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煌：唯一一次接触促使我写胡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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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
改革开放30周年口述史第15期

口述人简历

戴煌：新华社高级记者。本名戴澍霖。江苏阜宁人。1928年2月生，1944年参加新四军，1947年任新华社记者，参与过抗美援朝战争和越南抗法战争的报道。1957年因提出“反对神化与特权”等论点被打成“右派”，人生经受了多种磨难。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获得“改正”，重返新华社工作。半个世纪来，尽管被迫封笔长达21载，仍发表了为数可观的作品，并在协助他人平反昭雪和揭露贪官污吏方面耗费了大量心血。有《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直面人生》等作品行世。

我说，如果当时在会上讲是两个中心，我这个稿子里面只讲一个中心，加上你刚才跟我们说的话，人家就会说，新华社某人乱改稿，这不符合新闻真实性原则。是不是可以这样呢：会议新闻归会议新闻，你今天在家里讲的话另搞一篇。

他（胡耀邦）觉得颇为难，走来走去考虑。我想，他是不是不高兴了？因为历来我们党的领导人说一不二，我是不是伤了他面子、自尊啊？结果他走了几个来回，停下来说：哎，你说得对！他是这种态度，我觉得这种人在我们党内是少有的，我就下决心积累关于耀邦的材料。

—戴煌

戴煌俯身在桌旁，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有感于孙中山不让喊‘万岁"。他是一个记者，写作，是他一生的习惯；反对“神化与特权”，也是他矢志不渝的信念。80岁的他垂垂老矣，走路要靠一根拐杖。但这只手握笔之时，仍有令特权者望而生畏的力量。

在自家客厅里，戴煌接待过很多慕名前来的上访者，而他本人，就曾遭遇长达20年的冤假错案，九死一生，历尽劫波。他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荒诞，也成为新时期重建的参与者。在国家通讯社，在中国传媒界，没有第二个人像他这样，一生致力于冤假错案平反的报道和行动。

30年前，正是在胡耀邦等人的主导下，全国范围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开始启动。史书上用“拨乱反正”来形容这场历史的转折。国家政权开始重建合法性的努力。这中间，仍免不了林林总总的现实利害算计。但一个旧时代无处可逃，谢幕后被深埋。

既往的冤假错案尚未完全平反，现实中又有新的不公产生。怀抱正义感的戴煌，越来越感到自身的卑微与无力，他不能改变这个社会太多。但好在越来越多的牛虻开始涌现，他们在监督着这个国家向前行。

当时不知这是“阳谋”

已经开始抓右派了，领导还在说党内的同志要继续“放”，我就提出了反对“神化和特权”等观点，结果新华社宣布，“总社反右取得重大胜利，戴煌被揪出来了”

我从小读私塾，姚荫卿先生曾写了两句对联让我背：文无论长短贵在精，话不在多少贵在真。1944年，我16岁，参加了新四军，很快又入党。我积极响应“全党办报”号召，当年年底就成了报纸的“积极通讯员”，第二年又成为“模范通讯员”。报社的一些老前辈常找我们谈话，让我们“坚持真理讲真话，主持正义讲真话，维护史实讲真话”。所有这类教导，我记了一辈子。

我对国民党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非常憎恨，满脑子自由民主的理想，那时共产党、毛泽东也是这么号召打破一党独裁的。1947年，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成立，我从苏北文工团调到了前线支社当军事记者，在苏北盐城，和战士们一起与敌人拼刺刀，死的人多了，土围子外面的壕沟里充满了血，血流成河！我侥幸生还。

朝鲜战争时，我写完罗盛教舍己救人的报道之后，去以金正日母亲金正淑名字命名的“金正淑女子学校”采访，在该校师生面前讲话：要牢记十月革命的辉煌。那时我还相信斯大林。1953年3月，我到许世友为司令员的三兵团去采访，突然听到斯大林逝世的消息，我们都站在斯大林遗像面前痛哭流涕：这样伟大的领袖和导师到哪里去找呢？

1956年春天，在新华社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听到一位秘书传达朱总司令带回来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情愫才有了180度大转弯，不仅彻底否定了斯大林。而且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也产生了否定态度。

由于有了这个思想转变，加上我在各个地方看到的特权现象很多，1957年号召整风鸣放时，我就考虑：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已经开始抓右派了，彭真在很多共产党员面前讲话，说我们党内的同志要继续放，门外“反右”归“反右”，门内整风归整风，就是说错了，也不会把党内的同志和社会上的右派混为一谈。但是我们当时还不知道这是个阳谋，以为这是真的。党内的一些同志正常“整风”时，我就开始发言，提出了反对“神化和特权”等观点，我以为没有事，结果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在新华社全国系统的电话会议上宣布，“总社反右取得重大胜利，戴煌被揪出来了。”

1958年，我和一些右派被下放到北大荒去劳动。漫画家丁聪、书法家黄苗子等人和我一起在850农场云山畜牧场，吴祖光、丁玲他们在853农场。850农场的右派本来很多，摘了两批帽子后，还剩下三四百人。三四百人中有将近1/10死去了。

我身高1.78米，去北大荒之前体重是196斤，经过两度浮肿之后，只剩下82斤。在那里呆了两年零8个月，我体重去了一半多，居然还能活着回来，也是万幸。1960年冬天回来以后，不能当记者，把我放在新华社资料组，让我根据资料写一些小文章发表，署名“资料员”。

刚平反又遭“再批判”

1962年国庆节，新华社让我擎一面大红旗走在队伍的前面，通过天安门广场。还没到11月，新华社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说我坚持“反党立场”，要对我进行“再批判”

到了1962年初，召开七千人大会，情况有了好转。刘少奇在大会上说，三年灾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当时很不高兴，后来就说刘少奇是“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

刘少奇的讲话，对右派很有好处，新华社很多老同志在学习班上开始发牢骚。新华社共96个右派，在1962年春节前，新华社好几个人找我谈话，要第一个给我平反。在一些同志的劝说下，我开始写《回顾这几年我所走过的道路》。后来一共写了将近10万字，还坚持我的观点。

支部看，总支看，社党委也看，差不多看了三四个月。1962年国庆节前，社党委成员、国内部的一个副主任找我谈话，说我受了这么多苦，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很好，要给我平反，他们还要组织人出去做一些调查，要我很好地配合他们，不要再发牢骚了。打成“右派”以前，每年的五一、十一，我都是站在天安门观礼台上的。这次国庆节，则让我擎一面大红旗走在新华社队伍的前面，通过天安门广场，以表示对我的信任。

可是过了国庆节，还没有到11月。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打退单干风”、“打退翻案风”的指示就传达下来了。新华社和我谈过话的领导，“拥护毛主席的坚定立场”，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说我坚持“反党立场”，要对我进行“再批判”。1957年，吴冷西宣布我是“右派”后，立即就对我进行了批判，这一次再批判则很慎重，准备了半年。从1963年五一过后开始批判，一直批了整整两个月。每一个星期，他们出一期《批判戴煌简报》，不给我看。

1944年4月23日是我参加新四军的日子，他们特意选择20年以后的这一天给我处分。罪名是“坚持反党立场”，开出公职、劳动教养两年。

在北京南苑附近的团河劳改农场劳改两年过后，“文革”就开始了。新华社的领导吴冷西、邓岗、朱穆之等人都被戴着高帽子游街，没有人管我的事了。劳改农场的领导就叫我在劳改农场留场就业。后来去了天津清河农场。1969年又去了山西，在那呆了十几年。那时的苦，一言难尽。劳改前，我现在的老伴刚和我结婚，在我被带走后第5天，她早产一个月，生下来一个女孩。她坐月子期间，一块肉都没有吃过，只吃了1个鸡蛋。我那个早产的女儿，四五岁时和院子里的小朋友一起过家家玩，都是让她扮坏人。院子里大些的姐姐，洗完衣服就把脏水泼到我家里。

1958年去北大荒劳改后，我原来每月150元钱的工资变成了28元生活费，我要负责很多侄儿、侄女的学费，还要给我一个姐姐治肺病。去北大荒前，我没有钱了，就卖了一支“派克”笔，得了30多元钱买了一些治肺病的药给她寄回去。她吃了一个多月。我到北大荒不久她就去世了，才34岁。

我的二哥戴作霖，“文革”时50多岁，牙齿不好，门牙都掉了，说话不关风。阜宁县沟墩镇干部陈理海有意要表现自己立场坚定，认为他是大右派的哥哥，就要迫害他。那时候正在批判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就要我二哥在这个镇的批判会上喊口号：“打倒江渭清！”他强迫我二哥喊，我二哥只好喊了。喊的明明是打倒江渭清，他们却立即叫批判会议停止，来抓“现行反革命分子”，说戴作霖刚才喊的是“打倒江青”，而江青是我们伟大的革命旗手。立即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个几十斤重的大铁块挂在我二哥脖子上，上边贴着“打倒反革命分子戴作霖”。叫他上街游行，每走三步跪一下。小镇街道还没有跪完，脖子就被铁丝勒了一道沟，流出血来。从此我二哥就得了病，在“文革”期间就去世了。

真是一大家子苦难深似海！

1978年元旦刚过，我在劳改队劳动，左肋受伤，我轻轻喘口气都疼得不得了，只好回北京过春节，顺便养伤，另外也照顾我的因为受刺激太深而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老伴。每年的探亲假只有14天。我在劳改队每月32元工资，不回劳改队就没有工资了，但是在北京过了14天的假期后，我不能回去。幸亏我的也被打成右派的好朋友姚昌涂、徐颖夫妇，他们受的处分比我轻，只是降职降级，每月还有六七十元钱，几乎每月都给我们寄来二三十元，这样我们一家大小四口人才得以勉强活下去。

右派不平反只“改正”

反右中的右派和“文革”受迫害者区别对待。右派没有被平反，只是改正，不给补发工资。“文革”受迫害的人都平反了，右派则是回来就回来了，没有平反，有些还继续在农村劳动

这时我到处上访。当年在越南和胡志明一起吃饭时穿的呢子衣服补得一块一块，都看不出是呢子衣服了，根本不能再穿，劳改队发下的工作服又瘦又小，同时也是破破烂烂的。我穿着这样的衣服怎么上访啊？后来我向人借了一套旧衣服。

上访时，我是口头上访，没写书面材料。要求是：恢复名誉，重操旧业。去全国政协礼堂，那里的人说，这件事情不是他们搞的，让他们研究研究吧。可是他们能研究出什么？统战部我也去了，他们也说研究研究。我去中组部，中组部院子前面有个传达室，里面有人也接待了，他们说我们一定研究，态度比较好。

正在这当儿，也就是1978年春天，统战部、中宣部、公安部、民政部和中组部在青岛一起开会，讨论右派平反的问题。结果统战部、中宣部、公安部和民政部的人都说把大家的帽子摘掉，回来工作就不错了，不一定要平反。只有中组部部长胡耀邦派去的代表和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不同意其他四部的意见。派在那里采访的《人民日报》记者于国厚也同意中组部的同志和凌云的意见。但他们是少数，其他四部是多数，结果就做了决定，华国锋主席也同意了多数人的“摘帽不平反”意见，并向下发了会议文件。

胡耀邦觉得这样不对：当年号召人家讲话，怎么把人家打成敌人了呢？胡耀邦这个人是很实事求是的，他要中组部的同志隔三差五向中央写报告，要求五部重新开会，中央不回答。那时中央已经把会议情况传达下去了，但是还没有正式形成决定。中组部一次一次地向上面打电话、写报告，要求重新开会，重新研究。这样隔了几个月，到1978年秋天，中央又叫五部在民族饭店开会，而且指定中组部的人担任会议主席。经过讨论，竟然多数人同意中组部的意见，但是一位领导又说，“反右还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而已。”于是民族饭店会议后，党中央又向全党发出了通知，右派只能改正不能平反。

对于“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包括邓小平在内，当时是主张坚决平反，补发工资。反右中的右派和“文革”受迫害者区别对待。右派没有被平反，只是改正。不给补发工资。“文革”受迫害的人都平反了，右派则是回来就回来了，没有平反，有些还继续在农村劳动。当然，改正比摘帽要好，摘帽以后不给恢复党籍，改正后则恢复党籍。

在给右派改正的通知下发到全党之前，新华社党组成员、国内部主任杜导正和其他三个人，一人拿20元钱，到我那个小穷屋子里给我们解决生活困难。他们大概知道右派都要改正了，不过没有告诉我恢复工作的事。1978年国庆节前，新华社复查组工作人员就通知我，国庆节三天假期一完，我就回去上班。10月4日我重新回到新华社上班了。没有胡耀邦和这个改正的文件，我是回不了新华社的。

不是每个人都“改正”了

我们五个是新华社最先“改正”的。不是每个人都被平反或改正了，包括“文革”中我死去的哥哥。农村里面的平反情况一塌糊涂，谁给你平反啊？！很多迫害人的人照样当官

回到新华社，我先在资料组呆了几天，又到了政治组。那时已经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要平反彭德怀、陶铸和“六十一人集团”。关于彭德怀的文章，由总政宣传部和《解放军报》负责写，陶铸和“六十一人集团”案的文章由新华社写。

“六十一人集团”的文章由唐贤美（秦基伟将军的夫人）、丁文两位女同志和我采写。新华社的采访介绍信有个规矩，某某人后面加个括弧，注明是共产党员。我那时还没有恢复党籍，但是也在我的名字下面说我是党员，我心里很高兴。

1978年12月15日，就是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几天，我和李耐因等所谓“反党小集团”的4个人一起被“改正”了。当时“改正”会场一共有三四百人，主要是新华社国内部的人，其他部门也去了些代表。我们五个是新华社最先“改正”的。

不是每个人都被平反或改正了，包括“文革”中我死去的哥哥。农村里面的平反情况一塌糊涂，谁给你平反啊？！很多迫害人的人照样当官。1980年我去江西赣州采访李九莲案，李九莲被控“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被枪毙了。为李九莲喊冤的很多“李九莲问题调查研究会”成员也受到牵连。有人在监狱里和管理人员处得比较好，就带出信来。宋庆龄作了一些批示，新华社也派我去调查这件事。

当时在江西省讨论处理李九莲时，只有三个人不同意枪毙，其中一个是江西军区的政委张力雄。张力雄考虑到下面的阻力很大，也考虑到我的人身安全，就劝我不要住他们赣州地委招待所，他特别给赣州军分区的政委打电话，叫我住军分区的干部招待所。我和江西赣州地委书记杜昭大吵特吵，他认为把李九莲杀了是正确的，而且问我屁股坐在什么板凳上。我说我坐在党的板凳上，坐在实事求是的板凳上。

我的稿子写成内参后，胡耀邦作了批示，李九莲等人被平反。但迫害她们的人全部都在台上，没有一个下来的。

我伤了胡耀邦的面子？

我提出看法后，他觉得颇为难，走来走去考虑。我想，他是不是不高兴了？因为历来党的领导人说一不二，我是不是伤了他面子、自尊啊？结果他走了几个来回，停下来说：哎，你说得对

我和胡耀邦有过唯一的一次接触。1979年6月上旬，中纪委开常委扩大会，胡耀邦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他到会作了长篇讲话。新华社去现场采访的记者带回来很多材料，交给新华社政治编辑组组长，组长请我根据这些材料来写这个新闻。写好以后我们送到中纪委办公室。我送给当时的中纪委副书记魏文伯，他说这里面有胡耀邦的讲话，应该送给胡耀邦看一看。他叫秘书给耀邦那里打电话，耀邦马上就说，好，我也应该看一看。那时候已经下班了。

当天夜里，我们值夜班的政治组老编辑赵永西敲我的门，说胡耀邦连夜把稿子看了，叫我第二天早晨7点钟到他家去，和他谈稿件的修改。第二天一早，我、赵永西和国内部的一个副主任一起过去，大概他俩也很想见见十分崇拜的胡耀邦吧！胡耀邦吃了早饭就来和我们谈话，他说，党任何时候只有一个中心，可是在中纪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又提出一个中心，即大搞四个现代化是中心，整顿党风也是个中心。两个中心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没有的。他说应该围绕着大搞四个现代化这个中心来大搞党风建设，反对腐败。他说你能不能把这个修改一下？我们三个人商量了一下，我说会议简报和会议材料参加会议的人都看了，散了会这些人带回去，各级也都看了。如果当时在会上讲是两个中心，我这个稿子里面只讲一个中心，加上你刚才跟我们说的话，人家就会说，新华社某人乱改稿，这不符合新闻真实性原则。是不是可以这样呢：会议新闻归会议新闻，你今天在家里讲的话另搞一篇。

他觉得颇为难，走来走去考虑。我想，他是不是不高兴了？因为历来我们党的领导人说一不二，我是不是伤了他面子、自尊啊？结果他走了几个来回，停下来说：哎，你说得对！干脆会议新闻暂时先不要发了。中南海每周都要开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的例会，今天我要赶快去参加这个会，来不及到中纪委说了。我今天在家里跟你们讲的这些话对中纪委也有参考价值，你能不能到中纪委给我转达一下？

当时中纪委的常务副书记是王鹤寿。因为我老到中纪委采访，所以和王鹤寿也非常熟。我说：“那可以，我去。”他和我们三个人一一握手说，我要赶到中南海开会，以后有什么问题我们多商量。

他是这种态度，我觉得这种人在我们党内是少有的，我就下决心积累关于耀邦的材料。

内地出版社沉不住气了

中央文联出版公司（现在叫中国文联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和我说，他们早就想出版《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了，现在香港出版这么红火，他们一定要出版

1994年，《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约我写胡耀邦，把题目都想好了，就是《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我一口应承。

虽然我积累了很多材料，但还有很多事情我不了解，还有很多事情我要核实，所以又采访了很多知情人，广泛地搜集和核实材料。一共采访了8个多月。这个过程当中，又有很多人帮着我收集和复印材料。有了大概200万字的材料，我才开始整理撰写。1995年11月，耀邦诞辰八十周年，《炎黄春秋》登了我写的一部分，接着《南方周末》等几十家报纸也转载了。

但是要出书就很困难。首先和我草签合同要出书的是人民出版社，结果他们把稿子基本上编好了之后，又自己废除了这个合同。后来中央党校出版社的社长和一个编辑也到我这里来，我把稿子给了他们。几十万字的稿子他们三天就编完了，但后来出版社社长又向我表示：暂时不能出，要把我的稿子留他们这里，等等再说。等到什么时候啊？于是我到中央党校出版社把书稿拿了回来，他们还很舍不得。

书稿接下来送给新华出版社。在这个出版社帮忙的一个退休女同志孙维熙转请已离休的新华社原副社长冯健看。冯健连夜看了，拍案大喜，说非常好，建议新华出版社领导赶快出版。

就在这种情况下，香港镜报创办人、全国政协委员徐四民先生不知从什么渠道知道了我的书稿。他1997年春天到北京开全国政协会议，住在北京饭店西边的贵宾楼，打电话给我，问愿不愿意把书稿给他，让他带到香港去出版。我当然愿意。

当年9月份就出了第一版，北京新华书店的内部书店也销售。书价是一本港币88元，流传到大陆内部来销售，是一本150多元，居然也一抢而光。所以1998年2月份，香港又出了第二版。

大陆的出版社沉不住气了，中央文联出版公司（现在叫中国文联出版社）的一个编辑曹利群和我说，他们早就想出版了，现在香港出版这么红火，他们一定要出版。我说，你们要出版当然好，但是新华出版社已经印成书稿，也做过一番努力，不能把人家忘了。他说，那好，两家出版社联合出版。所以大陆上出版的书是中央文联出版公司、新华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一下就印了15万册。那是1998年5月。盗版很多，我看到以后心情很矛盾，欢迎他们出，读者越多越好；但是我也穷困啊，也需要一点稿费。2004年7月，工人出版社又出了修订版。也有盗版，我只好随它去，反正人们景仰胡耀邦坚持真理的精神总是大好事。

决不当混世虫

我对冤假错案的关注从来没停过。很多人上访喊冤都来我这里，他们有的找到我家来，在这过夜。和上访者接触，我也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我也想尽我的力量帮他们

1981年左右我从政治组到机动组，我想搞什么就能搞什么，没有人干涉。我对冤假错案的关注从来没停过。我那时接触的上访者很多，很多人上访喊冤都来我这里，他们有的找到我家来，在这过夜。

1981年底，我采写了《“文化大革命”中最奇特案件》，案件的主角名叫谢洪水，福建省龙岩县适中公社农民。1966年10月，正当批判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声浪甚嚣尘上之时，他竟成立了拥护刘少奇主席的“幸福会”。很多人因此被杀。1992年，我写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一记者奇冤》。另外，通过新华社的《内参选编》向中央反映“记者殷新生无端受迫害，郑州市检察院久拖不决不予平反”的情况……1998年9月，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直面人生—戴煌新闻采访实录》，里面收录了我采写的部分冤假错案报道。

1930年，我国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南京晓庄师范，跟这个学校刚毕业的一个学员通信，信里面说了两句话：“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意思就是全心全意地为国为民效劳。这使我想到，我们共产党革命部队有很多同志当时确实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他们非常艰苦朴素，英勇奋斗，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后来我才逐渐地醒悟到，同时另有很多人是捧着帝王将相的野心、个人名利的私心、升官发财侵吞人民血汗的黑心而来，带着大名大利和黄金万两而去。在“反右”运动之后，更使人感到，官场上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说不清楚。

和上访者接触，我也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我也想尽我的力量帮他们。满心想怀抱正义，决不当混世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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