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徒手：为领袖出书的文革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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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领袖出书的文革十年

陈徒手

◇　０１

　　１９６６、６７年“文革”运动如火如荼，风云激荡的政治形势对毛著的需求变得格
外迫切。据北京市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业务组统计，１９６７年全年之中，《毛泽东选
集》一至四卷３２开本平装本，每卷付印数高达３３０万，《毛主席语录》６４开本精装
付印数２５０万，《毛主席语录》６４开本平装付印数３０万，《毛主席语录》１００开
本精装付印数１０９万，《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３２开平装付印数５０万，《毛
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３２开平装付印数３０万，《毛主席诗词》１００开精装付印
数３０万，《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毛主席的五篇著作》１２８开本精装付
印数各３０万，《毛主席诗词歌曲集》６４开本平装付印数５０万，《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６４开本平装付印数１００万，《毛主席论教育革命》３
２开本平装付印数２７０万，而《老三篇》６４开本平装付印数高达１０００万，各种开
张的毛主席语录张贴画付印数则达１１０５万。〔见１９６８年１月《毛主席著作出版统
计表（１９６７年１－１２月）》〕

　　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市二轻局革命领导小组自豪地宣布，北京东风制革厂革命
职工怀着对伟大领袖无限热爱的红心，用很短的时间敬制出性能良好的红宝书封面革，耐
磨度可达三千次，在零下三十度不变质，不脱色。这一年已赶制出２２万册，１９６９年
继续发扬冲天干劲，安排敬制红宝书封面革一百万册。

　　各地出版局在“文革”初期被撤销，后以“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的名义重新组建
，成立初始主要负责毛泽东著作的出版事宜。一些单位的人员嫌其名称过长，常简称为“
毛办”或“毛著办”，１９６９年１２月２３日中央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专门发出通知
，批评使用简称非常不严肃，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必须引起充分的重视。今后不论
书面还是口头，一律用“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全称，不能简称。由此以后数年，官方
在行文和讲话中都严格执行这个内部规定。

　　从１９６９年开始，直属于北京市革委会的市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全力维护印刷机
器设备和厂房维修，保证领袖著作及时、安全地开印。１９６９年１月２８日它向市革委
会政治组、计划组请示称，由于以彭真为首的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反对毛泽东思
想，限制毛主席红宝书的敬印，多年来我们的设备更新和厂房维修工作都未能适当解决。
现有机器设备大多陈旧，需要交替地进行修理，危险房屋多系年久失修，并经房管局鉴定
，确实急需进行大修。报告中说，印刷机不能配套或缺乏大型机器，影响敬印毛主席著作
１至４卷合订本、全开纸毛主席画像，仍然不能满足目前大印特印毛主席著作的政治任务
，影响革命人民的需要。因此，申请专用设备２８项，抢修危险厂房五千多平方米，共需
上级拨款２１２万元。报告最后还提到，需用２０万元购进全张二周转印刷机５台，敬印
毛主席红宝书四卷合订本，再拨７２万元，购置全张自动双色胶印机、对开自动双色胶印
机各２台，敬印毛主席正面像。

　　这种不断报来的申请拨款报告，市里百分之百要批准通过的，而且丝毫不敢怠慢。２
月１３日，申请拨款的请示报告首先称，“为了更多、更快、更好地敬印我们伟大领袖毛
主席著作，传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请示拨款１６万元，为新到的折页机、裁纸机
、配页机等七台机器付款；３月２８日，申请报告的理由是“为了保证高质量地出版毛主
席著作和毛主席光辉形象创造有利条件”，要求市里尽快拨款４３·６万元，以便付清中
央分配来的自动胶印机２台、自动打样机１台、全张裁纸机２台；４月２３日，要求市革
委会计划组批给基建面积９８９０平方米，其中力保的胶印厂制版车间的面积３５００平
方米，投资１２４·５万元，为的是“高质量地全力保证毛主席著作出版”。

　　１９６９年初国内几家工厂对外称“狠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打破了洋框框
”，试制出敬印毛主席红宝书封面用的电化铝。３月２０日中央毛主席著作出版领导小组
当即发出通知，今后不再进口电化铝，要立足使用国产品。这本是自力更生的举措，但没
想到北京市印刷企业反而申请添置真空镀膜机、涂布机、复卷机等五台，需上级投资１９
万元，以便与国产小批量的电化铝匹配。而北京印刷四厂全张照相制版设备不配套，缺全
张网目版一块，此产品国内不能生产，为了“更好地敬印毛主席画像”，１０月３０日只
好向市革委会计划组申请进口一块日本产的全张玻璃网目版，费用是３００美元。

　　出于印制毛主席著作的战备需要，市里拟在远郊县另觅新地，外迁部分印刷能力。市
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只有运输纸张材料的卡车两辆和修复不好的美式吉普车一辆，１０
月２８日特地向市革委会政治组、宣传组、计划组申请北京牌吉普汽车一辆，便于与远郊
县联系，“解决路途遥远之不便”。

◇　０２

　　据１９７０年１月１９日市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领导小组上报的《１９６９年工业
企业统计年报》，１９６９年全市《毛泽东选集》普及本出版２４６万册，《毛泽东选集
》（合订本）１４０万册，《毛主席语录》６８５万。这样就始终保持“文革”以来发行
的高峰态势，光是北京印刷一厂就合计印行庞大的４０８万册。

　　就在１９６９年７月，中央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连续发出两件通知，要求“为了确
保毛主席著作的质量”，将封存在书店、印刷厂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普及本５４万
册、精装本７万册，《毛主席著作选读》甲、乙本及未经删改注解的单篇本４９６万册，
全部收回，以保密件送造纸厂化浆销毁。同时，《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中需换页处理，
涉及到册数高达１４１万。有人大致估算，北京市销毁这批图书的费用及换页加工费共计
１１７万元，需市里迅速拨款。

　　上级通知中没有明确说明这几百万册图书化浆销毁的理由，但１９７０年７月１４日
外文书店上报停售书画的报告中，其中提到１９６６年出版的６４开大本外文版《毛主席
语录》现存６１·１万册，计３７·３万元，因第二十四节第七段“引用大叛徒刘少奇的
一段话”急需处理。因存放时间过久，这批图书的塑料皮已发硬变质。报告中不敢说销毁
化浆，委婉用了“收回加工改制”的说法。

　　１９７０年继续向市里讨要费用，名目变为“传播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热烈地迎接《
毛泽东选集》五、六卷出版、敬印的政治任务”。１月３日递上请示报告，鉴于印刷机器
陈旧，运输工具紧张，需增添卡车８辆、机床１５台，申请用款４９万元，并翻建危险厂
房面积５１００平米，请拨款５１万元；５月２９日申请报告中称，市印刷五厂铅印能力
很小，仅有六台能印书刊的机器，很不适应敬印毛主席著作的需要，请给予解决投资款２
５万元，接受中央分配来的２台单面轮转印刷机及配属设备。

　　１９７２年８月３日，市出版办公室革命领导小组致函外贸部，坦承北京市属印刷单
位的胶印机器设备大多是陈旧的，精密度很差，严重影响着产品质量，不能完成敬印伟人
像和出口宣传画册、商标等印刷任务，请外贸部可否将库存现有的对开双色胶印机调给北
京三台。报告中显示几分急切：“目前北京需要极迫，恳求给以大力支持，帮助解决。”
８月２５日再致函市革委会文教组，再三说明“胶印的能力比较薄弱，需要增加设备”，
但固定资产更新基金提取数额小，“主要生产设备无力购置，生产上又很需要胶印机”，
能否从文教口未开的基本建设项目投资中调剂解决，希望得到三台对张双色自动胶印机，
合计３３万元。

　　市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在中国人民银行崇文区办事处开有户头，帐户为８０２０９
号。１９７０年９月７日，致信人民银行崇文区工业信贷部，要求根据中央财政部的文件
精神免计全部贷款利息，因为“我处贷款完全是为了出版毛主席著作所需储备的纸张、塑
料、油墨等各种材料而贷款的”。

　　申请贷款免息的政策理由是印制毛泽东著作，但实际到了１９７２年，印行毛泽东著
作的种类、数量却大幅度地下降，其他政治读物、文学艺术、中小学课本、图片等发行数
大量上升。据１９７２年４月３０日《一九七二年第一季度出版情况汇报》，１９７２年
第一季度北京共计出版一百另二种、一千五百八十四万六千（张），其中毛主席著作只有
一种《毛主席论文艺》，五万册；毛主席像五十八万张，毛主席语录（单张２２条）十九
万三千二百张；１９７２年７月２６日上报《一九七二年上半年出版情况汇总表说明》，
报告中说１９７２年上半年共出版书画一百四十七种，二千二百七十七万零三百册，其中
含糊地表示，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有八种、一百零五万册，毛主席像和语录七十七万三
千二百张。

　　此时，“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的名称已缩减为“出版办公室”或“出版办公室领
导小组”。在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１４日《一九七二年第三季度出版统计说明》中，第三季
度共出版书、画一百另二种，一千六百零七万册，其中马列著作八种，一百二十三万册；
政治读物十三种，一百零六万册。此时已经没有毛著及单行本的印行数，再也没有出现“
文革”初期几年的毛著出版巅峰状态，大量印行的是文学、文化教育、科技、中小学课本
、连环画及画片，譬如小说《春到凤凰岭》印数６７万册、《激战无名川》１０万册，《
容易读错的字》《多义词同义词反义词》各发行到１０５万册，《人怎样战胜传染病》７
２万册，《电视》６９万册，《广播讲座英语》５０万册，连环画《童年》《我的大学》
《在人间》《列宁在１９１８》《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各２０万册，这些书籍风靡一时，
逐渐形成新的读书热点。

◇　０３

　　１９７０年中央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曾下达第六号文件，明确要求北京市为以后印
行的《毛泽东选集》五、六卷普及本专用纸储存５２克古版纸３１８０吨、五、六卷精装
本专用纸储存３０－３５克古版纸４５６吨，五、六卷及毛主席语录新版本用的封面、像
页、扉页等储存胶版纸３００吨。后来国务院出版口一再指示，专用纸不准挪用，并要求
储存保管好，为《毛泽东选集》五、六卷出版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从１９７０年起，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六卷的内部信息一直不断，储存专用纸成
了出版部门的刚性规定。但储存量如此之大，保管时间如此之长，给仓库方面增添不少困
扰，几年间为此来回磨合、腾挪。１９７３年市物资局仓储公司不时来函反映困难情况，
出版办公室回复多有安慰之意。

　　最麻烦的是，由于用纸紧张，迫不得已，不时挪用了《毛泽东选集》新卷本的储备纸
。１９７３年６月２８日，市出版办公室致函国务院出版口，汇报说北京市中小学今秋、
明春两季课本正在陆续发印，用纸量将达１６００余吨，广播英语、北京少年等期刊每期
印数都比原计划增加，由于纸厂和租赁仓库等原因，少入库纸几百吨，这样就给今年用纸
带来一定困难。为此不得不动用《毛泽东选集》新卷本的储备纸，特申请今年增拨卷筒纸
３００吨，以便补充专项储备纸。

　　１９７５年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发出关于排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
小三十二开本的通知，鉴于两个选集各５万套用纸均由各地自筹解决，各地出版部门纷纷
来信叫苦不迭，国家出版局只好委婉同意酌量动用《毛泽东选集》储备纸，但需向省、市
、自治区党委报告，动用数量请函告国家出版局备案。国家出版局同时还严令，其他图书
用纸不适用此例，不要动用此项储备纸。

　　１９７６年度国家分配北京市出版用纸５３３４吨，其中本应由北京造纸总厂供应的
５２克凸版纸４３２１吨，但到了５月只交９２０吨，尚欠３４００吨。一查原因，说是
原材料液录等供应不足，天津造纸厂所供本色纸浆生产的纸白度和尘埃等都未达到规定标
准，不能供应所需５２克凸版纸，市出版办公室与一轻局、造纸厂多方协商仍未能解决，
这样势必严重影响出版用纸，５月２７日只能向市文卫组、市计委打紧急报告，要求再动
用毛选五、六卷储备纸７００吨，这部分储备纸已存放四年多，根据质量要求需要轮换，
需要新生产的５２克凸版纸做补充。

　　在这同时，市出版办公室派人核实，发现在东郊百子湾库、怀柔５０１库、清河库、
房山南观库四处实存毛选特种储备纸２５３０吨，其中毛选储备用红封面纸１０５吨，该
纸是１９６７年专门试制的，已存十年左右，以后未生产，无法在一般出版物中使用，因
此无法轮换；怀柔５０１战备库存有储备纸５３吨，已存十年以上，因库房无站台，离城
区１４０里，路程较远，运输不好解决，至今也未能使用；百子湾库存毛选合订本储备薄
凸版纸４３３吨，已存放八年左右。（见市出版办公室１９７６年７月１４日致市文卫组
、市计委《关于我室在物资局储运公司存纸情况的汇报》）出版办公室希望尽快用掉其中
存放时间较长的凸版纸１２００吨，但苦于造纸厂生产不正常，未能及时补充存量。

　　市物资局储运公司１９７６年６月５日致市计委的《关于出版社存纸情况的报告》，
报告称北京出版社累年积压纸张库存３７４１吨，占库房八栋，约８０００平方米，其中
进库后１０年以上未动的１０２吨，５年以上的７４２吨，４年内的２８３７吨。报告甚
至描述道：“有些纸张由于多年不动，从表面看来已发脆发黄，工人对此很有意见。”鉴
于百子湾仓库长期被纸张占用不能腾出库房，大量纯货进不去库，影响周转使用率，储运
公司提出１９７６年为了解决化工产品、水泥、玻璃储存问题，百子湾仓库不再存纸张，
余存纸张仅出不入，需入库的纸张转至清河仓库及山区库。

　　涉及将来印行毛选五六卷的储备纸，市里领导对此不知所措，转发一圈只是传阅，连
负责文教的市革委会副主任黄作珍都不好下决定，还是推到市委文卫组审阅。

◇　０４

　　为了满足中央首长读书的视力之需，１９７３年起中央有关部门开始下达印制大字本
的政治任务，市新华印刷厂、印刷一厂等成立专门的大字本车间，配制特有的印刷设备。
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１日，印刷一厂革委会负责人在技术革命经验交流会上披露，几年来该
厂共印制大字本９８种，１１４０万字，还多次承担突击性的政治任务。

　　１９７４年初，印刷一厂接到为中央印制一种大字本的政治任务，当时经过管理部门
的测算和安排，需要十五天才能出书，出版领导部门要求在一周之内完成。没想到，上级
又及时地传达毛主席的声音：“请你们和工人同志商量一下，三五天能不能看到书。”据
厂革委会发言材料介绍，厂里立即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原原本本地传达毛主席的话语之后
，与会者都激动地流出了幸福的热泪，纷纷表示任务再重，时间再紧，困难再大，我们也
要让毛主席提前看到书。大家说到做到，经过大家日夜奋战，五十二个小时就把书送到毛
主席手中。

　　毛泽东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批示发表后，１９７５年印刷一厂接到中央交办的印
制大字本《水浒》的政治任务，当时３６磅牟体字大字本车间正在筹建，正文用字和铅空
材料还有一部分没有铸齐，同时由于字号大，铸字产量低，出现铸字设备不能满足排版用
字的需要。但中央有关部门要求《水浒》大字本立即投产，限时完成，这样按照全书出书
的日程，排字必须保持日产三万字。

　　厂党委把遇到的困难向群众讲清楚，大家讨论后决定挖掘设备潜力，把报废多年的汤
母森铸字机从仓库里挖了出来，修旧利废，使其重新投产，解决由于铸字设备不够、影响
排版供字的矛盾。同时挖掘人的潜力，采取一人多机和三班活两班干的的方法，破解人手
不够的难题。这样原计划４０天完成的《水浒》大字书，实际只用了３０天就上交给中央
部门，这种苦干巧干的精神也促进大字本车间的筹建工作，这个特殊的车间比原定计划提
前一个月上马。

　　刚开始印大字本，是用小机器印制，产量低，时间慢，劳动强度大。为了让中央首长
早日看到大字书，书版车间的职工见状后主动提出用大机器印刷，但又遇到纸张废率高、
上版时间长的问题。大家在现场找原因，发现纸张作废率高是因为纸张潮湿，伸缩性大，
影响套印，还有就是印格版的机台和套印正文版的机台操作不统一，续纸技术不熟练造成
的。于是众人在开印前先铺开纸张晾干，排除潮湿，同时积极操练基本功，改进压纸器续
纸程序，使纸张的作废率由原来的百分之五十，降低到百分之十以下。至于上版时间长的
难题，大家提出机下刷版检查坏字、边条刨糟不解版绳、用铁档代替铁框等十几项措施，
大大压缩上版时间，由原来的每班只能上四次版，提高平均每班达到二十版，提高工效五
倍。

　　新华印刷厂革委会负责人在７月２１日技术革命经验交流会上发言中，自豪地声称大
字本车间和其他生产车间上半年共完成急密件等政治任务３８种２４万册，特别是出色地
完成国家出版局安排再版毛主席著作单行本５７种的任务。譬如活版车间承担了１１６种
毛主席著作单行本的排版制型任务，发动群众连续一周三班突击铸字，提前十天满足了排
字的进程需求。纸型工段工人发扬不怕苦不怕累、连续作战的作风，也提前十天完成５７
种单行本的制型任务。轮转车间为了保证在新机器上印制好毛主席著作，操作时努力做到
版垫得平，墨色符合要求，页码经常检查，印刷质量一直保持较好的水平。

　　引人注目的大字本车间本来是为中央首长印制大字本的，在设备、技术上存在着不全
的问题。但他们听到承担印装毛主席著作单行本的任务困难较大，“广大读者迫切要求学
习毛主席著作”，就主动提出除了保证大字本任务外，承担６本毛主席著作单行本的任务
。

　　新华印刷厂领导在发言中坦承，印行毛主席著作单行本的过程中，虽然做了层层动员
和具体安排，由于检查不细，事前对四号字模能否排印毛主席著作了解不够，因此在重排
四号字时发生较多的歪字，只好返工重排，造成政治上很大的影响，经济上很大的损失。
在排印《唐诗三百首》大字本任务中，由于工艺不细，以致印出的成品不合格，只好返工
重印。这位负责人带着检讨的态度说，这些都说明我们生产管理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需
要认真加以改进。

◇　０５

　　１９７４年５月，负责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姚文元做出批示：需要印制少数的二十
四史大字线装书。姚没有明说原因，但知内情的人都明白，这批特殊的线装书主要是要供
视力减弱的高龄中央领导阅读，在时间、质量上要切实得到保证。在这之后的一年内，国
家出版局全力督促二十四史大字线装书的印制工作，１９７５年５月９日专门向姚文元写
了一份请示报告，汇报说现在北京、上海、天津扩建的四个排印大字线装书车间将陆续投
产，北京印刷一厂和天津市的专用车间可在７月份投产。

　　国家出版局在报告中称，中华书局承担《史记》《汉书》《晋书》等十三史和《清史
稿》，承包了近一半的任务，而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担《唐书》《新唐书》《五代史》等五
史，天津人民出版社承担《后汉书》《三国志》《南史》等六史。现已出版了十六史，其
它八个史正在排印中。最大的难度在于，二十四史加上清史稿，总共约五千三百万字，排
印工作量超出常规。而数量上只印一百五十部，按历来呈送数，预计给中央五十部，其余
一百部拟由新华书店按定价分配给全国省级以上图书馆和主要文科、综合大学各一部，国
家出版局保存十多部备用。

　　为了保证出书质量，使京、津、沪三地分印的线装书能装配成套，中华书局事先对选
用的材料以及版式规格都作了统一规定，尤其确定字体用三十六磅大字，开本和以往送中
央的线装书相同。后来中央经常临时交办大字线装书的印制任务，而且往往都是急需，基
本上是照着三十六磅大字体排版的。

　　由于急密件、大字本等任务日益增多，新华印刷厂活版车间的存铅量已高达４５０吨
，大大超过车间楼房设计所规定的每平方米７５０公斤负重，实际局部地方每平方米已达
３吨多。这使得楼面已见有裂缝，有的窗框已压弯变形，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新华印刷
厂革委会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２９日紧急上呈处理报告，希望将该车间存铅量大、震动较大
的两工段搬到铅印工段，可以减少１００－１２０吨铅的压力，以此保证大字本印制工作
的安全和牢靠。

　　１９７６年１月初国家出版局在湖北丹江召开印刷字模生产座谈会，据１月１４日《
会议纪要》介绍，现在全国三大字模厂的年产量比“文革”前提高四倍，正朝着全部机械
化、自动化方向发展。特别是这两年重点完成中央交办的大字本线装书用的大号字模共九
种字体、４４付、３３万多个字模的光荣任务，同时还完成中央领导机关交办的四付小二
号专用字模的任务。

　　１９７６年３月初，国家出版局邀请上海、天津、北京三地承担中央交办大字线装本
任务的出版、印刷单位负责人开了四天会，讨论字模生产、字架配备、收费办法、节约纸
张以及工作进度等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经请示中央领导同意，以后二十四史大字线
装本正文改用一号长仿宋字，注文改用二号长仿宋字排印，统一制作字模。目录、标题、
中缝字等，用各印刷厂现有字模。以前各厂用３６P宋体排印的部分二十四史铅版和书页，
因改排字体后不能再使用的，其工本费由三地出版社开列清单向国家出版局报销。

　　３月９日国家出版局下发《关于做好中央交办大字线装本排印工作的几点意见》，附
有印发二十四史的版式说明书，要求各地大字本车间遵循执行。同时提及制作一号、二号
长仿宋字模，工作量繁重，字模厂和制版厂要争取按时和提前完成生产字模任务，力争在
５月开始用新字排二十四史。新制字模版七千多块，由北京制版厂于２月２７日完成；雕
刻一号、二号长仿宋字模各一付，由北京新华字模厂于３月底前完成。出版局还规定，各
地大字本车间的一号、二号长仿宋字架要繁体字、简化字两种都配备，原用３６部宋体字
也要保留必要的简化字字架。北京新华印刷厂还要保留一、二副繁体字字架，以备承担中
央交办的其它大字书刊用。

　　国家出版局表示，新制字模版、雕刻字模、片模的所有费用，由他们统一负责解决。
只是要求各地大字本车间要更快地达到原设计的生产能力，完成向中央承诺的１９７７年
底全部出版二十四史大字线装本的任务。印刷大字线装书需使用毛边纸，原纸需经过严格
挑选，不合格的纸品约占百分之三十，挑选后纸张加放率为百分之四十。纸张如何节约，
成了一个敏感的难题，出版局建议出版社可暂按一定的使用数发给印刷厂纸张，只是要求
印刷厂努力降低纸张损耗，提高纸张使用率。同时确定内部价格，按古籍书排版收费加百
分之十计算，大字线装书排版双面装千字单价五元二角，单面装千字单价四元三角，普通
装千字单价三元五角。

　　不到一个月，３月３１日市出版办公室向市计委报送第二季度工业生产计划，里面提
及要执行国家出版局最新通知精神，大字线装书排版收费由过去折３２开页每面２·８０
元，调整为２·００元，降低收费２８％；印刷收费由每令纸１５元，调整为１０·４０
元，降低收费３１％。这样预计全年影响工业总产值６０万元，其中第二季度影响２０万
元。

　　１９７６年７月唐山大地震之后，市出版办公室查看所属企业的震后灾情，发现印刷
一厂、新华印刷厂两个大字本车间均为１９７５年底竣工，这次震后都发现有裂纹，但不
影响使用。８月６日印刷一厂党委汇报生产恢复的情况，称主要车间出勤都达到百分之九
十四以上，印大字本的机台大部分台次都能达到印１０版以上，达到全厂印大字本的高产
水平。而且在车间外设立了观察哨，设专人值班，做到及时报警，及时疏散。

　　延至１９７８年初，北京市课本用纸出现７７６吨的缺口，开办广播教学、电视大学
之后，更加重社会上对广播和函授教材的迫切要求，全年至少需１０００吨纸。而此时北
京市造纸厂缺乏原料（原油）和电力不足，已陷于停产的状态。国家出版局又下达指示，
要求北京市先储备《毛泽东选集》六卷１１００吨专用纸，应由北京市造纸厂提前生产交
出版社储存。市出版办公室１月２０日紧急打报告给市委文化出版部、市计委，要求上级
急速研究解决。

　　十年来，纸张的紧缺，一直困扰着领袖著作及读物的出版，跌宕起伏。但好在有惊无
险，在政治热潮之中，出版印刷部门通力合作，保证政治著作和为领袖服务的出版工作顺
利开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革”十年高层政治与出版行业相关联的运行轨迹。

〔作者简历：陈徒手，本名陈国华，福建福州人。１９６１年１２月出生。１９８２年２
月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先后在中国致公党中央机关、中国作家协会、《北京青年报》
副刊工作。〕

□　原载《随笔》２０２０年第二期

http://www.cnd.org/CR/ZK20/cr1053.g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