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泽文：一个中学生的文革造反经历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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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成了造反派红卫兵

作者 黄泽文

在成为成都五中“革联指”的一个成员后，我们决定给自己也加封为“红卫兵”。全队二十多位战士，不论家庭背景如何，每人都颁发了红卫兵证，胳膊上都戴上了红卫兵袖套。时移事异，我们这些前几个月的狗崽子，现在也终于扬眉吐气，理直气壮地自己批准自己，成了红卫兵。这样一来，就很有一点“不准革命，而终于革命起来”的得意感觉。

在文革史上，我们这种红卫兵被称为“造反派红卫兵”，以区别于文革初期那些血统纯正的“老红卫兵”。当时，我们则直接称呼他们为“老保”，因为他们此时的主要任务已经变成保爹，保妈，保当权派。

当我在校园中走动时，那些保派红卫兵看见时，眼神都是怪怪的，似乎不能适应我等的新身份。但我却毫无不适应的感觉，反而在心中有一种自豪感，从此以后，我们将以“造反派红卫兵”的新身份与“保派红卫兵”对抗，我们将成为五中文革的主角。

几十年后的人们，当谈起当年文革红卫兵的诸种恶行，常常一概而论。一概斥之为：“一大帮被煽动起来的暴民”，或“失去理智的红色暴徒”，这实在有混淆是非，张冠李戴之嫌。

我等后来自发成立的红卫兵与运动初期的保派红卫兵，虽然都自称红卫兵，但名同而实异。其异有三：其一，造反派红卫兵诞生于1966年底或67年初的造反之际，以出身非红五类家庭者居多；而保守派红卫兵诞生于1966年的红八月，多是血统纯正的革干、革军子弟。因此，我们既无在校内打老师和同学之恶行，亦无在社会上抄家，抓人，破坏文物之劣迹。其二，造反派红卫兵搞五湖四海，不搞种姓歧视，不以血统出身来论人之优劣，实现了身份的平等。其三，我们均是当初在校挨打受压之辈，受够了保派红卫兵的人身侮辱，现在顺势而起，自己解放自己，起来革命造反，斗争矛头对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不是先期革命附体，飞扬跋扈，伤害无辜；而后期从一己私利出发，保爹，保妈，保当权派。

当然，我们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也有相通之处。二者均在文革前接受了同样的“立场”、“斗争”和“仇恨”教育。思想上均形成了红黑分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习惯。信奉斗争哲学，凡事皆斗，不懂妥协，也不懂换位思考。一样有着对红太阳的个人崇拜；一样有着“誓死捍卫”的稚子忠诚；一样满嘴革命辞藻，引用“毛著语录”来批判对手；一样有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狂勇气概；还一样有着唯我独革，唯我独尊，自以为是，容不得别人的“山大王”气息。

最后，这两种红卫兵殊途同归。在文革折腾了两年多后，以“老三届”中学生的同一身份，得获“知识青年”的同样头冠，奉命“上山下乡”，奔赴广阔天地，很有必要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从此离开了学校，抛弃了课本，其中绝大多数人一生之中再也没有机会走进教室，其受学校教育的时间定格于文革开始的1966年初夏。

不再赘述，还是回到文革造反时的成都五中校园。

面对造反派大联合后的气势，五中的保派红卫兵开始反击。但说来也可怜，我的这些根正苗红的同学们，平时大都学业荒疏，缺乏写作能力，写不出像样的文章。他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在校园里用歪扭的大字写出“砸烂联合纸灰铺”，“指挥部是牛鬼蛇神”之类的大标语，还背地里搞些下作的勾当，趁人不注意，出动人手撕毁我们的大字报。一次，当几个家伙正在撕我们刚贴出的大字报时，被我们逮个正着。我们二话不说，把他们拉到西南局的街面上，在大庭广众下和他们辩论，弄得几个家伙灰头土脸，直到他们认错，方才罢休。

当年的保守派红卫兵虽然在文革初期着实风光了一阵，以天生的革命接班人自居，整老师，整同学，一副要再来一次“反右”运动的架势。但他们的确不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是真的要和他们过不去，矛头对准了他们当官的父母。

毛泽东这次搞的文化大革命和以往的运动居然不一样，斗争矛头似乎对“传统的阶级敌人”并不怎么感兴趣。矛头对准的是当年和他一起革命的战友，此时的名称是“党内的走资派”、“黑帮”、“修正主义分子”。这些老红卫兵的父母大都名列此榜，此时已经成了革命的对象。而我们造反派红卫兵，这次则交了“跟斗运”，有伟大领袖给我们站在我们这一边，因此顺风而起，成了毛泽东用来实现他的文革战略部署的主力军。

1967年初，五中的保守派自感大势已去，没有经过几个回合，他们就作鸟兽散了。曾经被他们盘踞的校园西侧的教研楼也人去楼空，我们趁着这个机会，“更上一层楼”，从地下室搬到了楼上，搬到曾经天天向我们倾倒垃圾的那个房间，搬进去时，我们有扬眉吐气的感觉。

1967年1月，寒风中的大地虽然冰封雪飘，中国各地却是战鼓轰鸣，狂飙骤起。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似乎都突然开了天眼，顿悟到权力的关键，纷纷起来，冲进了原来的高楼深院，夺取各级党政机关的权力。

上海市的造反派首开先河，于1月4日、5日夺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权。10日，黑龙江造反派组成接管委员会，夺了省级机关的权。14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一号通告”，夺了省、市党政机关的大权。17日，湖南长沙的造反派夺了市委、市人委的权。18日，聂元梓带领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到高教部、中宣部、统战部、中组部及北京市人委等处夺权。[5] 21日，广东造反派夺了省、市的党政大权。

这场全国性的“夺权”浪潮被称为“一月风暴”。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务，归根结底，就是无产阶级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1] 这是公开号召全国向上海学习，进行夺权，而且是自下而上地夺权。

后之览者可千万不要误会，以为这是允许老百姓自下而上地夺共产党的权。当年的造反派中，其实有的人就有点儿误会。夺权后，他们把新成立的权力机构称为“某某公社”，如“上海人民公社”，试图模仿1871年巴黎革命民众选举产生的群众权力机构“巴黎公社”。他们天真地以为，下层老百姓把当官的赶下去了，今后，可以让老百姓自己来管理自己。

但毛泽东立即纠正了这个错误，他发话说：“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2] 权力由一种“三结合”的形式来掌控，其中包括革命干部，军队领导和左派造反者。这里很显然，造反派在这种临时权力机构中，并不占主导地位。

“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一月风暴刮起来后，立即吹遍全国。全中国都在夺权，到处都在上街游行，敲锣打鼓，红旗招展，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喜，建立“革命委员会”。那时候，无论省、市、县、区、公社；无论机关、学校、厂矿、街道；也无论部、厅、局、处；各级政府，各级机构，各级组织原来的党政领导的名称统统消失，没有什么省长，市长，或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之类的名号了。夺权后，都称革命委员会，没有资格称的，也得叫革命委员会（筹）。四川由于造反派内斗厉害，1967年的春天，成立的就是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简称“省革筹”。

风暴自然也刮到了我们五中校园，五中的造反派也决定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夺权。但是，一群中学生并不清楚该如何夺权。还算冷静的是，此时的五中“革联指”作了两项决定。

第一项决定是：面对当时社会上，造反派彼此矛盾已经日趋尖锐的局面，五中“革联指”在征求大家一致同意后，决定不介入。我们团结起来，权威就更大，为夺权奠定了基础。

第二项决定是：按照当时所谓的“三结合“模式，把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孙怡谋解放出来，他1965年才调来学校任职，校内结怨不多，老师们都同意他的复出。于是，由革命干部，造反派教师代表（当时称红教工）和造反派学生代表，即“革联指”，形成了我们独特的三结合夺权机构：“成都五中革命造反派夺权委员会。

“夺权委员会”成立后，俨然以学校的权力机构自居，立即发布了第一号“通令”。通令宣布，学校的一切大权归“夺权委员会”，校长，主任，教职员工都必须来此报到，坚守工作岗位。

至此，五中的校文革寿终正寝，学校由一群老师、学生，外加一个革命干部掌控起来。


参考文献

[1]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人民日报，1967-01-16。

[2] 革命委员会, 百度百科。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3014/202007/49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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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追缴黑材料

作者 黄泽文

某一天，我们“革联指”的几个人正在学校里开会。忽然有人来讲，成都三中那边，有关于我校学生和老师的“黑材料”。

所谓黑材料，即是文革初期，针对运动所打击的对象，由工作组和校文革整理的结论性材料。在中国，政治运动频繁。而历来的政治运动进行到后期时，有一个必然性的动作，那就是给被清理打击的对象作出“政治结论”，扣上帽子，并正式将所作的政治结论，装入你名下的那个档案袋中。

我曾在前文《一九六六年的夏秋之季》[1] 中提到，我校的四清运动与文革相接，四清工作组和文革工作组是一家。文革初期，工作组和校文革先后主政，均执行历来的“打击一小撮”政策，一共清理出二十多位问题老师和职工。其中年龄大者，有一些历史上的问题，而年青者，则犯了思想和言论的禁忌，属于右派之列。他们被集中起来，关进了牛棚，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此外，文革初期，一些高年级学生因反工作组，据说也曾被划入右类。

他们，统统被列为专案，因此，就有专案材料。而我本人其实就参与过专案材料的收集。我在《一九六六年的夏秋之季》一文中提到过：1966年7、8月份的暑假期间，各班的学生干部曾被工作组和校文革留在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其中的任务之一，就是帮助他们搞内查外调。

这是因为，在暑假前，他们发动学生搞大揭发。把教职工平时的言行，在课堂上教学时说的话，在批改作业时留下的语句，凡有违逆的蛛丝马迹，凡涉及隐射的可疑痕迹，统统揭发出来，整理成一条条“罪状”。（几十年后的学生，依然继续揭发老师，以言寻罪，前仆后继，令人喟叹。）然后，我们这些留校的学生干部，被组织起来，负责对自己班的班主任和班上的任课老师的言行进行核实查证。经过核实的材料，工作组和校文革是否将其装入了档案，我等不知。

鉴于工作组和校文革到1967年初已经失势，此行为被伟大领袖宣布为方向和路线的错误。这在新中国，这在由党领导的所有政治运动中，是唯一的一次例外，故所整专案材料有“黑材料”之称。当时，中央有文件发下，文件明确规定：“工作组所搞的黑材料不准转移，私藏，复制，要当着当事人的面，当众销毁。”[2]

为什么必须专门发文，强调“当众销毁”？这是因为，档案是人的政治生命，实在不能掉以轻心。自新中国开国以来，城市里，凡是成人，包括中学生，皆有档案。说起档案，说起那个牛皮纸黄口袋，人人忌惮。档案，是你升学，参军，入党，升迁的关键，是单位党组织控制所有员工的法宝。即使你要改换门庭，调动工作，接收单位首先也要调你的档案来看看，待验明正身，没有污点，方准调入。

档案归单位里党组织的机要秘书管理。此人掌握机密，位置重要。写了什么，装入了什么，由党组织决定，由此人保管。而你自己则完全不能控制，甚至你自己就根本不知晓那神秘而要命的档案口袋里面装了些什么。前文《一九六六年的夏秋之季》所提及的我校各班清理黑五类学生，做到了“精准”清理，应是我校机要秘书提供了档案材料。

当年，新中国的政治运动频繁。每次运动一来，人人均积极表现，要争取当个积极分子。至少，也得是那占比为百分之九十五的“革命群众”。无论如何，绝对不能成为领袖板着手指头数说的那百分之一、二、三、四、五的少数。否则，运动后期，揭发、排队、鉴定之类的材料搞出来，再塞进你名下的牛皮纸口袋里，那可是影响人一辈子的弥天大事，也是殃及子女和亲属的弥天大事。

当然，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年青人，在相对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中成长，也许对这种“档案忌惮症”没有切身体念。如有兴趣，可以向你们的长辈了解当年的情况。

言归正传，还是回到最初的传言。我们听说，成都三中那边有我校学生和老师的“黑材料”。我们一群学生，听见“黑材料”，脑子里那根“档案袋”的神经就兴奋起来。大家觉得，兹事体大，不可掉以轻心。于是，七八个人，立刻出发，赶往成都三中。

成都三中位于红星中路上，距五中不算远，我们快步走去，不一会就到了。到了三中，三中的造反派战友却说，消息不确，不在三中，在原工作组的人那里，他们的驻地在陕西街的市人委招待所，我们也是从他们那里拿回了我校的黑材料。三中的同学还特地补充道，原工作组的人刚从龙泉驿把文革初期整人的黑材料搬运回来，你们要快去。

此时，已是掌灯时分，我们尚未吃晚饭。但事关重大，我们不觉得饥饿，便疾步向陕西街走去。

陕西街是东西走向的一条长街，西邻人民公园，东接人民南路广场，在成都算得上是一条有名气的老街。整齐而高大的砖石老建筑排列于街道两旁，这里有陕西会馆，基督教堂，名人公馆，还有不少机关单位，包括省高教局，新华社四川分社，省劳动局，以及市人委招待所。我们要找的工作组就在这个招待所里面。

三个中年人接待了我们，其中就有我校四清和文革工作组的老李。前面曾经讲过，成都中学的四清运动和文革前后衔接，工作组是一拨人。当年的老李，在我校也是一个决定人命运的关键人物。今晚，他们再也没有几个月前的倨傲神情，待我们如待成年人，客气且热情，居然倒茶，递烟。

文革演进至今日，工作组早已作鸟兽散，留下几个人在此善后。其中的一项工作，就是保管他们在文革初期搞出来的那些材料。若在平时，按历次政治运动的惯例，这些材料早该对号入座，放入当事人的牛皮纸档案袋中。但是，破天荒第一次，这次不能了。工作组的工作被伟大领袖定性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3] 管理中学的教育局党组织已经瘫痪，该如何办？估计他们也不知道。

当我们说明来意，这三个中年人尽管笑容可掬，却和我们虚与委蛇。先说:“不知道什么黑材料，没见过。”语句肯定，面容真诚。但在我们的包围和紧逼下，特别是拿出三中学生今天拿走黑材料的例证，他们只好把我们引入一间小屋，打开一排文件柜，在“中学通讯”，“文革动态”之类的文档中，找出几份与五中有关的材料，想搪塞过关。

我们却不为所动，坚持要黑材料。他们却又改口说：“不能给你们，只能给你们学校负责人。”我们一听，顿时火冒三丈，说：“不给我们，难道给校文革？校文革早已靠边站了，我们现在是学校的主人！”

但几个中年人颇能应付，立即做出一副为难的模样说：“给了你们，这样传出去，都来找我们，要出乱子的。”他们这话其实道出了心中的苦衷。文革进行到此时，上级领导已经自顾不暇。前几个月，辛辛苦苦地整人，辛辛苦苦地搞材料，留下来的却是个烂摊子，何去何从，无人指示。但是，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他们，这些材料过于敏感，不能不看守好。

硬要软磨，时间飞驰，墙上的鈡敲了12下。为了缓和气氛，三位干部不知从哪里弄了些麻饼之类的点心来，又重沏热茶，给我们充饥。“吃麻饼”，在文革初期的成都，是一个人尽皆知的典故，寓含着保皇派受当权派的收买。但此时，我们却顾不得是否被收买，正觉饥肠辘辘，于是大家就不客气，大嚼起来。雪亮的灯光下，一群学生在狼吞虎咽，三个成年人面露无奈，脸色凝重地望着我们。

吃完，喝尽，我们继续索要，他们仍然不给。这时，一位同学拿出五中“夺权委员会”的通令，给这三个干部看。告诉他们，你们能给三中，就能给五中，我们就是现在五中的负责人。最后，无奈之际，被逼在墙角的三位干部合计了一下，终于同意，把有关五中的“黑材料”交给我们，签字画押，全部交割。

我们粗略翻了一下。看见黑材料中，有一些是老师在文革初期写的思想检查，有检举揭发，有外调材料，还有对全体教职员工的政治排队，还有个别高年级学生的表现鉴定，等等，不一而足。我们未能细看，全部包好，带回学校。

成都五中的那些老师，当时并不知道这件事情。这些所谓的问题老师，大多数因历史问题，是历届政治运动的“老运动员”。所谓历史问题，具体说来，其实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在旧政权时代担任过什么法院书记员，或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之类的问题。其二是在195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如三反五反，反右等，被揪出来，但以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问题。只有少数老师，是在四清运动时，因上课口无遮拦，被学生揭发，交了“华盖运”，成了工作组和校文革的整治对象。

当我们拿着这包黑材料，重又走到人民南路广场时，天已拂晓。冬日的晨风一吹，一整夜的倦意全消失了，心底里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愉快。

最后，这些黑材料，在学校新成立的三结合的班子上取得一致同意，当众烧毁，片纸不留。这是新成立的成都五中“夺权委员会”所干的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参考文献

[1] 黄泽文， “一九六六年的夏秋之季”，新浪博客。

[2] 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1966-10-05。

[3]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 — 我的一张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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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到工厂去经风雨，见世面

作者 黄泽文

没有教学活动的学校没有灵魂，没有学生的校园也就没有生气。

夺权后的五中校园依然冷冷清清，学生们散落在社会上，或者逍遥在家中。夺权后唯一的变化是，“革联指”指定的人掌握了学校的大印，几个学生代替了原来的校文革和校行政秘书。此时，大多数人已经心不在校园，纷纷要到社会上去“经风雨，见世面”。

我们决定到工厂去发动工人。这既是循走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革命路径，也是遵照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行为模式。

根据“革联指”的分配，我和我队的另外几个同学去了北门梁家巷附近的成都市文化用品社。这是一个生产笔记本，信封，信签，日历等文化用品的合作社，有300多个工人，其中不少人是妇女，机械化程度不高，设备多是老旧的圆盘印刷机。

当年的红卫兵，有毛主席加持的革命光环，在社会上声誉很高。在厂里，我们很受尊重，婆婆大娘们对我们一口一个“红卫兵小将”地叫着，前两个月阶下囚的滋味丢在了脑后，自我感觉很好。厂里甚至连生产会议也把我们找去商量，但毕竟年龄小，阅历少，不敢妄言生产，我们只是参与，并不作主，去决定什么。

在这里，我得到了机会，平生第一次，亲身体会到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基层社会带来的变化。

文化用品社也是造反派当权。工人们，特别是一些小伙子们，建立了造反队，隶属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他们把厂里所有他们认定的当权派，上至厂长、书记，下至车间主任、科室领导，有十来个人，不分青红皂白，都弄来批斗。干部们诚惶诚恐，规规矩矩，听从着年青人的颐指气使的命令，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完全没有了昔日的领导尊严。

群众似乎心中有气，出气最好的办法就是批斗领导。批斗时搞体罚：低头，下跪，弯腰，磕头，向后伸手呈“喷气式”状。最滑稽的是磕头，规定要磕头73次，因为1966年毛泽东年届73岁。每趴下磕头一次，就必须立身，举拳，放声大喊一次“毛主席万岁”，如此循环，至73次方休。众工人围着，边命令，边骂，边数，边看，边笑。命令威严，骂声噪杂，眼光闪烁，笑容灿烂。

我也在围观，但心中反感这样的胡闹。前几个月，我曾亲身体会过这样的屈辱和作弄。心中想，人这种动物还真狠，善于折磨同类。而且，花样百出，心思独到，行动残忍。

文革是一个群体暴虐的年代。当革命以“崇高”的声威逼退法制，正常的社会秩序为革命狂欢所替代，人性就会被兽性所取代。而有的人，折磨同类远远超过野兽。

只是由于客居此处，不便指责。从恶作剧的笑骂声中，似乎能感觉到，一般群众与领导者们之间，平时就存在着对立。文革来了，当权派倒霉了，普通群众趁机出口恶气。但一般的群众未必有这种胆量，当有人挑头起事，则可一拥而上，打他一个太平拳。

我们经常半夜跟随工人们到外面执行任务，白天却睡大觉。坐的是免费的汽车，吃的是免费的饭，而且还发夜班的加班费。工厂停产和减产的现象相当严重，造成不小的经济损失。我当时心中就曾嘀咕：这样下去，这个小厂靠什么给工人们发工资？当时群情激愤，热火朝天，似乎没有人在关心这个极简单却也是极现实的问题。

我们跟随造反兵团的战士们参加了几次市上的大规模行动。一次是去红照壁砸抄“产业军”的总部。我们在夜色朦胧中出发，坐车前去“夜袭”。红照壁地处人民南路广场南端，当时是四川省政协委员会的所在地。这里是成都市的核心区域，战略意义重大。

“产业军”，全称是“产业工人战斗军”，这是文革时期成都最大的保守派组织，主要由原官办的“工人赤卫队”、“工人纠察队”成员构成，成员多是党团员、劳动模范、历次运动的积极分子、复员转业军人等根正苗红身份的产业工人。产业军从成立起就有明显的政治指向：保单位领导和省市委领导，专门与造反派对抗。于是，成都文革初期就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的争斗。

产业军多是由国营大中型工厂的人员组成。由于厂大人多，纪律严明，所以实力壮，战力强。他们的同盟者是成都近郊的“贫下中农战斗军”。顾名思义，这是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群众组织，多是青壮二哥，亦人多势众。而成都工人造反兵团，虽然也有一部分大厂的工人，但更多的是由像文化用品社这样的小厂工人构成，还有很多是供销社、商店等财贸部门的职工，年龄参差，人员纷杂。工人造反兵团中，甚至有一个街道工业分团，里面多有市井江湖人员，成员更为复杂。

但当年的工人造反兵团占有三个优势。其一是，顺应了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起来批判修正主义，打倒走资派，因此理直气壮，占有“革命”高度而睥睨文革众生。其二是得到大中学生们的鼎力相助，包括来自“毛主席身边”的首都红卫兵的支持。大学生，如川大八二六和红卫兵成都部队，以知识分子的敏锐头脑，给这些市民阶层的造反者出谋划策，处处能抢占先机。其三是，由于造反兵团的人员来自市区各阶层，“接地气”，因此得到广大市民的支持。而强悍的产业工人军和贫下中农军，此时却恰恰缺乏这关键的三个优势。他们在特定的时期，突然成了革命的绊脚石。

这一点，当时的他们，可能没有几个人能想明白。不过，人多势众的我们，在高呼“捍卫”，“打倒”，“砸烂”时，又有几个人能想明白呢？

我们去时，时夜将半，夜色阴沉，大门紧闭，寂无人声。偶尔能看见里面有几个人影在黑暗中移动，但很快不知去向。层层叠叠的造反派工人们拥挤在门口，经过一番努力后撞开大门，冲了进去。进去后，径直奔向大楼，却发现大楼里已经空无一人。显然，产业军因寡不敌众，已经闻风撤退，留下一座空楼。

另外一次发生在十来天后，去支持川医的造反派红卫兵——川医九一五，支持他们抢夺位于皇城城楼上的“解放大西南广播台”。

解放大西南广播台是川大井岗山野战军占据的一个据点。广播台就建在皇城的城楼上，因处于市中心，位置重要，作用巨大，是川大造反派的重要喉舌。四川大学是成都唯一的综合性大学，里面的学生藏龙卧虎，多有能言会道，文笔生花者。这天天的高音宣传，顺风而放，影响着几里之外的川医校园，不绝于耳，被视为眼中钉，必欲拔除而后快。

这里先得介绍一下成都市天府广场处的变化。1968年前，在现在这座面对广场的“四川科技馆”处，矗立着明代蜀王府的城楼。王府的城楼高大，坐北朝南，下有三个拱形门洞，巍然耸立，庄严肃穆，素有“小天安门”之称。城楼内有明远楼等古建筑群，系清代重建，高大而宽敞，典雅而精致，实属不可多得的历史建筑。文革期间的1968年底，在“三忠于，四无限”的全国颂圣高潮中，由当时主政的四川和成都的领导决定，把王府建筑全部拆除，在原址修建“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纪念馆。纪念馆是一个简单几何形体的现代建筑，毫无个性和建筑美感。1979年，“万岁馆”更名为“四川省展览馆”，尔后又改为现在的“四川科技馆”。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文革前期成都学生中造反派的两大派系，一派以红卫兵成都部队为首，一派以川大八二六为首，前者较为温和，后者更为激进。两派原是一派，在文革初期一次针对西南局、四川省委的批判大会上，后者与前者观点相左，认为前者过于温柔，当场造反，不欢而散。后来矛盾加深，终致分手，从此开启了成都学生中的两大造反派系的争斗。

这种派斗，大学生如此，中学生也如此；学生如此，工人也如此；成都如此，全国也如此。这样的派斗，后来发展成历时一年半的血腥武斗，有的地方，如重庆，甚至出动坦克，炮艇进行全面野战。不知道有多少生命，抛洒在“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帜下。如果后之览者想知道这中间发生的惨烈，不妨去重庆沙坪坝公园看看，那里至今保留着一座“红卫兵烈士”陵园。

在两派分裂初期，一切尚在“文明”的框架下进行。抢广播台，是这“文明行为”中的一个典型行动。大家从革命实践中都知道，革命要靠舆论宣传，而舆论宣传的效果要靠声音大。现在的老人们，即当年的年青人，有一些至今喜欢大嗓门说话，或在山水清明之处肆无忌惮地放声高歌，或在市区广场上用高音伴奏跳舞，据说，这就是文革熏陶所留下的习惯。

井冈山野战军属于川大八二六派系，而川医九一五则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的队伍。此时，已经由观点不同而越走越远，终于出现攻击对方的此次行动。可惜，当年的成都就是这样的政治态势，当造反派和保守派酣战未已之时，造反派内部已经剑拔弩张。

我们一到，就发现上当了。我们本来就是川大井岗山野战军的中学生扈从，怎么跟着兵团的这些家伙来抢自己家中的东西？工人造反兵团也是属于川大八二六的阵营，但文化用品社的兵团领头人，此次却听命于红卫兵成都部队，要么糊涂，要么就是故意为之。

我们立即退出，并指责文化用品社的领头人。但还未等我们走开，双方的人马就混挤成了一锅粥。先是地院和川医九一五的学生抢夺了进去，里面的井冈山野战军仅有十来个人，寡不敌众，被众人肆意打，砸，抢。然后是工人造反兵团的援军闻讯赶来，又把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学生们堵住里面，要把抢走的器材抢回来。

于是，人挤人，面对面，开骂；人推人，面对面，开打。幸好，此时还是派斗初期，鲜血尚未淋漓，理智尚未丢失。争斗仅仅靠赤手空拳，拥挤推搡，兼以讽刺挖苦，尚未诉诸器械，不至于造成大的伤害。

我们终于挤了出来，身上挨了几记老拳，狼狈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