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慧生：夜读《顾准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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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准是一颗智慧和良知的彗星，掠过这人间世，划破那黑暗而丑恶的长空，亮出耀眼的光芒，擦出一刹那的痕迹，最后归于孤寂。尘世依旧太平，什么都带不走，什么都留不住。顾准是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短暂精彩而又悲壮撼人的巡演，在集体狂欢的台前幕后他出演着个人自由主义式的心路历程。

　　听说顾准这个名字是上高二的时候，由于爱逛书店总是能知道一些书市的情况，就这样《顾准文集》走进了我的视野，可是没钱买。班上一位钟情文学和哲学思想的朋友讲起顾准的思想如何如何，其时我并不能明白此中真意，只是被顾准坎坷而悲壮的生平深深撼动。或许是青春年少的血气方刚，几分浪漫式的崇敬，我向朋友借阅了此书。毕竟才疏学浅，阅历有宥，对作者的思想言论的理解只能漂浮在字里行间。顾准关于希腊城邦制的独到见解拓展了我的知识面，使我跳出教科书小儿科式的“其然”去领悟“所以然”，它与民主和资本主义文明的渊朔。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则是绝顶沉重的警醒棒，对于我们这些喜欢凌空虚蹈的后来者不啻是一次晴天霹雳。这种过来人独有的清醒和身陷困顿却不甘就范深深烙在我的脑海里。易卜生说这世界最强大的一个就是那最孤独的一个，又一次我在生活中找到了佐证，鲁迅先生是我生平感受到的第一次。

　　后来知道还有一本顾准日记。说起日记就有一种偷窥的诱惑，从来老师就教导偷看日记是违法的，听说比小偷还厉害，因为它还伤人自尊。可是如今以大众出版物流行于世，终于可以不用诚惶诚恐抱着犯罪的心理，释放淤积心头的偷窥欲了。注定学生的白天属于课业，我只好忍痛割爱把它放在晚上来读。或许晚上是宁静思索的良机，或许晚上是胡思乱想、想入非非的时间，或许晚上是无所事事的空闲，你可以把它交给烦闷无聊的差事。其实读日记确是无聊透顶的事，尤其是小时侯那种千篇一律的流水帐，每一个字都像厕所里蠕动的蛆虫直教人恶心。

　　日记封面是顾准的一张照片，他那可掬的微笑让我想起胡适，他们都是宽容的，但又好像比胡适多了几分风霜沧桑之感。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和在非典时期逝世的自由主义“领头羊”李慎之先生为之做序。顾准对于中国太重要了，而我们的时代太需要反省了，吴先生教世人如何珍爱不世出的民族大脑并大声疾呼：我们需要这样的思想家。李先生介绍这是一本“不好看”的书，是罪的历史的畸形儿和目击者。

　　这本书分为日记、信、译文和附录。日记包括商城日记（1959.10-1960.1）是顾准第一次被打成右派到商城劳动改造时的记录；息县日记（1969.10-1971.9）是顾准第二次打成右派在五七干校的日记；和北京日记（1972.10-1974.10），这是作者“利用在非常特殊的环境里存在的空隙”（陈敏之）勤读笔耕的生活实录。

　　商城日记所写基本就是劳动、写学习笔记、建设、饥饿浮肿死人几件事。在一个集体反智的不分清红皂白的年代里，众多右派知识分子齐聚一堂，人才济济种菜、浇水、捡粪、站岗、收萝卜红薯，俨然一幅陶渊明的“田园诗”。此中有劳动队的内斗，有队员的比滑，有领导的专横跋扈，假公济私。然而此中真正的性情文字亦不在少数，“写笔记时接秀（顾准之妻汪璧）信，语句公式化，吾心所深知，却不免有所波动，来商城后第一次半夜呜咽……”，当国家机器强大的魔爪伸向爱人间的喧寒问暖的时候，顾准感觉到了感情的悲哀和无可救药。此时的顾准或许已经料到日后的妻离/妻亡子散，家破人亡了。他再也没有了倾诉对象，所以只能向被而泣。当两个个体分属于两种截然不同乃至势不两立的话语体系时，“对话”就是不可为之和纯属多余了。所以只能用“迟到的理解”来作为和解，来权当话语冲突的历史见证。而此时的文学就是顾准他们讨论的“周的‘伟大的十年’”和“就是好来，就是好”之类的歌功颂德。很有趣的是，偷吃“烤红薯”，这让我想起孩提时的淘气，常常趁人不在，偷吃别人的红薯而暗爽半晌，可见思想改造的结果之一就是集体返幼。劳动队的改造是甚有奇效的，右派们一个个争抢干活、带病劳动，努力争做毛主席的“好孩子”，顾准说“我恰逢其会，碰到摘帽子这一次政治勒索，于是精神振奋，劳动积极，负病干活，思想活跃，批评与自我批评，一句话‘变好了’……那是一种双重生活，但也有表现，那就是反复，‘好好乖乖’”。顾准的日记让我们知道右派改造就是双重生活，就是以假乱真，所谓的摘帽子就是政治勒索。顾准对潘光旦，浦熙修和费孝通他们的知识分子立场态度的转变颇有微词，亦即贺奕先生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二次群体性精神逃亡。然而在那种互不认帐的年代，制度无所不摧的铡刀却杀不完“隐藏的人性”，劳动队员经常互帮互助，用对生命的敬畏之爱溶解剿灭人性的冰链。顾准经常借钱给“同事”，生病也有人照应。然而顾准更多的是陷于痛苦的清醒边缘，或者是顾准把持了常识之柱。“我告知100万吨钢如何可能，化肥是电换来的”，“难在通达历史”，“……否则，这类集中营还得扩大”。或许这痛苦是大多数人都能切身体验到的，关键在于敢不敢“直面惨淡的人生”。缓解这种不堪忍受的折磨大家一致的方案是阳奉阴违，“转变的艺术”，“如今人都有两副面孔”，顾准说自己学会了唾面自干。在强大的矛盾的挤压之下，在意识形态非此即彼、非左即右的二元对立的榨取下，衰弱与卑微随之而来，而人格/精神分裂亦不可避免。所以顾准常常反省悔悟“思及生活像污泥，而精神上今天这个人来训一通，明天那个人来训一通，卑躬屈节，笑魇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

　　1959-1961年的天灾人祸，饥谨之象在顾准的日记里浓缩成骇人听闻的“死人系列说”。饥饿-浮肿-死人是顾准日记中最令人发怵的部分，在那种哀鸿遍野的年代，混淆黑白，没有廉耻，也没有了偷盗之说，“劳动队的家当都是靠收集破烂撑起来的，不能辨明什么是偷什么不是偷”，“青年妇女分不清是姑娘还是媳妇，只要有吃的，自愿留在那里给人当媳妇……”，如此怪诞不经的事在被权力和饥荒逼得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劳苦大众是如此的心安理得，今天的市场经济再洪钟猛兽也不会有如此这般的景象。饥饿导致的营养不良和浮肿处处皆是“劳动队目前病了肿了的80%”，“菜园全肿了，杨文华，余济美，陈新初，徐云周全肿了”。接踵而至旧理所当然是死人，“彭铁传播了一个说法，他一家数口，都是肿病，短时期内死完”，“三组的周为凤，肿死的”，“肿病，全家死完，不仅限于右派家属”，“听到彭仁鑫一家死完，剩下一个小孩，人家给他送来”，“昨晚附近路倒尸二起，……死者‘罗店’人，工地民工”。然而凄惨之至的是“死人续说”，“八组黄渤家中，老婆，父亲，哥哥，二个孩子在半个月中相继死亡”，“徐云周说，沈家畈附近一个生产队，七十余人死了三十余人，这是一个典型数字。”“柳学冠家母弟同时死了。杨柔远母亲死了。夏伯卿家死了人，张保修家死了人”，“死人，已知柳学冠之弟，杨文华的女儿，刘方惠的父亲。”“刘引芝的父亲死了”，“缝纫室张的哥嫂同时死亡”饥饿是可怕的恶魔，让人失去人性，做出看来做不出的事来，“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鲁迅的“狂人”的恐惧不是莫须有的，吃人并不专属于封建社会的礼教，人相食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历史的惨剧在哪里都会上演。在路有冻死骨，人相食的历史的另一面是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大建设，土法炼钢，水利土木，“代替羊子吃人的是在饥饿状态下上山炼钢与7000万人大兴水利”，“论大中小点建设的目的，都是大会堂式的现代化——拼命的刮削农村来进行建设，而建设本身就是建设的目的”。我罗列着关于生死的记录，直至从激愤陷于麻木。我边读边用泪花清洗那一段血污中不堪其重的痛史，在歌舞升平之时，我总忘却不了那挥之不去的曾经的“存在”。

　　在如此生灵涂炭的状态下，制度的禁锢与专跋却容不得人们说人话，只能传达它强大的公式话语。顾准写道“医生若说是饿死的，医生就是右派，或右派机会主义者了”，记住右派，就是说真话而判罪定刑的那一类人，我甚至想起了一个极端：想了解历史吗？去对右派“察其言观其行”吧！

　　顾准在日记里杂杂碎碎地写了很多关于两个主义：一个是Malthusism，一个是Stalinism. Malthusism，顾准认为是当时大跃进的主要目的之一：“妇女月经不调”（无生育能力），“……农村中死掉一些孩子与老人，达到了Malthusism的目的，若死强劳动力过多，则是大大的纰漏了”，“……若四五年内农村人口减至三亿”。然而顾准看清了内在路数，却只能无奈的说：“我不忍参加这个剿灭人口的向地球宣战的战役，然而中国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途径可走”。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当时评论毛泽东的史料之一：“他试过好几个药方，结果选择了现在的药方——马列主义的人口论，恐怖主义的反右斗争，驱饥饿的亿万农民从事于过度的劳动，以同时达到高产，高商品率农业与消灭人口过剩——是最堂皇，又是最残酷，最迅速，最能见效的办法。”光在商城日记当中顾准就写了九次Stalinism，这里的Stalinism指涉集权专制独裁，恐怖清洗和愚民。顾准分析了当时中国走上Stalinism的逻辑和其“在中国是有生命力的”，谢泳认为读懂了日记中的Stalinism，就读懂了那一段历史。但顾准另一方面又是理想主义的否定，决不容Stalinism在中国复活，“历史的时代不能是Stalinism的”，而是乐观的认定“1959.4全国人大的气氛，宋庆龄的和平，进步，正义是正宗的”。

　　读顾准的日记我深深的记住了“跃进饭”，“跃进门”“跃进灶”这些陌生而又熟悉的系列符号，陌生是因为它们随着那段梦魇史远去了，它们失去了当下“在场”的合法合理性；熟悉的是它们在我们的民族记忆里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创伤，它们在我们的集体思维里被囚禁着，被审判着。

　　在对现实体制的禁锢进行反思时，顾准对农民群众的水深火热的处境真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顾准认为“固然是群众的不济事，决定领导可以胡作非为……”顾准身临其境，身受制度和权力的压迫之苦时，便寻求替代制度的可能性，可是这个Stalinism式的统治体制竟是如此的坚不可摧，完全没有“裴多菲俱乐部”的立身之地，“何况整风反右，加上反右倾鼓干劲，把仅属于萌芽的农民代言人禁锢起来，或者大洗脑筋”，或许顾准只能在寂寞的深夜摇头无奈，这种无奈比那发现是一场更大的悲剧。然而，当顾准离开商城时却深深地感喟：“我真怀念农村的人们哪！”

　　息县日记是顾准第二次被打成右派时到五七干校的日记，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句话日记，内容还是劳动，思想汇报，学习，此时的顾准开始研读历史和哲学书籍。另一部分就是其所谓的“新生日记”，虽然时间完全相同，但详略两部分的内容却大相径庭。其实所谓的新生并不是凤凰涅槃式的再生，只是顾准的应时之作，或许是顾准受不了亲情的折磨而出违心之论，也或许是被权力和话语霸权扭曲的人格分裂，是商城那种衰弱卑劣的延续与扩大。难怪有人怀疑存在过两个顾准，可是李慎之先生毫不客气地回敬“只有一个顾准”。这一切只有顾准知道，因为他太孤独了。他有同道吗？或许有吧！有道者不孤。是当年的遇罗克，是当年的杨小凯。一个因为一篇“戳穿”的《出身论》而献出年轻宝贵的生命，一个因为一篇“探询”的《中国向何处去》而锒铛入狱，空耗十年大好青春时光。他们的一生注定是壮硕的，尽管短暂。诚如哲家所言，真理就是生命的终极，自由就是“去存在——去死亡”（海德格尔）。新生日记中虽然大多是违心应时之论，但仍不乏性情和血性文字与真知洞见。在1970年元旦顾准写道：“一个人用生命写出来的东西，并非无聊文人的无病呻吟，那应该是铭刻在脑袋中，溶化在血液中的东西”，这就是顾准一生文字的自况自许，也是其忧患一生矢志不渝的追求。顾准对当时的经济和国际关系有鞭辟入里的分析。当时中国的境况是内外交困，内困源于无穷无尽的反右批斗和“文化革命”，外困来自美日的威胁和中苏关系的恶化。因此顾准对战时和和平主义经济作了指桑骂槐式的比较和评述：“20世纪20年代后的苏联建设是在和平时期按战时经济模型进行建设。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苏联长期以来成为国际军火商，农业停滞，消费品生产永远落后于购买力的增长……征服太空的活动咄咄逼人，然而西红柿黄瓜面包问题迄今解决无望”，早年在综考委时顾准已对苏联的经济模式和帝国主义性质有所警觉，顾准在自述里说：“这次参加考察（雷琼热带植物资源考察），确实使我对赫鲁晓夫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不负责任的态度，增加了一层认识”，也正是因为反对苏联对我国黑龙江流域水资源的侵犯而被打成右派，在劳改时仍九死未悔，依然探求是非曲直和真理之光。此时他对西方和平经济的洞见同样入木三分，从斯密直指凯恩斯，“十八世纪末期，Adams.mith的世界主义价值理论，曾经碰到List的国家主义的生产力论的抵消。List的理论实际上至今为止，还是一切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的理论指导。二十世纪中期，Mashall的自由竞争十全十美论，曾经受到Keynes的抵抗。Keynes理论自命为世界主义，实际上是国家主义的（他吹嘘重商主义并非没有道理）。所谓自诩为世界主义，这是因为他表面上只为治疗危机，而不涉及扩军备战问题。所谓实际上是国家主义的，这是因为遵循他的方向指导国家经济的，无不以国家的政治霸权为目标。”顾准自信迄至当时世界上尚未有关于这些问题的理论研究，这是预言，今天的事实正在印证三十多年前一颗求智之心的孤夜深思和对人世的不离不弃。顾准对亚洲形势、蜡山芳郎的言论和日本的崛起、日美关系的紧张都言之凿凿，他断言：日本岛国的狭隘气局不可能成为世界的中心，言下之意此重任必在我巍巍中华。他对波兰哥穆尔卡倒台的慨叹是：“一个民族，抛弃了建国的理想主义，单纯从物质上追求超级大国的地位，企图用军事优势来支配他国，而且长期用大炮来代替牛油，用悬殊至极的报酬制度吸引达到这个目标的Brain（智囊），这确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国家。”顾准只能含沙射影，因为苏联模式已经嵌刻在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血肉之中，他多么希望中国能早日走上正轨。当顾准的思想翱翔千里之外时，身边的事情却苦苦地煎熬着他。1969年顾准要求见妻儿，被一再拒绝，以致酿成其终生遗恨。妻子自杀身亡而不自知，儿女也以这样的父亲为羞耻。这里没有所谓天道，毛泽东说：“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顾准沧桑了，却看不到云。商城和息县，顾准两度患肺炎，过度的批斗折磨和劳动，生活的营养不良，使病情恶化为癌，乃至最终夺走顾准“正当时”的思想生命。

来源: 天涯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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