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丁：《解放军报》“文艺黑线专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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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叶匡政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文艺黑线专政”论是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抛出的，也从部队那里得到最初的反响】


　　以批判《海瑞罢官》为导火索，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之后，江青认为这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机尚未到来”，她决心要进一步扩大战果。

　　1966年2月，江青凭着她那特有的身份，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参加者有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等四个军队主管文化、宣传工作的负责人。所谓“座谈会”，主要是看各种影片，并听江青一个人讲话，实际上是由她抛售“左”的一套文艺观点的讲坛。诬称建国十多年来，文艺界“被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是座谈会的基调。座谈会后，经陈伯达、张春桥的多次加工修改，形成了一个题为《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审阅修改时，在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为了贯彻落实这个《纪要》精神，1966年4月，总政治部在京召开全军创作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大军区、军兵种的文化部长和创作人员，共249人。我和解放军报的几名编辑列席了这个会议。

　　会议效仿江青在上海开会的做法，“看电影，批黑线”，按照《纪要》的口径开展大批判。会议先后对60多部电影戴上了“大毒草”的帽子进行批判，并通过座谈讨论，使大家认识到“这些毒草的出笼，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文艺黑线在思想文化战线实行专政的恶果”；通过对文艺黑线的揭露和批判，让与会者进一步认识黑线的根子，“就是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把持着思想文化战线的许多领导部门，专给毒草开‘绿灯’，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从而让与会者更加明确地认识到：“我们同他们进行的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增强了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自觉性”。这就是贯穿会议始终的所谓“大破资产阶级黑线”。贯穿会议的另一条线，就是“大立无产阶级红线”，其中包括学习毛泽东的有关著作，学习《纪要》，学习和观摩“革命样板戏”等等。会议在“神圣的光环”照耀下，通过如此这般的大破大立，《纪要》中提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等主要内容，很快被与会者的绝大多数真诚地接受了。

　　当然，当时与会者的发言，并不全是一个调了。有的在讨论《纪要》时，提了一些与《纪要》不尽相同的看法，后来林彪下达了“反击”的指令，立刻就把一些对《纪要》提过意见，表示过怀疑和不满，乃至稍有微词的文艺工作者，扣上了“反《纪要》”、“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大帽子，在会上进行了批斗，会议气氛开始紧张起来。这次会议之后，各军区也都相继召开过类似的会议，错误地批判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造成了“文革”初全军最早的一批冤案、错案。

　　《解放军报》对这次会议的报道作了突出处理，向全军擂响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战鼓，吹响了誓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进军号。

　　【《解放军报》奉命开辟文艺评论专栏，并率先向影片《兵临城下》开刀】

　　《纪要》对《解放军报》有两条“指令性”的意见：一条是为了适应“文化革命”的需要，让军报开辟文艺评论专栏，开展所谓“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评论”；二是明确指出：《兵临城下》演了很久没人批评，《解放军报》是否写文章批判一下。我当时在军报文化工作宣传处当编辑，在《纪要》的“神圣光环”的迷惑下，我们几个分管文艺评论的编辑“满怀激情”地冲锋陷阵了。经过一段筹划，《文艺评论》版于1966年4月12日公开亮相。在这个版的头条位置，刊登了一篇题为《大家都来参加文艺评论》的发刊词。发刊词开宗明义地向读者宣告：“我们的文艺评论要旗帜鲜明，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大力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要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修正主义文艺思想、以及各式各样的非无产阶级的文艺思想，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要抓方向性的问题，抓方针政策性的问题，抓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发刊词宣称：“文艺评论要贯彻群众路线。打破少数所谓‘文艺评论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评论工作者的评论和群众的评论结合起来”等等。

　　熟悉《纪要》的人，对上述文字可能并不陌生。它基本上是将《纪要》中的话稍加改动搬来的。其目的无非是通过这个发刊词要把《纪要》的有关精神宣传出来，同时也表明，新开辟的《文艺评论》专版将努力按照《纪要》的精神来办。

　　在首次亮相的《文艺评论》专版上，首先拿影片《兵临城下》开刀。为了贯彻《纪要》精神，还特意将《纪要》中的话改写成一条编者按语。按语武断地说：

　　“建国十几年来，文艺战线一直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在反映军事题材的文艺作品中，有一些是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但是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些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例如：有些作品，歪曲历史真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有些作品，写了英雄人物，但都是犯纪律的，或者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却硬要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有些作品，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落后人物，丑化工农兵形象；而对敌人的描写，却不是暴露敌人剥削、压迫人民的反动阶级本质，而是加以美化。由白刃、林农改编的影片《兵临城下》就是一部违反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美化阶级敌人，为敌人立传的坏作品，这部影片在部队观众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慨。对这类坏作品，我们必须进行严肃批判。对其他坏影片，我们也要继续批判。”

　　影片《兵临城下》是根据同名话剧改编的。它是以解放战争辽沈战役为背景，描述被围困在某城的国民党部队在我解放军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其嫡系部队和杂牌军的内部矛盾激化，在我军政治攻势下，最后迫使杂牌军的师长率部起义的故事。本来是一部受观众欢迎的影片，可是按照《纪要》的调子，被无限上纲，戴上了“美化阶级敌人”、“为阶级敌人立传”、“宣扬修正主义思想的大毒草”等政治帽子，被“一棍子打死”。白刃同志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我军的一位老作家，由此也被打成了“黑线人物”而受到了迫害。

　　1966年4月18日，军报发表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将《纪要》的主要内容全盘端出，捅向全国。它比“红头文件”更迅速更直接更广泛地同广大读者见面，在军内外引起很大的震动。

　　【批判升级，“左”灾泛滥】

　　最初批《兵临城下》的时候，还需要编辑出面约稿，或邀请一些作家开会座谈。批判《兵临城下》之后，特别是社论发表之后，在“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煽动下，广大工农兵群众行动起来了。他们在来信中回顾了过去所看过的一些影片，认为还有一系列影片应当批判。这样的来信来稿，每天收到上千件之多，涉及到的影片近百部，可以说批什么有什么。在这样一个被《纪要》煽动起来的狂热的“左”的思潮下，军报在错误地批判《兵临城下》之后，又按照《纪要》的调子，相继推出了《抓壮丁》、《红日》、《舞台姐妹》、《逆风千里》、《五更寒》、《桃花扇》等一大批好的和比较好的影片，进行了荒谬的错误批判，并统统武断地宣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为了突出工农兵群众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每批一部影片，就在头条位置，首先发表来自工农兵群众的来信。记得在批《抓壮丁》时，曾收到了一位工人和一位小学教师的来信，他们分别在1964和1965年给地方报刊写过批《抓壮丁》的文章，都被拒绝刊用，理由是：“我们认为这部影片还是暴露了地主、反动派一些丑恶的嘴脸，并且通过喜剧的形式揭露了反动阶级的腐朽生活。从这点讲，它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这个意见本来是正确的，事隔一两年之后，当他们看到军报批《抓壮丁》了，就给军报写了信并附了当年被拒绝采用的文章，我们当即把这两封来信、原稿和一组战士的来稿一同编发了。我还“满怀激情”地写了一条是非颠倒、调子很高的编者按语。按语说：

　　通过这些来信、来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广大工农兵对文化战线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从来就是坚决反对的。他们对在这条黑线影响或控制下所拍摄的影片，是坚决不批准的。他们对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嗅觉很高，对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看得最清，分得最明。《抓壮丁》刚刚出笼，他们就看出“这是一株毒害人民，尤其是毒害年轻一代的大毒草”。“是资产阶级向我们无产阶级发动的进攻”，并且立刻写了批判文章，表现了与毒草誓不两立、决不调和、坚决斗争的精神。他们较之一些所谓“文艺评论家”要高明得多。在文艺问题上，他们最有发言权，他们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没有工农兵广大群众这支主力军的积极参加，要取得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是不可能的。

　　这条按语的基调当然也是来自《纪要》，但它同时也是我读了两封来信后当时心态的真实写照。今天回过头来看，广大工农兵群众当年“满怀激情、理直气壮”地同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作斗争，只不过同我当年所写的那条按语一样，都是那个年代“左”灾泛滥的产物，发表之后，又对“左”的狂潮起了推波助澜、愈演愈烈的作用。

　　在“左”的狂潮中，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帽子越来越大。批《抓壮丁》时，诬称影片“掩盖了阶级矛盾”，“丑化了劳动人民”，“为地主阶级鸣‘冤’叫‘苦’”，是一部“很坏的影片”。批《红日》的“罪状”是：“它完全站在国民党反动军队的立场上，把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反动军队描绘成一支‘威武雄壮’、‘顽强不屈’、‘精诚团结’的‘英雄’部队”，“而对我军则进行了全面丑化和严重的歪曲”，是一部“竭力为敌人歌功颂德，树碑立传，恶毒地攻击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的大毒草”。批《逆风千里》时则进一步说：“它完全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为被消灭了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大唱赞歌，招魂立碑”，“影片编导者刮起的这股‘逆风’，实际上是为牛鬼蛇神助威打气，为反革命复辟鸣锣开道”。

　　在这一片“左”的鼓噪声中，军内外的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包括影片的编剧、导演，被打成了“黑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时任总政文化部副部长的老红军陈其通，在40年代因为曾参加过《抓壮丁》的演出，1962年又曾发表过一篇题为《透骨的解剖》评论文章，宣扬过《抓壮丁》，此文就被作为“反动戏剧纲领”进行了大张旗鼓的重点批判。《红日》的编剧瞿白音1962年在《电影艺术》上，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关于电影问题的创新独白》，在批判《红日》的同时，也将这篇文章拉出来，作为“现代修正主义的电影纲领”进行了重点批判。在整个大批判中，党的“双百方针”没有了；在文艺评论中，一贯提倡的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颠倒是非，无限上纲，棍棒飞舞，乱扣帽子，狂妄武断，把艺术问题随意说成为政治问题，把人民内部矛盾说成敌我矛盾，剑拔弩张，杀气腾腾。一篇篇批判文章，无疑是置人于死地的政治判决书，不实之词，耸人听闻，而且完全剥夺了受害者的申辩权力，给文艺界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奉命发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三家村”开火】

　　当代研究“文革”史的一些著作，在记述“文革”初这段史实时，差不多都要提到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署名高炬、题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文章。可见其影响之大。这篇文章的攻击目标，是《燕山夜话》的作者邓拓，《三家村札记》的作者邓拓、吴晗、廖沫沙，以及刊登这些作品的《北京晚报》、《前线》杂志，兼及并没有发表这些作品的《北京日报》。邓拓是当时北京市委分管文教的书记，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是北京市委统战部长。有的著作说，高炬的文章虽然不长，但其口气之大，出言之不逊，明言“三家村”，暗指北京市委的调子却很高。

　　高炬何许人也？多年来传说纷纭。有的说是“江青的写作班子”，有的说是“江青主持写作署名高炬”，还有的说是“江青的化名”。其实署名高炬的文章乃是军报的几名编辑奉命写的。“高炬”者，“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简称“高举”之谐音，是在那个“高举高举再高举”的年代，由军报领导人挂帅撰写重点文章使用的一个笔名。在此之前，批影片《兵临城下》时一个整版的压轴文章：《影片〈兵临城下〉是一棵宣扬修正主义思想的毒草》，使用的就是“高炬”这个笔名。

　　把“高炬”说成是“江青的写作班子”，乃至是“江青的化名”，也是事出有因。高炬的文章发表后，江青有一次在红卫兵面前自我标榜，说高炬的文章是她写的。同时，高炬的文章，当年也确确实实是江青、康生等人布置军报搞的。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三次同康生、江青、张春桥谈话，批评了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批评了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在批《海瑞罢官》的问题上，“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并说，如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善于看风向、摸气候、千方百计迎合毛泽东的康生，抓住这三次谈话精神，大作文章，导致了中央书记处从4月9日开始对彭真的批判。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4月16日的《北京日报》发表了批判《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文章和有关材料，并发表了《前线》杂志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语，就《前线》杂志曾经发表过《三家村札记》、《北京晚报》曾发表过《燕山夜话》作了检讨。这些文字见报的当天，康生、江青却认为是“假批判真包庇”，是“舍车马，保将帅”，并立即通知各报不得转载。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康生、江青等人打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旗号，指令军报撰写批“三家村”的文章，重点批邓拓的《燕山夜话》，并将《红旗》杂志林杰等人早已编好的《〈燕山夜话〉摘编》交给军报，指令和军报的文章同时见报，并交代军报批《燕山夜话》的口径应和《〈燕山夜话〉摘编》及其配发的编者按语保持一致。这个指令下达后，谁敢不照办、不紧跟？文章奉命写好后，康生、江青却又交代：“先放一放，等时机最有利时再发表。”直到5月4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就要揭开彭真的盖子了，康生才指令军报于5月8日将署名高炬、题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文章发表。同时还用了两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红旗》杂志的林杰等人编的《〈燕山夜话〉摘编》及其所加的编者按语。

　　在这么一个历史背景下，高炬的文章才敢于断言：“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他们把《前线》、《北京日报》以及《北京晚报》作为反党工具，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高炬的文章按照《〈燕山夜话〉摘编》定下的调子，给《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和它的作者，加上种种骇人听闻的“罪名”，说“他们以谈历史、传知识、讲故事、说笑话作幌子，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旁敲侧击，对我们伟大的党进行了全面的恶毒的攻击。辱骂我们的党‘狂热’‘发高烧’，说‘伟大的空话’，害了‘健忘症’，恶毒地攻击总路线、大跃进是‘吹牛皮’‘想入非非’，‘用空想代替了现实’，‘把一个鸡蛋的家当’，‘全部毁掉了’，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极力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叫屈，吹捧他们的反党‘骨相’和‘叛逆性格’，鼓励他们东山再起。诽谤无产阶级专政，极力煽动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宣扬腐朽没落的封建道德和资产阶级思想，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这完全是颠倒是非、无限上纲、置人于死地的政治判决书。

　　在军报发表高炬文章的同日，《光明日报》刊出了署名“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同时刊载了《〈三家村札记〉摘编》，也配发了编者按语，与军报的高炬文章和《〈燕山夜话〉摘编》及按语相呼应。事隔两天，即同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刊出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全国各报立刻转载。同月中旬《红旗》杂志又发表了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攻击的矛头直指中共北京市委。从此，报纸上向“三家村”开火的炮弹越来越密，全国各地，炮声隆隆，批判文章铺天盖地，不实之词耸人听闻，只许攻者说有，不许辩者说无，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奇冤大案就此铸成。

　　这里应当提一笔，当年参加“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军队的几位负责人，以及大力贯彻《纪要》精神的《解放军报》，最终也没能逃脱十年浩劫的厄运。事隔不到一年，即1967年1月4日，参加“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就被林彪、江青一伙，以“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的“罪名”打倒。“文革”初在舆论导向上曾发挥过所谓“先锋作用”的《解放军报》，也被林彪和江青指使的造反者扣上了“在刘志坚反动路线的直接影响下，报纸的宣传和社内的文化革命，背离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走上歧途”的“罪名”，把社一级的领导班子推翻，大批编辑记者和中层领导干部被揪斗，被作为“旧班底”、“旧势力”和“牛鬼蛇神”关进了“牛棚”，成为林彪“砸烂总政阎王殿”的前奏曲和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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