意了,真正的成为第二把手,而且有了宣传及部分组织大权.原工作队的队员们均在66年10月就撤走,只留下一个YANG副队长,那么,在新组建的革委会里分工管生产,后来,被人们呼作YANG厂长,他是进城干部的身份,人们(包括我及一些技术人员)背地里称他为好老头.

革委会成立不久,工厂实施了改制,全部军事化体制,工厂是营级编制,(后来好像升为团级),各个车间编为连队.生产计划及财会,供销等部门合并在直属连.组织,人事,宣传,保卫等部门就合并在一个政工组里.好在厂内有不少复员军人,按军事编制也是家常便饭.

和我们产品研发人员最密切关系的是,我们编到哪儿?一下子,全下放到工装模具车间,在钳工组编制内,改称班.十几个钳工,加上我们十多个工程技术人员,其实有几十号人了.大概是为的方便,是班的建制,(后来也许是改了,…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班长是个老工人,一下子要领导那么多的工程技术人员,不知所措.其实,我们那时,有所谓业务领导,是个工人身份的科长,我们是在办公室和钳工案子两边跑动,在车间的劳动,说实话,做做样子,我和钳工组的工人师傅们是很熟悉的,大家是心照不宣.

被上级确定的副班长G,是个刚进厂不久的复员兵,专抓政治运动,他很负责任.当时,这个钳工组分到一个前”牛鬼蛇神”,姓陈,近六十的老头,公私合营前是个小资本家.他在组里的角色是做反面教员,平常,在组里就是扫地,倒水啦,等等杂活,正式的钳工活,也做不来啊.

陈老头成了G副班长的练兵对像啦.一到下午三四点钟,政治活动时间到了(是革委会成立后恢复的,….),几十个人在车间外的平地上围坐一圈,G班长就开始了对老陈的批斗,准确的讲,是一种戏耍,比如问陈,为什么要娶两个老婆啦等等污辱性的问题,再就是勒令陈背毛的语录,背不好就打,或着用脚踢一脚…..老陈当然吓的要死, 常人难以忍受的那种残暴的场面. 然而,也许,这就是上面的计策,就是要看谁敢站出来打抱不平,如果有的话,那就达到上面的目的啦.好在这个时候,人们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不会上这个当.哎,那么,老陈这样的遭遇也就是命中注定的了,可叹可怜.

我们间或要被迫喊几句口号,什么打倒资产阶级分子陈XX啦等.大部分人把这个G主演的批斗当笑话看,我们几个技术人员,有时懒得举手,G当然不高兴.但也没法,毕竟他是后进厂的.

类似陈先生这样的被斗被批的对象在全厂好像有十几个(?)吧,分在各车间小组,细情不了解.然而在正常班5点下班时,可以见到一个特别的景象.

厂门口,站着几个汉子,(是不是有正式的有革委会认定的身份?叫专政队?),手上有时拿着棒子或鞭子,专门盯者下班的人群.那么,如老陈那样的批斗对象被他们看见了,那么,他们就会要求批斗对象站成一队,挨个接受他们的教育.首先是背语录,背不出来或背的不好,就打或踢或骂.

当然啦,其他的一般职工,专政队员倒不会去阻拦的.专政队里的人在厂里是有名的人物,大概是历届运动中很想得到提拔而未得到提拔的人物,在造反队里,似乎也没有得到群众拥护的人物,还有几个是刚进厂不久的复员军人.其中,有个中年人,是让我一直难以理解的,本来是厂里管理设备和动力的一个普通干部, ,四清时及造反时,混迹于各种政治力量之间,有能说会道之名声,而只在少数人那儿得到喝彩.其实,稍有眼光的人是不会信任他的,我见到他混在专政队里,就是感到奇怪,好一个聪明人的外表,却如此糊涂.果然,文革后期,也是调出工厂,不知踪影.

专政队的业绩当然不限于站在门口这点事,全面的情况对我来说,仍然是个谜.不过,我至少知道的是关了一个所谓的四清下台干部大QU,关了好几个月,被打是肯定的事实.另外,在文革后,我听到一个同事讲他在专政队的被打,说血和汗衫结在一道了,回家后(就是说还能回家),是他老婆先用凉水洒在汗衫上,等血化开,再脱下汗衫,再处理伤口的,据他所说,有人是被打断了肋骨的. ….啊,那些日子里,专政队员们还是很神气的. 等到文革结束后,他们大多没有什么好结局,有的是调出到其他单位,个别的被开除党籍,还有的在厂里消沉下去,….等等.后话了.

那些日子里,红海洋兴起了,这个厂还是要紧跟的啊,厂里有的地方粉刷上了红漆,不少的口号和标语,等等.进门的大门口迎着大道树起了一个高而又宽的大照壁,画上的第一幅画是毛和他的副手林的巨幅像,早上,职工们骑车到了厂门,需要高呼万岁和健康.

到了68年冬天,伟大领袖下达了再教育的指示,我的工人科长乘机让我下了车间.我离开了产品研发,走上生产岗位.我的新的一个历程开始了.需要我专注生产及相关的技改了,好处是,啊,离开了政治旋涡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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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险恶-----文革期的一件事

是1967年的夏秋之际,我所在的大城市里的一些半大的小子们也学会了抢军帽的游戏,,,,某天,我正在办公室忙着工作.某同事W急急地跑来硬把我拉到厂里的一间临时宿舍.目的是要我调停一个同事LI的弟弟抢别人军帽而引发的事端.我想他弟弟不是我厂职工,我就是一个工程技术人员而已,哪门子的理,轮到我去调停?!

       这个同事W认准我了,按他的说法是:我嘴叉子强,又冷静,什么的,一个劲的给我戴高帽子,我看出他高抬的意思来了,心想,说破天.我一个外乡人管你们本乡本土人之间的事,我疯了?!

       在那间房间里.同事LI看到我不想多管,就跳起脚,撞墙,他老婆(也是我厂同事)在劝LI息怒,推来推去,打来打去的.,LI红透着脸,高叫:”你们不要管,我和他们拼了,”
闯了祸的LI的弟弟一言不发,躲在边上.原来是LI的弟弟和人家抢军帽,把人家的胳膊用刀伤了,于是逃到他哥哥的厂里避祸,….被刀伤的那家,其实也是有实力的人家,已扬言要找到工厂里算账.

      某同事W看着我说:怎么?你不管行吗?

      我说:管也不是不可以,你们先给我说出个123来,和人家谈,总得有个和苦主方交代的话吧,而且你们几个得看好LI这一家不要再做傻事,你们敢保证吗?

      W等几个同事自然是答应了.

      于是我就当了这个LI家的外交代表,是W陪我去苦主那儿的,正常而有些艰难的谈判,最后谈成了和解.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多年后,W一直感谢我.认为我有勇有谋,是个真才实料的人.LI那一方呢,从那以后,绝口不提此事,没有任何谢意.我能在其它同事前面提起此事吗?表白我的勇气和能耐?嗨,哪怎么行?吹嘘这个事就是傻帽的平方了.

     到今天为止,除当时人外,没人知我有过这档子事,要是我的家人知道,准要臭骂我一通.

      现在讲讲,当个笑话吧.多少年后,我在想,即便是当今的中国,和事佬哪是好当的?!
所以那时,平民百姓里,即使个别青年有些匪气,搞些玩闹的事,江湖虽然险恶,而普通人家的多数还是讲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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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里来了新员工.

时间是1968年夏,革委会成立后,工厂里来了新员工.背景是一些老职工工龄到了六十岁,退休了.工厂的产品,在计划经济的指导下,是供不应求的,….工厂在发展,招收员工是很自然的事.具体地讲,在1968年及后来的几年里,一批又一批新员工入厂,给我留下印象的是如下几类人.

1.69年进厂的一些小青年,大多是初中毕业的学生.进厂时,大多爱穿黄军装,甚至戴着军帽的,…老职工们在背地称之谓小六九. 在当年,许多中学生需要上山下乡的大形势下,能到工厂上班的话,是很不容易的,是幸运的.当然,其中的少数是干部子女.

2.66届或67届毕业的大学生,有来自清华,北大,以及其他的一些重点大学的毕业生,从他们的观点和立足点而言,能到本厂上班,也是好的选择.其中有高级干部的子女.

3.中专生或职业技校的毕业生.进了工厂后,基本上是做了技术工人.

4.退休职工的子弟.忘了是哪年开始执行的政策,年龄较大的职工可以提前一些退休,得到的好处是正在上学或待业的子女可到厂顶替上班.

5.复员和转业军人.进厂后,按当年他们在部队里的级别,大多数是工人的岗位,少数是管理干部,也有个别的到了技术岗位任职.

小六九的到来,给工厂的斗批改等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带来了活力.也许老职工们经历过反反复复的政治运动的关系,普遍地是缺乏那种斗批改所需要的激情,特别的是,老职工的主体之间,相对和睦及某种相互理解对于运动来说,实在是不够理想.新来的大学生们要下车间劳动,要了解工厂和工人,一时难于深入到运动中.复转军人呢,有几个是楞头青过的,工作时间一长,也学得油滑了.也不是很理想的革命动力了啊.只有小六九们,革命热情持续的最长.

多年过去,我还能回忆起几个在批斗会上领呼口号的红小兵式的形象,她们涨红着脸,手臂高高举起,口中高呼着一些时兴的口号.就是宣传画上那样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革命形象.

后来,小六九们也慢慢地分化了,大多转变成挣钱养家糊口派啦. 有的(干部子女)在后来调离,其中的少数, 走上管理岗位,最突出的几个,多年后,慢慢地成了集团公司的领导,而且,合法地成为有钱的富人.是的,他们的”成功”是时代的产物,另外,也许他们就是有那种超级的调节功能,能从他们当年文革中高呼口号(批判资修反)的革命派.转化为真正掌握了资本的当代掌权派.在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比同一时代的大学生们要”成功”的多啊.

从老员工对我所讲的变革中,掌权的人里有一位女将,是党委书记了吧,(她刚进厂时,我见过,她是在厂食堂上班,负责卖饭票)让我们老职工感到惊讶不已的是她的一个最果断的决定.那应该是2000年后的事了,该厂(或说是该集团公司)面临什么ISO14000国际标准的认定工作,那个标准要求对工厂所有的财物有逐件登记造册的要求.该厂有个科技资料室,积存了几十年的技术资料和科技图书,也许有十万册吧(?).其时,工厂在十几年的承包制的运行下,资料室早就没有专人管理了.要是登记再造册的话,人手哪儿来?认定工作迫在眉睫,怎么办?这位有董事长之称的女将就是有魄力啊.她的决定是把这些资料处理掉算了(就是卖给废品收购站).哈,有个老职工消息灵通,赶快到厂,收检他认为有用的资料,据说是两汽车,(大车还是小车,不清楚了).其余的自然是废品收购站的战利品啦. 哎,文革及历届运动中没有被消灭的资料室,到了新世纪.彻底被解决了,是不是有些寓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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