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辛波的告别信和“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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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辛波的告别信和“罪行”

据不完全统计，51年前被错划的55万右派分子现在只剩下七老八十的1万多人了。今年10月6日，又一位“右派分子”钱辛波也因病离开了人世。钱辛波（1923.1—2008.10），曾用名钱家瑞，记者和新闻学研究学者。194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随即为《新民报》记者，1947年任北平新民报采访主任。1948年进入华北解放区参加革命，1949年入党。1950年后历任重庆《新民报》副总编辑、西南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副主任。1957年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期间被划为"右派"。1979年改正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新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是中国大百科学全书新闻卷副主编。
遵从他的遗言，他悄悄走了，没开告别会、追悼会，也没留骨灰。仅仅在9月底病危时留了两封告别信：

向朋友们告别
亲爱的朋友：您接读这封信的时候，我，钱辛波（家瑞），已经和这个世界告别了，这是我对你们最后的祝福！
我于1923年1月14日出生在上海嘉定，经过了两个世纪，曾和这个国家和世界上许多出色的和普通的人们相识和工作，我尊敬他们，我对自己的一生感到满意。
我有幸从事了在少年时代就选择的新闻事业，其间虽然中断了20年，但是回顾首尾，我尽到了努力，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垂念者，唯有我们国家的新闻自由还有待进一步发展，这要靠诸位和更年轻的朋友们继续为之努力，推进国家的民主和法治。
我为两个孙辈优异的学习成绩而感到欣慰，希望他们在未来的事业中各尽努力。
我去矣，你们好好生活！

向燕大同学告别
亲爱的燕大同学：您接读这封信的时候，我，钱辛波（家瑞），已经和这个世界告别了，这是我最后的祝福！我向亲爱的母校致以最后的敬礼！
我于1923年1月14日出生在上海嘉定，于今经过了两个世纪。
回顾我的一生，有两件事情感到骄傲，一是我选择了燕京大学作为我的母校，二是以燕大新闻系的学习为基础，我毕业后毕生从事新闻工作。此愿足矣。
行将别去，回顾一生，我始终铭记了母校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我为自己作为一个燕京人而感到骄傲。
我去矣，请燕大同学善自珍摄！

钱辛波在1957年究竟犯了什么罪？请看他的自述：

我是怎样当上“右派”的 ？
钱辛波（钱家瑞）

1956年秋天，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组副主任，接到了去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的通知。当时我满心欢喜。因为我自己觉得，参加革命以后，没有经受严峻的战场考验，与来自老区的同志相比，思想与作风均有差距，所以特别盼望有机会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充实和提高自己。
我进入党校以后，读书是认真和自觉的，心态也是真诚的。
1957年夏季开始“整风反右”我是抱着积极的态度参加的。随着运动的发展，报纸上揭露出的一批“右派分子’中有我熟悉的朋友，如徐铸成、浦熙修、储安平、吴祖光、丁聪、黄苗子······  我认识他们较久，认为他们为人正直、正派，在追求民主自由的道路上是跟随共产党走的，我难以想象他们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反党“右派’。尤其是点名批判浦熙修更使我感到意外。
我与浦熙修在《新民报》共事多年。解放前，她甘冒危险，在重庆和南京为中共代表团做了不少工作，有一次更是冒着生命危险到中共代表团交送文件，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她更是坚定地信赖共产党。但是我又深信，党看来是不会错的，决不至于无端置人死地。既然党批判了浦熙修，那么她一定铸下了大错。
我将这些困惑与同在党校学习的徐盈、高汾交谈过，他们也有同感。我们就一起去找正在党校普通班学习的浦熙修的妹妹浦安修，因为安修是彭德怀元帅的夫人，想必更加了解情况，我们可以从她那里知道一些详情，也希望她能够帮助一下浦熙修。
没有想到浦安修说不出什么，还说她已久不见二姐，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诚，本着“无话不可与党说”的准则，不止一次地向党组织写“思想汇报”，向党组织汇报我与已经揭露出来的那些“右派分子”是怎么认识的，有过什么交往，思想深处和他们有哪些共同的地方，表示要与之“决裂”云云。党支部负责人认为我写得比较“深刻”，党校还曾将我的“自我检查”作为典型材料在各支部传阅。
转眼到了1957年年末，“反右运动”在高级党校基本结束，学校宣布即将举行结业典礼，周恩来总理将来讲话。同学们即纷纷整理行装作归计。我所在的新闻班支部除了被点名批判的“右派”同学外，都在一起照了相。我很高兴自己已经过了关。
参加结业典礼前，支部书记找到我，要我和另一位学员在典礼过程中监视“右派分子”，开会时坐在被划为“右派”的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尤力的左右，防止他有什么“异常举动”。可见当时我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天前来参加毕业典礼的有周恩来、陈毅和康生。周恩来讲话之后，陈毅没有说什么。康生接着讲话，他出乎人们意料地宣布，本期党校学员延长学期，补课3 天，继续“反右”。
在3 天的“补课中，我的厄运来了。
新闻班领导小组成员何伟（时任驻越南大使，后任教育部长）找我谈话。他开门见山就说：“你的问题我们考虑过，你有许多熟人都是右派，你以前又在资产阶级报纸《新民报》工作过。如今要把你划为‘右派’，你认为怎么样？”
听他的口气似乎是征求意见，实际上一切都已经决定。他说的这番话在逻辑上是荒唐的，怎么能因为我有熟人是‘右派’，于是我也就是‘右派’呢？这不是“莫须有”罪名的现代翻版吗？
但是在当时的气氛下，他的话不容我多想。我迟疑了一下，回答说：“我确实并不比我熟悉的那些朋友们高明，把我划为‘右派’，我也没啥说的，由组织上决定吧。”就这样三言两语，我被划为“右派”了。
后来我无数次回想，如果我在当时据理力争会是一个什么结果？想来想去，结果只能是更坏，因为在当时环境下我其实已经失去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党支部马上着手整理我的罪状。在“反右运动”中，我没有写小字报或大字报向党提意见，攻击什么，我写过的就是一次次在组织内部的“思想汇报”。整材料者就在这些文字中搜罗罪名。
到了需要的时候，整材料倒也好办，就从我的各种“交心”材料和“思想汇报”中摘抄，而且也不作调查考证了。但是，他们作的这些摘抄都是断章取义的，并且无限上纲，不需要逻辑了。比如说，我曾在思想汇报中说过，解放前的报社编辑部不过几十个人，如今普遍上百人，甚至几百人办报，但是报纸办得呆板，读者并不爱看。整材料者就认定我这是“攻击党报’。我有一次和徐盈聊天，说：“北京应该有一张晚报。你来当总编辑，我来当记者。”结果被上纲说我主张“同仁办报”。我在“交心”中说，建国以后许多事都要按照级别办事，比如开会、看文件、坐车、看病，甚至火葬等等，如此鲜明的等级制度与民主平等的原则是不相容的。对我的批判材料就说我“攻击干部制度”。我对浦熙修等被定为“右派分子”表示困惑，整我的材料中就说我是“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
当时，被划为“右派分子”照例要在小会大会上接受批判。但是轮到我，因为时间过于紧张已经顾不上批判了，直到最后一天才开了一次支部大会，公布我的“罪状”，开除我的党籍。
临到要离开党校了，杨献珍校长找我去作“临别赠言”。他对我说，一般知识分子犯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们都是“三门干部”，出了家门到校门，离了校门就进机关门，由于没有和工农相结合，没有得到改造，终究是要犯错误的。他要我接受教训。
其实我哪里是什么“三门干部”，我是在全民族奋起的抗日战争中经历颠沛流离完成在燕京大学的学业，又在解放战争中通过和以周恩来为代表中共领导人的直接接触，进而接受了党的主张。后来，又是夏衍和范长江这两位新闻前辈介绍我入党。我是千千万万曾为创建新中国努力奋斗过的队伍中的一员。
但是当时我的思想却被一种无形的枷锁禁锢了，解除了思辨的能力，我屈服了。我对杨校长说，你说我是“三门干部” 我承认，但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想不通。我对他说：昨天晚上看电影，银幕上出现毛主席的镜头时，我热泪直流，难道反社会主义的人会有这样的感情吗？”
没想到杨校长的回答完全文不对题，他说：“如果没有这样的感情，就要进公安局了。”
我对杨献珍校长原本是很尊敬的，但是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万万想不到，因为我在日后的遭遇和“进公安局”其实是可以划一个等号的。
回想1956年秋，我去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的时候何等兴高彩烈，感到党组织在关怀和培养我。1958年初我回到机关，却低着头含着泪，感到人们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
此后20年，不仅我，还有我一家人的命运都是非常悲惨的。我不愿意多说了。我只是55万同命运者中间的一个。我经常在想，“反右运动”中，为什么党组织的负责人、乃至高级领导人为了完成更高的上级的任务、指标能够这样轻率地将自己同志毫不留情地推向敌人的行列呢？怎么能说因为我的朋友是“右派”了，就株连到我也一定是“右派”呢？怎么可以将我在党组织内部的“交心”材料和“思想汇报” 视为“向党进攻” 呢？逻辑为什么在这里被颠倒了呢？
回顾20世纪50年代，正是我对党最热爱最真诚之时，竟因真诚坦率交心而被“思想定罪”，也就是说一个人连正常的思维活动也不能有了，这不是延绵千年的封建思想专制又是什么呢？联想到当年数十万知识分子，莫不抱着一片爱党爱国之心向党进言、向社会公众进言，结果都打成了“右派”。这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冤案。
我个人和家庭从此遭受灾难、蒙冤20年，毕竟是沧海一粟，但是整个国家民族所遭受的损失却是太大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声望在整个世界民族之林中为之遭受了很大的损失，由此形成了巨大的“人权”污点。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的真诚之心倒没有改变。我愿意以自己的真诚发出最后呼唤：但愿我们中国从此不再有“五七劫难”，不再有“因言获罪”、“因思想而获罪”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必须坚决地反对思想专制，反对个人崇拜，要沿着科学和民主的道路走下去。   （完）

（此文原载牛汉、邓九平主编的《荆棘路：记忆中的反右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现略有修改，2005年9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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