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紫丹：中共发动反右斗争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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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紫丹：中共发动反右斗争的前前后后

节选自尚未出版的《从反右到文革》一书


一、中共发动反右斗争的——远因
　
毛的反智主义，敌视知识分子是一贯的。下面的史料表明，反右派斗争的发生，乃是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其一、早在中共建国前夜，毛在评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件中就曾说道﹕“他们的头脑中还残存著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间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的欺骗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毛泽东选集》四卷本﹕1374页)”“艾奇逊说，还是要捣乱的，并且确定地要捣乱。效果呢？据说是会有的。依靠一批什么人物呢？就是｀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说﹕｀……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著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同上，1375页)

“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份子，亦即个人民主主义份子，亦即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们所瞩望的，和经常企图争取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动地位，对问题的往往不正确——对美国统治者的往往不正确，对国民党的往往不正确，对苏联的往往不正确，对中国共产党的也往往不正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的缘故。”(同上，页1376)“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著，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同上，页1384)“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又不但因为艾奇逊公开地宣称，他们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份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中国人注意，大家相约不要上美国人的当，到处警戒帝国主义在暗地里进行的阴谋活动。还因为……艾奇逊的历史观点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观点，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历史观。驳斥了艾奇逊……对于那些抱著和艾奇逊相同或有某些相同观点的人们，则可能是更加有益。”(同上，页1398)

上述这些话，跟毛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话，“帝国主义国家和我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里头有他们的人，拿中国来说，就是资产阶级中间和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毛泽东选集》五卷，页279)由此，就可以判断，在毛紧绷的阶级斗争为纲这根弦上，早把民主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定为了敌人，当作帝国主义的第五纵队，而当年称作“人民中间的中间派或右派”，只是策略上的考虑。作为“因素”，为反右派打下伏笔，是其远因。

其二、或有人问，他既然是一个具有超帝王思想的人，民主之死敌，那他为什么还能提出﹕“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和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呢？他还标榜开明地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同上)。

苏联解体，档案解密，揭了他的老底。原来，按他“有意识地”，并不是“留下民主党派”而是正好相反。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一旦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就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这样将会加强中国革命的势力。”

斯大林否定毛的意见，于1948年4月20日复电说﹕“中国各在野党代表著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他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为联合政府，从而扩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础，孤立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代理人。应当考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后建立的中国政府，就其政策而言，还是民族革命的，即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目前还难以预料这将持续多长时间，至少在胜利后会是这样。这也就是说，暂时还不能实现土地国有化和取消土地私有制，不能没收所有大大小小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财产，也不能没收大土地占有者以及依靠雇佣劳动的中、小土地占有者的财产。要等到一定时候才能进行这些改革。即使是南斯拉夫，除了共产党以外，也还有其他政党参加人民阵线。”(转引自丘路《斯大林特使密访西北坡——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见《百年潮》1998第1期)在几天后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对此一设想讲得更加具体。他说﹕“民盟解散了，中间派没有了，今后国民党也没有了，新中国自然应该考虑像南斯拉夫那样，实行在一党制下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换言之，一党制并不取消统一战线，也不否认联合政府，但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并不等于说一定要有许多党派并存。事实上，像南斯拉夫那样，党与非党联盟也可以说是联合政府。(马贵凡﹕《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之我见》，《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改变初衷，是出于对主子唯唯从命，一切遵照执行。这里能够发现和说明的几个问题是﹕(1)毛泽东一再表明是要让民主党派都退出历史舞台，但主子不批准，才改变主意，现在却说是“有意识留下”。说明毛从来都是按著他的需要，随意编瞎话的；(2)发电报的时间是1947年。但辽沈、淮海、平津具有战略决战性的三大战役，却是发生在此后的1948年的9、10、12月，一方面的事实是国民党还有很大实力，另一方面的事实是民主党派正充当毛所谓的反蒋第二战线的主力军，恰如鹰犬垂涎三尺地起劲追逐著前面摇晃著的骨头。正值此时，毛却打算完他们的蛋，实行“党天下”，自己独吞预期的果实；(3)后来，经过大鸣大放，他发现民主党派当真要行使互相监督的职能，便又暴露出他要消灭民主党派的心迹。他于那篇背信弃义、声名狼借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后来添加道﹕“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他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这里当然无需提出这一同样的问题﹕“至于共产党能否存在下去，还要看共产党的表现，要看他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因为，“人民”就是“毛自己”。而于最后，可能是“人民”看到，经过反右派后各民主党派的表现，犹如演傀儡戏，由共产党牵著线，叫走走就走走、叫扭扭就扭扭，完全傀儡化；摇尾乞怜，跟屁逐臭，彻底走狗化，完全名存实亡了，才暂且恩准它作为花瓶，“长期共存”，以观后效、以骗观瞻。

其三、1947年12月17日周恩来起草的一个党内指示中说﹕“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文件的时候，加写了这样一段﹕“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

这里明确无误地作出了“反右”的界定，“反右”的决心和反右的手法。如果说，上述这些话，如﹕“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是造成“人们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的历史根源，是从长计议的话，那么，他后来搞的大鸣大放﹕“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图穷匕首现；就是时候一到，一切全报。与其像毛泽东说的，反右派斗争，是政治上思想上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的话；倒不如按著历史的本来面貌说，叫做“蓄谋已久的阴谋得逞”更合事实。如再往前追溯﹕

其四、“李锐在访问过程中揭露一段颇有分量的史实，他说毛在延安中共七大上说过，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见金钟《回首十年说批毛》，《开放》2003年12期)可见毛早把民主人士当作斗争对象，是处心积虑，蓄谋已久。按其盘根错节，毒根很深来说，更可以追溯到﹕

其五、早在毛泽东1925年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一文中，就能看出毛对知识分子的敌视态度。有人在访问许良英的《拨开“反右”运动的历史迷雾》中说﹕“此文发表于1925年12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1926年2月的《中国农民》月刊第二期和1926年3月的《中国青年》第116－117期，1952年重刊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已面目全非，文中把知识分子分为三类﹕一是｀反动知识阶级’，包括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专院校教授和学生，属于大资产阶级，是｀极端的反革命派’，是｀民族革命之死敌’；二是多数｀高等知识分子，包括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专院校的教授和学生，属于中产阶级，其右翼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以当作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三是｀小知识分子’，包括中学生、中小学教员，属于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朋友’。”作者说﹕“这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滥调的滥觞。”(王丹﹕《我们在写历史》第144页)

其六、1956年，中共召开八大，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原稿提出中共特别需要各民主党派的监督。毛泽东增改为“首先是阶级的监督，群众的监督，人民团体的监督。”原稿另一处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批评说成同“党内的自我批评”和“劳动人民的监督”等量齐观，毛泽东将论述改写为﹕后两者的批评监督“是主要的一面”，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批评“常常是从右的方面出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散见第136-212等页)。可见，毛泽东后来的通过鸣放，让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而且态度诚恳得出奇，是要“斗”出“从右的方面出发的”意见来的。这一点，他早已胸有成竹，而其后续步骤是阴谋或阳谋，可作另议，但从早前到晚近，一直是怀有“预谋”这一事实，已为历史所确证。
　
二、中共发动反右斗争的——近因
　
毛泽东曾说过﹕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

“去年这一年，国际上闹了几次大风潮。苏共20次代表大会大反斯大林，这以后，帝国主义搞了两次反共大风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两次大的辩论风潮。在这几次风潮中，欧洲美洲有些党受的影响和损失相当大，东方各国的党受的影响和损失比较小……。斯大林问题牵涉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国党都牵涉到了。

“对苏共｀二十大’，……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他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党内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毛泽东选集》五卷，页333—334)“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页338)

所以，讲近因，主要地是三个事件﹕1、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2、波匈事件；3、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
　
1、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在中苏论战的“九评”中，《一评》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斯大林的批判，无论在原则上，在方法上，都是错误的。”《二评》说﹕“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赫鲁晓夫同志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邓小平指责赫鲁晓夫说﹕对斯大林，“为什么人都死了，还要这样丑化他呢？”（(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首席俄语翻译的历史见证》，页240)毛泽东说﹕“他们不要这把刀子，我们要拿起这把刀子，我们要充分使用这个武器。你们苏联反斯大林，我们不反，我们不但不反，我们还要拥护。“(《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111)
毛泽东要拥护斯大林，这是为什么呢？王若水先生在《毛主席与他的世界共运领袖之梦》一文中有清楚明白的叙述﹕

“文革”的发生是突然的，但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念头却是酝酿已久的。要了解事情的原委和背景，我们必须多费一些篇幅，从五十年代的“斯大林问题”谈起。

１９５３年３月，斯大林逝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失去了领袖。谁来代替他的位置呢？这个人要有长期领导革命斗争的资历和丰功伟绩，要有卓越的领袖才能和高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以及由此而来的崇高威望。这样的人本来应当由苏共的领袖来充任，因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而无论是斯大林指定的继承人马林科夫（他很快就下台了），还是后来掌权的赫鲁晓夫，都不具备这样的资格。

在斯大林死后，世界上活著的领袖中，没有一个人的威望能和毛主席相比。以毛这样的性格，产生当世界共运领袖的雄心，这是极为自然的。几十年中，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盛行著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斯大林享有政治的和理论的绝对权威；现在该轮到毛主席了。
实际上，赫鲁晓夫并没有全部否定斯大林的功绩，也没有彻底揭露斯大林的罪行。然而赫鲁晓夫批判个人崇拜，却妨害了毛主席，因为毛正要搞对自己的崇拜。这才是毛的真正所“惧”。

毛也不会不想到，“肃反”的错误，他自己也不是没有犯过。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３１年，毛在赣西南搞肃清“AB团”的运动，杀害了一大批无辜的“革命”者。红一方面军四万多人中就杀了几十个团长，打出４４００多AB团分子。红二十军干部，从军长、政治委员到副排长以上干部，共７００多人，都被当作AB团关押，先后处死。红二十军番号取消，战士被编入红七军。一支英勇善战的红军队伍，就这样全军复灭了！地方的情况更糟。赣西南地区的干部百分之九十被打成AB团分子。永新县被错杀的约１８９０人。遇害的还有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等人。这个大冤案一直没有平反。后来，在延安整风期间搞“审干运动”，也弄得草木皆兵。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清理出“特务”多达一万五千多人，有的单位清理出的“特务”超过总人数的一半。虽然这主要是康生执行的，但身为总学委主任的毛主席是无论如何不能辞其咎的。

现在，斯大林已经不再是毛的阻碍，赫鲁晓夫也没有被毛看在眼里，可是对个人迷信的批判，却妨碍了毛主席。他正想取代斯大林，享有那种世界性的万人膜拜的威风。尽管那时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已经在中国流行，可是和苏联对斯大林的崇拜相比，在程度上和规模上却是瞠乎其后的。

毛主席要保护自己，就要保护斯大林；他要为自己树立斯大林在世时享有的那种至高无上的权威，就要想办法为“个人崇拜”翻案。
……
王若水的文章说明三个问题﹕一是毛要当世界领袖，让世人对他进行个人崇拜。二是毛怕人们在斯大林的镜子里，看到自己更加疯狂地残害“阶级敌人”和党内异己的血腥罪恶，会对他进行谴责与清算。三是毛要维护斯大林的根本制度。因为只有这个制度，而不是别的任何制度才能够实现其无限膨胀的领袖欲的。这也就是他自始至终“一边倒”向斯大林主义的原委。

起先他还假惺惺地表示赞同在中共八大上反个人崇拜。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６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代表党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指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表示“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后来在１９５８年３月成都会议上，毛干脆赤裸裸地讲﹕“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绝大多数人是不同意的，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随声附和，要打倒个人崇拜。还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斯大林正确的东西也还要崇拜。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列宁在世时，许多人批评他独裁。说﹕政治局只五个委员，有时还不开会。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因此，只要正确，不要推，不如我独裁；也开点会，不全是独裁就是。不要信这个邪，你反对个人崇拜，反到天上去，无非想自己独裁。”还说﹕“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

许多参加会议的省委书记和中央委员们竞相歌功颂德，发言说﹕“对于领袖应当无条件地信任，特别是经过几十年实践证明，中国不存在个人崇拜的问题，要更加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著作。”“要宣传毛主席的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叛徒、内奸和工贼，后来死无葬身之地的刘少奇当时在会上发言说﹕“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不论从思想、观点、作用、方法哪一方面，我们都比他差一大截。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向他学习”。更有甚者，他在59年的庐山会议上竟说﹕“我想，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倡某些人的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在｀七大’的党章上就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这一条。党要有领袖，领袖就要有威信。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运动，赫鲁晓夫搞这一手，我看也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不应该那样搞。所以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

柯庆施更高唱﹕“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１９７０年１2月１8日，毛接见斯诺时，说﹕“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斯诺说﹕“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到胜利终止。”毛泽东说﹕“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刘少奇、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

毛泽东这里说的“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就是他为自己盖棺论定的，终生做了的两件事。前者是建立党天下，后者是建立毛天下。右派反的是党天下；反右派是巩固党天下。反右派是属于前者，即“第一件事”，文革属于后者，即“第二件事”。所以，反右与文革，不管在形式上有多少雷同之处，而在本质上，在概念上是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对二者关系的许多错误之见，都由于对此本质的混淆不清。

在毛泽东本人对个人崇拜的鼓吹下，在林彪、柯庆施、康生等人带动下，中国的造神运动大大超过苏联，而于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前无古人。

1957年，右派却对“个人崇拜”发起了“猖狂”的进攻，兹举一二﹕
民主建国会成立于1945年，章乃器是主要创始人之一，“民建”在1949年前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夺权做了大量工作，建国后章乃器被“选”为粮食部长，但是在1957年却被打成“极右分子”，撤了部长职务。主要的根据是章乃器当时说了不要搞个人崇拜，说对毛泽东也不能搞个人崇拜。现在看来他的讲话完全正确，但是他戴著右派帽子过了22年，“文革”被打得遍体鳞伤。(孙文广﹕《“民建”座谈会发言纪》，自由发稿区)

首发在《》的晓枫的文章《最早揭露毛泽东伪马列面目的女英雄》写道﹕22岁的四川大学学生冯元春以极其平静的声调在鸣放辩论会上说﹕“……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后的统冶阶级组成的政府，借用军队、警察、监狱去镇压老百姓，他们不给人民任何民主自由的权力，也不尊循法律去依法办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制定通过的｀宪法’仅是一纸空文，毛泽东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打倒谁就打倒谁，想关押谁就关押谁，这决不是马列主义者，是彻头彻尾的独裁！”

她就著“高铙事件”说﹕“根据已发表的材料，高铙的罪名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我们请问，党中央和毛主席有缺点难道就不能反对吗？这不是出于个人崇拜是什么？高饶没有反人民，他和暴力集团也没有联系，而毛主席却以暴力逮捕他，这是违反宪法的。报上公布高饶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妇女，但为什么被侮辱的妇女却没有提出控诉呢？因此，毛主席是犯了错误，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

她继续说﹕“我们再来看看共产党，这个集团对工人农民的剥削是巧妙的、残酷是空前的。工人加班不给加班工资，美其名曰｀奉献’；农民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自已不能支配，大部分被国家统购去再无存粮，今后要是发生一点灾害便会饿死人。再看共产党的各个单位都豢养了一大批不务正业，专门监视别人思想、言论、行动的政治工作人员，美其名曰改造别人思想，实际上是狗屁不通，只会扣帽子，或是说我是一个党员，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他们就这样靠吸取别人脑汁而生活，他们对待老教授是那样横蛮，无理，是最卑鄙的一种人。”

她就著胡风事件说﹕“毛主席经常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什么胡风先生公开向共产党中央上书三十万言就成了罪人了呢？而且还把别人朋友之间的来信公布出来，说是反革命罪证。这不是毛泽东公然破坏法律，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毛泽东主席的特权思想，和历史上一切统治者的特权一模一样，毛泽东是中国再次出现的刘邦。”

清华大学一位署名一个清华人的学生贴出一份《我控诉、我抗议》的大字报，直呼毛泽东为皇帝，他说﹕“皇上哟，秦始皇与你相比，也只是个无名小卒了，无怪乎你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你在镇压人民这方面，是胜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多少倍了。”(转引自《许行﹕一九五七年学生民主运动寻思》)

1956年１１月３０日，毛泽东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时，明确表示﹕“斯大林执政时期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光明日报》1957年6月8日载﹕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将越反越多。

陈新桂认为目前“鸣”“放”中有五种顾虑。他说﹕其中有人根本怀疑整风有何用处。储安平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提出“党天下”和“一党治国”。储安平说，在苏联以及新民主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专政。把党外人士看成异党分子，这样，不出宗派主义就很奇怪了。这是个理论问题﹕如何一党专政？一党专政，民主党派如何监督？这要毛主席继续发展了。在延安整过主观主义，愈整愈厉害，无产阶级专政是个“根”，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将越反越多。

著名的右派，人大女学生林希翎，在北大发表演说﹕“我有很多问题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铁托演说中很多是好的。我就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所有社会现象都有社会历史根源，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斯大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种国家，因为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是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是的话，也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思忆文丛﹕《在北大的第一次发言》)

“一个政党也好、一个人也好，进步的标准是能不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发展的要求，能不能推动社会进步。不能的话，就是反动。斯大林在后期阻碍社会发展，因此是反动的。他杀了那么多人，如果不是斯大林的错误，二次大战不一定起来。不是斯大林的错误，赫鲁晓夫领导的十万人也不会全死掉。”“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呢？”(同上，《在北大的第二次发言》)

北大学生王书瑶说﹕“正是苏联人民对共产党可能发生的错误领导丧失了任何警惕性，认为斯大林就是一切，再加上苏联政治制度本身的重大缺陷，就促成了斯大林的全部错误和犯罪得以实现，而中央权力极大这点起了重大作用。由此可见，今天在我国广泛流行著的对共产党的某种崇拜，是十分有害的。”(同上﹕《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到的教训》)

北大学生群学说﹕“由于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的悬殊，就必然地要产生个人崇拜。”“首先他们强调了一个政党在革命中的作用，并予歌颂、赞美，进而把它的作用夸大到似乎一切都是一个党能完成的，因而奉若神明，拒绝群众的意见，而当把党的地位异常特殊之后，再就进一步推崇个别高级领导人员，以至发展到如神的崇拜。一句话，全部理论基础是﹕历史主要由个别政党所创，而政党由领导者所创，一切及时指示奉若神明，否认了群众的主要作用。”(同上﹕《论”个人崇拜”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因为这些老少男女右派们都信仰民主自由，都反对极权专制；因而，反对个人崇拜，个人独裁，简直是他们的天性！而反对个人崇拜的性质，归根结底是反对“党天下”。
　
2，波匈事件

吴冷西在《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第一章《从评价斯大林说起》中说﹕“少奇同志指出，这十天的活动中，感到苏联同志的大国沙文主义由来已久，表现十分突出，由此而引起兄弟党对他们的强烈不满。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也由来已久，于今尤烈。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带来的恶劣影响，现在已相当充分地暴露出来。

“小平同志说，波兰同志在莫斯科向我们诉苦，情绪激动，有时简直有点像我们土改时贫雇农｀吐苦水’。从波兰和匈牙利的情况看，已经出现了否定苏联的一切以至否定十月革命的倾向。各自夸大民族特性，否定国际共性。苏共领导人虽然开始感到过去大国主义一套不灵，但并未觉悟到必须改辕易辙。我们帮人要帮到底，今后还须要向两方面多做工作。

“两人的发言明显地反映出这样一种倾向﹕虽然他们都实际地感到了｀苏联大国主义’所带来的巨大危害和恶果，但比起深入挖掘大国主义的危害，他们的关心点更多地在于警惕否定｀社会主义’本身、｀苏联的一切’的倾向，并将其原因归咎於｀斯大林批判’的不良影响。”

这就是中共对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基本的认知和鲜明的不同态度。了解到这一点，你就会对下面的事态发展了然于心，不致大惑不解了。

关于波兰事件，吴在书中说﹕“毛主席听了后说，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我们要早定方针。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社会主义邻国武装干涉，是违反最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更不用说违反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原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这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

“毛主席说，事不宜迟，我们应该马上警告苏方，坚决反对他们对波兰动武。会议一致同意这个决定。毛主席即说，会议到此结束，马上约见苏联驻华大使。他要胡乔木和我留下作陪。

“毛主席这时仍穿著睡衣，乔木建议他是不是换穿中山装。毛主席说，就这样也没什么关系。”约半小时后，毛主席在菊香书屋的卧室里接见苏联大使尤金。尤金原是毛主席的朋友，过去两人多次在一起讨论哲学问题。现在两人都表情严肃，尤金似乎预感到这次接见非比寻常。毛主席劈头就直接了当地对尤金说，我们的政治局才刚开过会……，我们政治局一致认为，苏联武装干涉波兰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中共中央坚决反对苏共中央这样做，希望你们悬崖勒马。如果你们竟然不顾我们的劝告，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共中央和中共政府将公开谴责你们。就是这几句话，请你立即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同志。情况紧急，时间无多，谈话就此结束，请你赶紧立办。尤金满头大汗，连声｀是’！｀是’！迅速退走。”

那么，对匈牙利事件又是什么态度呢？

吴冷西写道﹕“毛主席在十月三十日晚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时，除同意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苏方外，还特意电告我们代表团，声明受中共中央委托，反对苏军从匈牙利撤退。少奇同志在十月三十一日会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时，严厉指出﹕苏共这个决定是对匈牙利人民的背叛。苏共中央如果抛弃社会主义匈牙利，将成为历史罪人。”

由此，毛泽东便欠下了匈牙利人民一笔血债。刘宾雁说﹕“可以断言，中共领导集团和中共反动派造下的罪孽，远远超出今天已知的最大限度。它们是逃不过总清算和大审判的。审判席上还将有外国人在场。因为毛泽东一夥手上不仅染著中国人的血。1956年，苏军第一次进入布达佩斯后，曾一度撤出。是在毛泽东派出中共特使刘少奇赴莫斯科力促之下，苏联才再次出兵，对匈牙利人民起义血腥镇压的。”(《迷雾重重的中共八十年》)

二十万苏军在毛泽东的督促和周恩来的坐镇支持下，长驱直入匈牙利，一场血腥屠杀开始，纳吉政府垮台。纳吉和他的十五名支持者躲入南斯拉夫大使馆请求政治避难。匈牙利起义画上句号。自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四日整整十三天，有七千八百人丧生，一万二千人受伤，三万多人受迫害，几百名革命领导人被捕处决。二十多万人逃亡西方，四万七千人流亡美国。(《开放》2006。11)据徐铸成回忆，当以他为团长的中国新闻代表团访苏时，“我们团到达的当天的晚上，恰好匈牙利事变后新上台的首领卡达尔到苏访问，苏共中央特为他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的欢迎酒会，我们被邀请参加……。在平息匈牙利事件中，周总理出了不少力，所以卡达尔对中国很感激。当苏联朋友把我们向卡达尔介绍时，他对我团代表一一热情握手，还和我拥抱。”(《“阳谋”亲历记》)

这儿需要提出一个质问，以揭示毛出尔反尔，翻云复雨的嘴脸﹕决定对匈牙利出兵，难道就不是你刚刚十天前说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社会主义邻国武装干涉，是违反最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更不用说违反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原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这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的了吗？认你说成什么，也绝不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社会主义邻国武装干涉”内政的正当理由。

前已点明，毛泽东所以态度强烈地反对苏联出兵波兰，是因为波兰只是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而这一点正合毛意。毛这时候出的一切主意，对苏共都是包藏祸心的，都是为了抬高自己，要充当国际共运的领袖。事后也证明这一点。斯大林在时的分工是，苏共管欧洲，中共管亚洲，现在，毛的魔爪已伸进欧洲。

至于坚决主张出兵匈牙利，是因为匈牙利事件的性质为毛所不容﹕要废除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要苏联撤军，主张芬兰式中立化……

李丹慧、沈志华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中写道﹕

中方的说法完全相反，以师哲的回忆最为详细﹕10月30日上午，苏方将米高扬关于匈牙利局势恶化的报告送给刘少奇。中共代表团看了这个报告后深感意外。经研究提出两种办法，一是苏军撤出布达佩斯，二是苏军采取镇压行动。由于两种办法各有利弊，大家讨论了一天也没有结果。晚上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可以把两种办法都向苏联提出，跟他们商量。毛倾向于进行镇压，但以为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时候再动手。当晚，应中共代表团要求，中苏领导人举行紧急会议。刘少奇明确表示，对匈牙利的局势，是不是还有挽救的机会？不要就这样放弃了，放弃了可能要犯错误。邓小平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先要掌握住政权，不让政权落在敌人手里。苏军部队应当回到布达佩斯，坚决维护人民政权。中共的意见很清楚，匈牙利的问题不同于波兰，已经具有反革命的性质了，必须想办法加以挽救。（《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这里引人深思之处在于﹕“毛倾向于进行镇压，但以为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时候再行动。”这一点说明，毛泽东施展“引蛇出洞”的阴谋，已成一种思维定势。对国人，对洋人，一视同仁。我和寒山先生的所见不约而同﹕

他说﹕当时应邀到莫斯科和苏共协商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态度最坚决，而在北京的毛泽东在同意镇压后要求苏联再给匈牙利的所谓“反革命”一点时间，让他们充分暴露，再一网打尽。了解中共在镇压匈牙利事件过程中的出谋划策，也就不难理解中共为什么不久在自己的国家会从鼓励“鸣放”转到全面“反右”了(《纪念1956年匈牙利革命》)。

另一点，寒山先生也说得对﹕

毛泽东的“双百”方针在世界共产主义领导人中并没有得到拥护，因为他们都害怕群众，但是很多国家的知识分子却对这个方针十分有好感。在匈牙利，中共大使郝德清不但邀请匈牙利知识分子来大使馆作客，而且四处旅行，和各地知识分子广泛接触，宣传“双百”方针。他还主持了一个面向匈牙利报纸和电台的有关中共八大的宣传活动，在其中“双百”方针是一个重要内容。因此，匈牙利知识分子一直把中国看得和苏联不一样，直到苏联出兵镇压时，很多人还说中国是站在他们一边的。

除了匈牙利知识分子对中共有好感外，匈牙利党内的民主派也对中国寄予希望。匈牙利共产党和东欧其他党一样，内部有苏联派和本土派的矛盾，斯大林时期苏联派掌权，压制本土派，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后本土派抬头，很多人被从监狱中放了出来重新掌权。就在这个人事转变的关头，中国大使积极地和当时还被压制的本土派联系，甚至得到了一份当时还没有恢复名誉的党内改革派领袖纳吉给中央的信的副本。

纳吉在信中对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十分赞赏，说这五项原则也应该应用到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之间，这明显是在挑战苏联的大国大党主义。

然而，当匈牙利知识分子、学生和党内民主派把运动发展到要求改变共产党一党独裁的局面，退出苏联用来控制东欧卫星国的华沙条约组织时，中共大使馆的态度逐渐转变了。当时郝德清下令断绝和匈牙利人的来往，关闭使馆大门，每天把匈牙利的情况向北京报告。中共最终判断匈牙利的事件已经发展成反革命，在赫鲁晓夫动摇犹豫的时候强烈要求苏联出兵镇压，在这个决策中，大使馆的报告无疑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匈牙利事件之后，匈共领导人访问中国时，毛泽东告诉他们在匈牙利发生所谓“反革命暴乱”时，他每天都听取大使馆的报告，和其他领导人一起研究局势。从匈牙利事件中他吸取了教训，制定了在中国防止出现类似事件的方针。

今天当人们回顾这段历史时，应该想到中了毛泽东“阳谋”的对象，不但是中国知识分子，也有其他共产党国家的知识分子。匈牙利就是一个事例。(《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毛泽东的双百方针》)
从这一点说开去，作为事后的诸葛亮，我们不仅仅是如过去看到和想到的那样﹕毛泽东搞整风反右，匈牙利事件是其外因，或说诱因；而且现在更进一步看到和想到﹕那时中国存在著的内政“党天下”与外交“一边倒”所产生的政治弊端，正是爆发匈牙利事件的原因和条件。但他决不会用消除政治弊端，来预防和克服匈牙利事件之爆发；而是为了保护这个“政治弊端”，坚决主张出兵镇压匈牙利发生的所谓“反革命暴乱”。实质上就是，进行一场国际的反右派斗争。这时，在他脑子里已打好要进行一场国内的反右派斗争的底稿。不是吗？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毛对二者都定性为镇压反革命，而且在克敌制胜上又都是同一思路，都是先“诱敌深入”，后“聚而歼之”。再进一步说得更开些，文革何尝不是如此？正如我前引李锐所说﹕“他知道自己为什么搞文化大革命，是因为赫鲁晓夫……”——先是反苏联的赫鲁晓夫，搞国际的文革；后是反中国的赫鲁晓夫，搞国内的文革。说明毛泽东是从称霸世界出发来解决独霸中国的问题的；这和常言说的﹕“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正好是相反相成吧！
　
3、“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

毛泽东口出脏话，骂人“放屁”，“拉屎”等，已成家常便饭。这次说“蚂蚁出洞了”，不算骂人，只能算是轻蔑，可是，接著说的“乌龟王八都出来了”，在中国就是恶狠狠的臭骂了。不管这些，且先看“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乌龟王八”，是指哪些人，以及他们的动静。

根据王光美的回忆，她跟著刘少奇曾沿著京广线进行了实地考察。她说﹕“波匈事件以后，少奇对怎样从波匈事件中吸取教训想得很多。思考的结果，少奇同志认为，为了不使类似的事件在中国发生，我们一定要关心人民的生活，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少奇提出﹕“还要规定一些制度，使我们这个国家发展下去将来不至于产生一种特殊阶层，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

“河北省工会主席杜存训同志就工人的情况作了汇报。他提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发生罢工、请愿24起，工人中有人说﹕｀共产党怕罢工，一闹就老实’，｀匈牙利工人有办法’、｀共产党好，就是吃不饱’等等。

“石家庄基本建设局的李德仁同志详细汇报了工人、学生参加的14起闹事的情况，涉及14个单位的500多人。

“国营一一六厂按计划招收了一批工人，开工后发现没那么多位置，便宣布将多出来的人调到一个五金生产合作社。但未向工人讲清缘由，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又不一视同仁，有“走后门”现象。群众提出意见，领导又采取了压服的办法。结果引起工人群起反抗，有100多名工人参加了罢工闹事。当地政法机关把它定为反革命事件，将带头的人抓了起来。

“化县的麻风病防治委员会在化县的一个地方盖麻风病院。未盖之前，与群众商量，群众不同意。县政府不管群众是否同意，就硬要在那里盖一座麻风病院。开始盖时，群众就不满意，今年3月下旬，化县县委书记、公安局长同群众谈话，群众还是不同意。他们扣留了群众3个代表，有党、团支部书记和一个转业军人。这样群众就更加不满意，有400多人在一个合作社主任的领导下，把麻风病院的房子拆掉，并把干部的衣服也扯烂了。化县公安局的副局长带了8名警察，在现场开枪打死5个人，打伤9个人。

“在广州，我们遇到的另一件典型事例是内港工人闹事。原因是那里的800多名工人因为工作时间太长，工作班次调得不好，工人太累，加上港内要求工人义务劳动盖集体宿舍，而房子盖好了，却通通分给职员、干部和家属住上了，工人很不满意，于是闹事……”(《王光美访谈录》)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共产党对农民、手工业者、工商界资本家进行了实质上的掠夺，并受到敲锣打鼓的“欢迎”之后，国内形势反而更形紧张，一些社会矛盾也表现得更行突出。在半年内，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从十月起，广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山西、河北、辽宁等省，还发生了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情况。人民对政府批评的意见，对现实不满的言论，日渐增多和激烈。

被划为右派的重庆中学的一位普通教师邓祜曾，在一次中学教师集中参加整风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虽并不出语惊人，但却说出了人人心中有之的意见。他认为“中国也有个人崇拜”，并且批评粮、油、棉实行统购统销，违背了价值规律；批评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是崇俄媚外。还说中国有五千年灿烂文化，为啥还要立一个大胡子洋人作祖宗？(李才义﹕《呼唤右派难友邓祜曾》)

毛泽东讲到的情况是﹕“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

“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议论，跟我们也是对立的。他讲唯心论，我们讲唯物论。他们说，共产党不能管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化坏得很；我们说，共产党能够管科学，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合作化好得很。

“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这样的人北京大学有，石家庄有，其他地方也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1页）

“在学校里头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石家庄一个学校，有一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少数反革命份子乘机进行煽动，组织示威游行，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他们贴了好多标语，其中有这样三个最突出的口号﹕｀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照他们讲来，共产党是法西斯，我们这些人都要打倒。……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万人就是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这一｀家’也出来了。邓小平去这个大学讲了一次话，他说，你要杀几千万人，我们就要专政。

“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应当改变，但是需要时间。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倒是乡下地主、富农，城市里的资本家、民主党派，多数还比较守规矩，他们在波兰、匈牙利闹风潮的时候还没有闹乱子，没有跳出来说要杀几千万人。对于他们这个守规矩，应当有分析……。他们的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著。他们的子弟、这些学生娃娃们，没有经验，把什么｀要杀几千万人’、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些东西都端出来了。

“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枝笔，几丈长，象徵｀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继而又说﹕“党内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著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现在情况起了变化，他们不吭声了。不吭声不是本心，本心还是要吭声的。”(同上，页332—334)
“我看要准备出大事……
“在国际，无非是打世界大战，甩原子弹。在国内，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我们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我们已经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请我们回延安怎么办？”（同上，页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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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引用的毛的讲话，一是来自八届二中全会，另一是来自1957年1月18和27日对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讲话。

毛还说﹕“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同上，页355)。

“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同上，页338）
“现在（1957年1月18日）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同上，页339）

毛泽东对匈牙利事件发生的原因，在侧重点上也与刘少奇不同，他说﹕“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燃烧的。烧起来好，还是不烧起来好？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烧起来了，烧起来就好了。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暴露出来了。”（同上，页318）他还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物论和唯心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同上，页323）

从内因外因远因近因，任何一方面的原因，特别是这些原因的总和来进行分析、判断，必然会引出个九九归一的结果，这就是，早已暗藏杀机的毛泽东，定要通过镇压，坚决扫除“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和“乌龟王八”！
　
三、中共要让“出洞的蚂蚁”成为热锅上的蚂蚁
　
谁也不会料想到，毛竟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如上所述，多次提到学生上街、上访、闹事，民主党派和教授发怪议论，阶级敌人心怀仇恨等等之后，不是提出消灭“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乌龟王八”！也不是如后来说的铲除毒草，扫除牛鬼蛇神，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等，而是责己从严，把矛头指向共产党自身﹕“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同上，页327)，即所谓“三害”。在这次讲话中，两处提到整风，另一次是在上页(页326)，他是这样说的﹕“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两次所说，两个基本点﹕一次是整党，一次是整教授。时间证明﹕整党是虚晃一枪，整教授却落到实处。且不止于此，整党的结果，遂了毛泽东设陷阱的初衷﹕让帮助整“三害”的人，激怒“三害”，当毛一声令下“反右”时，“三害”便以百倍的仇恨，千倍的疯狂，杀向帮助党整风者！其残杀之悲壮程度，50年后的今日书之，奚啻一篇现代的《吊古战场文》！

反右之后，毛又是怎样谈整风的呢？在1957年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说﹕“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像人民日报一篇社论所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么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75——476页）。

原来整风是为了“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

即便真的如他所说﹕“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可他又说过﹕“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账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说来说去，整风还是要整资产阶级。这就完全可以看清楚了﹕整风反右，一前一后，前为诱敌深入，后为聚而歼之。
　
1、开台锣鼓

在杀气腾腾的1957年1月27日毛对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讲话之后，正好一个月的时候，他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粉墨登场。与一个月前的杀气腾腾相比，我举一例，看看毛泽东，简直判若两人﹕第九个问题是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这些问题。毛泽东说﹕这些闹事，不能说主要是因为反革命，而主要是因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不会领导。我说人民内部经常不断地发生矛盾，罢工、罢课，农民打扁担，去年有，今年还会有，以前几年就有，不能都归咎于匈牙利事件，说匈牙利事件一来，中国的事情就不好办了。关于这个问题，我搞了四条办法，大家看对不对。第一，克服官僚主义，适当地处理矛盾，使其不闹；第二，要闹就让他闹；第三，要闹就让他闹够；第四，除个别人以外，一般不要开除。我看将来问题还多。人心不齐，几亿人口，中间许多人会跟我们的想法不同，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许多人文化水平不高。就是文化高的人，也不见得不犯错误，有时知识分子犯起错误来还要更厉害”

与跟省市自治区书记刚讲过的话相比，毛在这里没有说“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而是说“不能都归咎于匈牙利事件”；也没说阶级仇恨和大学生多是地富资产阶级子弟；还没说让他们放臭屁，后发制人……而是说“主要是因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不会领导。”若与事后的说法和做法相比，就更显出其虚伪、残酷、无耻到了罪不容诛的程度。事后说﹕“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份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同上，页432)事后他又是这样做的﹕湖北省汉阳县第一中学学生因升学问题上街游行，被诬称为民盟策划的小匈牙利事件，枪毙了三个，监禁了四个。虽然文革后彻底平反，但三个死者是无法复活的。难道这就是毛所说的处理学生闹事的“四条办法”吗？即小见大，毛按其需要虚构出的“汉阳县小匈牙利事件”，就是解剖整个反右运动的一只麻雀。

你听这次报告，毛做作得是多么地细声嫩气呀！(这一篇，在《毛泽东选集》五卷上，正好安排在《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之后，如果不是事后对这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进行了篡改，两篇文章将形成多么强烈的对比和辛辣的讽刺，以致把毛的嘴脸扭曲和撕裂得不成样子了！全部报告，简直能把人感动得不禁涕零之至！我听的是传达稿。有幸听到录音的著名文学家傅雷对毛的谈笑风生、甜言蜜语，感到如沐春风，如醉如痴，给儿子写信说﹕“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真是艺术高手。”(《傅雷家书》页158)

干脆让我把傅先生的事说到底﹕翻著《傅雷家书》往下看，再一封信，就是说﹕“真兴奋。……踊跃争鸣，……都纷纷写文章响应，在座谈会上大胆谈矛盾谈缺点，大多数都是从热爱党的观点出发，希望大力改进改善。尤其是以前被整的，更是扬眉吐气，精神百倍。”(《傅雷家书》页163)

再往下的信，就是妻子写的了﹕“作协批判爸爸的会，一共开了十次。前后作了三次检讨，最后一次说是进步了，是否算结束，还不知道。爸爸经过这次考验……活到五十岁了，才知道看人不是那么简单，老朋友为了自己的利害关系，会出卖朋友，提意见可以乱提，甚至造谣，还要反咬一口……”(《傅雷家书》页167)这信说得是，傅先生当上了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在作家协会上接受“帮助”。
然后的信……直到没有了“然后”，——文革中，夫妻双双自杀，同归于尽。盖棺论定﹕被说成是花岗岩脑袋，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

如果把毛泽东这次开台锣鼓式的讲话，比作是一鼓作气，那么，三月的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就是再而不衰；四月底的天安门城楼接见，就是三而不竭。毛主席一个“斗”字为其乐无穷的生命力，如癌细胞般顽强，实乃全中国人民的“最大福气”！
　
2、再而不衰

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回忆﹕当天下午，即赴政协礼堂，听毛主席最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录音，很清晰。最使人兴奋的是下面一段话﹕“国内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时代已经过去了，党内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关门主义等还很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早日开始整风，希望党外朋友帮助，但决不强迫别的民主党派参加。毛主席讲话一向很风趣，如谈到整风时，说这不再是狂风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个不停的和风细雨。从录音里听到他的讲话时引起哄堂大笑，并听到刘少奇同志等插话，真是轻松愉快，谈笑风生，我们听了录音，也感到兴奋、舒畅。

“听毕，我和傅雷同志即相约赴中山公园聊天，我们觉得双百方针实在正确，党真英明，都认为今后更应响应党的号召，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尽力。正如《傅雷家书》所载，他当时给他儿子信中所写的，他衷心感到社会主义的可爱，感到社会主义国家很多，而“毛泽东全世界只有一个”(天下无双)。可见那时正是最热爱共产党、热爱和由衷尊敬毛主席的。

“我们被引入客厅，毛主席和康生已在门口等候，听到康生逐一介绍，老人家伸出大手，紧紧握著我的手说﹕“你就是徐铸成同志。”慈祥地看著我说﹕“你们的《文汇报》办得好，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放得好！

“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纸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工夫再翻翻其他报纸。”对于主席的赞赏，我心中涌起感激的热泪，感到无比温暖、幸福。我们大概已是最后一批人了，看看在座的，有金仲华、邓拓、王芸生、舒新城，其余还有几位我不认识。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其他首长没有在座，也没有中宣部的陆定一和周扬同志，仅有康生陪同接见，这是我记得很清楚的。

“我被安排坐在毛主席旁边，中间只隔著金仲华同志，邓拓同志则坐在我们对面。
“康生先讲话，说﹕｀今天，毛主席邀请新闻出版界一部分代表来谈谈，各位有什么问题请主席回答，请提出来。”会上沉寂了片刻，邓拓同志轻轻对我说﹕｀铸成同志，你先开个头。’我就说﹕｀关于在报纸中宣传双百方针，我觉得心中无数，难以掌握，怕抓紧了，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抓松了，会犯修正主义的错误，请教主席指示，该怎样掌握？’
“毛主席含笑答道﹕｀我们当年打仗的时候，一点打仗的经验都没有，就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你们诸位，都有二十多年的办报经验，应该好办得多了。如何掌握，这叫做从打仗中学习打仗嘛。’毛主席接著说下去﹕｀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总是难免的嘛！多学一点马列主义，刚学会学不进去，会吐出来，这叫条件反射嘛，多学了会慢慢学进去，像瓶子装油，倒出来，总会漏一点，慢慢就学懂了。鲁迅学马列主义，是创造社、郭沫若逼出来的嘛，他原是相信进化论的嘛，早期的杂文，很多片面性，后来学习马列主义，片面性就很少了。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年轻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主席这最后一句话，使我出乎意外，姚文元曾在上海写些文章，常常揪住人家一句话不放，怎么会受到他老人家的赏识，认为他的片面性较少呢？

“后来，毛主席问道﹕｀各位在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究竟还有什么具体困难没有？’我说﹕｀我体会双百方针的提出，在政治意义上，是高价徵求批评，让人民畅所欲言，慢慢再加以说清楚，不要一下子压下去，我认为这就是高价徵求批评。’
“毛主席说﹕｀你的意见很对，很好。’
“我接著说﹕｀我们《文汇报》开展电影问题的讨论，收到来信很多，批评相当尖锐，也有一些不同意见，我们故意放一放，好让大家把意见说完，等以后再开展讨论。但在上海却遭到了围攻(指张春桥组织的围攻)，请问主席，我们该怎么应付？’毛主席说﹕｀我叫周扬同志给你们这场讨论写一篇小结，这种批评、反批评、小结，这就叫正、反、合，这就是辩证法你同意不同意？’
“我高兴地回答﹕｀主席想得很周到，我完全同意。’

接见约谈两个小时，我们辞出后，我立即赶到北办，向全体同志详细谈毛主席对《文汇报》的评价以及毛主席对新闻出版界的谈话，当时即由记者姚芳藻同志详细记录，当晚即密封寄一份给上海编辑部、北办人员，大家听了很鼓舞。(《“阳谋”亲历记》)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作报告说﹕
第七点﹕“放”还是”收”？这是个方针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同志们在讨论中间是不赞成收的，我看这个意见很对。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讲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居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发展文化的方针。(《毛泽东选集》五卷，页414-415)

请看毛泽东在此提供的这幅民主、自由的“愿景”是多么诱人啊！其实，他讲话的原稿比这个修改稿更诱人，更亲切，更可爱！比如他说，胡风的文章还是可以写的；住班房是因为他搞反革命秘密团体。修改稿上就删去了。这么美好的方针政策，用“放”一言以蔽之。不过，毛泽东说出口的、欺骗世人的“放”，你道它实际上是个什么东西？说出来会大煞风景的。原来他装在肚子里或只说给高干而要暗中保密的“放”，竟是“放屁”的意思。他说的这个意思的话，我在前面已有引述﹕“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
　
3，三而不竭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座谈，请党外人士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整风的总题目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整风会影响到党外。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整风主要是党内整风，可是有党外人士参加就更全面了。两种元素可以起化学作用。但党外人士不是自己搞，而是帮助共产党整风。目前各方面批评意见最多的是集中在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卫生部等部门。有人很担心，怕矛盾一揭发，一批评不得了。我们对人家提出的意见，不要害怕，应该欢迎，给人家以提意见的机会。矛盾没有什么不得了，到处唱对台戏，把矛盾找出来，分分类。如文学、艺术、科学、卫生等方面，提出的问题最多，矛盾突出来了，应该攻一下，多攻一下。愈辩论愈好，愈讨论愈发展，人民民主政权愈巩固。两个月来各界人士对政府工作的批评意见是很好的。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能解决。几年来不得解决的问题，可以在几个月解决了。”

他还说﹕“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
他说﹕“统一战线中的矛盾是什么呢？恐怕就是有职无权的问题吧！过去民主人士有职了，但是没有权，所以有人讲民主人士不大好当，有些恼火，现在不但应该有职，而且应该有权。因此，这次整风，在党内对有职无权的问题也要整一整。讲到高等学校实行党委制问题，说﹕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学校党委制恐怕不适合，要改一下，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或教授会。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中国民主同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问题徵求意见。

在5月10日出版的《民盟中央工作简报》第15期刊出了章伯钧所作的传达﹕毛主席说，“大学校的管理工作如何办？可以找些党外人士研究一下，搞出一个办法来。共产党在军队、企业、机关、学校都有党委制。我建议，首先撤销学校的党委制，不要由共产党包办。请邓小平同志约集民盟、九三等方面的负责人谈谈如何治校的问题。

毛还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进入另一种战争，就是向自然界开战。要懂得自然科学，不懂怎么办，要老老实实学。”
毛对各个民主党派最近召开的以发展壮大自己组织为主要议题的会，对他们“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的势头，感到非常恼火，本来决心要狠整他们，但此时却佯装退兵30里，说﹕“最近各民主党派都开了一些会议，开得不错，提出了些问题。只要党外人士谈出来了，大家一齐搞，这就更好谈了。希望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多提些意见，帮助共产党进行工作。”

毛泽东把口蜜腹剑表现得淋漓尽致，用文学家傅雷的话说﹕“毛主席的讲话……是到了化境的。”
另外，还必须挑明一点，毛泽东是“右派”的教唆犯。他示范给了党外人士﹕说什么话就可以当上右派？所以，凡是涉及上面的问题提意见的，哪怕是拾他的牙慧，也都划了右派。这次谈话后，毛就不露面了，跺在一旁，暗窥这些短命鬼怎样前仆后继地落入陷阱。
　
4，紧锣密鼓

经过毛泽东一鼓作气，再而不衰，三而不竭地鼓动鸣放，于第二天，1957年5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人民日报公布，“中央指示的提要”如下﹕

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了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著手进一步建立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根本制度。——整风计划应该贯撤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并且使整风运动的进行同工作的改进结合起来，同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解决结合起来，防止关门整风，妨害工作。
原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如果上半年发通知，下半年整风，中间隔几个月……预先发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同上，页327-328)现在，不知为何如此火急火燎，接著前面的紧锣密鼓，马不停蹄地又是一场紧锣密鼓，并且是鼓动党外人士去对共产党“不教而诛”，大诛特诛﹕从5月8日至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了13次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的座谈会，有70余人次发言。从5月15日至6月8日，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25次工商界代表座谈会，有108人次发言。从5月4日至23日，《光明日报》编辑部分别在上海、广州、武汉、西安等9个大城市邀请部分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提意见，报纸对发言作了报道。同时，新闻界、文艺界、科技界、教育界、出版界、卫生界也先后召开座谈会，各界人士纷纷发言向党提意见。
看来毛是要一不作，二不休，捉不住右派不煞戏。

果不然后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双百方针，长期共存，田不赞成(形左实右)，我同李济深讲，党内有人不赞成，用来吓民主人士。”(《庐山会议实录》，页244)这里的“田”是他的秘书田家英。为什么田不赞成“双百方针”就是“形左实右”呢？这在庐山是不用多说了，因为引蛇出洞的阴谋早已大白于天下。你不赞成让右派向党进攻，形式上是爱护党，实际上蛇不出洞你怎么消灭它呢？这不是形式上是爱护党实际上是保护了右派吗？毛说此话是为了“用来吓民主人士”的。可见双百方针是假的，邓托以其先见之明，早就揭穿“双百方针是假的”。50年后的今天，你指出这一点“假”，简直是了无新意了！且慢，我还有话说。毛泽东骗人，他用的是假话之中套假话，就此例而言，你认为田真说过不赞成双百方针一类的话吗？请看﹕“田还说了这样一件事﹕反右前，为鼓励鸣放，当时批评了放手发动群众的阻力有来自党内的。有次同民主人士谈话中，举了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不同意鸣放的例子。田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他从未反对过鸣放。”(同上，页45-46)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你别以为你揭穿了毛泽东或共产党说的假话，就是还原了事实真相，远非如此，他为了施展某一阴谋，把假像搞成连环套，当你自以为得到真相的时候，其实你在连环套中还未走出去！
反右就是一个大阴谋。由于篇幅已经过大，这里就不再赘述。这一点，我已在拙著《还原1957˙反右探源篇》中有较为翔实的考察；同样，关于右派的言论，我也在《还原1957˙右派言论篇》中，分门别类地举出了其荦荦大端。还是由于这同一原因，属于本课题“从反右到文革”中应有之意的，即论述右派在文革中的表现与遭遇，也将在另外的篇章中叙述。


来源：黄花岗杂志第二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