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吴宓为何没有被打成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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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蜀  
　　

　　在重庆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的《当代重庆简史》（俞荣根、张凤琦主编，编委会由中共重庆市委、市政府及宣传部门官员组成）一书里，称吴宓在1957年那场反右派运动中被划为右派（见该书161页），此说大谬。

　　吴宓和陈寅恪一样，逃过了“反右派”这一浩劫。

　　吴宓为何没有被打成右派？

　　在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的《吴宓日记续编》第三册（三联书店2006年4月第一版）中，可以看到许多有关反右派运动的记载。从中可大体了解到吴宓得以幸免1957之祸的原因（本文所引文字凡只注页码者均出自此书第三册）。


　　在“鸣放”中“谨慎止默”


　　吴宓在1957年2月27日日记中记载，下午在学校大礼堂“全校聆丘晓讲八大文件学习解答。颇忧危。”丘晓是当时西南师范学院政治系主任。这“颇忧危”三字，殊堪玩味。吴宓“忧危”什么呢？从他记录的八大文件学习解答要点中即可察知一二：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必须由党领导。彼疑党（外行）不克领导科学与艺术者，大误。因反对‘公式、概念、教条主义’而反对Marxism-Leninism（引者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反对Socialism-Communism（引者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是乃资产阶级思想之恶意进攻，必须从严镇压剪除。E。G。（引者注：即“例如”）《草木篇》（诗）。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及作品，必须进行批判。”

　　“‘百家争鸣’≠唯心主义可鸣。凡百争论，必符合实际，而归准于Marx-Leninism（引者注：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认为今乃解除压制，许旧说蜂起，此则大误。”

　　“党之领导=马列主义+中国革命之实践。或谓：共产党只能领导革命、政治，而不谙业务，不能办学校；此大误。”（38—39页）

　　这个“八大文件学习解答”报告，等于给吴宓敲响了警钟。这成为他在“鸣放”中保持“谨慎止默”的一个重要原因。

　　3月12日，吴宓日记中记载：“宓归舍，思最近又复加强管制，固党国之所有事，然其办法，一切惟据密报，到处调查，不但人人自危，抑且是非不明。”议及某教师授课无能而以向校领导告密得到信任时，他叹道：“……庸碌而反见重，皆可证明当局措施之失。一校如此，国事或亦类是欤！”（47页）

　　4月26日：“夕6——7张永青院长来……，意在慰问宓，劝令大胆争鸣，畅言无隐。”（68页）

　　5月8日：“上午8——10撰《再谈毛主席讲话对我之启示》一文（约六百字）拟今日下午政治学习会中讲述（终未及讲）。”（75页）

　　5月11日：“上午8∶30至12∶15，又下午2∶30至6∶30在会议厅开全体教授、副教授、讲师学习人民内部矛盾座谈会，张永青院长主席，党委委员皆列席。宓本被命发言，旋以人争欲有言，遂自止。”

　　争着发言的人当中，头一个就是后来被打成西师头号“大右派”的教育系教授董时光。据吴宓记录其发言要点有：“痛斥党员之优越感与自卑感（文化低）。党员应（一）信群众（二）善鉴别人。年轻党、团员应（一）多近有学识之人士（二）服从真理。群众不应（一）人云亦云（二）谄谀（三）有见识而无勇气（四）应坚持真理。 党员之文化太低者，必欲领导高等学校，应‘不耻下问’，最好‘教授治校’。 次述光1953到西师后之遭遇及不平……”（77页）

　　5月13日：“上午8∶30至12∶00，又下午2∶30至7∶20会议厅续开全校教授、副教授、讲师学习人民内部矛盾座谈会。……张院长一再敦促，宓声明‘决撰文登《学习通报》，今不发言’云云。”（80页）

　　吴宓的未得到机会发言和不发言，与那些大胆“鸣放”争相发言者相比，自然就使他不易被当作整肃对象了。

　　5月21日，学院党委办公室通知吴宓次日进城参加市委召开的高等学校教师座谈会，全校受邀名额15名，历史系5名。吴宓“承诺赴会”。但次日大雨，吴宓晨起即“作柬，上党委办公室，以小病辞昨约，不入城赴市委座谈会。”他又躲过了一次在“鸣放”中出头露面的机会。

　　不过，当天下午吴宓仍然在历史系“分组鸣放座谈会”上作了发言。据当天日记记载：“宓以豫（引者注：会议主持人、历史系主任郭豫才）促，乃述说（一）《重庆日报》未刊之宓《再谈》一文之内容，着重简字（引者注：指对简化字的意见）。（二）1956二月宓退出讲课之实事，院长始终慰留。（三）评薪，宓曾坚辞新二级，但与俞平伯、贺麟及楼光来、郭斌龢等之一级、三级相比；又宓捐书值一万数千元，假作分月还值，余生难尽，故宓卒坦然接受新二级，云云。”（90页）

　　吴宓的发言，不但没有指责校领导对他不重视，反而为校领导辩护，这与当时许多批评校领导的意见相比，自然也是能得到领导欣赏的。

　　5月29日下午：“全院教职员在大礼堂，聆张院长之《帮助党委整风动员报告》，甚简短。”次日吴宓即“应邀赴座谈会，对党委领导工作提意见，助党委整风。老教师到者二十余人。”吴宓直到下午会议将散时，才接最后一个发言者的发言内容作了毫无批评领导内容的无关痛痒的发言：“作片语，赞成郝君主张以教育系教授出任附中校长，云云。”（95页）

　　5月31日下午：“续赴党委召集之座谈会，市委鲁大东、张文澄、陈孟汀又某女士列席。”“吴宓续完原稿。附言（壹）条……（贰）条，谓‘宝钗殉情，黛玉任性’，豫最宜为史系主任，但良之功殊不可没云云。”“宓续述新、沧等对良之误会及沧1957四月改变工作计划，不按法定程序行事，以见知识分子每人需自新云云。休息时，张院长命宓以发言稿送登《院刊》，宓诺之。”（96页）

　　这是一次重要的座谈会，三位市委大员坐镇：鲁大东是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文澄是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孟汀是市委文教部长（张、陈后来都被打成了大右派，“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吴宓的发言仍然是不批评领导，反而说“知识分子每人需自新”，颇有点“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味道。

　　6月5日上午：“赴院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张院长主席，商应付学生办法。宓中间发言一次，以抗战前，疏散前各大学之旧事为比较，主张因势利导，或藉学生所尊重之教授出而说服之，勿使学生狂纵趋于极端，甚至互相斗殴云云。旋聆良主张完全放任可保无恙，又津述京津学校近情，知宓言不合时宜。更聆李家庆发言，侈称党自有把握，必能收拾，毫不畏惧，其有‘阶级’之异志即定遭膺惩云云，悔宓代党作杞人之忧矣。”（99页）

　　下午“赖澄同中三学生六人来，请宓参加今晚之文科学生大会并演讲，宓力辞却，与诸君谈半小时，指斥（一）1951前后土改中之焚毁大批书籍。（二）今之不重印旧日通行之木刻、石印、铅版之书籍。不及校政。访梓，未遇。与戴蕃瑨同访梓，未遇。戴君亦不信党与政府之诚意，主张发言宜慎云云。”吴宓与学生谈话中，虽然有“指斥”两条，但都只限于书籍问题，而且“不及校政”。戴蕃瑨与他谈到“不信党与政府之诚意，主张发言宜慎”，自然更加强了他要谨言慎行的想法。

　　晚，“史系学生邀赴史系学生鸣放会，未赴。”（100页）

　　6月6日午后，“史系四年级学生三人来，邀赴本届毕业生之鸣放大会，宓略述所知事实，而辞不赴会。又有邀赴今晚之大会者，亦辞。”（100页）

　　6月6日午后，“史系四年级学生三人来，邀赴本届毕业生之鸣放大会。宓略述所知事实，而辞不赴会。又有邀赴今晚之大会者，亦辞。”晚“回舍时，经过大礼堂，学生大会，董时光方演说，大受欢迎（鼓掌）。11∶00散。开桂归报会中钢、光及孙铭勋等发言情形，皆放火鼓动，宓殊不赞同者也。”（100—101页）“开桂”即邹开桂，是帮助吴宓料理家务的晚辈亲戚。孙铭勋原为陶行知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继承人，重庆育才学校校长兼中共党支部书记（孙原是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老地下党员），但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即遭到批斗，含冤自杀未遂，被开除党籍、公职，后调西南师院中文系任教，这次又成了被引出洞的“蛇”。

　　6月8日，“学生会代表三人来，今日下午开学生座谈会，谈论人民教师之地位，请宓致开会词，以教育系诸教授皆另有事，宓推辞。”（102页）

　　下午院务委员会议决设立问题处理小组，“组员七人，刘又辛为之首，而宓与焉，再三辞之不获，只有勉任，不免于事急之时，以‘德高望重’为人作挡箭牌，而费时损神，尤其余事也。”（102页）

　　6月10日，历史系学生“约演讲，宓却之，改约访问。”（103页）

　　6月23日，吴宓致信成都老友穆济波，“力陈全身免祸之义，极劝济波及朴谨慎止默，并主张百花诗社立即停办解散，至少宓必坚辞各职”，同时他另函百花诗社社务委员会，“辞却研究部主任、文艺理论小组召集人、驻渝碚社务委员各职”。（115—116页）“百花诗社”是由穆济波（时为四川省图书馆副馆长）与王云凡（时为武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原四川名士）发起，刚于1957年端午节在成都成立的诗词唱和民间社团。在吴宓的日记中未见诗社成立的相关记载，吴宓当时也未去成都，估计是老友们将他列名于诗社中来信通知他的。“朴”应指范朴斋（1895—1970），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民盟中央委员，曾长期担任民盟主席张澜的秘书，是四川民盟的核心人物。这几位均被打成了“右派”。


　　在“反右”中“惟祈速死”


　　6月11日，“晨，广播中，学生已有拥护党、校，斥责反动之言论，并举昨物理系教员休息室之反动标语为例。按此标语‘毛□□，狗屁不通’，实无意义，本可‘见怪不怪’，而乃重视而利用之，是以知风向已转矣。”（104页）

　　6月13日，“晚，巡读大字报、黑板报，一片检讨、肃反之声。”（106页）

　　6月14日，“近日‘鸣放’之情势及方向骤变，各地工人及民主党派一片检讨斥责之声，斥责章伯钧、储安平、葛佩琦、董时光等‘右派分子’为反党、反工人阶级、反社会主义，要求惩办。即本校教授如陈东原、罗容梓等，主张校内可不设党委会领导者，亦横遭非议。于是‘鸣放’之事遂息，加强政治学习、思想改造，与再行肃反澄清，将继之而起。目前实际之结果，惟学生得‘减轻考试负担’而已。宓于是不得不服周邦式之老成谙练，而自信谨慎和平，尚无过分之言论，差可免祸全身也矣。今后恐即文字改革亦不敢参加异议，舍‘忍舍止默’外，无他途也。”（108页）

　　6月15日，“下午……第三十二次院务委员会议，宓发言一次，谓（一）鸣放虽可继续，但实际其事已终，对出言狂悖（如董时光）与主张错误（如陈东原、罗容梓）者，宜勿加罪戾，仍予尊礼，以昭激劝。”（109页）

　　接下来，吴宓又在6月20日的问题处理小组会议上讨论拟定各小组委员名单时，进一步发他的“谬论”：“宓主张聘陈东原、罗容梓及方敬参加，众韪之。”（113页）

　　6月17日，“遂访董时光谈叙，且慰之。董谓，彼无所惧怯，但今已安心读译书，不再发言，云云。”（111页）

　　6月18日，吴宓在日记中叹道：“政治、道德、文学，皆不容我等稍参末议矣。”（111页）

　　6月19日，“按今日下午民盟、九三学社均在本校开会，陈东原已在民盟自行检讨。……宓按今明日之《重庆日报》刊登毛主席两篇讲话之全文，乃既经修改者，与前所传宣者颇有出入。中间列出六条，明示立论之界限，倘早明白宣布，诸多放言越轨之人或可无罪。未免近于孟子之所谓‘罔民’矣。”（113页）

　　吴宓这时已经明确指出毛泽东搞“鸣放”是“罔民”了。

　　6月21日，“夕5∶00至6∶30全校大礼堂聆张院长讲《本校之鸣放与整风》。”院长讲话中总结了整风提出的群众观点不足、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等问题外，号召反击右派：“请全院同志及同学皆积极参加此对右派分子之政治斗争、阶级斗争。”（114页）

　　6月22日，“学生会所主办，而以‘声讨’或‘纠正’、‘批判’为职志之各报记者纷来访问。”来访的有中文系一年级《论坛报》、历史系四年级《海燕报》、某系《战鼓报》、历史系《大礼堂论坛》等报记者（学生），“宓答所问，略谓毛主席讲话总结过去，指示现在，启发未来，乃极完备、系统、精要之大文章，其中六条及《宪法》，应为一切学习及批判之标准，对右派分子及右派思想，宜分别轻重，根据事实，而作批判处理云云。”“谓学生中，因日前出言激烈而今深悔且忧惧者甚多。宓教以宜善为慰解，以求安定与团结。并述宓对董、陈、罗三先生之观评。”（115页）

　　6月23日，“出观大字报，千篇一律，声讨董时光而已。宓昨（1）答《论坛报》问，今乃在《红星》大字报登出，只二条，（一）现在是继续鸣放，不是‘收’。按，实则鸣放已全息，无一人陈一议之事矣。（引者注：“按”后一句原为小号字）（二）毛主席之《讲话》极伟大正确，‘总结过去，指导现在，启示未来’。余略而未登。”（116页）

　　6月24日，“据云，学生之大多数，皆惜毛主席六条之不早宣示，皆忠于党国，而信董时光虽激烈而非叛逆，云云。”（116页）

　　“晚大礼堂集会，托等一二教授演说，同一内容，顾观众与听者人数寥寥矣。此次鸣放与整风，结果惟加强党团统治与思想改造，使言者悔惧，中国读书人之大多数失望与离心，而宓等亦更忧危谨慎与消极敷衍而已。”（117页）

　　6月25日下午历史系工会第三小组政治学习批判右派分子座谈会，“宓以第二人发言，略谓（1）毛主席讲话未印布前，宓鸣放之内容，犹能暗合于其中六条标准，未尝越轨。（2）述宓在校内各座谈会鸣放发言之内容，兼及陈东原、罗容梓教授所主张取消党委会之确切办法，非反对党之治校（引者注：此7字原为小号字）以为二君回护。（3）述宓与董时光、罗隆基之交识，及对二人之评判，云云。”（117页）

　　6月27日，“近日全国空气紧张，专务大索右派分子，讦发及攻诋者极多，本校则董时光、陈东原、曹慕樊及史二学生团员（引者注：‘团员’二字原为小号字）朱永隆，并为众矢之的矣。”（119页）

　　7月2日下午，“大礼堂聚聆张永青院长讲《西南师院反击右派分子之运动》。”（121页）

　　7月3日下午，“赴第三十七次院务委员会‘如何继续开展反右派之斗争’。宓发言一次，赞成系科按工会分组座谈，以表示宓非有意沉默而已。会中李家庆言：‘有某教授，其所作文，深密周到，毫无火气，但实主张取消校内一切大小党组织，比之董时光，尤为彻底反动，因之，毒害亦较深’云云。宓欲质问其人为谁，请明言之，免我等自疑惧。然三思而止，未言。后知乃指樊（引者注：此5字原为小号字。“樊”即中文系教师曹慕樊），”（122—123页）

　　7月4日，“此次知识分子被谥为右派，一网打尽。其存者皆伈伈伣伣，苟合取容。无学、无才、无德而阴狠忌刻，又工谄谀逢迎，如今西师中文系、外语系、教育系、历史系主任之魏、赵、普、郭诸君者；皆固位得志，而肆行报复矣！”（123页）

　　“晚张正东来，陪宓操场散步，亦谓右派本已由党委判定，且事实调查清楚，而必如此大张声势，令人惊慑者，只为对全体师生加强思想改造，必其完全服从耳，云云。宓昔固主张开明专制。按古今国家，专制之极，而形式上极端民主，未有如今日□□□□□者也。”（124页）

　　7月7日，“复阅并整理五至六月‘鸣放’期中之《重庆日报》，寻其议论之踪迹，则今日被罪斥之右派分子，如鸟之始出巢，弋人早弯弓张网以待矣。”（125页）

　　7月12日，“晨阅昨报，凡鸣放中略抒感愤不平者，悉为罪人矣。此次鸣放及反击右派，只为侦察不轨，铲除异己，并坚定全国知识分子之社会主义立场，加强其思想改造而已，整风徒托辞耳。”（128页）

　　7月27日，“昨夕今朝今午三次广播责数赵德勋之罪。其述勋之言已印发专集（引者注：‘已印发专集’5字原为小号字）有曰：（1）共党今不能以十年前在延安边区办训练班之法，办高等学校。（2）古之人，对人先信而治学主存疑；今则反之，对人不示信，处处疑虑提防，而对学问则盲信，不加思考。广播斥之曰，勋之言（1）谓党不能办学，即是‘反党’。（2）是攻诋马列主义为教条。故勋乃罪大恶极，云云。呜呼，勋之言即宓之言，亦即全国千万知识分子之言，而言之将有过于勋兹所言者。彼拒谏饰非，虚憍锢闭，其共党衰微之始兆欤？”（138页）

　　称这些被批判的“右派言论”“即宓之言，亦即全国千万知识分子之言”，这是对“反右”运动何等尖锐的抨击！

　　接下来，吴宓写了一大段议论：“由近日之运动学习，宓深明党与人民政府之政策方针如下：（一）全遵马列主义之学说与苏联之经验，以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引者注：‘代表无产阶级’6字原为小号字）中央、地方层层专政之制度与阶级斗争之办法，统治全中国，为苏联之羽翼。（二）中国之宗教、历史、文化，中国人之道德、风俗、习惯，尤其中国之文字，决全部废除，并加以曲解与‘改革’。（三）思想与教育，亦必全为政治服务，高等学校中，专用工农出身之党团员青年教师授课，对所谓‘知识分子’与‘老教师’，既不容许其授课讲谈，亦不利用其知识学问，但给厚薪优礼，以示尊贤重士，使各得安居颐养，不责以工作，不计其成绩，只望其在运动中、开会时申明自己之态度立场，歌功颂德，遵令守法，以为群众表率而已。平时则须恭顺含默，不露圭角，欣和愉快，毫无愤郁，且不偶语，无私议，不作危言激论，更不宜发为建议，有所陈说，露才扬己，盖□□□极不欢迎党外人、异我者之热心爱国爱校也。按西师教师同人中，其自处自律，凡不同于以上所描叙者，皆必罹祸。……宓以遵此而行，故获苟全，此次幸免于难，然而残年枯生，何益何乐？一切志意感情事业著作都无，则生已如死，故不若早获安息之为愈耳。是故宓近来实由忧生而有乐死之心。”（138—139页）

　　8月9日，吴宓得知中文系批判“右派分子”曹慕樊、赵德勋等阴谋拥戴他和另一教师为系主任，而该系主任和校领导均相信吴宓等并未参与阴谋，望他们勿存顾虑，吴宓在日记中写道：“宓按此计划之虚实殊不可知，然即樊、勋等确谋推倒魏君之系主任，亦只对一人之攻击，求一职之更调，而乃以反党叛国之罪加之，不亦过乎？”（147—148页）

　　9月6日，历史系主任转告吴宓，中文系主任请他代“右派分子”曹慕樊讲中文系三年级必修之外国文学课，“宓答以愿代授一年或半年，但请准（1）以樊任辅导（2）宓不编撰讲义，可将樊上年讲义或《世界文学小史》印发学生。（3）宓不全遵教育部定之教学大纲，而可自由改动，授学生以必要之常识，则宓方可效力。”（165页）

　　10月17日，一友人送来《文汇报》，请吴宓注意报上郭沫若有关文字改革的谈话，并嘱他小心，勿再谈对文字改革的意见而致祸，“宓大愤怒，告开桂言，我今真恨□□□已极，惟祀苏联速败灭。盖彼之所为，直求亡我中国灭我文化，而其所取之人，所命之工作，无非为其党斗争，以剪灭异己之人，号为民主，实专制之极；外示和柔，实残酷之极。呜呼，吾惟祈速死而已！“（193页）”

　　11月11日，吴宓针对一同事指责“鼓舞鸣放，不嫌劳民，亦今之治术也”在日记中写下感想云：“宓按，既以反右斗争摧残、压抑、遏止有力与多智之意见矣，乃复盛倡一般群众之鸣放而重视之，盖知其中无物，故不嫌其鄙琐，借以收‘民主’之名耳。实则党治=Oligarchy（引者注：寡头政治，寡头统治），非另一新类也。”（203页）

　　1958年1月7日下午，院务委员会讨论下放问题，会上提出下放教职员分为三类：（甲）轮流锻炼；（乙）下放调职（不必下乡）；（丙）下放（裁员）送农村安置。从北京调来的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孙泱的意见是，“实际各分类研究，但守秘密；公布时（乙）（丙）类不分，统曰‘锻炼’，不告知各人之前途。”（224页）

　　1958年4月30日晚，吴宓访好友、“右派分子”凌道新，不遇，听凌妻谈校图书馆“右派分子”情形，“如侯文正，其父母既于1933为共党所杀，兄风及弟皆1951镇压死，文正勤恪奉职，而犹以心存仇怨，定为右派分子。呜呼，以猜忌天下人，诛灭异己之心与术，治天下，乌见其能治？此不用中国古圣之仁术，而专效苏联阴残为治者之极弊也。彼专由斯道者，何能长治久安，终亦自害而已。”（278—279页）

　　从吴宓1958年5月26日日记所记载的他在世界史教研组“向党交心”小组会上发言内容可知，他也对自己作了一定的自我批判，如“鸣放中之心情及言论之错误”，反右前后与右派分子之来往，所亲近的右派“多因均不赞同文字改革”，同时也对一些批判他的说法进行了辩解，如有关指责他把共产党比作“继母”的说法，声明“对中文系事之看法，但未参加樊等之‘阴谋’”。有人批评他：“宓虽有进步，然旧思想、旧感情犹多存。”“宓反右未发言，而曾提原、梓为体制组及学术组委员，此非宓与右派感情之联系乎？应检查。”（308页）

　　1958年5月28日，在记录系总支书记季平在全系教员会上关于这次思想改造必须彻底，并批判一“右派”教师的讲话后写道：“宓按：今知（1）代表党之人如平者，无论如何皆是正确，皆应服从；（2）有议及文字改革者=反党、反革命。呜呼，知所趋，知所戒矣！”（311页）

　　1958年5月29日，记录季平在全系会上批判一教师的“错误言论”后写道：“按：宓赞同军之错误意见，其批判者皆出勉强——凡无理可讲者，皆委之于‘阶级本质’，则杀之不为过也！”（312页）

　　1958年5月30日，吴宓记录一教师交待自己在鸣放及反右中的“错误思想”（“党对群不好”，“党指使团员时而攻击，又时而敬礼老教师”，“党喜服从、恭顺之人”等）后，写道：“宓皆赞同”。（313页）

　　一同事的夫人因忧其夫被批判能否过关而夙疾（胃病）发作住院治疗，吴宓日记中记载：该同事“……亦忙于己事（赴会、发言、撰稿）数日至无暇往视夫人病，此情形殊可怜。中国古圣贤之教曰：‘治狱礼其情，则哀矜而无喜’。又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今夕见驾车诸骡，瘦不成形，所谓‘残酷的阶级斗争’，所谓思想改造，乃至于摧残万类，人畜同毙已耳。”（314页）

　　1958年6月13日，因系领导要求吴宓在“今后二日内写足大字报500张”（吴宓只写了90张，全系教师中最少），“会散后，章又责劝宓必完成500张之指标，宓牵章臂曰：‘宓惟有投嘉陵江而死，请君陪伴我往可也。’”“晚饭前，宓告豫：宓实欲自杀，投江而死。”（328—329页）

　　1958年6月11日，“晨得句云‘速死为安伤老马，余生何望比僵蚕’。”（327页）

　　1958年6月15日，“夕全系会，议决，命众于明晨八时以前尽力赶写（望宓能于明日正午以前赶写至No。200）因史系自定之指标，今已不能完成。呜呼，作茧自苦，何苦来哉！诸人之辛苦奋力，尤以学生为难能，数日不回寝室，在教室中倦则伏案而寐，焦思苦行，不断挥毫书写云。学生张绳于各教研室，史系学生所写之大字报，一律送至本人（教师）之教研室中，挂满墙壁，复高堆地板上。呜呼，使师生能如此奋力于学术，岂非佳事；今劳苦何益？或曰□□如此办法，只在使民贫、民愚，而士劳忙不暇用思，又中于宣传，厄于命令，遂不思逞，不敢叛而已矣！”（331页）

　　1958年7月13日世界史教研组会上，大家对吴宓教学、学术思想中的“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展开了批评，“将散，众询宓意见”，吴宓回答：“今说几句‘老实话’：宓之学术思想，有能改变者，有终不能且不愿改变者。宓在政治上一切服从，故如铁托问题，宓视苏联为盟国，美国为对敌，则不问其真相如何，亦将视铁托为叛徒而责斥之。然在学术思想上，则宓所不能赞同、所不愿改变者至多：（1）若云‘汝不改变，即不能生存’，则恐宓再作‘最后之考虑’之后，仍有一小部分断不能改变（意云‘虽杀宓，宓亦不屈’，但未明言之）也。（2）若云‘汝不改变，即不能工作’——则谨答曰：宓今教《世界古代只》及《外国文学》，乃至任何功课，均极感困难与痛苦。宓自问只能作一‘高等资料员’或‘专门翻译员’。宓并非自高自大，亦非怙名求利，宓敬求学校领导考虑：降宓薪级，远在贰级以下，薪金百元已足（亲友当不济助）……宓之学术思想虽不能改变，然当沉默自守，决不想到处宣传，乘机鼓动，以阻遏新机，扰乱政策。宓亦知人民教师（实即政治宣传员、训练员）职权、任务之重要，故宁愿辞去，不为人民教师，则虽无功，亦可免罪，譬如降将，求勿典兵，所以避嫌，亦以保身，此宓正式诚恳之请求与希望也。（404页）

　　1958年7月26日，上午历史系师生大会，党支部书记季平作《整风运动第四阶段动员报告》，吴宓日记记录其要点：“史系右派八十一人，已反右成功。”（427页）

　　1958年8月22日，吴宓日记中记载，一同事（其女为云南大学学生）告诉他，刘文典（叔雅）“解放后在滇备受优待，乃至1957整风运动及教学改革中痛遭打击，心情极为郁愤。某日忽以脑充血遽死。当局初疑其自杀，侦察后知其非是，方为治丧，登《云南日报》，并在云南大学由中文系开会追悼。该系学生嫌恶叔雅，不肯莅会，经当局严命，始勉强到会云。”他感慨道：“呜呼，今益服王静安先生1927之自沉，不仅为大仁大勇，且亦明智之极，生荣死哀，不屈不辱。我辈殊恨死得太迟，并无陈寅恪兄高抗之气节与深默之智术以自全。其苦其辱乃不知其所极。”他联想到反右中死去的李源澄（西南师院副教务长、历史系教授）、刘文典等友人，感叹道：“宓岂特兔死狐悲而已哉！若碧柳之早殁，得正命而终，比王静安先生为尤幸已。”（464页）“碧柳”指吴宓的好友、诗人吴芳吉，早已于1932年病逝。

　　在吴宓这一册日记中，还留下了两首以“反右”为主题的诗，一首写于7月13日日记中，“晨作《鸣放及反击右派运动》诗一首。” （129页）

　　暑热煎蒸列会忙，五光十色好文章。

　　飞蛾恋火焚身易，舞蝶嬉春觉梦香。

　　鹰眼鸠身终异类，猿啼虎啸未同方。

　　申屠处默嗣宗醉，湔祓余生着意藏。

　　此诗中“申屠处默嗣宗醉”一句的用典，“申屠”似可二解，一指元朝的申屠致远，“清修苦节，耻事权贵，聚书万卷，名曰墨庄。”二指东汉的申屠蟠，“郡守召为主簿，不就。隐居治学”。嗣宗即阮籍，魏晋著名文士，为避祸而遁于醉乡。

　　另一首诗写于7月16日，“未晓起，作《记学习所得》诗一首，再寝。”（131页）

　　阶级为邦赖斗争，是非从此记分明。

　　层层制度休言改，处处服从莫妄评。

　　政治课先新理足，工农身贵老师轻。

　　中华文史原当废，仰首苏联百事精。

　　这样的诗，与日记中的那些指斥“反右派”运动的言论，如果当时即公之于世，吴宓头上恐怕就不止会被扣上“右派”这一顶帽子了。


　　应该提到的记者张天授


　　吴宓未被打成“右派分子”，当然不仅是因为他自己的谨慎，还有一个外在的原因，应该是《重庆日报》记者张天授使他避免了在报上发表一些“鸣放”言论。

　　1957年4月21日：“晚饭后……8∶00《重庆日报》记者张天授来，强宓谈（1）学习毛主席内部矛盾演辞之感想。（2）反对汉字拼音及简字之理由。（3）《学衡》之内容及宗旨。（4）《吴芳吉诗集》编辑情形，等。宓久谈，甚倦且苦，且（2）题令宓十分痛愤激昂，大损宓之精神及健康。至10∶30授始去，宓寝已11时过矣。”（64页）

　　4月24日：“晚饭后，张天授来，出示其为《重庆日报》所撰稿，系撮记宓四月二十一日晚之谈话。宓再三恳阻勿登。允他日另撰文供给，卒扣留其稿（副本），授允电报馆勿刊登此件而去。”（66页）

　　5月4日：“上午撰《毛主席讲话对我之启示》一文，应《重庆日报》四月三十日来函征求，11∶00文成，约1400字，即至教务处，拟求敬代为审政，不遇，乃至和平村十二舍楼下，访刘又辛，求其审定，辛主张删去中间举例之一段，又修改词句数处，宓悉从之。”“回舍，午饭后，作函致张天授，连同宓所撰文（今余900字），邮寄重庆解放西路88《重庆日报》政教组收。”（73页）

　　5月20日：“接张天授剪寄（1）1957五月十七日上海《文汇报》陈梦家撰《慎重一点改革汉字》文，（2）1957五月十七日上海《文汇报》专电《首都学术界激烈争论‘汉字要不要改革’记》即复函申谢。宓读此剪报，始知宓一向太过慎重，太为畏怯，愧对自己平生之志事矣。”88—89页）

　　7月25日上午，“《重庆日报》记者张天授如约来，宓综答其所问，谈话录粘存。张天授君对宓约定：（1）以上皆不发表；（2）即采用，亦只选取宓之‘正面’议论；（3）在《报》中刊出之稿，必先寄宓审阅过。”（137页）

　　张天授的这三点约定非常重要。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信守职业道德，没有食言（这样讲诚信的记者如今不多见了）。这就使得吴宓的一些很可能被上纲为“右派言论”的话没有在报上发表。如果那些文字发表了，“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即使某些领导有心保护他，到那时也很可能爱莫能助了。

　　然而，张天授保护了吴宓，自己却没有逃脱劫难。吴宓日记8月16日记载，“近日续出之右派分子益多……本市有《重庆日报》记者张天授。”（152页）

　　张天授，1916年11月生，重庆人。大学文化程度。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肃反”运动中，因对报社领导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成员。后得到甄别。1957年整风鸣放中对“肃反”蒙冤一事提出意见，又被以“翻肃反的案”罪名打成“右派分子”。下放重庆长寿湖农场劳动改造。被打成右派时他本已准备结婚（恋爱对象是一护士），女友坚决不与他分手，但遭到亲属的激烈反对，最后不得不洒泪与他“划清界限”。张天授从此长期独身，待到“改正”时已年愈花甲，虽曾一度与一同属“右派”的女士结婚，但因长年单身生活形成的许多积习难改，婚后性格不合，最终分手。张天授无子女，曾对友人公开说：“是毛泽东让我绝后。”2006年5月90高龄时病逝。


　　“检讨错误”和参与“反右”

　　吴宓不是圣人。生活在现实中，面临强大的政治高压，他不能不感到极端的恐惧。当时西南师院副教务长李源澄被打成“右派”后因含冤负屈致疯，自述与李源澄“交久谊深”的吴宓也不敢表示关心，他在日记中自责道：“宓乃不敢至其家一探视，亦不能延蔡医为之诊治，足见今日法网之密，禁令之严，亦可见宓之衰老畏怯，见义无勇，自视实毫无人格，有生如死者矣。”（184页）

　　在这样“衰老畏怯”、“生如死者”的精神状态下，吴宓不得不被迫作出一些妥协，十分艰难地“检讨错误”和批判“右派分子”。

　　1957年7月6日，“上午……大礼堂赴全校学生批判右派分子化三学生曾清泾遂宁人（引者注：‘遂宁人’三字原为小号字）大会，……中间休息时，学生所办《快报》记者，叩询宓与吕烈卿之意见，宓说三条，遂据以刊登，当场印发。又将宓稿编成四条，且为修饰字句，使成强健有力。临散会时，由主席马娴华对众宣读焉。”（125页）

　　7月8日上午：历史系分组座谈会“反击右派”：“宓以第三人发言。“（126页）吴宓日记中未记这次发言内容，但在后面的日记中提到了——7月16日，“晚《群众报》记者（学生）男二女一来，征求宓对右派分子光、原、梓之意见。宓不能却，乃述宓在七月八日史系小组会中之所谈，即对光、原、梓发出之质问三条，彼等笔录而去。临去时告宓曰，所录并不刊布。此来目的，乃遍访全院之老少教师，一一得知其态度，俾右派分子成为孤立耳，云云。其后七月十八日上午，在大会中散发之《群众报》33期（并登大字报）所登出者，只宓与光、原绝交之一语而已。”（132页）这里提到的“光、原、梓”即已被打成“右派”的董时光、陈东原、罗容梓。

　　7月9日，下午参加历史系党支部特约部分老教师召开的座谈会，“今日之会，为研究如何对马益批判、斗争，使益屈服招认。宓发言：益愤世嫉俗如此之深，其感情其心理如何造成，是何原因，益应坦白直陈，则一切可以了解，益亦可蒙矜恕矣（以上之意，应婉达与益）。再则，益应用日记体，详述其所知、所参加之修史馆之一切人物事实，则益之功罪自明。”（127页）

　　在后面7月24日的日记中还有一则吴宓参与批判马益的记载：上午历史系分两组召开反击右派会，甲组批马益，乙组批胡之明。吴宓参加甲组批判，“今日酷热，宓神志不清，缺乏控制，致在会中可以不言而言，且大失言。不但未正面责评益，处处语病，全违马列主义，显出自己思想之落后、观点之模糊，如云宓痛恨刻薄讥讽之言，何益之深喜鲁迅一派之文章，云云。又责益不早读李康《运命论》，凡此皆宓极力自暴其缺失，自贬其德望，而授谗人以中伤残害宓之口实。会终大痛悔，以此终日郁苦不乐，甚至自祈速死，俾无忧生之嗟，且免见中国德教学术文化尤其汉字之破灭无余也。”（137页）

　　在批判“右派分子”马益的会上发言，吴宓居然声称自己痛恨刻薄讥讽之言，指责马益为什么要“深喜鲁迅一派之文章”。暴露出他依然站在当年攻击鲁迅的立场上未有改变，“自暴其缺失，自贬其德望，而授谗人以中伤残害宓之口实”。读到此处，不禁要为吴宓的天真坦诚而苦笑。

　　吴宓在1958年5月13日日记中记载：下午历史系开会宣布对右派的处理：其中“益撤职，留用察看，工资7→11级（为Ⅲ类），下放农村，后日离校。”（287页）

　　据《吴宓日记续编》第一册中有关马益的注释介绍：马益（1913—1959），四川三台人。成都师范肄业。1952年任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兼资料组长。1957年被划为右派。1958年5月离校赴农村劳动改造。1959年7月在田间劳动中暑而死。（第一册513页）

　　对马益之死，在吴宓日记中也有记载。1959年7月18日，吴宓在一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教师家访谈时，得知：“前数日马益史学系右派分子（引者注：‘史学系右派分子’7字原为小号字）在田间中暑，舁送九医院，未至而死。”（（第四册130—131页）

　　吴宓日记中对马益之死未置一评，但在其后7月23日日记中记有一段文字：“遇琴，命介绍书店（引者注：指吴宓常有联系的重庆古旧书店）来购马益遗书，而毫无关切之意。甚矣，今人之无感情，又安得使群众有爱党爱领袖之热烈感情哉？”（第四册133页）

　　除了参与批判马益外，吴宓还参与了对其他“右派分子”的批判。1957年7月23日，市委宣传部派人来，“询宓对鸣放及反右派之意见，及党群关系，知识分子今昔待遇等之看法。宓乃具述说宓在《院刊》中所布及在大会、小组座谈中所言者，以表明宓对党、政府及学校之真态度，及宓对澄及光、梓、原等之关系与批评，力示宓坦白无隐，不夸不饰。”（135页）日记中提到的“澄及光、梓、原”，是当时西师的几个正受到大批判的“大右派”李源澄（副教务长、民盟西师负责人）、董时光、罗容梓、陈东原。

　　在同日后面的日记中，吴宓才对西南师院的“反右派”运动写出了他的“真态度”：“呜呼，鸣放之在西南师院，只为……（引者注：此处他分别写出了教育系、中文系、外语系、历史系各系主任及他们所整之人的姓名或姓名中一字）主任之藉端报复，消灭异己者而已。至受祸之诸人，则或缘名利心重，欲为系主任……或本才学优长，平日苦受压抑……而其人性行亦有缺点，过刚，而不善自藏。（引者注：“过刚……”一句原为小号字）遂遭忌受谗，而罹于祸。以上只举文科四系，其他教职员多类此。（引者注：‘以上……’一句原为小号字）凡宓所记，皆信史之应秘传者也。”136页）

　　他在日记中将陈东原归于“名利心重，欲为系主任”，罗容梓归于“才学优长，平日苦受压抑”，可见他虽然同情这些被打成“右派”的同事，但对他们也有所讥评。

　　1958年3月22日，“上下午历史系处理右派分子学习……上午学习会中，宓简言，对新有温情主义，今决与新划清界限，随同人对新斗争，并改造、挽救之，云云。”这里提到的“新”即吴宓的好友凌道新。“晚饭后，7—8豫邀同游步操场，谈新事，又询宓思想态度，宓均以实答。豫谓今之社会主义改造事极严厉，宓欲求自保，积极比消极态度实更好云云。……读《亭林诗集》至中宵，流泪甚多。”（252页）

　　1958年3月25日上午，历史系在大礼堂召开反右联合斗争大会，有人劝吴宓写书面发言，“宓未应，辞以倦将病。按昨晚甫在会中撰就联合发言稿，宓已从命签名，今日登《海燕报》，在会场散发矣。”“晚史系处理右派分子学习……分组判定，宓为新说解，记录粘存。”（第四册254页）

　　1958年5月31日，吴宓在全系会上发言中说：“宓1957五月三十一日鸣放发言，近由检得旧稿，又由对阶级立场、阶级斗争之新认识，思想提高，始知宓发言关于本院之体制之建议，实将削弱或部分取消党之领导，即=反党。由此奉劝豫更检查其鸣放中之思想。”（315页）

　　吴宓在这里将自己关于学院教学体制的建议发言上纲到了“反党”的高度。

　　领导无意整吴宓

　　众所周知，在“反右”中挨整，与本单位领导关系极大。如果领导要想整谁，即便是一言不发，也可以被“戴上帽子”的。吴宓未被打成“右派”，一个重要原因是西南师院的领导并未打算将他划入“右派”行列整下去，因而对他表现出特别的关心。这在其日记中多有记载。

　　1957年4月20日下午：“在大礼堂全校聚聆张永青院长传达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所讲《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之办法》。”4月22日：“下午……4∶00赴史系，途遇党委宣传部某同志，传张院长命，促宓撰文，述宓二十日聆毛主席讲话后之感想，备登《学习周报》第一期云云。宓辞以（1）病（2）未聆全文（3）个人意见未及在小组讨论切磋，恐多失误，请稍缓撰文，登《学习周报》第二期云云。”（64—65页）

　　4月23日吴宓撰写文稿，24日“上午修成昨撰之文，9∶30至教务处见敬面交，求敬删正后代呈张院长。”（65页）这里提到的“敬”即教务长方敬，是中共老党员、诗人。吴宓后来的日记中对方敬有这样的评价：“西师领导人中，能知晓教育、学校及学术、课程、业务为何事者，仅一方敬而已。宓以方敬为西师惟一功臣，亦宓之知己……”（第七册502页）

　　4月29日：“上午9∶00谒方敬教务长，商改宓四月二十三日为《院刊》所撰文，改题为《知识分子之安排与使用》，删去篇首自叙1949→1952→1955→1957心情变异之一大段，余仍旧。敬对宓甚关切，如此删改，实较妥善也。”（70页）

　　6月20日，“下午……赴第三十四次院务委员会议，姚院长主席，引宓同座。”（114页）

　　7月22日上午历史系全系大会批判系办公室试用职员胡之明右派言行，“会散后，途中，季平先询宓连日开会倦否，继云‘以后先生对史系事，有任何意见，可随时告平’。”（134页）季平是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在批判“右派”之时对吴宓表示这样的特别关心，显然表明了领导不想整吴宓的态度。

　　1958年3月29日，“连日大跃进中之大字报，对宓责难过甚，静观世变，消灭旧知识分子之政策正在厉行，宓等虽蒙优待，亦坐待其死灭而已。于是宓近日顿成消极，不但欲早退休，以图免罪免祸，且有望早死之心，惟祈正命而死，不遭横祸，斯为幸已！”（256页）

　　当晚吴宓去找到教务长方敬，“细述近情”，请求方敬与他同讲《外国文学》课，“大抵以宓之材料知识与敬之观点批判，合而为一，相辅共济。”方敬表示吴宓的意见“似可”，但他校务工作太忙，无法办到。“又敬云，学校当局对宓极明悉，亦尊重，学生之责难不足忧，但恐宓授课太多，精力不胜。”对吴宓作了一番安抚工作。“宓归途自思，一切仍宜冷静沉着应付，不可烦郁急躁，致自招祸患也。”（257页）

　　1958年4月5日历史系召开了“右派分子”宣判大会。次日上午张永青院长便到吴宓住处探望，“张永青院长莅止。先是四月四日下午，聆张院长讲毕，在厅外宓便言，拟谒张院长于办公室，祈于暇时召见，承答‘我当于空时趋访’云云。宓方疑此系礼贤下士，抑托故拒见之意；今张院长竟莅止，宓方知误疑。于是陈明前者请求转系之理由……”张院长在谈话中安慰他：“至学校对一教师之观评，乃看全面，决不纯视学生提出之意见也，云云。”吴宓提出自己作一“高等资料员”或“技术翻译员”为最适宜而最愉快。“张院长殷切询问宓生活各事，健康情况，”（266页）

　　另一件事也可以看出西师领导对吴宓的态度。1958年5月，西师在对“右派分子”作出处理，同时开展“向党交心”运动的时候，吴宓“向党交心”的发言得到领导好评，并被评为“全院工会第一名”，贴喜报表扬（287页）。5月22日，却有七个历史系学生贴出大字报质问吴宓：（一）何故“怕党”？（二）鸣放中有何错误言论？（三）与右派分子之关系如何？并要求即速答复。吴宓赶在教研组开会前写出“甲号大字报，简复如下：（一）宓只说‘一般人怕继母’，未说过‘宓怕党’；（二）宓自觉鸣放中之言论‘无错误’；（三）‘除凌道新外，由反右之时期起，宓与右派分子无往来’云云。”（298页）

　　开会不久，党总支书记季平“招宓至党支办公室久谈（约近二小时），平谓学生等对宓甲号大字报关门之态度大为不满，应知宓之思想问题亦极严重，（二）（三）两项必须详细认真交代检查（并批判），如宓所作诗甚多，已由各方面缴获，今诵一句‘层层制度莫言改，处处服从莫妄评’云云，以概其余，宓断不能隐讳。须知党对宓甚尊重而爱护备至，平今日亦已再三考虑斟酌，乃决定对宓说明，此非政治问题，乃是思想改造，宓必须完全交心，乃能跟随党走；交出后，对宓并无危害，亦不改变对宓之待遇。如宓不愿交代，今亦决不勉强云云。”（209页）

　　如此宽厚得近于“呵护”的态度，显然是一般被打成“右派”的人所不可能得到的。

　　吴宓就这样有惊无险地度过了1957之劫。


　　（原发表于《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0期，发表时有删节，题目改为“1957年中的吴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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