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方祥：关于青年毛泽东北大经历的几个问题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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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的不良学风
── 关于青年毛泽东北大经历的几个问题辨析

文/李方祥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 转载于2014年09月


　　近年来，坊间有一种说法颇为流行，认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素无好感。与他年轻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员时的不愉快经历有关。这种说法是否可靠尚待考证，然而个别学者不加核实就直接引用在学术研究成果之中，使这一说法以讹传讹，就值得注意了。比如有部著作在研究“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这个问题时说：“有些研究者把他（指毛泽东，引者注）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与他早年在北京大学做图书馆助理员的经历联系起来，可能有一定道理。他在延安时，曾对来访的斯诺说过，他当时受够了那些教授的气，他特别提到了罗家伦和傅斯年。这是学术界经常提到的。[1]”

　　“学术界经常提到的”就一定是历史真相吗？俗话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即便是谎言如果重复说上数百遍也足可混淆视听。因而很有必要对这个历史问题进行史实和文献的考证，以澄清事实、肃清流言。

　　一、北京大学的工作经历对毛泽东的人生道路产生的最主要影响是什么？

　　1936年10月，毛泽东与斯诺谈起他早年在北大图书馆的工作经历时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问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2]”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赴京。10月杨昌济将毛泽东推荐给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在图书馆谋得月薪８块银圆的助理员职位，一直到1919年3月12日因母亲病重而返回湖南。虽然毛泽东当年由于卑微的出身和地位而受到傅斯年、罗家伦等“大忙人”的冷遇，但这些不愉快经历并没有对青年毛泽东的成长投下任何阴影。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活跃于北京大学的新思想对世界观、人生观正在形成的青年毛泽东的熏陶，对毛泽东的人生道路的选择却产生了更为深远、更为深刻的影响。

　　首先，毛泽东遇到了他的人生导师。毛泽东任图书馆助理员期间，一边工作，一边拜访北大名家，如李大钊、陈独秀、黎锦熙、胡适等人，其中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是李大钊。这不仅是因为毛泽东在湖南时的老师杨昌济与李大钊的私交甚笃，还因为工作关系，毛泽东常到李大钊处请教，读到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曾参加李大钊组织的学生研讨各种新思潮的活动[3]。当一般人不太理会这位乡下来的青年时，毛泽东作为一位积极上进、朝气蓬勃的青年人，引起了李大钊的注意。并给予更细心的关心、指点和帮助。在当时北大名教授当中也只有李大钊等少数愿意与毛泽东交流思想、相互谈心。毛泽东逐渐表现出来的远大抱负、理想和才干，深得李大钊的赏识。据与毛泽东同去北京的同学萧三晚年撰写的回忆文章《一九一九年毛主席在北京和天津》中说：“李大钊同志很器重毛主席，认为他是湖南学生的领袖。[4]”在李大钊的热情介绍、帮助下，毛泽东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以及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北大哲学研究会等各种进步学生组织及其活动。毛泽东在北京虽然仅有不到半年的时间，但对他来说有了两个影响其终身的收获：一是结识了他认为是第一楷模的、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先生，二是接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8年11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聆听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激情演说，这篇演说和李大钊的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对毛泽东起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作用，使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虽然在1919年3月离开北大，但他与李大钊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7月他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第二、三、四号连载《民众的大联合》一文，1919年8月李大钊主持的《每周评论》第36期称赞此文“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5]。

　　毛泽东在北京大学结识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陈独秀，毛泽东称他为“思想界的名星”。其实毛泽东还未到北京之前就与陈独秀有过一段文缘，还在第一师范读书时的毛泽东就已经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他撰写的《体育之研究》就是刊发在1917年4月《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毛泽东在北大期间，除了李大钊、杨昌济、黎锦熙等先生之外，另一位交往密切的就是文科学长陈独秀。后来毛泽东自己也说过：“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6]。同李大钊一样。陈独秀对毛泽东产生的最重要影响，就是逐渐使毛泽东认识到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靠马克思列宁主义。1920年初陈独秀离京赴沪，5月毛泽东送新民学会部分会员留法勤工俭学也到达上海，在此期间毛泽东还同陈独秀讨论过组织“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计划和自己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毛泽东后来追忆这两位人生导师时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7]”可以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这段人生经历使他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日益浓厚的兴趣，思想主流逐渐向共产主义靠拢和成长，为他随后最终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转变为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奠定了思想基础，影响了毛泽东此后的人生道路和方向。

　　第二，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毛泽东在北京大学不仅遇到了自己的人生导师，同时也由此结交了邓中夏、罗章龙等一批与他年龄相仿、志趣相同的青年朋友。其中，邓中夏就是毛泽东的一位志同道合的挚友。邓中夏比毛泽东小一岁，1915年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后，经蔡和森介绍而结识了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1917年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时，邓中夏已经是活跃在北大的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曾组织发动和领导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反对段祺瑞政府的游行请愿运动，组织了全国性的学生救国会，发起创办了以李大钊为顾问的《国民》杂志社，等等。毛泽东在北大虽然时间不长，但与邓中夏由原先的相识相知到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挚友。“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邓中夏来到湖南联络，向毛泽东等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情况。并商讨恢复和改组原“湖南学生联合会”问题。接着毛泽东等人在湖南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长沙学生总罢课，响应北京的爱国运动。1919年毛泽东筹划成立“问题研究会”，草拟《问题研究会章程》并寄给邓中夏。邓中夏十分赞同，并在1919年10月23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同时附《邓康启事》说：“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8]”在1919年12月中旬，毛泽东率“驱张请愿团”第二次到北京之前，邓中夏已经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他和罗章龙等成立了“亢慕义斋”（编者注：亢慕，取德文“共产主义的”译音），搜集、翻泽、油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书刊，在当时中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还为数不多的情况下，这些材料是极为珍贵的。毛泽东当时读到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主要是由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介绍和提供的。毛泽东与斯诺谈到他建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时候，说到这段经历：“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9]”毛泽东在北京组织“驱张”活动期间，正是在李大钊先生和邓中夏、罗章龙等青年朋友的帮助下，从1920年夏天起开始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7月，毛泽东经上海回到湖南，不久便在长沙发起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并于11月建立了长沙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第三，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北京是全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而北京大学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1918年的北京，不仅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而且俄国十月革命消息传人中国，引起了李大钊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对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兴趣和关注，此时的北京思想界正起着一种新的变化。在北大的毛泽东有机会接触到各种新思想，亲身感受北京和北京大学新思潮的活跃以及新旧文化的激烈斗争。他结识并求教于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也认识了王光祈、张国焘、康白情、谭平山等后来颇为著名的人物。他还对无政府主义产生了兴趣，与无政府主义者、北大学生朱谦之颇为投机，相互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尽管毛泽东当时的思想状态还是混乱的，但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进入他的视野，初步植入他的思想世界，虽然此时还不占思想主流，但这些朦胧的知识恰恰成为他日后正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因。北大期间的所见所闻，使他“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10]，进一步激发了致力于改变现状、改造社会的探索。

　　由上述史实我们看到，无论是获得新知识、结交新朋友，还是个人的志向选择，在北京大学的这段经历曾给毛泽东留下了美好的回忆，特别是对于一个身处黑暗中国正苦苦探求国家出路的有志青年来说，得到自己仰慕已久的人生导师的引导、接触到救国救民的真理。这是毛泽东在北大期间思想收获的主流。毛泽东本人也是这样看的，他返回长沙后老同学周世钊曾问过他“有些什么收获”时，毛泽东回答道：“我毛泽东和北京大学的进步老师、进步学生有了一定的接触和联系。对于北京青年学生的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能互通信息和互通有无了。它为我们今后开展各项革命活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1]”

　　诚然，当年的毛泽东由于“职位卑微”等原因或许受到一些人的冷遇，这也许是今天有些人提到的所谓“不愉快经历”吧，但上述史实已经足以说明，所谓的“不愉快经历”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根本没有产生什么畸形的影响。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走上革命道路之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他是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尽可能地争取中国革命的同情者，最大限度地壮大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队伍，争取和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其中也包括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即便是当时不屑与之交谈的“大忙人”如傅斯年，毛泽东与他之间的交往根本看不到所谓早年“不愉快经历”的影响。这里可举一例，1945年7月1日，傅斯年、褚辅成、左舜生、黄炎培、冷通、章伯钧六参政员飞往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接见，毛泽东与傅斯年还单独进行了一次谈话，称赞他在“五四运动”中作出的贡献。傅斯年谦逊地把自己比喻为不过是陈胜、吴广，称赞毛泽东和共产党才是项羽、刘邦。7月5日是参政员返回重庆的日子，毛泽东应傅斯年题字留念的请求，题写了唐代诗人章碣《焚书坑》诗，同时给傅斯年写了一封信解释了题赠该诗的缘由：“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语以广之。[12]”同时。毛泽东还与朱德、周恩来等其他中共领导人到机场送行话别，毛泽东还托傅斯年转达自己对胡适老师的问候。可见，当今有些媒体传言“毛泽东仇恨知识分子，源于当年在北大挨了傅斯年一记耳光”等等，皆为空穴来风的无稽之谈。

　　二、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拒绝”北大邀请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有的著作提出：毛泽东由于早年在北大的经历，产生了不大愉快。新中国成立之初，北大校长马寅初很想让毛泽东到北大去讲一次，但“毛泽东一生对北大没有什么兴趣。对马寅初的邀请并不放在心上”。此前毛泽东也“很快拒绝”了北大“五四”纪念会的邀请[13]。

　　毛泽东两次“拒绝”北大邀请，真实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坊间传言的“不大愉快的经历”这一缘故呢？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大校长马寅初的确曾经邀请过毛泽东回北大演讲，毛泽东也的确表示“不能去”。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应邀前往呢？根据现有公开的文献史料看，其原因绝不是有的著作所主观臆测的那样，而是另有原因。2005年4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3册，披露了这件事的主要前因后果。此外，2012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徐斌、马大成编著的《马寅初年谱长编》，该书作者查阅了中央档案馆馆藏文献，对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也做了比较详细的记载。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1951年9月3日，马寅初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后，向周恩来介绍北大职员政治学习情况：北大汤用彤等l2位教授响应周总理“进行思想改造”的号召，决定发起北大教职员政治学习运动，提出请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负责人去北大作报告，并陈述了自己对思想改造运动的意见。周恩来建议马寅初写成书面形式呈报，关于请毛泽东演讲一事，周恩来建议马寅初当面向毛泽东说明。晚宴时，周恩来安排马寅初坐毛泽东身边汇报北大政治学习情况，并请为北大教员演讲。毛泽东欣然首肯[14]。根据周恩来的意见，9月7日马寅初将有关内容以书信形式呈报。当日周恩来见信后批示：送毛泽东等同志传阅。同时还写了一段批语：“在上次政府委员会开会后，马老提及此事，我告以有一两个同志前往讲演即可。请主席讲演，我告以当代为转达。他又提到听讲的教职员和学生当达到两千人，我即告以主席向这样多的人讲话，精神负担极大，最好请别的负责同志讲演。谈话后即送马老至主席桌上会餐，不知马老提及此事否？请告。请其他同志讲演事，我意请彭真、乔木两同志各担任一次。如少奇同志能讲一次，当能满足马老的热烈要求，亦请告，以便复马老。先转给毛主席。[15]”周恩来的批语实际上已经很清楚地说明毛泽东未应马寅初邀请去北大讲演的原因：首先，周恩来认为北大的学习会“有一两个同志前往讲演即可”，不必十位领导同志都去；其次，毛泽东不适合去北大讲演，这个建议最初是周恩来提议的，这主要是由于听者有二千人之众，“向这样多的人讲话，精神负担极大，最好请别的负责同志讲演”。很显然，事情的真相并非有的学者所猜测的是毛泽东对北大有意见而故意拒绝。9月11日，毛泽东见到周恩来批转的信后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16]”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北大组织的学习活动，赞同周恩来的建议，同时也表示自己无法参加。刘少奇在10日批示表示：“我不讲演了。恐亦不需要很多讲演，可选择一些文件学习。[17]”

　　9月18日，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乔木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中央领导写信建议：“马寅初所发起的思想改造学习，如果我们给以认真的准备和布置，可能成为一个有效的开端。”同时还提议“请周总理（已允为北大讲演）或彭真同志召集北大支部、市委、中央宣传部、中央教育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公安部商定一个动员进步力量、团结教育大多数、孤立打击极少数反动分子的具体计划……然后再开始思想改造的讲演和文件的学习。北大的经验可以用来推动全北京和全国的大学教育的改革”[18]。胡乔木的提议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同时，北京大学的学习运动开展起来后。教育部认为这种学习对全国高等学校的教师是必要的，决定先由北京、天津高等学校开始，取得经验，推广全国。基于这样的安排，中央领导同志就没有专门为北大政治学习作报告，党中央把北大教员政治学习活动纳入全国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全局工作中考虑，9月24日，周恩来主持研究京津二十所高等学校开展以改造思想、改革高等教育为目的的学习运动，决定成立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由教育部长马叙伦任总学习委员会主任。9月29日、11月18日，周恩来、彭真分别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举办的报告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有关三大运动的一些思想问题》的报告。马寅初在《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学习运动》一文中作了解释：“中央教育部为了组织北京天津其他各高等学校的同仁参加，并为了避免首长轮流到各大学作报告的困难，决定扩大这次学习的范围。[19]”并说明，在周恩来总理的报告之后还安排其他领导人的报告，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布置与领导学习。

　　通过上述有关文献史料的考察可知：有的学者仅从毛泽东一封表示“我不能去”的信，就推断毛泽东没有应邀前往北大演讲是因为青年时代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受冷遇而对北大心怀不满。这完全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胡乱猜测，对历史是一种极为轻率的、不负责的态度，也反映出当前史学界个别人身上存在的不下功夫查阅史料而热衷摘引片言只语的不良学风。当然，由于受文献的限制，比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刘少奇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等文献，就没有披露相关史料，马寅初的有关文献也比较缺乏，《毛泽东年谱（1949—1976）》前些年尚未出版，研究者有时不可能对某一历史问题作出确凿的阐释。但是作为严谨的史学工作者，缺乏足够的史料作立论的支撑，就不应当轻下断言，毕竟历史真相不是主观想象出来的。

　　接着再来分析一下，1949年毛泽东为什么未出席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的邀请。毛泽东在4月28日收到邀请信，30日即予以回复，对邀请表示感谢，同时还解释不能到会是“因为工作的缘故”，请筹备委员会各位先生原谅，信的最后还“庆祝北大的进步！[20]”信现已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公开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实际上，此前毛泽东还收到北大其他类似的邀请信件。如：4月20日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写信邀请毛泽东给他们的刊物写点文章。28日毛泽东回信表示对他们的邀请“我是高兴的”，同时解释说“可惜我近日颇忙，不能应命”[21]。

　　毛泽东因公务繁忙而无法莅会并非托词，确是实情。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孙勇、李家骥等同志亲眼目睹了毛泽东1949年3月进入北平入住香山双清别墅期间的繁忙工作，称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忙、最累、又最亢奋的状态，“每天，叶子龙秘书从各地送来的文件电报和其他材料中选择一些重要的请毛主席审阅批示。这些文件摞在一起通常有五寸厚”[22]。毛泽东工作有时忙得连吃饭、睡觉都顾不上，工作人员经常提醒他该吃饭了、早点休息吧，但毛泽东总是说：这么多文件电报材料还没有看完，等处理完再吃饭休息，不然睡不好觉。4、5月间，三大战役已经基本结束，但毛泽东和党中央还要指挥解放军渡过长江、向全国进军，军事部署和指挥作战的任务仍然相当繁重。毛泽东常常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卫士李家骥劝毛泽东睡会儿觉再工作，可是毛泽东却说，“不行啊……电报晚发一分钟，我们前线的战士就不知道有多少要牺牲；晚一分钟，我们白区的老百姓就不知遭多少罪”[23]。与此同时，在4月下旬北平、天津两大城市物价大波动。毛泽东和党中央还要花相当多的精力研究采取措施克服经济困难、制止通货膨胀，同时又要研究制定恢复和发展解放区财政经济的政策、措施，这一时期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经济政策。此外，他还要会见陆续到达北平准备参加新政协的社会各界进步人士代表。毛泽东的卫士李家骥说：“毛主席在香山期间工作很忙，白天开会研究工作、接见民主人士，晚上看书、写材料，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几天几夜也不睡觉，看着看着书就睡着了，醒了继续工作。[24]”

　　有的作者没有对毛泽东当时的工作状态做认真的历史考察和分析，就武断地归咎于所谓早年“不愉快的经历”，其实是十分荒唐的。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上述两封回信都是在日理万机之中亲笔回复的，这也体现了毛泽东对北京大学的无限关爱之情。据当时与毛泽东同住北京香山、负责中共中央政治秘书室工作的师哲回忆：那时中央机关刚刚从西柏坡来到北京，国民党的飞机还时来骚扰。每天寄给毛主席的信很多，有几箩筐。一般信件均由秘书室处理，只有重要的，毛主席才会亲笔回信。像北大这类的复信，完全可以由田家英代笔。但主席不愿意这样做，因为北京大学在毛主席的心目中具有很崇高的地位。毛主席常说：北大是最高学府，我们要尊重知识啊[25]！由此看来，毛泽东对北京大学怀有很深厚的感情，丝毫没有任何的傲慢之情，更看不到所谓“早年不愉快”的一丝影响。

　　三、毛泽东晚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失误与北大图书馆的工作经历是否有关？

　　有的人夸大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一些失误，而且还把错误的根源追溯到毛泽东由于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所受的“屈辱经历”而萌生的对成功知识分子的“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绪”。还有的甚至极端地认为毛泽东一生对知识分子“通常是没有好感的”[26]。我认为，这些看法同样缺乏事实根据。

　　当然，毛泽东晚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有过失误，但是从他的一生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来看，正确的方面是主要的。即便是在晚年，他也并没有全盘否定、完全打倒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强调知识分子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27]。毛泽东还特别注意制定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坚决纠正党内“关门主义”轻视、忽视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1939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系统阐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文件──《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提出中国共产党要争取广大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革命的，愿意参加抗日，一概采取欢迎的态度。毛泽东还十分注意纠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执行中的偏差。1948年1月，他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重点批评了党内“左”倾错误，对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做了具体的阐述。提出对待知识分子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认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可以参加革命或者保持中立的，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必须分别情况，加以团结、教育和任用”，只对于其中极少数坚决的反革命，才经过群众路线予以适当的处置。这一正确政策有利于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团结最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建立起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还提出了旧知识分子的教育和改造。对受过旧社会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的改造，从根本上说是世界观的改造，改造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所以这种改造绝不是有的人所危言耸听的那样是“整人”。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革命的道路证明，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唯一正确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28]”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同样也是要解决知识分子“为什么人”这个首要问题。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转变立场和世界观，真正培养起与广大工农群众的感情，只有这样才能“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29]。尽管这场急风暴雨的思想改造存在着过粗、过火的美中不足之处，尽管有的知识分子受到过不公正的批判和对待，但这样一个灵魂深处的思想大变动毕竟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脱胎换骨”，走进新社会、开启了人生的新起点，成为社会主义的重要建设者，为新中国、为人民群众贡献自己的知识智慧。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强调“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30]。毛泽东晚年之所以违背了自己过去的正确理论和政策，在意识形态领域发动了过火的政治批判，伤害了一批知识分子，根本原因在于他对社会主要矛盾做了错误的判断，对阶级斗争的形势做了错误的估计，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从而导致了历史的悲剧。有的人把这些错误归咎于毛泽东早年经历而产生对知识分子的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绪，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错误归结为毛泽东的个人品质问题。邓小平在主持起草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时就明确反对这样看问题，指出：“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31]”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已经做出了科学分析和历史结论，我们必须坚持。

　　任何人包括革命领袖在内，都不是天生就一贯正确的，对某个具体问题的认识必然要受到其所处时代和社会条件的限制，总是有一个由浅入深、不断纠正错误、逐渐深化的过程。这是唯物史观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基本原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他还指出：“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32]”如果是基于唯物史观的标准，就不难理解毛泽东晚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错误，同时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上也存在某些简单化的倾向。

　　近些年，有的人认为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早在1925年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文中，就已强烈地表达了他这种心态”[33]。其理由是：毛泽东这篇文章的最初发表的版本把知识分子定为“极端的反革命派”或“半反革命派”。大革命时期我们党还处于幼年阶段，对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的复杂性、特殊性，对中国革命领导力量、依靠力量等问题还缺乏深入的了解，其中包括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等，还缺乏深入的研究。不仅是毛泽东，即便是与他同时代的陈独秀、瞿秋白等党的早期著名理论家和领导人在当时那样的客观历史条件下，也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盛行于20世纪30年代中共党内的“左”倾错误还片面强调工人成分，对知识分子采取关门主义的政策。因此，我们不能超越时代条件去苛求毛泽东。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善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善于从实际调查中发现问题、纠正错误。在党内他是同“左”倾中央错误路线进行斗争最坚决的一位，他在1933年主持制定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并对划分阶级成分的一些具体问题作了规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明确了三条：第一条指出，“知识分子不应该看作一种阶级成分，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依其所属的阶级决定”（编者注：就是说你为哪个阶级服务，即归属于哪个阶级。）。第二条指出，“一切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服从苏维埃法令的条件下，应该充分利用他们为苏维埃服务”。第三条指出，“知识分子在他们从事非剥削别人的工作，如当教员，当编辑员，当新闻记者，当事务员及著作家、艺术家等，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此种脑力劳动者，应受到苏维埃法律的保护”①。

　　这些具体政策，不仅纠正[34]土地革命战争中党内存在的对待知识分子阶级划分中的过“左”的错误，实际上也改正了他本人早前对知识分子的一些不准确的判断和认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还根据革命实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及时总结、完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解放战争时期，为了指导全国解放区的土地改革，1948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主持制定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这两份重要文件。这两份文件精神，基本上符合中国革命斗争实际，“只有一小部分现时已不适用”，“其余全部是在现在的土地改革工作中基本上适用的”[35]。在文件重新印发各级党委之前，5月21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胡乔木，指出：“现在觉得关于知识分子部分，说得不完全，是不妥的。”问题在于没有区分知识分子的社会出身和社会职业，认为知识分子的阶级划分着重点应当“放在社会职业方面，方可避免唯成分论的偏向”[36]。5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三三年两个文件的决定》印发《关于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时，吸收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在知识分子部分的原文后加了“说明”：第一，有针对性地批评了有些地方“排除知识分子，这是不对的。吸收地主、资产阶级出身而愿为民主政府服务的知识分子参加工作，是有利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政策”。第二，具体阐释了知识分子本人阶级成分要“依本人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法决定”。强调“把知识分子看作一种单独的成分是不对的，把劳动人民子弟在学校读过书的分子（所谓‘毕业生’）当作一种坏的成分更是不对的”。第三，明确了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工作也应当算是劳动，“把当教员、当医生等工作看作不是劳动，这也是不对的”[37]。由此可见，说毛泽东抱有“敌视知识分子”的心态，完全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胡诌，而进一步推断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文“强烈地表达了他这种心态”，则更是子虚乌有、任意抹黑。


　　注释：

　　[1] 谢泳：《思想利器──当代中国研究的史料问题》，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230页。
　　[2]《毛泽东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9—40页。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o13年，第38页。
　　[4] 《萧三文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58页。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3页。
　　[6] 《毛泽东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3页。
　　[7] 《毛泽东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6页。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5页。
　　[9] 《毛泽东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5页。
　　[1] 0《毛泽东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O页。
　　[1] 1陈明新：《领袖情：毛泽东与周世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第6O页。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ll页。1995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纪念傅斯年百岁诞辰出版了《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其中第115页收录了毛泽东给傅斯年的这封短信和所写条幅的影印件。
　　[13] 谢泳：《思想利器──当代中国研究的史料问题》，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231页。
　　[14] 徐斌、马大成：《马寅初年谱长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97—498页。
　　[15]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712—713页。
　　[1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48页。
　　[17]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712页。
　　[18] 《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4页。
　　[19] 马寅初：《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学习运动》，《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3日。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91页。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92页。
　　[22] 孙勇：《在毛主席身边二十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7页。
　　[23] 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在香山》，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251页。
　　[24] 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在香山》，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251页。
　　[25] 转引自萧超然：《巍巍上庠百年星辰──名人与北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5页。
　　[26] 谢泳：《思想利器──当代中国研究的史料问题》，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230页。
　　[27]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18页。
　　[28]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59—560页。
　　[29]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3页。
　　[30]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9页。
　　[31]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0页。
　　[32]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o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El报》2013年12月27日。
　　[33] 王来棣：《中共创始人访谈录》，香港：明镜出版社，2008年，第316页。
　　[3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58—559
　　[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21页。
　　[36] 《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7页。
　　[37] 中央档案馆：《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1945—1949）》，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337—338页。

　　参考文献：

　　1、《毛泽东自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
　　2、李永春：《湖南新文化运动史料》，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
　　3、萧超然：《巍巍上庠百年星辰──名人与北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4、高菊村、刘胜生、陈峰：《青年毛泽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
　　5、罗章龙：《椿园载记》，北京：东方出版社，1984年。

http://www.ziyexing.com/maozedong/maozedong_18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