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我和我的一家在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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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希望的一年，形势大好的一年——我和我的一家在1978

杜光


　　 1978年是我国社会大转折的一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民间的各式各样的民主论坛，汇成了思想解放的大合唱；安徽农民以血手印盟誓的方式，突破人民公社的严酷统治，实行了包产到户。这两股力量为社会发展的转折奠定了精神的、物质的基础。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意味着朝野上下已经取得了对社会大转折的共同认识。

　　 对于全国人民来说，1978年是充满希望的一年，又是形势大好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和我的一家也经历了充满希望的期待和大好形势的喜悦，实现了全家生活的大转折、大变化。

　　 我1958年在中央党校被划为右派分子后，6月间随着党校的下放干部到山西太谷农村劳动。下放干部是劳动锻炼，只劳动半天；我们是劳动改造，要全天和农民一起劳动。1959年秋，中央党校恢复招生，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32名职工中，包括我在内，有12人被带回党校，到校办的水泥厂、稻田、猪场、林场等处劳动。这些人从1959年到1961年的国庆节，分三批摘了右派帽子。我摘帽后，事务管理处处长郝沛霖让我到他的处里当秘书，做些文书处理工作。

　　 1962年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林枫被任命为党校校长，他一来就批判杨献珍的“翻案风”和“合二而一”（杨原是党校校长，1959年被批判后降为副校长），把我们这些摘帽右派留在党校工作也成为杨献珍的罪状，说党校干部队伍严重不纯，需要清理。于是，我们和一些出身不好或历史有问题的干部就成了被处理的对象，原则上是送回原籍分配工作。我因为一些偶然的机缘没有被送回浙江温岭县，却留在省城杭州。妻子分配在杭州市委党校，我则被杭州第七中学收容，起初在食堂当管理员，一个多月后因“政治不可靠”不宜在食堂工作，转到总务处打杂。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被认为是五类分子的牛鬼蛇神，被红卫兵学生揪出来扫地、游斗、戴高帽、挂纸牌，后又关进隔离室。1968年底工宣队进校后得到解放，让我“发挥所长”，刻了两年钢板蜡纸。1970年学校为了建立“学农基地”，同杭州市民政局的大观山果园协商，在果园里办个小农场，交换条件是：学校每年春夏秋三季派两个班约100名学生到果园劳动，果园拨出十几亩地作为学校的农场。学校需要有一个人常驻农场，与果园保持联系，并经营那十几亩地。因果园地处远郊区，离城有四五十里，属于余杭县，教职工都不愿意去。我自告奋勇，在那里一干就是八年。

　　 校办农场的劳动、工作非常辛苦，我勤劳谨慎，办事认真，注意搞好同果园和附近农民的关系，同时抓紧一切机会读书，因此获得了学校师生和果园职工的尊重，1977年被推举为学校的模范教师，1978年更被选为杭州市的模范教师。

　　 粉碎“四人帮”后，我和全国人民一样，对未来满怀喜悦和希望，但我的前途在哪里，我们一家今后的生活怎么样，我的右派问题能不能得到平反，前景却很不明朗。对我和我一家具有现实意义的，是1977年发生的两件事：一件是恢复高考制度，使我看到了两个孩子的光明前景；另一件是《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文章，要“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我从中读出了我的问题有可能解决的一线希望。

　　 我有一子一女，儿子生于1954年，女儿生于195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们一个读小学五年级，一个读三年级。儿子1970年初中毕业后被动员去黑龙江大兴安岭新林区当了林业工人，女儿1976年高中毕业后托人进了附近茶厂劳动。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恢复高考制度。接着，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确定1977年第四季度在全国高等学校招收新生。我从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分析了这两个孩子的情况：他们文革期间虽然上了中学，但实际上没有学到多少知识，要报考大学是很困难的；好在他们平时比较努力，悟性也还不错，只要突击补习一个时间，还是可以赶上去的。于是，我写信给儿子，叫他抽时间好好补习。同时，决心让女儿辞掉工作，集中时间补习功课。我妻子有些犹豫，感到进茶厂时托人，费了很大的劲，现在辞了，如果考不取，再想进去就难了。邻居们也很不以为然，那位介绍女儿进茶厂的车间主任说：“这样好的工作，出来就进不去了。”但我下了决心，无论如何要女儿拼搏一下。最后还是让她辞了工作，在家补习了一个多月，终于进了考场。考后我问她考得怎么样，她说自己感觉还可以，但没有多少把握。我托七中的周启定副校长到市招生办公室打听，他后来告诉我，女儿的成绩正在分数线上下，照一种计分方法她在分数线上，可以录取，照另一种计算方法却在分数线下了。这个消息更增加了我的不安。

　　 1977年就在皇皇不安、苦苦等待的心情里过去了。在新的一年里，我对妻子和女儿说：“今年可能是我们改变命运的一年，这个转变表现在三件事上：两个孩子考取大学，我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三件事能实现一件，就是形势小好；实现两件是形势中好；如果三件都实现了，那就是形势大好了。”那么，如果三件都实现不了呢？我没有朝那方面想。我心里满怀希望，希望三件事都能实现，希望1978年能成为转变我们全家命运的一年。自从我被划为右派后，妻子和儿女都跟着倒霉，被人们看不起，时时处处都好象比别人矮了一截。我不信这种情况会长久持续下去。1978年，也许就是改变我们全家命运的一年。

　　 过了几天，我们所在的通江街道贴出大红喜报，列出了本街道考取大学的名单，女儿的名字赫然在列。我既高兴又激动，我们今年的第一件好事实现了。录取女儿的学校是浙江丝绸工学院。二三月间，我把她送到学校。在公共汽车上，我想，我这不仅是送她上学，也是送她走上了一条新的更加光明、更加幸福的生活道路，作为一个父亲，没有比这更愉快的事了。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她那容光焕发却依然十分腼腆的面貌。

　　 儿子来信，他没有被录取。我回信叫他不要灰心，今年还有一次机会。根据他的情况，我觉得他也需要有一个比较充裕的补习时间才行。留在林区是不可能有足够的补习时间的，唯一的办法是让他请假回到杭州来，全力投入补习。但没有充足的理由，只说准备高考，林区是不会准假的。我主张发个电报，就说“父病危速归”，林区总不会不准假吧。妻子不大赞成，认为这样不好。我说：这样做虽然私德有亏，但和儿子今后一辈子的命运比较起来，就算不得什么了。就在高考前的一个多月，我果断地发出了一份说假话的电报，来换取儿子的补习时间。

　　 儿子在杭州经过一个多月的补习后，回到黑龙江去报考，最后被哈尔滨师范学院录取，终于也跨进了高等学校的大门。我始终为那份说假话的电报感到惭愧，但却并不懊悔。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我只能用这种不正常的办法，来创造我儿子上大学的机会。是的，我是在欺骗社会，欺骗组织，但多少年来，我一直在受着社会和组织的欺骗，被迫着一次又一次地毁谤自己，污辱自己，欺骗自己，抹杀自己的良知，腐蚀自己的灵魂；我作为正常公民的权利被剥夺，正常生活被破坏，这个情势迫使我不能不选择不正常的方式，来争取我和我儿子的正常权利。它于私德有亏，却无害于社会；它并不光彩，只不过是一个无奈的小动作。希望在事过境迁的三十年后，能够得到社会的谅解。

　　 相对于儿女的上学，我的平反问题就复杂得多了。囿于对过去传统的理解，我认为这类事必然要经过申请、调查、考察、审核等等繁琐的过程，可能还有百分比、控制数这类的限制，必须争取主动。于是，我写出了申请平反的书面材料，基本内容是承认自己有缺点错误，但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要求平反。接着是向七中领导请假，七中支部书记叫王宝青，他很支持我的要求，并且预祝我能够达到目的。

　　 当我在六七月间来到中央党校的时候，学校当局已经在着手进行为右派平反的工作了。原来有一个落实政策办公室，简称“落办”，主要解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为右派平反问题提出后，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冯文彬（这时胡耀邦的主要精力已经转移到党中央的工作了）让落办把这项工作承担起来，但他们拒绝接受。冯文彬只好另外成立了一个机构，就叫落实政策第二办公室，简称“落二办”，负责解决文革以前的冤假错案，主要是右派问题。我到落二办后，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妻子当年在教务处速记组的同事查怀霖也在这里。十多年不见了，她风采依旧，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情况。我被安排住在南院的82楼，当年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的一个大办公室里，那里已经住了好几位要求平反的同志。落二办的同志对我们的照顾很周到，每次礼堂有电影或演出都主动给我们送票。查怀霖让我好好休息几天，走亲访友，到颐和园转转（南院就在颐和园对门）。后来还请我到她家里吃饭，我在她家里平生第一次喝到香槟酒，留下难忘的记忆。她的丈夫高舞是原马列学院学员，当时是国防大学大校教员，我们谈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正本清源问题，他鼓励我把这个问题深入研究下去，必然会作出贡献。

　　 我除了看望岳母和几位老同学外，还到北京医院看望中央党校原来的副校长侯维煜。我从1949年起给他当了5年秘书。他当年是副校长兼校党委第二书记，校长兼党委第一书记杨献珍主要管教学，其他工作都是侯维煜在抓，杨献珍只是具名而已。党校普通班、新闻班（学员都是司局地厅级干部）的反右运动在毛泽东、邓小平的压力下从整风转到反右后，侯维煜的心情非常沉重。他成立了反右领导小组，吸收十来个研究班学员（都是省部级干部）参加，这固然有加强领导的因素，但是据我体察，实际上还有分担责任的成分。最后，在这两个班的992名学员中，打出了29个右派分子，占这两个班学员总数的2.93%。反右基本结束后，他就心脏病复发躺下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说：“各地和中央机关把他们的优秀干部送到这里来学习，我们却把这么多人打成右派，今后怎么向他们交代呢？”1958年初党校的反右转入补课，对我的批判由小组会而上升为支部大会、联支大会。侯维煜病情加重，甚至报了病危。杨献珍等人去探望他时，他说：“杜光有许多错误，但我希望还是不要把他打成右派，留在党内，以后可以继续为党工作。”杨献珍当时曾点头答应。但过了不久党委会讨论是否把我划为右派时，有的人主张要划，他却没有履行对侯维煜的承诺。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被打成“杨侯反党集团”，受尽折磨。我去看望侯维煜时，他刚从安徽流放地回来不久，原来丰满而精神弈弈的脸显得清瘦、苍白，只有两眼还炯炯发光。他见到我很高兴，说起反右，他说这是面对国内外的危机时所作出的错误的政策选择。还说；前两天石天行（原江西省委工业部副部长，普通班被打成右派的学员）来找过他，要求平反。他认为大多数右派都是应该平反的。还说：“我看你是肯定会平反的，已经过去的时间是无法找补了，还是向前看吧，不要怨天尤人。”

　　 在北京住了十多天，落二办的同志劝我先回杭州，听候好消息。查怀霖也说：“你的平反看来问题不大，这是大势所趋，但是还有一系列工作要做，需要有一段时间，你可以先回去，有了肯定的消息我就告诉你。”

　　 我怀着更乐观的希望回到杭州，焦急地熬过了几个月的时光。年终时我给落二办打电话，接电话的同志说：“党校的右派全部平反了，我们正在起草书面的决定，很快就可以寄到你们手上。”这是我在1978年底听到的嘉音，也是期待、渴望了二十一年的嘉音，它比圣诞节的“天使报嘉音”更令我激动，令我兴奋。1978年，你终于实现了我的满怀热忱的希望，终于给我们家创造了一个大好的形势。感谢你啊，1978年！

　　 进入1979年不久，我收到了关于改正我的右派问题的正式决定，还有为了消除影响而发给有关单位的信函。21年的苦难结束了，我和我们一家的新生活开始了！
　　
　　 （应向继东先生之约，为《我的1978年》一书而写，2008年2月22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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