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志辉 革命动员与革命传播：中共革命史的研究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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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刊于《苏区研究》2015年第2期。作者，黎志辉，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央苏区史、中国近现代政治社会史


以社会经济结构为视角，探讨革命发生的原因，是中共革命史研究的传统之一。在中国，这一传统与在西方学术界一样，有时难免“粗疏之弊”，即“从社会变迁出发，然后一步跨过其他许多社会因素，直接指向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不过，对于国内的研究者而言，现在较少采用这种研究视角，倒未必是因其“粗疏之弊”，更关键的缘故可能在于，“土地集中导致农民革命”这种社会结构论的解释，已经遇到一些学者的有力质疑。近些年来，从革命动员的视角研究中共革命史的论著明显增多，俨然成为这一领域的主流方向之一。革命动员论与社会结构论相比，其长处是使研究者始终聚焦于中共自身的思想、制度和行动，去建构中共与社会的联接关系，从而考察和证实中共革命获胜的过程与原因，因而基本上可以避免从外部解释革命现象的研究路径可能遭遇到的革命关联性较难论证这类难题。从使用范围来看，“动员”一词既可用于在抽象的层面表述中共发动多数或全体民众参与革命的意愿和策略，也可用于在具体事件中表现中共革命的操作过程与技巧，其适用性确实非常广泛。  

正因革命动员的研究已然成为一种趋势，以及“动员”一词本身的适用性，这些年来这一词汇渐有被“过度使用”之嫌，甚至达到“写共产党的话，一定会用到动员，没用到动员基本就不能把共产党的特质讲出来”的地步。尽管动员在革命史叙事当中的使用范围似乎极其广泛，然而中共革命动员的研究主题，由于过于专注中共组织动员的技巧或模式，所以当中共革命动员的技巧被越来越细致地揭示乃至被归纳和演绎为一套相对成型的动员模式时，研究者很难再在其研究当中凸显新意。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趋向在相当程度上使中共革命史的研究，已类似于被“降格为对夺取政权的技巧所作的比较研究”。似乎中共革命史的研究旨趣，就是总结中共动员的技巧和经验。以动员为视角的革命史研究兴起的背景，原本是纠正社会结构视角在革命史叙述中的“粗疏之弊”，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共的组织动员就成为革命史研究的单一视角。相比以社会结构为出发点的革命史研究的宏大视角，革命动员技巧或模式之类的研究主题，现在已显得有些“窄化”。

本文引入“革命传播”的概念，试图围绕中共革命运动的过程，纳入社会结构及其变动当中与革命相关的因素，从而拓宽革命动员的研究视野。同时，也借此分析中共革命史当中未必适合用“动员”一词来表达的行为或现象。实际上，在革命动员的研究中，“动员”或“革命动员”一词很少在概念上得到较为精确的界定，这也是其被“泛化”使用的原因之一。一般来说，“革命动员”可以被理解为中共有意图或有计划地组织发动民众、尤其是农民参加革命行动的政治过程。与之相比，“革命传播”是指围绕革命的意象、文化和实践运动而展开的讯息传递与社会互动过程，以及这一过程表现在革命外延扩展上的作用和影响。这两个概念都涉及社会互动，但比较而言，动员主要依靠组织手段达到目标，多数时候具有特定的动员对象，强制性和主从关系明显；而传播主要依靠媒介传递讯息，扩散性较强，但强制性较弱，并且主体并不局限于中共自身，社会人员出于各种目的或需要，也有可能成为革命讯息的传播者。再从效果来说，动员具有明确的行动指向，即以动员对象按照预设目标真正行动起来为效果衡量的标准，苏区革命中的“扩大红军”运动就是一种典型的动员过程；而传播所追求的目标，通常首先是受众对某种讯息、观念或文化的接收，其次才是对受众可能怀有某种行动上的期待，因此如果从是否激发个体或集体行动的角度而言，其效果在多数时候是难以精确衡量的。即使是政治组织或社会集团主导的传播行为，在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仍会产生难以预料的传播效果。易言之，传播要比动员，更具有不可控性，因而这一概念有助于将与革命相关联的、但却超出中共革命计划与组织动员之外的现象和过程，尤其是革命暴动时期的社会躁动现象，纳入中共革命史的研究范畴。传播概念所内含的时空性，也使革命传播这一概念非常适合从时空范畴来描述革命运动由某个时段到另一时段、由某一区域到另一区域以及由有限区域向多数区域的扩散或迁移过程，而革命动员概念一般缺乏时空范畴的解释维度。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就革命传播的研究视角，提供若干思考，以供学界参考和指正。

一、革命传播的社会途径和连锁反应

    受社会结构论的革命史叙事方式影响的学者，始终有可能纠结于穷富差别对于革命起源的历史作用。在这一点上，革命动员论和社会结构论几乎如出一辙，均深受“农民为什么参加革命”、“中共怎样发动农民”这类议题的影响。革命动员的宏观叙事，因而通常以被动员对象——农民的生存状况或心理状态为起点，铺陈农民的贫富状态对于革命缘起可能具有的“温床”效应。有些研究者尽管未必囿于“贫穷造成革命”的观念，但总体上仍试图从其他方面描述农民的革命潜能。在某种程度上，上述议题已从一种设问方式，固化为深植革命史叙事结构之内的史学观念。

无论是社会结构论，抑或革命动员论，只要企图从乡村或农民的角度去探索中共革命的历史起源，就都有可能割裂革命传播的完整链条，而陷于片段式的解读。中共革命的起源，很显然与清末革命运动极为类似，它们都是在外国列强的侵略之下中国民族主义思潮激荡的产物。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起源，从地点来说，首先孕育于民族主义思潮最澎湃的中心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当然，日本在中国革命中的“温床”作用以及后来苏俄对中国的革命输出，是必须予以考虑的国际因素）；从成员来说，首先来自于最容易与民族主义思潮产生共鸣的人群——知识分子和学生；从传播途径来说，首先以城市知识分子和学生聚集的学校、社团为传播源，并以他们熟悉的媒介——报刊、书籍等为传播载体。所以，如果想要探寻中共革命的起源，就必定要思考，最初的革命者来源于哪里，他们是如何选择革命道路的？当他们的诉求得不到满足时，革命的话语、意义和目标，又是如何在区域上从城市被投射到其他地方、在人群上从知识分子和学生被扩散到其他群体的？甚至也可以反过来思考，如果最早一批革命者的诉求得到重大满足或至少在表面上得到满足时，当然也有可能在早期就受到某种政治制度或社会结构的遏制时，革命运动是否还具备向其他区域和人群扩散的动力？

显而易见，1920年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环境，极有利于北京、上海等地的中共革命者在社会上扩大影响和势力。一方面，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的政治氛围，与清末时期一样，在民族危机事件的时常刺激之下，仍然有利于民族主义思潮的培育及其政治力量的成长。就连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实际上也主要是以一个爱国主义者而非共产主义者的言论和面貌，在“五四运动”前后数年间博得大名。另一方面，清末革命的影响，此时并未完全消除。尤其在南方，许多意志尚未消磨的革命余党，年龄大致在四、五十岁，年青者甚至年方三十余岁，正值年富力强、但在政治上却未逞其志的人生状态。他们当中，不乏统领武装势力的军人和手握笔杆的文人。这些人身上潜藏着革命再起的重要力量。南方省份的许多新式学校，也与清末革命党人或多或少地存在某种历史联系。这些学校的教师，甚至包括一些创办者，有不少人曾经来源于清末革命阵营或其“外围”知识社群。在由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持续传递而来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这类学校有的继续成为培育激进青年的苗圃。江西德安的沈毅学校，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提到的广东梅县东山中学和江西寻乌中山中学，甚至教会所办学校，如中共江西党组织的重要领导人方志敏就读的九江南伟烈学校和古柏就读的广东梅县广益中学，都属于这一类型的地方性培育机构。这些因素可以视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革命再起的某种社会结构，但这种结构不是固定的，它能否成为有利于革命再起的因素，往往取决于之前的清末革命对其所产生的文化影响，以及之后的革命运动对其所产生的诱导作用。当然，带有制度性、群体性以及策略性的人口流动，特别是学生和军人的流动，将是观察上述结构与革命运动是否发生关联的重要视角与依据。正是从他们的社会流动当中，而不是从其家庭贫富状态当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中共早期的革命者，绝大多数并非标准意义上的农民出身，尤其不是那些基本束缚在类似于土地这样的固定场所以及生计困境当中的农民。

中共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国民革命的余波。不仅中共最初赖以发动的革命力量，来源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以及民众运动的积极分子，而且中共能够施展能力的主要区域，正是北伐军重点攻伐，尔后武汉国民政府稍能控制的湘鄂赣等省。另外，粤闽赣边境，尤其是福建边区，早在孙中山革命时代，就先后被陈炯明、许崇智督率的粤军，证明是革命军休养生息、培植势力的极佳场地。但两场革命毕竟不是直接的承继关系，而是围绕国共两党的暴力决裂事件而分道扬镳。从传播史的视角来研究中共革命，必定要聚焦于国共两党决裂和中共革命爆发的标志性事件，然后再考察它（们）的社会机制、后续影响和扩散过程。中共暴力革命的起点，一般被认为是发生于江西南昌的“八一起义”，又称“七卅一事变”。这一事件，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北伐在湘鄂赣等省所引发的革命传播过程的某种延续，另一方面则预示着中共武装暴动的开端。如果我们愿意用“相对剥夺感”或“情感”这类概念分析革命起源，那么与其将分析视角锁定于农民的生存状态，不如适当地移向参与这场暴动以及后续暴动的“左倾”军人和中共党员。他们原本身处革命运动的漩涡中心，但当遭遇革命形势的逆转后，他们对于革命的理解难以避免地陷入危机，人生方向陡然充满变数，其权力和地位也有可能出现极大落差。在这种群体心理状态下，将国民党内的“清党”行动视为“叛变革命”，作为一种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话语表达，就有可能激发起“左倾”军人和中共党员的抗争心理。南昌暴动，开启了国共两党暴力冲突的一种示范性模式，它不但使得主政江西的滇系军人朱培德自此之后转而采取缉捕、镇压等严厉手段对付中共党人，而且在中共党内成为一种可以复制的革命模式，进而在其他地区（当然也包括乡村）得到传播。这一公开爆发的特定事件，对于那些在“清党”威胁中不愿向国民党政权妥协的中共党员和“左倾”军人、知识分子及工农运动骨干，具有普遍的启示意义。这支起义部队遭到镇压后，由江西向广东撤退，沿途散布着暴动的消息，还不时留下落伍军人和一些武器。此后湘鄂赣等省的红军和中共地方武装的创建史，许多都可追溯到这支部队或其参加者。

国民党的“清党”和共产党的“暴动”，共同促成南方各省的社会恐慌气氛。尤其在发生革命暴动的地方，政府当局严密缉捕革命者，愈使中共党员要么脱离革命队伍，要么开辟革命“血路”。这种社会恐慌同时还反映着国民革命后的社会失序状况，以及清末民初以财政金融和战争破坏为显性特征的社会危机，它们放大了革命暴动的社会影响。如果说标志性事件当事人的愤恨感通常是革命爆发的直接起源，那么社会恐慌无疑是革命传播的最佳媒介。我们需要研究中共自身和社会各种群体在社会恐慌下的反应，以及这种时常带有连锁性质的反应对于中共组织城乡暴动的特殊作用。例如，一些原本在城市活动因而直接面临“缉捕”危险的中共党员，受党组织派遣或自行“返乡”，促成了中共革命运动从城市向乡村的迁移过程；乡村社会那些在国民革命时期较为活跃的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由于得到“返乡”中共党员的指引和激励，从迷惘失措或无所作为的状态转向积极联络社会力量，进而组织和从事暴力革命；乡村社会一旦发生革命暴动，就与国共两党的政治冲突一样，马上陷入暴动—镇压—杀戮—复仇的螺旋式升级过程，敌对性的态度和知觉在冲突双方之间不断滋生，报复行为随处可见，革命者几无退路可言，社会冲突愈演愈烈；在乡村社会冲突近乎完全失控的情境之下，越来越多的人在必须进行“站队”选择的过程中，一连串地以村落或家族为单元被卷入，社会群体出现日益明显的“两极分化”，以致形成“赤白对立”局面；暴力性社会冲突的持续发展，在数年之内足以损害甚至摧毁乡村社会的生计基础，一些乡绅和富户以被驱逐或主动退出的方式迁往他处，而更多的乡村人口在生计危机中，越来越寄希望于革命组织或政权的保护以求得生存。到1930年前后，中共全面推行“土地革命”的条件遂得以成熟。

这种演变过程，蕴含着社会群体在恐慌、彷徨或压力下的各种选择，应该说，这要比中共动员农民这种被动式的叙事方式，更能体现革命史场景的丰富性。而且，越是将研究的目光聚焦在1927年南昌暴动到1930年中共上层组织全面加强对革命根据地的控制之前的这段时期，就越能发现中共革命缘起与土地分配之间，早期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联系。相反，恰是这种不以“土地革命”为目标或手段的暴动方式，使各种有利于鼓动社会矛盾但却未必符合中共政策的灵活手段被地方社会的革命者采用，同时也为乡村社会的权力转移制造了机会，甚至因此吸引或驱使一些地主和富户加入。中共在1930年前后将一批不符合革命色彩的地主富农或乡村强人逐渐清除出革命政权，也从反面证明了在此之前这类人物对于革命的推波助澜作用（当然，其中含有相当大比重的知识分子党员或干部，并且不乏潜伏革命内部的异己份子）和革命参与的复杂性。或许，任何革命运动的传播过程，都不可能是纯粹的革命者的独角戏，反而是在众场喧哗的社会混乱当中蕴含着革命传播的潜在合力。我们可以尝试关注那些超出正式的革命计划或行动之外的革命卷入动机和现象，以及革命运动初起阶段较为复杂，也是非常必要的社会包容性。此外，在这种暴力使用越来越频繁的社会冲突情境下，散落社会的退伍军人与那些可能具有军人潜质的知识分子、工人或农民，以及会党和土匪的某些成员，崛起为革命精英的机会显著增大。革命队伍对于军人的迫切需要，使敌方军队和民团中的某些成员也成为笼络和劝服的对象。经历过多年南北混战和北伐战争的南方各省，特别是后来成为国民党政权“剿共”主战场的湘鄂赣闽等省，并不缺乏上述资源。在一个弥漫着暴力斗争气息的军事化或准军事化社会中，军人或武装人员的崛起，基本上是一种难以阻遏的常见现象。

中共的动员对于革命参与的扩大，毫无疑问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过程或要素，这也正是革命动员的视角能比社会结构的视角，更有利于直观地呈现革命兴起过程的原因之一。在革命传播的需求和社会所提供的资源与条件的初期磨合过程中，动员的方法经常是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的。对于革命动员的对象，滇系军人出身的民团首领罗炳辉，在中共地方党组织领导人的劝说下加入革命的过程，可能就比较符合中共组织的标准动员程式；而在赣东北，革命者习惯于利用金钱诱使敌方士兵拖枪来投，个别情况下甚至通过女青年“谈恋爱”的方式来达到这种目的；对会党和土匪，中共政策中并不避讳“结拜兄弟”、“歃血盟誓”等秘密结社方式的策略性运用；至于对待占人口多数的农民，赣东北和湘鄂赣边区的革命者，采用社会旧有的“上名字”形式，曾经联络了大批农村居民，有些地方则通过先劝说乡村权威人士支持革命,再吸引普通农民的方式，迅速打开革命局面。总之，革命早期的中共组织以及散落乡间、经常与上级党组织难以建立密切联系的中共党员，很难谈得上有统一的模式或精密的技巧，即使文件规定的动员程式也未必就能适用革命传播的复杂环境。陷入生存困境或迫于组织压力的革命者，可能尝试用各种方法来获得外部社会的认同和支持，进而塑造一种有利于自我生存和组织发展的社会环境，革命者对于革命扩散的强烈冲动和外部社会可能提供的资源与机会的匹配程度，比动员技巧更能决定其行动的成效。

只要中共当中出现群体性的反抗意识，哪怕深具这种意识的成员缺乏中共组织的有力支撑，中共革命运动的演化，均有可能展现为清末民初所形成或积累的有利于革命的各种因素，在坚持抗争的中共成员周围聚集和转化。例如，一些过去受革命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工农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由于面临国民党“清党”或受此牵连之类的威胁，尝试着激活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联结起来走上集体抗争之路；南昌起义余部和落伍军人，在持续的革命暴动环境下，会有相当一部分转化为革命军队的中坚力量；充满派系斗争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当中，仍有可能存在中共的活动，故而不时出现倾向革命的叛逆者。中共革命呈现的历史剧目，犹如“南下护法”后的孙中山，尽管其初到广东时缺少独立支配的武装力量，但通过利用南方各省的辛亥革命旧部，在短短五、六年间不断造就了革命的新势力。革命能够再起的原因，还在于革命者的后续行动，在改造所处环境的同时，获得了新生力量源源不断的支持。国民革命时期，孙中山在广东就获得了以军校生为骨干的新一代军人和“五四运动”那一代激进青年的支持，其中的重要力量就是以“学生军”闻名于当时的黄埔新军。中共则在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得以从数量众多的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中补充新鲜血液。随着二十世纪前十年左右出生的青年农民大量地被培养或吸纳为革命者，中共革命积聚起更加强大的能量。可以从动员的视角来观察这些青年农民加入中共组织和军队的过程，但也应予注意，在当时的社会情势或任何与之相似的社会情势之下，他们的加入也不乏理性选择和从众心理的动机，这未必都是中共努力动员的结果。同时，中共将其转化为革命力量的过程，也未必都能概括为革命动员的过程，实际上这也是革命政权加强社会控制、汲取社会资源的一个自然的执政过程。

在中共革命运动的急剧变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传播现象突显出来，那就是能够适应革命危机，进而成功克服危机的领导者被自然地选择出来，他们包括毛泽东、方志敏、赖经邦、李文林等一批地方革命的领导者，其特征是善于与所在社会融为一体，并从中汲取革命的资源和力量，进而造就赤色割据势力。这一带有自然法则和特征的选择过程及其结果，经常超出了中共领导层的革命计划，当然也经常超出了中共的指导者——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于革命的预计或安排。实际上，在后者能够直接干涉的中共中央层面，这种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持续发生，一些曾经被其选中但却可能缺乏危机应对能力的高层领导者，犹如走马灯式地被更换掉，而危机应对能力明显高于普通干部的中共人物，则或被选为高层领导干部，或较为稳定地保持他们的高层领导职位。不仅高层干部和地方革命领导者在经历一个充满自然法则的选择过程，一大批无产者、游民和农民，当然也包括一些过去未曾加入中共但却被革命运动席卷进来的知识分子，也都成为这种选择的对象。愿意革命或适宜革命的个体乃至群体，不断地在革命运动的扩散过程中被遴选出来，于是在革命集团内部，涌现着中共革命势力的新陈代谢和代际组合。这种大换血的过程，实质就是中共在革命传播过程中的组织突变。正是这种组织突变，使中共革命逐步由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成份、以愤怒和仇恨为情感载体的革命传播过程，演变到以农民为主要成份、更具组织支配力的革命扩散阶段。

二、革命区域向外的扩散运动

“革命”最初表现为潜伏或镶嵌在社会内部的少数人的“叛逆”思想的传播，以及若干促使这种传播扩大化或演变为实际行动的重要事件。在这一阶段，革命者可能拥有某个或某些具有标识性的聚集场地，不过其范围大致限定于虚拟状态的“理想国度”。但当革命者一旦据有可以独立行使权力的统治区域，他们保卫政权和改造社会的内心冲动，很有可能受到高度刺激，一个个思想上的革命者，有可能迅速转化为行动上的革命者。这种“革命”会立刻造成社会分裂为两种性质不同的行政区域。与性质基本相同的两个区域之间的冲突相比，“革命性”的社会分裂和地理区隔，更容易使所涉区域的人们普遍缺乏安全感。革命区域的领导者以及接受“革命”统治的民众，往往具有潜在的，甚至是强烈的对外扩散冲动。

1920年代末期，当中共中央仍潜伏在中心城市——上海之际，在中共暴动的主要区域之一——江西省，已经出现三种形式不同的革命区域：第一种是在地理上与社会存在某种隔绝关系的革命区域，即“朱毛红军”在井冈山的武装割据；第二种是在社会内部公开决裂的革命区域，即“方邵”（方志敏、邵式平）等革命者在弋阳、横峰的暴动和割据；第三种是仍然潜伏于社会内部的革命区域，即赖经邦、李文林等革命者在吉安东固的秘密割据。这三种革命区域，既在总体上受到中共中央指挥下的整体扩张战略的影响，又在各自区域具有差异性的扩张动机。例如，在解决军队给养的生存压力下，“朱毛红军”对外的“游击”冲动，不仅远比先前在井冈山活动的“绿林豪杰”王佐、袁文才强烈，也比弋横两县和东固地区的中共革命势力更为迫切。而以弋横两县为最初据点的“方邵”革命力量，由于缺乏武装，力量薄弱，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寻求周边县份的协同作战，并派人四处联络和活动，从而促成整个赣东北革命区域的扩散过程。

革命动员的研究，很少关心革命区域的扩散和迁移，而革命传播的研究，必须尝试着对这种过程作出传播视角的历史解释。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共革命区域向外的扩散运动，在很大程度上由中国和苏俄、共产国际的关系所影响。中共在组织上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其政策和行动反映着苏俄以输出革命的方式改变世界秩序的政治雄心。由苏俄的国家利益而言，它在华活动的直接目的，是在北方扶持一个“亲俄”政权，以改变“远东”地区受日本等国支配或威慑的不利局面。然而，从孙中山时代开始，中国的革命势力就在南方更有基础和优势，这一现实状况迫使苏俄重视南方革命势力的发展，但同时也总是想象着受苏俄扶持的革命势力能从南方向北方发展，取得全国政权，进而保障苏俄利益。1927年至1930年这段时间中共中央对“革命高潮”的认知和鼓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苏俄幻想中国革命由南到北实现“暴动”式发展的一种反映，同时也折射了苏俄领导人当其在华政策遭受连串挫败后的强烈心理反弹。这种以“世界革命”相激励的国际政治格局，决定了中共领导的苏维埃革命运动，不会屈居于南方或其他省份的偏僻地区。

革命运动的扩散过程，也是革命观念的实践过程。近代以来的革命观念，其目标是社会的全盘变革。因此，革命党与其他性质的政党有所不同的是，它在革命理想支配组织行为的发展阶段，总是怀有夺取全国政权、进而从根本上改变社会面貌的政治抱负。作为一个深受苏俄革命理论影响的革命党，中共同样具有这种特性。1927年后，尽管中共的革命运动充斥着地方特征，但中共中央的革命计划却始终带有整体性，它总在督促各地的赤色割据区“连成一片”，在所有可能发展的区域扩展革命版图，尤其是攻占中心城市。同时，国民党政权调动军队对中共势力进行总体上的“围剿”和“封锁”，也必然从反面迫使中共在各地的革命势力想方设法向外突破，以解除敌方的军事威胁，进而实现最终推翻其统治的目标。革命从有限区域向更广区域的扩散，可以说是革命运动内在的一种基本性质。

中共领导的红军，凭借其军事战斗力与革命传播功能，支撑和推动着革命区域的扩展。各地红军在创建初期“因地为粮”，主要靠“打土豪”、“攻城”解决军队给养问题，这种生存方式固然是其得以壮大的关键机制，但另一方面，也促使其必须向外发展，以至于红军通常具有比地方党组织更为强烈的扩张冲动。红军比北伐时期的国民革命军更加注重其革命传播功能的发挥。“朱毛”红军到达一个县城后，“只要三小时，宣传工作就可以普遍”，“许多地方群众说：‘红军一到，满街鲜红，等于过年’。”红五军也认为，“红军里的同志，不单是武装斗争员，有时要担负着宣传组织的责任”，因此“红军无论到什么地方，除将沿途和驻扎地的墙壁上用石灰或颜料写标语外，再以口头问答式的宣传。”这种革命传播功能，加上军队本身的战斗力，使红军成为中共向外部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甚至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在红军的扶持下才得以成立或恢复。例如江西修水县，中共的党组织在当地“毫无基础”，但红军冒险攻下修水县城后，“城内及附近乡村中凡红军所经过的地方，满贴红色布告、标语、宣言”，“在四个月的时间，就发展到万多党员，可说修水的西北两方完全有了组织，如白石桥、墨田、杨坊……一带周围三百多里，完全为赤色势力的割据。至于西北乡、武陵、通山、通城边界横长二百多里路远的工农群众，经红军过了一次，受了很大的影响，都有自动的起来造名册，要求派人前去恢复农会及加入共产党的。”当然，红军向外的势力发展与革命传播过程，也必定受到地缘条件、党组织基础、民心拥护程度以及敌方势力强弱等因素的制约。中央苏区在赣闽粤边区的形成，可以说是这些因素交相作用的结果。

中共组织的动员能力对于革命区域在乡村社会的持续扩散，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这种作用尤其体现在“扩红运动”当中。除此之外，这种过程也受到以烧杀报复、集体安全或自卫等为心理基础的革命生存逻辑的牵引。与通常的战争不同，革命诉诸“人民战争”来实现夺取政权的政治目标。在这种形式的战争中，所有人都被视为并且难以避免地成为“我方”或“敌方”的参与者。尤其在暴动初期，革命者所在的区域基本上没有“后方”可言。革命运动在其席卷之处，引发全民紧张的战争气氛。基层社会的革命组织，通常以县或区及其周边为势力范围，尽力扩张以求得安全和生存。在从村到县或区的地理空间里，中共基层干部和地方武装，往往具有比红军更加炽热的战斗性，个别地方干部甚至不惜派赤卫队暗杀红军士兵，以夺取枪支“希图扩大赤卫队的武装组织”。身处本乡本土的革命环境中，他们“因循农民的报复式请求”，时而呈现“大烧大杀”、“拼命与征服的英雄思想”，倘若“误认某村为全部群众反动，非以武力征服不可”。乡村社会的革命运动，从实际形态上来说，经常表现为村与村之间、村与镇之间、乡村与县城以及宗族与宗族之间的社会冲突，特别是政府官员和地主富户聚居的县、镇或乡村中的“土围子”，往往成为中共地方势力和革命化的农民征服“反革命”势力进而掀起地方性“革命高潮”的中心目标。生存于这种集体环境当中的个体，即便是中共干部，其行为也常反映集体的某种自我驱动或心理需求，而非单纯按照中共的动员计划行事。

对于被卷入革命区域的居民来说，革命完全是一种非常态的生活。这种生活当然有其愉悦之处，譬如对昔日乡村权威人物的戏弄，摆脱大族或豪绅的欺凌，红军攻城时去围观或挑担子分取财物等等。但总体来说，革命毕竟面临本地“反革命”势力的反攻和报复，以及国民党军队的镇压，因此危险的氛围在乡村全体成员当中挥之难去。而且，革命的意义和文化不断贯穿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也会使他们察觉到自己生活的与众不同。生活环境的不一致性所导致的紧张感，促使革命区域的居民，比非革命区域的居民更希望外部社会的生活与自己保持一致，而只有当革命区域不断扩大，周围越来越多的乡村居民过上同样的革命生活时，这种紧张感或危险感才有可能得到纾解。集体安全或自卫的心理需求，有助于提高革命区域内的社会成员对于某些革命活动的参与度，当然也有可能会有助于红军或中共地方武装的向外扩张。在某些情况下，革命区域的居民会主动向外宣传革命后在生活改变方面所感受到的好处，这既有可能是社会实情的透露，也有可能是上述心理的曲折映射。

革命区域向外的扩散或迁移存在多种途径，中共的组织动员可能在其中担当着基础性的作用，然而影响这种过程的集体性行为机制和心理动机，尤其是外部社会所能提供的资源和条件，往往比动员策略或技巧更起决定性作用。革命运动较易传播的区域，可能是那些在此之前革命者的足迹或革命文化已经产生过影响的地方。民众对于“造反”的观念，也会影响着革命传播的过程。换言之，革命运动或革命文化，较容易在那些“官府”观念淡薄、“造反”氛围浓厚或日常暴力冲突较具传统或十分盛行的地方，获得成功的传播。此外，在中共的革命行动中，有些并不太符合动员规范或明显偏离动员规范的行为，例如对敌方人员的拉拢、利诱，对地方“反革命”势力的烧杀、报复等等，也都有可能对革命区域的扩散，产生正向或反向的推动作用。有时，甚至可以考虑，中共革命区域的对外扩散运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其武装力量的战斗力所决定？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日渐发展的、由中共与社会共享的某些文化观念所推动？红军在对外扩张或游击的过程中，经常对地方上的“群众基础”十分关注，这种基础与革命运动所传播的文化观念，倒底存在怎样的关联？再如，革命运动在相邻区域之间的感应和传播，以及一个区域的革命者（甚至是所谓的“群众”）对另一个区域的革命者的模仿，在革命区域的扩散过程中起到何种作用？这些问题，在现在的中共革命史研究当中，显然还缺乏有力的论述。

三、革命传播和国家建构

革命动员和革命传播的研究，都要涉及政治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建构，但两者有所不同的是，前者的出发点主要是解释革命的成功之道，而后者的出发点既可与前者一致，也可延伸至对革命运动中的国家建构方式及过程进行探讨。在一个革命化的社会中，国家建构并不只是表现为政治制度的移植、创设或实施，而是必须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即如何在社会文化层面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并使其有效运转起来。在革命动员的研究中，国家建构的某种方式，可能只是被视为动员的某种工具，而在革命传播的研究中，这种建构赖以运转的政治与社会媒介，很可能就是国家自身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甚至是一个新国家得以在社会上生长并扎根的关键机制。

大众媒体是中共建构国家理想并使之获得社会认同的最初媒介，是革命动员和革命传播共享的载体。革命者借助媒体的宣传行为，既可视为是在动员人们参加革命行动，也可视为是在向人们传播与革命有关的意义、讯息或文化。但比较而言，动员的概念适合用于表示那些具有明确行动指向的宣传行为与过程，而传播的概念适合用于表示那些散布革命消息、阐释革命意义、普及革命文化的传播行为与过程。换言之，从直接的目标看，动员偏重于行动层面，而传播偏重于心理层面。革命动员和革命传播有可能融合为一个过程而密不可分，但也有可能某些以媒体或舆论为载体的传播行为，并无明确的动员涵义。当然，动员中还有一个“社会动员”的组合概念，可以指涉社会心理的变迁。不过，在革命化的社会中，对于引导社会心理变化但却未必具有明确的动员涵义的媒体行为和舆论方式，革命传播的概念仍然显得更为恰当。革命传播在许多方面含有与革命动员有所差异但又有可能形成互补的研究方向与内容。

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有句名言——“媒介即讯息”，意指媒介本身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讯息，传播工具的性质会比媒体所传播的内容更能通过影响人类理解和思考习惯进而带来社会变革。清末以来，报刊在中国成为最具革命性的传播媒介，其特点是鼓动受众“对现实、变动、‘新’的关注，定期而累进的刊数序号伴随着‘前进’的急迫感，将其读者卷入一种规律且理性切割的时间之流内。”中共与清末革命党一样，在革命酝酿初期都因办理报刊而在社会上产生重要影响。这些报刊在散布新闻讯息的同时，也传播着革命的价值观念，进而可能影响公共舆论的形成或变动。这一阶段带有革命色彩的报刊，并无特殊的权力或地位，它们在社会上与其他报刊同等参与舆论主导权的竞争，其特殊之处主要在于其目的是传播革命价值观。早期缺乏军人成份的中共，比包含许多日本士官生和新军官兵的清末革命党，以及较难约束军人权威的国民党，更依赖报刊的作用。这种组织特性，到中共组织在各地建立割据政权后，仍未发生改变。特别是1930年左右中共中央对分散各地的赤色割据政权加强控制后，革命报刊的数量获得了惊人的增长。据估计，苏区报刊总量达到300余种，中央苏区各类报刊达到200多种。在这些报刊的发行量中，“《红色中华》从三千份增至四万份，《青年实话》发行二万八千份，《斗争》二万七千一百份，《红星》一万七千三百份”。中共熟练运用的其他文字性媒介，也在苏区社会大量涌现。这些媒介除了包括遍布苏区墙壁上的标语，还包括大量印制的书籍。中央苏区的四大印刷机构——中央政府印刷厂、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印刷厂、中央财政部印刷厂以及毛铭新印刷所（后扩充为闽西列宁书局），就曾经承印“红军和地方各类学校课本、临时的教材、各类青年、儿童读物等几十万册。”苏区社会的这种变化，可以说是革命知识分子转移到乡村从事革命运动的一种自然结果，同时也反映了由知识分子社团演变而来的中共在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某种路径依赖。

中共一面将其习用的革命传播媒介移用到苏区社会，一面适应乡村社会的特点，注重发挥歌谣、戏剧等艺术性传播媒介的作用。中共高层干部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上就指出，由于“中国一般文化程度的落后”、“识字的百分数是非常低的”，所以要尽量“利用唱歌，利用戏剧等许多群众的宣传鼓动方法，向广大的群众进行宣传鼓动的工作”。在苏区社会，不仅源自俄国的话剧流行开来，中国传统的歌谣、戏剧等民间艺术形式，也纷纷被改造成传播革命文化的载体。中共江西省委就曾要求下级党组织“依照二度梅、梁山泊访友、四川调、闹五更、十杯酒等小歌调本来叙述万安暴动的情形，农工兵生活痛苦和出路，国民党的真象等等。”中共组织和党员，几乎把所有能够想到的、方便表达自身愿景或态度的媒介都利用起来。有人统计，革命年代中共使用过的传播媒介多达60种以上，“除了常见的印发传单、小册子，张贴标语、布告，召开报告会、演讲会、读书会，创办各种类型的墙报、油印小报、铅印大报，组织各种形式的宣传队（宣讲队、演剧队、蓝衫团、秧歌队、歌咏队、巡回展览队、孩子剧团等等），还通过放幻灯、印鼓动画、写街头诗、贴‘壁上新闻’、演活报剧、寄年贴、写慰问信、赠纪念品、甚至放孔明灯等形式进行宣传。”

中共在革命传播上的良苦用心，不仅仅体现于媒介形式的多样性，还在于它利用或创造了各种与民众面对面交谈的场景，从而将报刊、书籍等媒介的传播网络直接延伸到个体面前，促使与其接触的民众发生态度或观念上的改变。通过全方位的细密编织，中共形成了三个层次的革命传播网络：宏观层次，以报刊、书籍为主，辅以传单、标语、壁报等媒介，主要针对识字较多、文化程度较高的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但其受众往往是匿名的、广泛的；中观层次，包括读书会、报告会、演讲会和歌谣、戏剧等媒介，以及学校、剧团、宣传队等组织机构，其受众通常具有一定的数量规模，但传播过程不受文化程度的限制；微观层次，包括各种面对面的交谈形式，这种交谈既可能是公开的、多人互动的，也可能只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正是借助于这种多层次的革命传播网络，中共影响民众心理的意图，才容易在严密控制公共舆论的过程中，自上而下地得到贯彻。由印刷语言传播并得到交谈形式支撑的舆论领域在苏区社会的兴起，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俗政权依靠官僚机构和关系网络汲取社会权力的方式。

从“文化动员”的视角来观察中共的革命传播网络与行为，可能会形成这么一种研究趋向，即“用中共在发展和完善群众运动的艺术中所取得的成就，来解释他们击败国民党的原因”。不过，中共借助媒介而展开的传播行为，未必只局限于动员的目的。如果从传播行为总是源于自身需求的视角来考虑，可以推想，中共中央作为一个置身于乡村但却缺乏坚固的城堡或警戒区保护的主体组织，在充满动荡、暴力以及敌我双方所造成的高度恐怖的社会氛围下，也会产生自身安全方面的心理紧张感，这种紧张感可能驱使其总想通过媒体和舆论表达与民众的亲近关系。换言之，中共赖以保护自身的，不是坚固的有形城堡或警察林立的特殊警戒区，甚至不只是红军，而是周围民众的拥护和保卫。正因对此极度依赖，中共就有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满足自身安全需求，而非动辄动员民众的角度，展开其传播革命讯息与观念的连续动作，从而在特定的生存条件下，重塑着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形态。

多层次、全方位的革命传播网络，同时也是中共建构新的社会控制体系并由此重塑国家的社会根基的重要途径，或者说，革命传播网络本身已经成为国家权力的网状触角。在这种网状触角的权力笼罩下，革命前后的社会会发生极大变化。从国民党“清党”到1928年前后中共大举暴动的时期，谣言的传播在受革命运动震动的地区，曾经成为社会危机的表征，而到了1930年后中央苏区逐步形成后，新式媒体明显增多，谣言在苏区的影响则有减弱之势。另一方面，1928年后随着中共革命的深入扩散，乡村中的大部分士绅、地主和富户，在革命运动中或者被消灭，或者选择“逃亡”，留在苏区的则基本上丧失了说话的权利。由此，一个几乎没有话语竞争者的公共舆论场域，借助报刊、书籍、歌谣、戏剧等媒介以及频繁的社会互动形式——集会、游行和会议，在苏区社会被普遍地建构起来。这种完全由革命的声音所主导的舆论场域，成为苏区政权最有力的社会构成之一，它同时也使中共苏区社会的控制带有明显的压力型特点，即经常可以诉诸舆论压力的方式或借助对这种压力的暗示，而使人们服从其政治需要。也正是在这种压力型的社会控制体系当中，中共的动员才有可能发挥最大效力。

就革命的庆典和仪式来说，包括那些常例性的庆典和仪式，它们也未必总是直接或间接地满足中共动员的目的。作为连接国家和民众心灵的纽带，在革命化的非正常社会状态下，它们正是国家亟需的构成要素。这些庆典或仪式，将当时尚在创建中的、较具抽象意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表现为相对直观或可感知的外在形式，因而可能使原本“不可见”的国家，在“人格化”、“象征化”以及想象当中，被人们所见到、接受乃至热爱。甚至有时候正是因为不以明确的动员为目的，它们才能在紧张或危险的革命生活当中，营造出轻松的社会氛围以缓解人们的内心压力，使革命状态下的人们真切地感受到革命所带来的愉悦。中共武装的“攻城”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就表现为一种缺乏深入动员，但却拥有大量参与者的愉悦现象。或者进一步理解，中共与其敌方势力在动员方法上的区别，可能就在于中共的动员需求，经常是潜藏在欢愉式的公共场景背后的，所以可能具有潜移默化或寓教于乐的深刻效用。  

革命传播的研究当中，也少不了话语分析的内容。在革命的话语当中，蕴含着革命者对于国家的想象，以及国家与社会、民众之间关系的新定义。以革命话语为载体所进行的革命动员，有助于塑造国家认同，但这并非只是单纯的动员方法或技巧所能决定。如果革命的话语缺乏魅力，哪怕是缺乏更新，那么动员的艺术都有可能沦为枯燥乏味的程式。从中共革命话语的演变来看，这是一个从清末一直往下延续的革命文化更新过程。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近代中国革命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间，在文化观念上存在极大落差，正是这种落差，使革命党人在民族主义情感的激发之下，具备传播革命思想的动力和潜能，也使其话语总是充满冲击性。中共的革命传播过程，实际上是近代以来的新文化在社会传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持续得到政治力量支持和有意识地贯彻的一个组成部分。换言之，从表面看来，革命话语虽是中共“制造”的产物，但其文化背景却非常广阔和深刻，并不是轻易就能“制造”出来并得到社会认同的。

总之，相对于革命动员来说，革命传播或许并不适合作为微观分析或实证层面的研究主题，它在概念上甚至比革命动员更难把握，但具有多学科背景，尤其是社会学背景的这一概念，有利于在革命动员论和社会结构论之间保持某种张力，既不失去以中共革命的实际过程为聚焦点的研究视角，以避免社会结构论的“粗疏之弊”，又便于在对革命扩散过程进行历史考察的研究中，整合社会因素和革命运动的互动机制，以避免革命动员论的主题“窄化”倾向。此外，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它还有可能启发我们：尝试着跳出中共成功之道的常见设问方式，去探寻知识分子或其他社会群体对于革命意象的“易感性”（suscep-tibilities）的社会心理原因及其机制。不论是从革命文化传播的初始阶段探寻革命获得大众魅力的起源和过程，还是从革命运动的博弈场景阐释革命外在激发或内在蕴含的社会变动机制，只有适当地转换研究议题的设问方式或路径，才有可能超越革命年代的时间限制，使中共革命史具备社会变动的典型样本的深远研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