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文革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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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文革学的研究队伍，主要有两支。一支是西方学者；一支是海外中国学人,华裔学者。
   　 早期的文革学者，基本上是清一色的洋人。除了少数情报部门和智囊团之外，大多数活跃于大学及其研究机构。著名文革学家麦克法夸尔就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他与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２：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１９６６－１９８２》，是一部研究文革的综合性专著，很有分量。被中国三个出版社以三种译本出版，都十分畅销。其参与者全部是洋人。他的文革专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二卷，也早在中国出版。据说第三卷也早就写好了，作者因为新材料不断出现迟迟没有定稿。目前我还没看到，可能还没出来。
     除了专门研究文革的文革学家，或者以文革研究为主的学者，还有一些学者，研究其他领域或者问题，涉及文革学的，也是这支队伍的重要力量。
    例如，研究中国问题的，特别是研究毛泽东的学者，往往对文革有研究。文革与毛泽东的关系，路人皆知。两者是紧密联系又有区别的。因此，毫无疑问，研究毛泽东的专家，也必然要不同程度涉及文革，往往对文革学有贡献。尽管这两个领域只能说是交叉而不是重合。
    例如，著名的毛研权威斯图尔特•R•施拉姆教授，是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系的美籍教师，曾任该校东方和非洲研究院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他长期从事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研究，是西方国家在这方面颇有影响的著名学者。他曾多次来华进行学术交流。20世纪60年代以来，他相继发表许多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和论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马克思主义与亚洲》、《毛泽东》、《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毛主席同人民的谈话》、《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地位》（参加撰写）、《毛泽东：初步再评》等。他的文革研究是作为毛研究的一个部分而存在的。
    迪克•威尔逊（Dick Wilson），早年就读于牛津大学和加州大学，后担任权威刊物《中国季刊》主编。主要著作有《毛泽东》、《周恩来》、《长征，1935》、《亚洲的觉醒》和《人类四分之一》等。他的文革研究也是在他的毛研究之中占一席之地。施拉姆和威尔逊所著的毛泽东政治传记，都出版了中文译本。
    R•特里尔算是毛泽东研究和文革研究的后起之秀。原系澳大利亚人，1979年加入美籍。他长期在哈佛大学执教，讲授中国政治，是在国际上享有较高声誉的中国问题专家。他曾多次访华，并采访了许多会见过毛泽东的外国政治家。他撰写的《毛泽东传》，在国际上颇有影响。其中关于文革的部分很有价值。施拉姆曾评论说，认识毛最后10年的部分是这本书给人印象最深的部分也是最有价值的部分。特里尔还写过与文革关系更密切的《江青传》。

    除了研究中国问题或毛泽东的政治学专家之外，还有从其他学科领域来关注和研究文革的西方学者。例如，斯坦福大学的沃尔德（Andrew Walder）教授，就是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文革的。他曾经将中国上千个县的人口统计资料，输入电脑，建立数据库，然后加以科学的统计分析。结果他意外地发现，文革中死人多的时期并不是造反和动乱的时期，而是“清队”和“一打三反”等时期。
    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正是西方左派在大学校园里兴起的时候，一批左派学者对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深表兴趣和希望。许多学者都承认，西方的68年学潮和造反浪潮，是受红卫兵运动影响或者与之呼应的。对他们来说，文革是有重大意义的意识形态斗争。很多人认为是一场有意义的革命。八十年代之后，这种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变。一方面，大陆官方公开否定文革后，一大批揭露和批判文革的文献和作品出版，以及许多有关文革负面的档案和回忆录面世。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苏东的巨变，冷战的结束，使得西方世界的左派明显衰落。这种宏观的变化导致文革研究更加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与局面。
    海外文革学研究队伍最强大的生力军是海外中国学人。

  　这支队伍包括两部分人:一是旅居海外的华人或华裔学者;二是部分国内研究者在海外发表研究成果。我之所以把这部分人也算作海外文革学的队伍，是因为他们的主要或者重要文革研究成果，是在海外发表的。他们之中有些人，也可能有短期海外经历，比如出去做访问学者、开学术会议等。（目前国内有学者认为，“文革学在海外”的情况已经根本改变。他们的依据，可能就是这部分学者的成长和成就。但我认为，他们的主要成果既然是在海外发表，那就还算是海外文革学的范畴。――2006，10，25注）
　
    海外从事文革学研究的华裔学人，在九十年代异军突起。他们多数是自中国大陆赴欧美留学的。由于他们有中国文化背景，有某种程度的文革经历或准文革经历，在接受西方先进的理念、方法，有了更广阔的视野之后，其研究不仅远超国内的水准，而且迅速获得学界内外巨大反响。形成海外文革学研究的新高潮。
    例如，王绍光的《理性与疯狂》以中英两种文字出版，这部有关武汉文革史的专著，就是研究地方文革和文革事件的难得著作，也是从政治学和社会学角度解读文革的学术性著作；崔之元的《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与失》等文章，是新左派在国内影响较大的文章。以研究文革异端思潮而闻名的宋永毅，则是目前海外最知名的文革学家之一。他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一书，改变了许多人的简单化的文革图景，是文革学的一部力作。不过，我觉得他忽略了张木生关于农村和农业问题的思索的内容，这是一个缺陷。69年，我从北京知青那儿了解到张的言论，极为震撼。我认为，当年张的思索应该是文革中异端思潮中的佼佼者。

     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博士王友琴，发表了关于66年红八月的系列文章，其研究凸现文革暴力和普通人受难，并以专业性高水准闻名于学界；吴法宪的女儿金秋，在美国获得历史博士，也成了文革研究专家。她的研究几乎就是紧紧围绕林彪事件来进行的。
    今年刚去世的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文革中是个中学生，他因著名的《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坐了十年牢。在监狱里向右派狱友学习英语和数学，文革后赴美攻读经济学，成了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据说是最有可能获诺贝尔奖的华裔经济学家。他虽然不是专门的文革学家，但由于他的经历和他的德识才学，他所发表的有关文革的论著，我认为是最高水平的成果，是我最看重的。

    另外还有一些在海外发表研究成果的大陆人士。号称大陆80年代四大思想家之一的金观涛和刘青峰有关文革的论著，就是在香港出版的。他们现在也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刘青峰主编出版过文革研究的论文集，其学术性和深度远在国内研究之上；国内研究文革（自称是业余的）的哲学家徐友渔，也在香港出版了他的文革专著；甚至国内外著名的文革学家、国防大学的王年一教授，其有分量的成果也是在海外发表的。　

    还有一些以纪实方式记录文革的文学作品，虽然并非真正的文革学著作，但由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某些文革史料，也在一定程度为文革学研究提供了一些信息，因而我们在观察海外文革学的时候，也不妨把它们包含在视野之内。这包括与官方观点大体一致的作者，如权延赤的《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和《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也是先在香港发表的。也有与大陆官方不一致的，如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张戎的《鸿》等。这些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者，他们的书也不是学术性的著作。对于其提供的信息，当然在不同立场的人看来，是非和可靠性是绝然不同的。

    我个人认为，在香港出版的这类作品中，师东兵的《文化大革命纪实系列》，是最有影响的文革纪实作品。他自称是谁也不能与他比，因为别人都没有觉悟的时候，他已经行动了。他采访过的人都已经死了。他的著作不仅数量巨大，有3千万字之多；而且信息量巨大，潜藏的信息价值极高。我很感可惜的是，他掌握了那么巨大的宝藏，却总是以文学的方式来利用这些材料，而没有以科学方式利用。
                                                

来源:新浪博客(半佛半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