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亦桐：评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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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008年的“墓碑”之后，新华社前记者杨继绳推出又一力作《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该书于2016年12月初推出。书名取自中共前党魁毛泽东所写《念奴娇？鸟儿问答》中的一句“试看天地翻覆”。该篇诗词写于1965年秋，正是文革全面发动的前一年，一语成谶，中国进入了“天地翻覆的文革十年”。

重塑历史，在中国不断更替的政权中是执政者常态做法，打破官方重塑历史话语，这需要史学学者、记者、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勇气。本书出版前，坊间流传多个版本，官方向杨继绳施压的故事。无惧禁令，作为文革的亲历者和体制中人，杨继绳比其他作者和文革的研究者，更能近距离接触到那段历史，体制中良心的持守者，其反思也更为彻底。

《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是杨继绳从2007年开始，在大量史料和先行者关于文革作品基础上，十年磨一剑的力作，参考的资料既有宏大敍事的文革通史，也有亲历的回顾，还有地方的文革史以及理论研究等。全书分为上、下2篇，长达90万字。上篇从文革前的重大事件入手，由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该通知为文革标誌和纲领性文件；下篇从“清理阶级队伍”到“文革落幕”。很多史实的细节呈现于书中，让文革的历史不仅只是一个粗犷的脉络。该书亦不渲染集体性的情绪，作者将读者引向这场时代悲观，对中国社会50年的变局和现状的思考。

杨继绳在著作前言引述“1984”的作者乔治？奥威尔的话写道：“当我动笔写一本书时，我不会跟自己说我要写一本完美的书。我想写它，是因为我想揭穿某种谎言，是想唤起人们注意某些事实”，揭露谎言，还原真相也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读者可以看到杨继绳打破官方文革史在意识形态上的局限，他甚至戳破在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对文革的官方结论，因为在这个结论，官方将毛泽东发动文革从“毛泽东思想”中切割出来，杨继绳认为，这是为了挽救中共的信仰危机，保全中共专制制度的灵魂，亦是为保全官僚集团的利益。

敢于戳破这层纸的负责任历史学者，是要“打开天窗说亮话”，因此读者会在这本书看到权斗秘辛：官修文革史上的罪魁祸首指向林彪、江青，杨继绳认为，这是官方为毛泽东开脱，林彪、江青的两部分人马，皆为毛泽东所利用，他们是在毛的领导下推进文革。就如江青在受审判时所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让我咬谁就咬谁；中共当局后来抛出林彪、江青，依然是为了挽救中共的信任危机。

这本书重点描述文革各个重要事件中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人，杨继绳将刘少奇任由毛泽东摆布的形象打破，在书中，刘少奇和他代表的官僚集团，早对毛泽东有所抵制；邓小平和他的人马，以及军事官僚集团亦对文革有强烈的抵抗；只不过并不是正义对非正义的对抗，而是利益的对抗，普通民众成为对抗的牺牲品。刘少奇“驯服的绵羊身份”，掩护军政官僚们催残民众的恶行，也美化在民众中美誉度很高的周恩来，在文革中助纣为虐的事实。

杨继绳在写作过程中，曾徵询多位历史学者的意见，其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文革史专家在接受本台访问时，对书本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这是在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出版近30后，最具划时代意义的作品，相比瑞典学者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卜伟华的“砸烂旧世界等”，细节呈现更为丰富，立论扎实而新颖。

这位学者特别强调杨继绳在书中的一个重要结论：杨继绳在他的导论里提出一个观点，这个观点以前没有人说过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者是官僚阶级，毛泽东搞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他利用了青年学生就是说红卫兵，又利用了工人阶级，又利用了军队，但是最后的胜利者还是他原来要打倒的走资派。

“红八月”、工作组反右、1967年的“二月镇反”、“一打三反”……在杨继绳笔下记录的残酷的历史中，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制造新的“国家敌人”。在那个十年中的每个中国人几无幸免，不仅是这个时代人的命运受到影响、文革坍塌一代人的信仰和精神后，在以后的几个时代都难以复元。而这时的“天地翻覆”早已不是毛泽东诗词中的本意，这种翻覆是黑暗和野蛮对文明、伦常等的翻覆，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付出代价。

吊诡的是，官方早已解封文革历史，且在政治上对文革定性予以否定；另一方面却是对历史细节的极力封禁。特别是习近平十八大上位后不久，在2013年1月中共高层的会议上，提出“两个不能否定说”。在当年5月，官媒《光明日报》发表官方学者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齐彪的文章披露，习近平强调：“如果当时否定了毛泽东，我们的党还站得住吗？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显现出习近平政权不能容忍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对执政权威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写作文革的书籍，在中国依然有著很大的政治风险。

已届76高龄的作者在出版前就曾受到当局干扰，他早前体制内的身份或多或少保护他的同时，也是某种桎梏。同“墓碑”一样，他不得不将书放在香港出版，尽管被称为“禁书天堂”的香港，也在沦落。

本台记者在联系杨继绳并想邀请他亲自向读者推介著作时，他无奈的表示，在书本出版后，他被当局要求噤声。

杨继绳说：因为这个书现在国内当局很不高兴，又不让说话，我不好说话，告诉你现在中国这个情况不让说、不让写，写了也要冒很大风险。

不愿透露姓名的文革史专家对当局封禁历史表示不满，他说：“文革已经50年了，在世界其他国家，50年前的事情应该可以总结、可以议论，总结出它有什么经验教训，但是目前很遗憾，在国内还是不能说这个事情，比起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可能对这些言论控制得更严。

杨继绳早年间于清华大学毕业，曾是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誌副社长；2008年5月，他出版了里程碑的著作“墓碑”，记录了1958到1962年在中国发生的大饥荒，那也是历史上最大的人为灾害之一，这场灾害造成3600万人死亡。这本书曾被译为英、法、德等多种文字，并屡获国际大奖。2016年初，哈佛大学尼曼学会（Nieman Fellows）授予杨继绳路易士？里昂新闻良知与正义奖（Louis M. Lyons Award for Conscience and Integrity in Journalism），但遭中共当局阻止出境领奖，他透过媒体公开未能在颁奖仪式上说出的得奖辞，其中提到：“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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