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云：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农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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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农民问题

龚云 · 2019-10-15 · 来源：人民网

　　农民问题是20世纪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根本问题。20世纪中国农民问题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翻身解放和共同富裕。如何解决20世纪中国农民问题，毛泽东，这位20世纪中国的伟人，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在解决20世纪中国农民问题方面,既经历了巨大的成功，也走过了曲折的弯路。正是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国农民才永远地站起来，开始堂堂正正地做人，并迈开了通向共同富裕的大步。总结毛泽东在探索20世纪中国农民问题出路上的经验与教训，对于今天解决“三农”问题,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20世纪中国农民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20世纪中国农民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代表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的政治压迫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的经济剥削。要解决中国农民问题，必须将农民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结合起来，诉诸于制度解决，通过全新的制度革命，重构中国社会政治制度，获得农民问题解决的根本政治保障，建立彻底解决农民问题的政治前提。历史进入20世纪后，农民问题越来越取决于如何建构一个既能代表农民利益，又能适应中国现代化需要的新兴国家政权。

　　因此，20世纪农民问题的解决首先在于通过暴力革命推翻代表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把农民从政治压迫和封建剥削下解放出来，建立一个真正代表和保护农民利益的人民政府，然后在新政权的主导下，发展生产力，实现农民的共同富裕。诚如毛泽东所说：“先建立政权，再改造所有制，然后发展生产力，这是普遍规律，苏联是如此，西方国家也是如此。”

　　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决20世纪中国农民问题是分两步进行的：先解放农民实现农民政治翻身，后带领农民实现共同富裕。毛泽东对20世纪中国农民出路的探索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通过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政治革命，解放农民;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农民的共同富裕。

　　二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将近代中国农民对社会无序的攻击，整合为有组织的革命力量;将农民破坏旧秩序的冲动，转化为探索新社会发展方向的巨大能量。这种转化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农民中蕴藏了巨大的革命潜力，“这种潜力几乎完全在于这样的情况：即乡村人口远离政府(远离由城镇控制的整个社会)。这种势力还在于农民根深蒂固的愤慨中：政府远离村民，政府所表现出来的是外部世界，但外部世界却剥削和压迫着农村的封闭世界。在克服了乍看起来难以超越的困难过程中，共产党最终完成了将这种潜力(只是许多可能性之一)转化为行动的伟大壮举。”

　　对于农民，以往的人们将他们视为落后、保守、愚昧的力量。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舞台上，农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平时作为沉默的大多数，除了交纳皇粮和服徭役、兵役的义务，他们享受不了任何政治权利，过的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艰难生活，在生死存亡线上艰难地挣扎。腐败的政府，地主的剥削，频繁的自然灾害，常常将他们逼上死亡的绝境。虽然他们多次抗争，却经常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在近代中国，太平天国、义和团，就是他们抗争的尝试。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站起来，获得做人的资格。他们曾寄希望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进步人士，如孙中山，也对农民给予了高度的关怀。但资产阶级无法实现农村的大变动，农民仍处于社会被遗忘的角落，被排斥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之外，深受畸形的国家现代化之苦。就连鲁迅这样进步的人士，也更多地看到的是农民的不足。农民是一座活火山，静待点燃他们的火种。毛泽东——这个农民的儿子，将他们从沉睡中唤起，带领他们通向翻身解放之路。

　　毛泽东打破人们对农民的偏见，从以往的农民起义中看到了农民中蕴藏的巨大的革命潜力。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巨大作用给予了肯定。他认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快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中得到相当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毛泽东认为，如果忘记了农民，即使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的。1936年，他在延安会见美国作家斯诺时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毛泽东1939年11月7日给周扬的信中认为：“就经济因素说，农村比都市为旧，就政治因素说，就反过来了，就文化说亦然。我同你谈过，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一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视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由此可知，不宜于把整个农村都看作是旧的。所谓民主主义的斗争，在中国，基本上即是农民斗争，即过去亦如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亦如此。现在似的反日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斗争。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他们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观念形态，风俗习惯之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只是农民的一面，所以不必说农村社会都是老中国。”毛泽东既看到农民落后的一面，所以他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更看到农民的革命性一面，所以他提出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中国革命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民问题”。

　　作为一个来自农民家庭并且又熟悉农民的进步知识分子，毛泽东很早就对中国农民问题予以关注。早在1919年7月28日，他就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号召农民联合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他说：“种田的诸君!田主怎样待遇我们?租税是重还是轻?我们的房子适不适?肚子饱不饱?田不少吗?村里没有田做的人吗?这许多问题，我们应该时时去求解答，应该和我们的同党结成一个联合，切切实实、彰明较著的去求解答。”

　　随着对中国社会认识的加深，毛泽东认识到了土地问题对于中国这个农业大国和农民国度的重要性。自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土地几乎是唯一可以支撑权力的经济资源，因此对土地的争夺与占有就成为中国所有政治斗争的焦点。中国传统社会的王朝更替归根结底源于土地问题。在近代中国，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是农民受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根源。因此，铲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是农民获得经济上的解放和政治上的翻身的根本，也是农村发展和农民富裕的前提。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就指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厥惟土地”。

　　正是基于对农民和农民问题的正确认识，毛泽东将中国农民问题的解决与中国革命的出路结合起来，将中国农民的翻身解放与中国社会的变革联系起来。他为革命开创了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他把农村视为革命的主战场，把土地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把中国农民当作中国革命的主力军，领导农民去推翻不能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和铲除中国几千年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过程中，毛泽东打破了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做法——实行土地国有制，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私有，变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为个体农民私有的政策方针。这种方针，既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方面的一大创造，也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受到了根据地广大农民的欢迎。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领导下,长期制约农村发展的土地问题得以解决，中国几千的封建剥削制度被铲除。这既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起步奠定了基础，又极大地解放了农民，使农民成为独立的生产者，使农民既获得了土地，又获得了自由。因此，获得了土地的农民放声歌唱：“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跟着毛委员，工农坐天下”。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农民起义一直梦想解决的土地问题，洪秀全没有解决，孙中山也没有解决，乡村建设学派也没有解决，而在毛泽东的领导的新的政权下，中国农民自己解决了。通过解决土地问题，中国农民认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是他们根本利益的代表者。他们选定了跟共产党走，从井冈山，到延安，再到北平，亿万农民在毛泽东的带领下，打下了一个红色江山——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通过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获得了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诚如毛泽东所言：“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从根本上说，南京国民政府是被亿万翻身的农民埋葬的。1949年初，美国记者杰尼·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中写到：

　　“蒋介石是被激情，而且主要是被激情搞垮的。中国农民投入战争与革命的热切的希望和刻骨的仇恨，化成了巨大的激情的能量，像在中国社会中爆发一颗原子弹似的，几乎把中国炸得粉碎。”

　　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和农民的经济翻身，是靠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以农民为基础的工农政权才得以实现的。毛泽东在领导农民打破封建土地剥削的同时，也领导农民建立自己当家作主的工农政权，让广大农民参政、议政，初步接受现代政治文明的洗礼，实现政治翻身。

　　早在大革命时他就指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推翻地主政权后，代之而起的是农民阶级的政权，这种政权只“属于乡村一般民众，封建余孽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当然不允许其参与”。农民政权的组织形式是由农民选举产生的乡民代表会议制度，它以乡民会议为其权力机关，由乡民会议产生它的执行机关—乡村自治委员会。毛泽东指出农民政权担负三个方面的基本任务：

　　第一，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和一切反革命实行反革命专政;

　　第二，领导农民开展经济斗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第三，摧毁农村封建旧秩序，建立农村民主新秩序。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党人，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普遍、直接、平等的无记名的选举。为了从法律上保证农民有权参加民主选举，《选举法》明确规定：凡居住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年满18岁，不分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和文化程度，只要不是汉奸、反共分子、精神病患者，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法律的保护下，广大农民第一次理直气壮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

　　为了保证农民能够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基于根据地内大多数农民是文盲，从没有参加过民主选举这一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创造了简便易行的选举方法：投豆法，画圈法，背箱法。这样的选举方式，便利了广大农民真正表达自己的意志。一位民主人士在考察根据地的选举后，感慨地说：“他们这种选举方法，和可以发挥自主能力的各种事实，是给民众不识字，程度太低，即不可能实行民主者以最有力的打击。事实给证明，只有在扶助民众中,才可以训练民众的能力，又达到完全的民主。”因此，参加民主选举的选民十分广泛，普遍达到当地人口的80%左右，有的甚至达到90%以上。

　　农民不仅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享有监督权和罢免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使民主制度化，农民参政、议政经常化。这样，在人人负责和人人监督的民主制度下，各级政权能够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的领导的民主运动，对千万农民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动员，让不知民主为何物的农民开始尝试到现代民主的甜蜜果实，使他们开始在政治上得以翻身解放，成为自己和社会的主人，也使他们开始走出家庭的小天地，摆脱狭隘的地域观念，现代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在他们心底开始生根。广大农民开始由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型。

　　正因为毛泽东成功地解决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民问题，使农民从政治上和经济上翻身解放，所以亿万农民发自内腑地唱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三

　　获得翻身解放只是解决20世纪中国农民问题的第一步。站起来的中国农民，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又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开始解决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农民问题——共同富裕。

　　毛泽东不仅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也重视农民在建设中的巨大作用。他认为农民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主体。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明确地指出：

　　“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

　　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敌。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

　　毛泽东的这番话虽然针对抗日战争时期所说，但也说明了农民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重要作用。正如他在建国初期所说：“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

　　毛泽东的战友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也明确指出：“在我国的六亿多人口中有五亿多农民，他们无论在革命斗争中和建设工作中都是一支最伟大的力量，我国工人阶级只有依靠这个伟大的同盟军，把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地调动起来，才能取得胜利。农民同盟军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仍然是这样。”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民问题仍然像过去在革命时期一样，是我们国家的根本问题”。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主要是农村的现代化，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主要是中国农民的共同富裕。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殚精竭虑地探索实现中国农民共同富裕的道路。在探索农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由于没有经验，一切只能靠摸索前进，因此毛泽东走了弯路。

　　毛泽东把中国农民共同富裕问题的解决与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既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又把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现代化作为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根本手段及实现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土地改革以后，农民虽然获得了土地，却因小生产固有的局限，无法抵御自然的风险，也无法满足国家大规模的工业化的需要，“而且农村中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实际上毛泽东早在1943年就认为，在中国的农村中，“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入永远的痛苦。克服这一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毛泽东认为，只有通过提高对农村私有制改造的力度和重新构建农业经营体制，才能实现农业机械化和推进国家工业化。基于这种考虑，从1953年开始，在毛泽东的倡议下，国家按照自愿互利和示范的原则，把农民组织起来，走上合作化道路。

　　随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农村在1956年普遍建立了高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的特点是：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归合作社集体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的组织形式，集体劳动，产品归合作社集体占有，由合作社按照工分(劳动日)进行按劳分配。

　　在毛泽东看来，农业合作化为农民集体致富的保证，提供了组织和制度，实现了让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绝种的要求，消除了历史上个体农民分化的可能性，有助于所有农民实现共同富裕。

　　但毛泽东认为高级社在一定范围内对农村私有制还有肯定与保留，仍然适应不了农村大规模建设的需要。正如1958年中共中央发表的《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所指出的：“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必将发生许多不便。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利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相信先进的生产关系不仅可以更快地发展生产力，更可以实现包括农民在内的中国人民早日实现共产主义。因此，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依靠强大的国家力量在中国农村建立了人民公社。显然，在毛泽东看来，人民公社“它为我国人民指出了农村逐步工业化的道路，农业中的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即按劳付酬)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即各取所需)的道路，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逐步缩小以至消失的道路，以及国家对内职能逐步缩小以至消失的道路。”

　　但是，国家控制的人民公社体制因为超越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的政治觉悟水平，从其建立起，就只能依靠国家动员手段维持，把中国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国家体制内，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需要而随时随地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国家。因此，农民一开始就丧失了积极性。对他们来说，依靠政治运动来组织农业生产的公社体制无法满足他们致富的需要，生存本能使部分农民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依靠自发性的努力突破公社体制对生产力的束缚，寻求新的经营形式。所以说，人民公社体制一开始就是失败的，违背了农民的意愿，它直接导致了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低下和中国农民的长期贫穷。毛泽东主观上想通过人民公社体制实现农民的共同富裕，实践上却导致了中国农民的共同贫困，这是毛泽东的悲剧，也是中国农民的悲剧。

　　毛泽东晚年在解决农民共同富裕问题时在一定程度上重蹈了十九世纪俄罗斯民粹主义者的错误。在小生产的基础上超越资本主义去追求社会主义，实际上所实现的只能是农业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思想渊源很多来自中国传统的农业空想社会主义，来自于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毛泽东在“大跃进”时就认为三国时张鲁在汉中的吃饭不要钱“开了我们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担任过晚年毛泽东秘书的李锐认为，毛泽东“他在大跃进的大公社思想，大多以康有为《大同书》和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而来”。晚年毛泽东仍然没有摆脱农民意识的侵袭。

　　晚年毛泽东在解决农民的共同富裕问题时，没能够很好地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他希望凭借一个代表农民利益的全能国家来带领农民实现共同富裕。在新中国成立后，他采取了一系列政策，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把旧中国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到国家的宏观调控体系之中，以此来构建理想的社会主义农业经营体制，实现解决中国农民共同富裕和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战略目标。从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一国两策，城乡分治”，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调控手段，但通过国家农业政策对传统的农村社会进行脱胎换骨改造和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初衷却始终没变。同时也应看到，毛泽东建国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农业政策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实现中国农民共同富裕的战略设想，这与传统的封建王朝所奉行的农业政策有着巨大的不同。

　　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认为：“解放后的新中国从理论还是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来看，都对自由市场经济和小农家庭生产抱有一定的成见。……新政权迅速地确立了计划经济和集体生产的制度，把粮食和棉布市场置于‘统购统销’政策之下，不断地将控制扩大到农村生产，先是定产定购，继而把所有农户集体化。生产队接管了家庭的经济决策权，而国家政权又以极其详细的生产和征购指令来指挥生产队。”

　　这一战略在现实的推行过程中，其结果却背离了理想性的追求，导致了中国农业在发展中出现倒退与低迷，中国社会形成城乡二元结构，中国农民陷入共同贫穷状态。农民被牢牢地控制在国家手里，丧失了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毛泽东多次发动群众运动对国家进行控制，使之能代表农民的利益，也多次提高农民在国家中的发言权，但始终收效甚微。农民仍然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国家的意志取代了农民的意志。

　　晚年毛泽东虽然没能把农民带上共同富裕道路,但却给中国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教训。这种教训,也是一笔历史财富。正如恩格斯说过的,“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晚年毛泽东对农民共同富裕道路的艰辛探索,是永远也不会被中国亿万农民忘记的。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领导中国农民推翻了以封建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压迫农民的国家政权，建立了代表农民利益并对农民负责的新政权，使中国农民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得以翻身解放，解决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民问题，为解决20世纪下半叶中国农民问题提供了政治前提;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凭借新生的国家政权，建立了通向农民共同富裕道路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但由于国家过多地控制了农民，没有能很好地尊重农民的意愿和维护农民的利益，使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受到重创，导致农民长期处于共同贫穷状况，所以毛泽东没能够解决20世纪下半叶中国农民问题。毛泽东在解决20世纪中国农民问题上的经验与教训，说明了要解决现代化过程的农民问题，必须建立国家与农民的新型关系。在这种关系下，国家权力要受到更大的制约，国家应尊重农民的自主性，同时国家也要代表农民的利益，对农民负责，为农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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