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徒手 斗争的棋子：谈北大“四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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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有了讲冯定的一篇，陈徒手才觉得踏实了。书中其它几篇，大多是党外旧式专家接受改造，通过不断的交心运动、肃反、思想过关，过程大同小异。冯定不同，他原本是党内红人，最后却成了牺牲品，这让思想改造这段历程有了不一样的层次。

　　这篇只是个练笔。陈徒手采访了北大哲学系的四五十位老师，想再写一本书，专讲北大社教运动（社教运动又称“四清”）。这实际是“文革”的导火索，“党史出了诸多版本，粗略提到，都比较官腔、笼统。”

　　社教运动就是为了整肃党内腐败，纯洁队伍。1963年左右，中苏关系非常紧张，党内整个向左转。毛泽东批示下来，认为修正主义在中国开始绵延，如果不处理的话，党和国家就会变颜色。

　　社教运动有好几个试点单位，北大是其中之一，因为它是全国重点大学，老教授多，问题也多。这是一个很大的行动的开局，毛是同意这么干的。

　　大学里面有行政跟党委两套系统。所谓一竿子插到底，就是从党委开始，一直插到系、教研室的支部。

　　高校的党团组织是一步一步建起来的。1952年中央政治局开会，觉得北京市高校党团力量弱，战斗力不强，就指定成立北京高校党委会，领导北京高校的政治运动。

　　1958年左右成立了市委大学科技部，既管大学，又管科技，我为方便，简称“大学部”。当时北京有四五十所高校，市委管不过来，大学部就代表市委来管，比如人事任免，大学部通过了，就等于市委通过。打倒四人帮以后，改成了北京市高校工作委员会，只管党的工作，行政归教育部管。

　　高校开始大幅发展党员，教授中发展多少，青年老师中发展多少，都规定比例，每年给任务。1953、1954年年轻党员开始多起来了，1961年7月的统计，北京高校党员人数达四万多，约占高校总人数20％，是解放初期的三十倍。

　　学生中投入比较深的，斗争性强的，就算成绩不好，基本上都留校，当助教。为什么北大哲学系造反派那么凶狠，都是助教在起作用。

　　1961年，上面觉得系总支权力太大了，主张取消它的领导作用，只起监督跟很虚的保证作用，整个北京高校的系总支一直抵抗，文件都下发了，后来还是没实行。陆定一是文教最高领导，他提了傅鹰当北大副校长，北大党委很不高兴，但没抵制成。北大副校长汤用彤，学校要扣减他的工资，邓拓不同意，结果北大党委公开抵制，说不扣不利于思想改造，北京市委不断施加压力，最后才勉强通过。

　　北大的哲学系是最强硬的，其次是化学系，因为这两个系的总支书记斗争性很坚决。1961年斗傅鹰斗得很厉害，全国上下都知道，中宣部、市委都到化学系调查，都认为对傅鹰过火了，化学系总支不怕，照样斗，那种斗争的野性已经培养起来，收不住了。

　　北大也有苏联、波兰、捷克的教授，还有越南、朝鲜留学生，但是整个运动不让他们参与。经常有文件下来说，大字报不能贴教室，不能以文件、打印件出现，不要张榜，不要让外国人看见。

　　冯定在北大社教运动中，是几派生死斗争利用的一个棋子。我同情冯定，在于那种反差。三十几年的老干部，被派到莫斯科学习过，来北京之前在上海，是华东局宣传部的副部长，后来到北大任党委副书记。这么资格老的一个人，原本不该是批斗的对象。

　　冯定当时已被认定是修正主义，大家都觉得他已经是“死老虎”，必须牺牲。他主要是几本书有问题，比如《平凡的真理》，观点太温和，跟当时的斗争气氛不相容。再一个，他不会妥协，一斗他，他就辩解，别人容不下他。关键他在北京也没有靠山。

　　为了批判冯定，大学部查阅他的书籍，最后出来几十万字的报告，把他写的东西都收集在一起，作为一个罪行录。到“文革”，冯定还是只有挨斗的份，1978年后复出，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他对毛泽东还是歌颂，1980年代初去世。

　　党组开了十几二十次会，几派人围绕冯定互相斗。这几天是陆平（当时的北大党委书记、校长）走下坡，过几天又翻过来了，另一派赶紧跟陆平说：我错了。这样反复好几次。斗到后期，又变成很多是口水仗，无关宏旨的小事情争来争去，简报记录就有几十页。

　　一开始北大上下都支持搞社教，后来发现问题太大了：党支部书记的阶级成分、出身都不好，如果试点经验传出去，影响会不好。所以最后没有人宣布社教运动结束，就草草收场。

　　“故国人民”里，陆定一是一条隐秘的副线，是很多运动的推动人之一。1959、1960年国家困难，党内忙于应付，陆定一还在文教战线斗人。这么左的一个人，到“文革”以后，思想完全变了。

(责任编辑：刘莹) 原标题：斗争的棋子

斗争的棋子
作 者 : 陈徒手;李晓婷
日 期 :  2013.08.08
来 源 :  南方周末
版 次 : 文化

https://cul.sohu.com/20130816/n38430675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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