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中文网 黄帅的“难言之苦”：“反潮流”与文革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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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2月 13日

1970年代以"反潮流"闻名全国的小学生黄帅在北京因病去世（12月10日）。次日有人在社交网络公布消息并表示惋惜和哀悼，说黄帅是"一个时代的符号"和"同代人的记忆"。

不过大部分评论都把黄帅同文革的历史相联系，说黄帅被文革时期的左派核心“四人帮”利用，旧话重提说她是江青的“小爪牙”。据说（《一个四零后老人的回忆录》）在1976年10月文革的左派核心“四人帮”被整肃后，从“四人帮”成员王洪文处抄出了组阁名单，显示黄帅被拟定为团中央书记人选。

1973年发生"黄帅事件"后，黄帅得到了左派领导人的支持，他们安排她过去各处演讲，"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鼓励全国中小学生反抗"师道尊严"，批判"资产阶级复辟"。这段历史成了评论的主要内容。

所谓"黄帅事件"就是当时在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习的黄帅同班主任老师发生的争执升级成了一个小学生反抗"师道尊严"和"修正主义复辟"的政治宣传。黄帅在日记中表达了对班主任老师批评的不满，在招致老师“报复”后，黄帅给《北京日报》投书得以发表。

黄帅对所谓“师道尊严”的反抗得到了《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头版报道和评论的支持，使年仅12岁的黄帅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一个时代的符号"

黄帅去世的消息似乎在60后一代中引起很大反响。有人在社交网络说他们"经历了黄帅经历过的全部中国历史"。著名评论员郭松民更把黄帅说成是“一代人心中的楷模，使大量懵懂未开的60后第一次感受到了独立人格的魅力。“

郭松民认为黄帅和老师争论事关是否尊重学生的独立人格的问题，而老师受到批评后对黄帅进行了两个月的"围剿"，反映了“封建”式的不平等。

黄帅给作家叶永烈致信，希望"不要以任何形式撰写关于我们的文章并希望您能以名作家的胸怀理解我们的难言之苦"。
在“黄帅事件”发生40年后，中国启蒙学校里“弟子规”，“三字经”、"二十四孝"大行其道，许多学校甚至恢复跪拜礼，郭松民认为这些反过来说明了为什么当初黄帅的来信和日记在被官方媒体发表后能够引发巨大社会反响。

他认为黄帅精神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和树立社会使命感，中国需要进行一场全国性的教育大讨论。

还有同事代人回忆“黄帅事件”时说，他们渡过许多快乐的少年时光要感谢黄帅和发生黄帅之前的“张玉勤事件”和“张铁生事件”。“黄帅事件”给当时的教师带来受批评的压力。许多学校实行所谓开卷考试，减轻了学生复习压力。

张铁生

1973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发表了黄帅来信以及日记节选后，《人民日报》头版作全文转载并加编者按说，像黄帅一样的青少年有成千上万，并呼吁他们加入这场教育斗争。

《北京日报》评论还提醒说，"教育界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远远超出这些"黄帅事件"反映出的老师态度不当的问题，说教育中许多好的做法，诸如教学中"政治挂帅"，"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要学生去农村，工厂，部队听工农兵讲课，或请工人，农民，军人来大学讲课的所谓"开门办学"，以及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等都受到了"教育界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的威胁。

1973年6月辽宁省出了名噪一时的“白卷先生”张铁生。在乡下务农的张铁生当时被推荐考取工农兵大学生，他在高考的物理化学考试中交了"白卷"（实际成绩是6分）并在试卷背面写信解释自己因农忙无法充分准备。

其中张铁生还写道，"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

评论说，时下中国启蒙学校"弟子规"，"二十四孝"和跪拜礼大行其道是“封建倒退”
张铁生的信得到了当时辽宁省分管文教和宣传的领导人，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的注意后，毛远新下令调查。调查认为张铁生报考兽医和农田水利专业志在更好地建设农村，准许其补考。后来毛远新亲自修改在《辽宁日报》头版发表了"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刊登了张铁生写在试卷背后的信。

当时报道的编者按说：虽然张铁生同志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后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都作了转载。《红旗》杂志编者按说，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

张玉勤

张铁生“交白卷”过后一个月后，在1973年7月10日河南南阳乡下一个15岁的学生张玉勤在期末考试英语考卷的背面写道："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也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

据说张玉勤写后把卷子藏入自己的口袋，但监考老师责令其交出。学校知情后张玉勤受到校长批评。7月14日早上有人在附近水库发现了张玉勤的尸体，当时人们认为张玉勤自杀身亡。

但几个月后经过上级调查，“张玉勤事件”被认定为“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所造成严重恶果”，《人民日报》内参还对此作了报道。据说江青看到有关材料后要求严惩当事人，将此事成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典型。

河南省委后来开始大力整顿马振扶公社中学，追认张玉勤为"革命小将"、"优秀共青团员"，并给她立了碑，碑文上写着"胸怀朝阳战恶浪，敢把青春献给党"。

“难言之苦”
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的“战友和接班人"林彪坠机蒙古的温都尔汗后，当时的周恩来总理总揽政府日常工作。当时周恩来指示"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但是这些做法被"四人帮"认为是"回潮"和"右倾复辟"。

1973年先后出现的“张玉勤事件”，“张铁生交白卷”和“黄帅事件”都被放大变成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典型，成为“批林批孔”运动的重要内容。

当时驻北京的加拿大记者伯恩斯认为，黄帅事件前后几个月的“批孔”官方舆论可能预示着某个显要的政治人物要落马。当时许多评论认为"批林批孔"的矛头指向周恩来。

1976年“四人帮”被抓后，邓小平开始政治清算，清理所谓“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目的是防止文革"遗留分子”翻案和否定“改革开放”。

"黄帅事件"中的重要决策人迟群和谢静宜都遭到了清算。张铁生被判刑入狱。因张玉勤事件被处分和判刑的当事人也获得平反。黄帅的父亲被逮捕投入监狱，同时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她在《黄帅心语》中回忆，当时有人叫她"四人帮"的"小爪牙"，成为大字报批判和各种谣言攻击的对象。黄帅在上学放学的路上经常遭欺负。评论员郭松民说，今天中国女性人均寿命达77岁，黄帅活了57岁是“英年早逝”，“当年的‘反潮流小闯将‘是郁郁而终吗？”

黄帅去世后，中国的传记作家叶永烈公布了黄帅1985年给他的信。黄帅在信中说， 在接受叶永烈的采访后，与父母商量了下，希望"不要以任何形式撰写关于我们的文章并希望您能以名作家的胸怀理解我们的难言之苦"。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2346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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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小学生日记引发大事件 黄帅称过去是一座山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黄帅：过去是一座山，好大，好沉

　　“别人把我当作政治代名词，但我自己不这样看，

　　我究竟是谁，我是卑微的？我是高尚的？我应该是不曾被评判的??我实在也讲不清楚多少政治”

　　★ 本刊记者/文晔

　　沉默30年后，一本《黄帅心语》把她再次带到公众面前，当记者们要求采访的电话此起彼伏的时候，她依然如前言所写的，“惧怕记者”“拒绝记者”。


　　“对于在文革中受到精神创伤的人，你的书也许能安慰他们。”黄帅沉默了片刻，不再拒绝。就这样，记者在北京工业大学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一点也不帅的黄帅——粉色小外套，直直的披肩发，圆圆的眼镜，再加上嘴角浅浅的笑，眼梢淡淡的愁，她有着和年龄不相符的清纯，简直像一个涉世不深的女性——但是，她的经历提醒我，她不在此列。

　　“宠辱不惊”，黄帅正在给朋友发邮件，这是邮件的主题，她说，“这是我一生都得修炼的主题，我一步一步在提高，希望读者能在书里看到。”

　　与痛为伴

　　正如此书的编辑丁山所言，“在黄帅的书里能看到隐隐的自虐倾向”，她常常诗意地写着亲情、友情，突然就笔锋一转，说起痛苦，说起“每隔一段时间，我总要莫名其妙地放下手中的一切，一心想陪伴一下心中的痛苦。”

　　那个痛苦到底是什么？对于“文革”，对于政治，书中几乎只字未提。面对记者的追问，她也只说，“离家破人亡，只差半步。”从12岁被捧为“小闯将”，到16岁被骂作“小爬虫”，她的青春期经历了太多宠辱，有些后遗症，比如恐高，注定不会好了。

　　高考前夕，是她最绝望的时候，那段时间，虽然患有严重的偏头疼和眼疾，但她希望痛苦干脆来得更猛吧，甚至盼着自己脑子出问题，糊涂了就不会感觉有痛苦了。

　　有一天妈妈不在家，只有妹妹在，她大喊了一句：“靠边，我要跳楼！”年幼的妹妹“唰”地一下就闪开了。她走到阳台，突然觉得不对劲儿，怎么姐姐要跳楼妹妹就让你跳啊？于是，她返回身来就把妹妹痛打了一顿。然后，紧紧地抱着妹妹痛哭，从此，她落下了恐高症。

　　给父母造成的伤害则是她的“痛中之痛”。

　　成名的时候，有太多的“叔叔”“阿姨”领着她走上历史的舞台，但是当黄帅落难后，那些过去推崇她，抬举她的人，批她的口号喊的最响，全部责任一古脑推到了她从事科学工作的父母身上。“太悲哀了，人性太悲哀了”，这是黄帅对命运的感叹。

　　黄帅觉得最对不起的人，是父亲。当年，他被定性为“敌我矛盾”，开除党籍，身陷囹圄，劳动改造。剃光头、挨批斗，人们以“文革”中的语言和方式发泄着对“文革”的怨恨，这个错误直到1981年，黄帅给胡耀邦写信之后，才得到纠正。

　　“我是一个被时代划伤的人。”年轻时代的她，无心打扮，无空玩耍，小小年纪就学会了“自觉沉重”。

　　愚女移山

　　“过去是一座山，好大，好沉，我背着这座山长大。”黄帅就这样一步一步走来。

　　1979年她刚被北工大计算机系录取，第二天，舆论就展开了关于黄帅能不能上大学的争论。

　　1988年，黄帅随着“留学潮”自费赴日本留学，在日本，她获得了东京大学硕士学位，后进入日本三和研究所工作，并在1996年有了自己的儿子，像许多日本女性一样，她做了两年安逸的家庭主妇。

　　1998年，作为长女，黄帅选择了回家，在主动和国内联系后，母校北工大热情地接纳了她。刚回来那会儿，人家跟她聊天，总爱往人生、历史、民族，这些大的话题上扯，而她打心眼里不感兴趣。

　　2006年她出书了，《黄帅心语》不过是人生感悟的闲适小品，但媒体总要问她对于“文革”的反思。

　　“别人把我当作为一个符号，当作政治代名词，但我自己不这样看，我究竟是谁，我是卑微的？我是高尚的？我应该是不曾被评判的。别人期待我去讲历史，但是我脑子里的构成偏不是历史事件，我关心的是亲情，友情，这才是真正的我，我实在讲不清楚多少政治。”

　　新书出版后，面对太多关于往事的追问，黄帅无奈地说，“以后有什么话，看来只能写给自己了。”

　　别人提起旧事，她被迫回忆，殊不知，因为回忆，她可能一周、一天，或者数小时不能自拔。虽然恢复的时间在缩短，但当“过去”回来找她的时候，她只能在万籁俱寂的深夜，躲进“过去”哭泣。

　　从小学到现在，黄帅一直在写日记，虽然母亲曾经跪着求她不要写，虽然她也曾撕过烧过，但她不能停笔，因为 “写着写着自己就释怀了，写着写着就可以放笔了”，日记是她的心理医生，她在诉说中，治疗了自己。

　　今天的黄帅，为父母的病焦虑着，为10岁儿子的聪明骄傲着，心甘情愿把自己融化在父母、丈夫、儿子、朋友们中，她觉得这才是真实的她。

http://news.sohu.com/20060922/n245481785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