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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政三”的故事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11 日 由 钱文军
1968年10月24日，大概中午时分，五次特快抵达南宁站。我家就在车站北面不算远的地方，却没有回家的感觉，也回不了家。看见站台东半截布满戴着黄袖套的大兵，还有戴着红袖章的平民，全都荷枪实弹，一副杀气腾腾的阵势。
在北京被抓起来关了两个月出头，我们这些“422坏头头”终于押送回南宁，算是叶落归根了吧！不知道加挂了几节软卧车厢，总之每节包厢关二至四人，戴着手铐，门口守着一个持枪大兵。没想到他们怎么就把我安排和廖胡子在一起，照理说该配一个南宁422或桂林造反大军的坏头头才是，以免串供。见到老廖，跟他打了个招呼，顺便说句风凉话：“嘿，不愧是坏头头，还得享受处级以上干部待遇。”没等老廖搭腔，门口的大兵一拉枪栓，吼道：“不许说话！再说老子毙了你！”看他那一副小人初次得志的张狂样，我丝毫不怀疑没有他做不出来的事。闭嘴为妙。开车前来了两三个军官，告诉说不准睡下，只准坐着。等等。好几条戒律，记不清了。我问能不能打开手铐？其中一个皮笑肉不笑地反诘道：“想逃跑？！”走了。
火车在路上走了两天，一路秋高气爽风光依旧，只是想到曾经不断做梦要为这块神奇美丽的大地做贡献，黄粱一枕尚未闻鼾声却已先破灭了，无限惆怅不断涌上心头。跟廖胡子轻声聊过几次，得趁那大兵坐出包厢之时。盛夏时节在北京的监狱里蹲了两个多月，只洗过一次澡，身上的汗臭味连我们自己都闻得到，他们肯定更无法忍受。列车上“南铁金刚钻”的列车员来送饭，他们原本就跟我们对立，这会儿敲盘子打碗学猫叫，给“老鼠（“广西422”被称作“鼠派”）头头”们的饭盒里，糊锅巴夹生饭混杂，几根萝卜干烂菜帮摆在上面，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竹篾充当筷条。
忽然想到，没准那饭里吐了痰撒了尿都有可能。自己别去想便罢！在北京的号子里，某日，等到晌午时分还没得饭吃，1号囚徒大约饿得发慌，就念叨陈毅的《赣南游击词》，曰：“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念完就要我和一首。本某傻乎乎凑了个热闹：“饥如虎，窝头并不苦。残汤加水尽入肚，糠粃石砾皆不吐。据说都有补。”岂料被举报给狱卒了，提溜出去狠狠训了一通，说俺篡改诬蔑革命诗篇，罚站起码两个多小时，那一餐的两个窝窝头也没得吃：“你不是说‘都有补’吗？给你吃饱了还怎么改造反动思想？”
双脚踏上站台，好歹都算落地家门口了，未来的命运不敢细想，只有听天由命一条路。谁知刚要进入车站大楼的门，围观的人群中突然冲出个人来，对着我剃光的脑袋就是一掌：“哈哈，钱大头，你也有今天！”扭头一看是初中同学姜某某。反正双手被手铐箍着，也没法回敬一掌的。给自己一个安慰：人被狗咬了，千万别咬回狗一口。瞪他一眼算是比阿Q更优雅的反击姿态！
穿过火车站大楼，紧接着上了解放牌军车，篷布遮蔽得严严实实，只准蹲在车厢里啥也看不见，不知会运到哪里去，但知道绝对不会运到明园宾馆的。车停下之后，我们被吆喝下车，全都跪在炽烈的阳光下，沐浴红太阳火辣辣的光辉。一个穿着军用翻毛大皮鞋的兵哥挎着略显陈旧的AK47在我们前面走来走去，俺寻思：这鸟破枪，真不如老子的队伍当初挎的伞兵枪。
他走着走着忽然停在我面前，用“夹壮”的普通话问我：“你穿的军装是从哪里抢来的？”我从鼻孔里哼了声：“不是抢的。”本来如此，它是俺老妈在303医院买的回收处理的正规军服，只是旧得略显白了而已。他又带着嘲笑说：“是你们那个左派军长孙凤章给的吧？啊？他现在去哪里啦？”我还没来得及想清楚回答与否，猝不防他飞起一脚猛踢在我左胸上，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连喊一声“共产党万岁”的机会都没有。或许幸好没喊，还能回魂醒来，却不知道我怎会趴倒在地上。白老眯在我旁边跪着，低声说：“你昏倒了。”那个大兵不知走到哪里去了，远端站着的是另一个大兵，直勾勾地盯着我。我老老实实爬起来，继续跪着，左胸隐隐灼痛，好在还不算很厉害。
又晒了一阵，我们被叫了起来，排着队，提着自己的小包袱，一个接着一个走过去取掉手铐换成脚镣。然后又一个接着一个被吆喝着押解进了牢房。这辈子第一次被戴上脚镣，当时乃是享受死囚待遇了，忽然想起李玉和那个唱段：“狱警唤，似狼嚎。我迈步出监……”。可惜我没有阿Q那种胆色，兼之胸口还痛，那么高的调门，唱不出口。
我和王反修被关在同一栋监舍里，他在后面那间小号，只关四五个人；我在前面这间大号，关着十几个。牢房是红砖红瓦砌的平房，两栋之间距大约六七米，平着屋山头还砌了红砖墙，起码有四五米高吧，围成一个院落。囚室的门是用粗钢筋和角钢焊成的，足够结实但通风透气。那位公安人员把我带进号子时，里面爆发出一片抗议声，于是知道这间房已经关了17个犯人，我再进去就是第18个了。那公安既不理会也不出声，等我进门他就锁上门走了。进了号子才知道这间房很长，比北京的牢房睡地铺好些的是，用杉木板做成一溜长长的通铺，从屋子这头到那头，前面留着一米多宽的路。
号子里的十几个囚犯都靠着墙坐在铺上，对着门口这位满脸络腮胡子的壮汉，约摸三十来岁吧，一脸横肉。他冲着我用白话说：“你悃（睡）最里头！”我看过去那正是一个马桶所在，跟床铺一样高，标准水桶一样粗，有盖。于是想起小说里描写的“牢头”，不敢造次只能按照他的吩咐朝那马桶走去，只是有脚镣牵扯着，相当于碎步走。
岂料他喝住我，问道：“你系由宾低（哪里）捉入来喀？”我能听懂白话，但不会说，只能答以普通话：“从北京押送回来的。”他又问：“为乜嘢（什么）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冷场不到一分钟，他似乎想起什么，接着问：“系422昵帮头头？”我道：“是的。”谁知他呼腾一下挪过床边来，像是电影里那些找到组织的地下党员，只差没说：“我可找到你们啦！”接着让我坐在他旁边，告知：“我嘀（我们）都系支持你嘀喀！”我以为这些都是“南宁422”的人马，反问道：“你们为什么被抓进来？”他嘿嘿一笑：“我嘀，偷嘢又有，屌嘿（性犯罪）又有，撞死人又有，打跤又有。样样都有！”哦！原来都是“南宁422”的基本群众，堡垒户，还不在组织的。
他很兴奋，跟着就喊：“阿三！过来帮他除开介脚镣。”我吓了一跳，太胆大包天了吧？等会大兵过来，岂不是拿我撒气？赶紧拒绝。他笑了，告诉我说没事的，然后叫一个唤作阿欢的到门口去望风，那小伙子大约十六七岁，精瘦，应了一声就到门口去了。这个叫做阿三的，也不过十六七岁，这小伙子胖墩墩的，一副憨厚模样。只见他拿了根竹筷子，把方的那头折断，分出竹青那一片，极其麻利地在我脚下一插一抽，那脚镣就打开了。解下的脚镣跟手铐一样，只是连接两个锁环的铁链长些（后来知道这是轻铐，重铐是锻打加铆的，休想打开）。仔细一琢磨原来阿三是把那竹片顺着铐齿推进去，就把两边卡齿隔开了，铐子也就随之打开。阿三叫我收好那片竹青皮，以后自己开锁。再以后我也很老练，不需要竹青，只需火柴盒的木皮分一片出来就能开手铐。
我问牢头“贵姓？”他自我介绍说：“喊我胡须佬就得啦！”又叫阿三端来一个小木盆的水，这时我才注意到门外边有一口缸，可以从钢筋门空隙伸手出去舀水，这个木盆是囚犯公用的，洗脸洗澡都是它。然后阿三乖乖地按照胡须佬的吩咐帮我洗脚，也没谁表示不满。胡须佬解释说那缸里是囚犯们洗脸刷牙用的水，是自来水，干净的。唠叨了一通废话，他改变决定了，命令离他三四位一个六十来岁老者往那头挪，以下全都挪一位，腾出一个人的位置告诉我：“你就悃昵度（睡这儿）。”然后解释说如果我挨着他，正对门口，万一军管大兵过来我会来不及扣上脚镣。想得真周到。
接下去就要我讲北京的牢房是怎样的，吃的咋样，等等。我老老实实告诉他们，比这里差，小小一间闷房，挤着四五个囚犯，屋子里尽是汗馊味，刚进去差点被熏昏倒。阿欢笑道：“你一落来我嘀都差嘀昏倒。”那老者便趁机叫我洗澡，说我身上太臭馊了，大概睡在他身边会熏死他。阿三不用胡须佬吩咐，伸手出去舀了一木盆水，我也顾不得啥，脱衣服就在门口边洗，阿欢把自己的香皂拿来给我用。这时我才发现左边胸口疼痛处，似乎肿了。那肋骨也许骨折了，只是我没往那方面想，只认为是那个翻毛皮鞋踢的瘀伤。多年以后直至现在，那两根肋骨长得更突出了些，顶得左边胸口丰满得简直会令许多“太平公主”嫉妒。
近黄昏时，在囚犯们嗷嗷叫唤声中，下午那餐饭送来了，送饭的女工把一罐一罐蒸饭摆在门口水泥地板上，饭上头盖着没一星点油色的豆芽菜。囚犯们戏称她们为“拜山”，那两位女工啥也不理，摆完拉着板车走了。囚犯们按顺序一个接一个从栏杆间拿饭，先拿的有选择权，秩序井然，似乎比现在挤公交车、开轿车的还要文明许多！就连拿饭的顺序也每餐自觉轮换，这餐第一个，下餐就变末尾，余类推。不过胡须佬永远排在第一个前面，享受牢头待遇。确实，这里的菜饭要比北京监狱强得多，那里每餐两个窝窝头，一碗咸得发苦的黄瓜片儿汤，同样是一颗油花也看不到，而且从8月18日进去直到离开，始终不变都是那种黄瓜片儿汤。而在这里不过月余就换过好几种青菜。
牢房外不远处不时就有火车隆隆驶过，我问胡须佬，这里是啥地方？他道：“建政三。”我弄不懂，阿欢告诉我说是南宁市建政路三号，市公安局看守所的简称，那时还属于荒郊，如今已成闹市。94年我曾到南宁市财政局去办事，见到那里的门牌恰是建政路3号。打探得知看守所早已拆迁，只有后围墙还是原来的遗留，特地寻至大院最后面，看见那幅高高的围墙上还清晰地留着当年牢房屋山头的痕迹。
住下几天后，就逐渐知道各位的业绩：胡须佬是沙井农民，趁武斗乱时偷着卖掉了生产队里的两头牛；阿三是因为私藏两颗手榴弹想留着以后炸鱼；阿欢是投机倒把，在青岛买火石到乌鲁木齐去卖。两分钱一粒买进，到那能卖一角一，一个行军壶能装两万粒；我旁边老者乃重机厂附近的菜农，儿子是南宁市联指的中层头目。生产队里几个小孩玩泥巴堆坟墓，他那个四五岁的孙子不知从哪里捡来一块木牌牌当墓碑，然后几个小屁孩烧纸磕头。岂料那漆成红色的木牌牌上还有黄字，上书“毛主席万岁”的，于是被抓了。经查老者乃富农成分，办案人员一唬：“是不是你爷爷教的？”吓傻了的孙子说是，于是他就被关进来了。幸亏还有儿子护着，没怎么吃苦。里边还有一个强奸犯；两个斗殴伤人的；一个抢得汽车开车撞死人的；一个卖了支手枪的。数偷东西的最多，好几个。还有几个闷声不吭的就不知道为啥被关进来了，不肯说。其中有个30多岁的河北人，一口唐山话，只说是临时关押在这的。
这帮“阶级弟兄”跟我说了许多解放军帮着联指打展览馆、解放路的惨烈故事，更讲述了那些屠杀场面，老实说我是没想到的，心头一阵一阵紧缩。柳州的情况会怎样？当初我使劲鼓吹拿下柳南，在火车上跟廖胡子交流时他说他也是这个想法，即不打出一片地盘来一定被屠杀。但结果会如何？会不会也是部队参战？都不得而知。
“建政三”比北京的监狱管得松，军管了以后公安成了打杂的，乐得清闲。大兵们耀武扬威像是天已降大任于他们了，头两天还有些兵豆子来看坏头头长成啥样，大概没发现青面獠牙也就没啥兴趣了。接下去就没人进过这院子，只在院外巡视。阿欢很活泼开朗，跟我特别近乎。他告诉我他姓何，老爸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起义成解放军后担任某航校教官，老妈是某医院的医生。58年老爹当了右派遣送劳改了，老妈划清界线离婚改嫁。他被送回南宁，跟着爷爷住在西关路一带。武斗时那里成了战场，爷爷带着家人逃到老家乡下，他自己跑回来跟两位街坊大哥搞投机倒把。据他说北方许多地方他都去过，每赚得钱就吃香喝辣。没想到几个月前在新疆被抓获，押送回来还不到一个月。
他那两位同伙被关在后面，哪栋哪间他都知道。某日忽然后面的牢房里有人喊阿欢，他上床抓住后窗的铁栏杆，引体向上把头伸到对方看得见的所在，问：“宾个（谁）喊我？”后面那牢房里有人告诉他，再后面一排的某某叫告诉他，那个什么事情他们已经知道了，不要再瞒了。阿欢答应之后那人又向后传话过去了，他下来后有些郁闷，自言自语说他们怎么会知道了呢？啥事他不说，也没人追问。似这样的传话串供在建政三好像常有，我在里面见识过两三次。
阿欢带进来一本《外国民歌200首》，是64开的小本。我问他怎么带进来的？他笑笑说塞进内裤里就带进来了，然后告诉我说这些人没人能欣赏外国歌，其实好听过我们中国歌。这小子的音乐知识很丰富，教我如何熟识简谱，然后我们选取其中的歌来唱。现在还记得《鸽子》、《西波涅》、、《西班牙女郎》、《小鸟》、《河里青蛙》什么的，少说也有三四十首吧，都是在号子里跟阿欢学的。那首《含苞欲放的花》，我们俩还能用两个声部合唱。又如美国歌曲G.马塞伊的《囚徒之歌》：“啊，但愿会有人真心爱我，有人亲切地呼唤我。但愿有人和我一同生活，只因为我已厌倦寂寞。/明天我将搬去新的牢房，留下我亲爱的人多凄凉。四周里围着冰冷的铁栅，我的头枕在硬石头上。/梦幻之我乘上一艘大船，航行在辽阔的海洋上。我要飞到我爱人的身旁，奥，这船儿给我带来希望。”至今没忘。如此放肆地唱，居然从来没有人来管过。后来下乡时，郑州插友焦宙问我咋会那么多外国歌，我跟他说多数是在牢房里学的。他打趣说看来没坐牢是一种遗憾。
每天早上都会有放风时间，我到这时就自己铐上脚镣，出去走动，到点回来自己再解开它。有两个人要抬马桶到粪坑去倒，他们都抢着去。我有些奇怪，阿三告诉我出去得看风景，弄不好还能捡到烟屁股，不抽烟的话能换饭吃。没几天就亲眼瞧见了。那个卖枪佬捡了两个烟屁股回来，还挺长，跟另一个讨价还价许久，换得一盅饭。这里的规矩是：三个一公分以上的“红灯”烟头换一盅饭，要是“漓江”烟头就要四个。“红灯”烟卖0.24元，“漓江”烟0.21元，其他牌子比照价钱换算。这回卖枪佬捡的是“黄金叶”，比一公分长一点，所以要两个换一盅。至于是上午那盅还是下午那盅，协商解决。
那个得了烟屁股的打架佬乐呵极了，不知从哪儿弄的报纸，把那两个烟屁股掰开卷成一个喇叭筒，用白话哼哼：“人穷志不穷，卷烟大大筒。”怎么点燃它呢？号子里几个人都忙活起来，主持的竟然是阿三。不知他们是从破棉衣还是被子里扯了点棉花，然后摊薄它，拉扯成十来公分长、两三公分宽的薄棉条；再抽了根草席上的草，把它分剥成很细的丝丝，对折成大约三四公分长一束，垂直交叉放在棉条正中间；再用拖板鞋从墙上刮石灰粉，小心地均匀撒到草席丝束中部。这时阿三把棉条对折包裹住草席束，再使劲卷成一个“春卷”，然后用一双平拖板鞋压在床板上，阿三出力地来回狠搓，没几下就汗流浹背了。另一个家伙头贴着床板凑近闻那来回搓的棉草卷，十几分钟后只听他喊：“得啦！”阿三把拖板鞋一丢，赶紧拿起棉草卷，那中间已经焦黑，折断就吹气，火苗就从中窜起来了。打架佬接过去点着喇叭筒，大口吸着，一副陶醉的模样，旁边几个围着的流着哈喇子看。抽到最后，参与搓火的两个各获赏吸一口。而卖枪佬换得的饭，得分四分之一给不抽烟的胡须佬，这是牢头的权利。而得烟抽的那位就坐在床里闭目养神，以免看见别人吃饭辘辘饥肠受刺激。
“建政三”的牢饭算是货币，可以交换的东西很多。我旁边这位老富农，坐牢居然坐成“富豪”了。几乎每天的两盅饭他只吃下午那一盅，上午那盅我们吃饭他打坐，只是不面壁罢了。有位从外地抓回来的年轻人，用一条质地很好的全新毛哔叽裤子，跟他换了八盅饭，算是最高价；另一位用一件同样很好的宽纹灯芯绒夹克衫，换得他五盅饭；一套天津产“红梅牌”长袖运动衫，只能换两盅饭。还有别人的小件换的，衣裤之类差火一点他都不肯要的。胡须佬说他身后那个包袱里全是换来的衣裤之类。只是他从不会换烟抽。
我们前面哪栋是女监，据说主要关的是性犯罪的女犯，政治犯经济犯很少，夜里不时能听见她们中有人哼哼凄婉调子，听得人都要神经。一天这个河北佬脱光了在铁门里冲凉，没想到对面高窗里竟然露了女人面孔。胡须佬最先发现，喊：“河北佬！对面嘀女人看你冲凉呢。”河北佬无动于衷，只抬头瞧瞧便继续冲他的凉，似乎越来越暴露得起劲。阿三他们一起涌过去看，那边窗口里轮换了几张年轻女人的面孔，还有一个在嗤嗤笑。阿欢说都是做鸡挨抓的，脸皮厚。但很快就不见了。那幅后窗很高，手能抓到窗栅，但要把脸提升到窗口还是很吃力的，坚持不了多久。河北佬仍旧在那里不紧不慢地冲凉。其实每个人都是那样冲凉，多数人套一个裤衩，少数就这样光屁股冲，也没见过前面会有人围观。
牢房里的伙食据说每天八两粮食，实际上恐怕吃不到，菜里根本无油，饥肠辘辘是每天的常态。于是乎尽管牢里关的几乎都是血气方刚的汉子，却没人还有性欲，也从未听说谁会谈女人。最具共识的话题就是吃。一旦讨论起这话题，大家都来了精神。尤其是河北佬，他吹起他们河北的吃喝简直旁若无人出神入化，但说来说去也就是饺子面条烙饼，肉食也不过酱驴肉和扒鸡。真有料的还数阿欢，他走南闯北搞投机倒把，一定没轻饶他的肠胃。从新疆的烤羊肉串、卤羊蹄，内蒙的烤全羊、炖羊杂、酱骨头，济南的翡翠面条，武汉的豆皮，一直说到广东五花八门的粤式大菜。某日讨论猪身上哪一部分最好吃，众人各执一词争论得不可开交。谁知他忽然冒出一句：“猪大肠要是洗得太干净，没一点猪屎味就没有生炒大肠的好味道！”大伙一个个听得目瞪口呆，然后哈哈大笑。我后来又听到南宁市宋福民市长同样的说法，知道阿欢不是瞎掰。
那个强奸犯也是郊区农民，生的颇有些猥琐，黄里透黑的脸色眼圈还有一层淡淡的乌黛色，总感觉像个病人，生理和心理都有病。谁都可以欺负他，尤其是阿三。胡须佬吩咐啥事他一准行动最快，欺负强奸佬也最出格。有一天阿三跟这小子打赌，说他那个牛甘果叶子的枕头，强奸佬若是能绑在“麻雕”（生殖器）上在号子里走五个来回，他愿意输掉两盅饭。强奸佬顿时兴奋起来，他从未有任何可以换得饭吃的物件，这是个好机会。他们在马桶边折腾了一会儿，那家伙光着屁股前面吊着个大枕头开始走，谁知走了一半那枕头掉地了。吵了一阵说不算，再次绑的时候他们连蛋蛋后面的根一起绑上了。这货走到三圈半，突然倒地面色铁青，口吐白沫浑身直抽抽。胡须佬赶紧下床掐他的人中，气是喘过来了但神志仍然不清。
胡须佬赶紧冲着外面大声喊：“报告政府！出人命啦！”大概被外面巡视的大兵听见了，没多大会儿就冲过来几个大兵和公安，打开牢门责令胡须佬把他背了出去，仍旧光着屁股。过了一阵胡须佬被公安带着回来了。阿三脸色也极难看，这货惹出来的事情，可能会有大麻烦。好几个人问胡须佬，他只是简单说“死不了”就再不肯多说。果然，没多大会儿，一个军官领着几个大兵过来，打开牢门把阿欢、阿三带了出去，刚出院子大门我们就听见抽打声，还有阿欢与阿三的惨叫。再过一会儿他俩都被押送回来了，看样子阿欢挨得更厉害，脸上还留着血印子。那个公安跟进门来搜阿欢的东西，歌书被搜走了。
这事儿就这样不再有声响。第二天放风时阿欢告诉我，说胡须佬包庇阿三，硬说他是主谋，害得他挨打得很惨。还有歌书也是胡须佬告密才被搜走的。阿三似乎也觉得有点对不起阿欢，讨好似的总跟阿欢说好话。谁知事情还没完，当天下午来了个被唤作“班长”的兵哥，点了阿欢的大名叫他到门口，问了几句歌书的事就要他把双手伸出铁栏栅门，阿欢照做了。他双手抓住阿欢的双手，一只脚蹬住铁门使劲往外拽，阿欢的胳膊被铁栏栅挤压着，只听见他惨叫不已我们却看不出有何大动作。直到阿欢哭着求饶，那大兵才肯松手。然后教训他，说他是这个号子里最调皮的，国民党反动军官的狗崽子，骨子里的坏水最多，等等。
本以为他该走了，岂知他用食指指着我，说你这个坏头头，在这里面还不老实，还唱黄歌。我们不会整治你，但会把你的表现写进档案，等你回到柳州你就知道厉害了，被你蒙蔽的群众现在都觉悟了，到时候看他们会怎样收拾你！然后才走了。我明白胡须佬把我同阿欢唱歌的事揭发了，不过想想那也算不得啥，只是阿欢的胳膊外侧有些青瘀，也磨破了些少，看不出有多大伤害。但两天多他那双手都绵软无力，连饭盅都端不动。这种阴狠的整治真厉害！
牢房里安静了两三天，大家都闷声无语。那个强奸佬被公安押解着回来收拾东西，然后就带走了，胡须佬说是换到另一个号子去了。这时大家似乎明白，胡须佬的牢头地位也是军管认可了的，但号子里的囚犯对他却不那么尊重了。等阿欢的手完全恢复正常，这小子的活泼禀性又逐日显现。其实也不过闷了两三天而已。号子里又进出两三个，每一个新进来的人都会被打探外面的消息，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出奇的动向。
好像是每个星期三吧，记不准了。外面可以给里边的人送东西，大抵是牙膏肥皂衣衫药品之类。牢里也可以写信给家里要东西，但只能由监狱方审视批准才寄得出去。每到“拜山”那天，公安会来到牢门口，点一两个名字，丢下几件东西在门口，被点到姓名的就会欢天喜地奔过去拿自己的物件。胡须佬说食品是不能送的，说我还没进来之前老富农曾经有一次被儿子送过康乐饼干，惹得其他人吵吵着也要家里送吃的。以后就告知不准送食品，也不见再有送吃的了。但胡须佬说老富农曾经被叫出去吃东西，而且还把牢里换得的衣衫送走过一次，说他儿子现在官挺大，能耐也大，不知是真是假。只是我在时没见过他被叫出去过。
某日突然来了个军官，跟着的公安打开门，叫我出去。我问公安是否要收拾东西，他说不用。出门后那军官核实过我的姓名，叫公安把脚镣卸了。那公安拿钥匙打开了，然后问军官脚镣是否留在这回来再铐上。那军官笑笑说：“拿走吧，他每天进去就自己打开了，铐着还不是哄我们自己！”我跟着这位军官，出了院门，走着走着知道我们这栋在第二排。到了看守所的办公室，里边有好几个人，军人平民都有，后来关在党校旧址时认识了其中的何福然，那个戴眼镜的女的叫陈薇，其余不认识。唠叨了些啥全然记不得了，只知道我给他们的印象是态度不好。然后他们到隔壁房间去商量什么，我瞧见桌面上放着一包开过的“大前门”香烟，好像是某个军官的。环顾四下房间里确实没人，赶紧上前从里边掏了三支，再多恐怕会被发现。他们商量回来，唠叨几句，就说我可以回去了。
公安押送我回到监舍，我则乐不可支，问阿欢，一整支“大前门”可以换几盅饭？一伙人讨论了一会儿，结论是，如果完整的一支可以换三盅饭。我从兜里掏出那三支烟，拿两支换六盅饭，剩下一支自己享用。至于他们几个人分，怎么分，都不关我的事。点火方法依旧。当天下午餐，吃了两盅饭，好久没有这种吃饱了的感觉了，真爽。次日早上餐又是两盅。想着还有四次吃饱饭的感觉，不由得哼起《沙家浜》里的唱段：“一日三餐有鱼虾……”岂料还没等到下午开饭，那公安来开门，叫我收拾行李出监。NND，我还有四盅饭没得到哩！早知道不换饭自己抽烟多好！忽然想起来，大声说：“阿欢，剩下的那四盅饭归你！”出监后直接被押送回柳州了。
光阴似箭。1998年夏末，一天下午四点多，区信托老胡来电话拉我当晚参加一个宴会。我不假思索就说不想去，这类宴会浪费时间太多。但经不住老胡的劝说，大抵是还有好几个熟人都会去，大家好久没聊聊了，借此机会叙叙。只好答应去了。到六点多，我们一起到了明园饭店一号楼旁边的餐厅。是一次自助餐晚宴，看请柬得知，主办公司是澳洲来推销葡萄酒的，看样子像是产品推介会。但得知他们还要投资建厂，在南宁市搞分装。
百多位各界嘉宾济济一堂，果然有许多熟人朋友，见面总得聊几句。未几，澳洲方面和南宁市政府相关机构的主宾进入餐厅，一通例行废话之后，主持人请澳洲公司亚洲区总裁何先生致辞。听见那名字我就吃了一惊，再看清楚了，就是阿欢！似乎长高了一些，西装革履仪表堂堂，但音容笑貌显示就是他。根本没听清他那夹白的普通话说些什么，然后开餐，主宾到各处向来宾敬酒，我躲开了，不愿意在忙乱中跟他相认。今晚全是这牌子的葡萄酒，可惜我认不到英文，也就记不住。等到一轮应酬过去，我看见他得了些空，遂迎上前去，到他面前时他似乎有一迅间惊愕，又迅即返回常态。我说：“阿欢，不认识我了？”他定了定神，接着说白话：“大佬，真系你？”握手的感觉还有点颤抖，我也用白话回答他：“我走阵时，肿留低几盅饭俾你介。”他立即会心地哈哈大笑，说想不到会在这里见到我。
紧接着他拉着我走出餐厅，到门前的花园旁边，给了一个熊抱。然后告诉我他所在乃是马来西亚的公司，这是他们公司与澳洲公司的合作项目，想开拓中国红酒市场，不过他认为可能不太乐观，因为中国尚无红酒文化。他很惊奇我能说白话了，接着告诉我，今晚最好不要说“建政三”的事。之所以不要说这事，是因为今晚有区市两级政府的官员在场，他不想引起他们的尴尬，或者要做不必要的解释，不如不提。何况他也没被判刑，不说也不算隐瞒什么。我答应了。
说着话，那个澳洲洋人出来找他，他们用英语交谈了几句，然后阿欢介绍我与那个洋人认识，握握手。我们回到宴会厅，晚宴很快就进入尾声，阿欢又登台说话，说着话他忽然说今晚很惊喜地遇到30年前的老朋友、大哥，算是跟南宁的一种缘分。接着就招呼我上台，我摆摆手表示不必了。谁知他硬是过来拉我，只得上去应酬几句。宴会散席以后，他们外资方一伙人被政府机构接走，临行前他特地告诉我：明早八点以前，一定要来，在新都酒店一楼西餐厅我们聊聊。我和老胡走去停车场。老胡问：“你他妈的，30年前你不是在坐牢吗？是牢里的患难兄弟？”我记得阿欢的嘱托，撒谎说：“坐牢之前的朋友。”回家的路上，一路思绪难平。都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真的很奇妙。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新都酒店西餐厅边吃边聊，这里很安静，食客不多。说起“建政三”那些往事，也说了些各自后来的经历。他告诉我，我走后没几天他也走了，因为未满18岁，释放了，但没逃过上山下乡，他爷爷全家连人带户口都被驱赶去了百色地区。改革开放以后才搬回来，他老爸也平反回到南宁，然后他全家都去了马来西亚，他们家族在那里有很多亲戚。他出去后才真的得机会读了些书，混到大学毕业，等等。忽然，他低声跟我说：“唱《含苞欲放》，你还是唱低音部，我唱高音部。还记得吧？”我说：“你神经啊？在这里唱？”他说：“没关系，小声点。看，一个客人也没有了。”拗不过他，于是无伴奏小声合唱开始，我们仍像当年在“建政三”那样默契，只是惹得餐厅那些工作人员都不知所措地望着我们，这两个疯子！
回味“建政三”的那段日子，不过个把月吧，我更愿意认为那是我的第一次大学生活，还是值得回味的。（2013.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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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24 04: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