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介夫访谈：我的一九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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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介夫：我的一九七八

作者：苏峰      时间：2020-06-10   来源：《1978大记忆：北京的思考与改变》
     
采写：苏峰

受访：白介夫

　　苏峰：1978年，您参与了北京市委给“天敏安感门词事敏件”平反的决策过程，请您谈一谈。

　　白介夫：我亲历的“天敏安感门词事敏件”平反的活动，主要是一次市委常委会。大概是1978年8月22日晚上，不太确切地记得了，开会的人记不太清楚，我记得贾庭三参加了，我作为常委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有一个议题，就是为“天敏安感门词事敏件”平反，最主要谈的不是下面哪个单位平反，而是整个“天敏安感门词事敏件”的平反。那时吴德是书记，贾庭三是副书记，因为舆论界嚷嚷得很厉害了，就是对“天敏安感门词事敏件”的平反，所以在那个会首都各界群众在天敏安感门前集会，拥护为“天敏安感门词事敏件”平反议上，大家都同意平反，希望吴德和中央通气，正式给中央打个电话，就是把“天敏安感门词事敏件”平反，说这话的都七嘴八舌的。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参加会议的人都觉得应该对“天敏安感门词事敏件”平反，就让吴德出面，马上给中央的华国锋打电话。

　　会议从晚上7点多一直开到12点多。尽管大家七嘴八舌的，可吴德一言不发，可能他认为这是中央定的，他不好表态，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当时心里很急。贾庭三那时是副书记，他说：“老吴，你现在就绐华主席打电话，表明咱们的态度，尽快平反。”吴德还是不说话，也不去打电话。贾庭三急了，说：“你不打，我去打。”会议室旁边就有个红机子，直接可以打给中央，最后是贾庭三跑出去打的电话。

　　吴德为什么不打电话？我想，他可能觉得“天敏安感门词事敏件”的定性是中央定的，吴德他本人也参与了。在这以前，大家都叫反革命事件，并不叫“天敏安感门词事敏件”。要他现在向中央讲，他可能不愿意讲了。但是，吴德也没有阻止贾庭三向中央打电话。

　　我对整个“天敏安感门词事敏件”印象最深的就是这次会，北京市内部对“天敏安感门词事敏件”平反的准备工作，叶林和张彭参加的比较多。叶林当时是负责工业的北京市副市长，张彭是市经委主任，他们在底下商量，因为“天敏安感门词事敏件”主要打击对象是工厂的工人，所以工会反应比较强烈，就是经济口、工业口反应的比较多。怎么解决？在这件事情上叶林和张彭讨论的比较多。这都不是在常委会上，他们是在会前做准备工作。真正常委会讨论的，是郑重其事地向中央表态要为“天敏安感门词事敏件”平反。

　　苏峰：在开这个会之前，您认识的人里面有没有私下议论过“天敏安感门词事敏件”的定性？

　　白介夫：那议论就不是一次两次了，底下议论就多了。一开始大家对把“天敏安感门词事敏件”定成“反革命事件”就有不同意见。议论归议论，参加归参加，参加了的人议论，没参加的人也议论，大家都议论。

　　天敏安感门我去看了看，别人不大敢去，我记得大概是在1976年三四月份，当时已经说不让去天敏安感门了。我一个人去的，去的时候对别人保密，大家都忌讳“天敏安感门词事敏件”。我下班以后自己一个人去了天敏安感门词广敏场，当时纪念周总理的大字报、标语、文章已经有很多。我去的时候正好看到一个人，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西南口发表演讲，悼念总理，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天敏安感门词事敏件”是反革命事件。那时候对“四人帮”的说法不多，敢说“四人帮”的可能是工人，工厂里边，七机部下面的工厂去的多，他们可能因为胆子比较大。但基本上大家都是偷偷摸摸的，比如说我儿子，他先在家里写悼念总理的文章，写完以后自己跑到天敏安感门，找到电线杄，偷偷摸摸地挂上去。一般人都不太敢公开去挂悼念总理的文章、标语和大字报。但还是有某些胆子大的人是公开的。

　　苏峰：当时，您作为市委的主要干部，参加这样的活动，您有没有想过中央会追查这个事情，到时会对自已有什么影响？

　　白介夫：我没想那么多，我想，这么多群众去悼念总理，反映了我们对总理的感情。会不会出事的问题，我没有想那么多。

　　苏峰：1978年5月，中央认为北京市揭批工作不力，将贾庭三从贵州调回北京，任市委第三书记，负责清查和落实干部政策。1980年，贾庭三有一个清查工作的总结报告，报告里谈到当时被清查最多的是工厂的，然后是高校的，其中北大清华的老师比较多，市委里的人比较少。在这个报告里，市里的领导吴德和丁国钰也做过几次检查，第一次是在大会上检查，说检查不深刻，后来到了第二次才通过。您有印象吗？

　　白介夫：我不记得了。不过有可能，那时候检查、检讨都当饭吃的，多得很。

　　我后来也被要求作检查，聂元梓在监狱里交代了我和她的所谓“关系”。但我拒绝了。后来知道，是我们家与聂元梓早年交往引起的事情。

　　聂元梓和我在延安的时候是中央党校的同学，我们在同一个支部，她和我原来的爱人杨惠文都是河南人，两个人一块在被窝里睡觉，一块聊天。聂元梓是与原来的丈夫在哈尔滨离婚后，调到北京来的。她在北京大学，离中关村的我家非常近。她常到我家来，那时她是独身，在我家吃个饭，睡个觉，和我们聊聊是有的。

　　文革前夕，她也到我家里来过。但文革开始后，彼此的地位和处境发生巨大的变化和反差。她一下子成了中央的文革干将，全国的文革名人，我们则沦为了被打倒的“走资派”，关系越来越淡。我和杨惠文私下里也议论过，觉得学生造反尚可理解，一个老干部，这样到处去出风头，打倒这个，批判那个，都觉得她变化很大，很不以为然。她和我们之间的距离也拉大了。

　　文革结束后，特别是后来抓“三种人”的时候，有的人不止一次提出来要审查我和聂元梓的关系。据说聂元梓被抓起来后，写了不少交待材料，其中提到与杨惠文和我的关系，怎样说的，我至今不了解。有的同志就向组织反映，要求我到书记处会议上说清楚，颇有点要我交待的意思。我很反感，觉得又要整人了。

　　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我和市委书记贾庭三在旅馆住在隔壁，贾庭三同志跟我说：“老白，你没什么问题，但既然有人提你，是不是到书记处会上讲一讲？把事情讲清楚。”我说：“不讲也很淸楚，没必要讲。”于是就没有要我去书记处讲。后来只派了一个书记找我谈话，就是李立功同志，他后来调到山西去了。李立功同志和我谈话的时候，市纪委办公室主任在一旁作记录，于是我就把怎么认识的、怎么的一个过程说了说。过了一个月，作记录的这位办公室主任问我：“老白，他们要留你的谈话记录，你说是就照你上次谈的留，还是你要重新写？”我说：“没什么可写的，你们看着办吧。”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我们党内很多人，被人斗过，也斗过人，一些人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对运动、整风特别感兴趣，一遇事就唯恐天下不乱。这不是因为整我才这样说，而是这种整人思想给我们的国家带来巨大损失，历史的教训应该总结，应该反思。

　　苏峰：1978年，吴德走了，林乎加来了，您在参加了常委会扩大会议之前知道吴德要走，林乎加要来吗？

　　白介夫：不知道，林乎加来得很突然，走得也很快。常委都不知道他要来还有就是林乎加来了以后，才出现吴德走不走的问题，调林乎加也很突然，从上海到天津，天津到北京。

　　据吴德的书《十年风雨纪事》回忆，他当时参加中央文革活动比较多，对市里面干部的事项、动态讲的很少，说明吴德对北京的干部群众工作做的不多。

　　在这里，我要说几件我自己亲历的事情，说明吴德和“四人帮”是有距离的。

　　自1973年起，我在吴德的领导下工作了几年。有人觉得吴德是和“四人帮”搅在一起的，但我认为他和“四人帮”之间还是保持着距离的。谢静宜曾在市委常委会上正式传达过，说毛主席让她和江青保持距离，吴德也是知道的。1976年，叶剑英和华国锋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的绝密方案时，吴德都参加了。作为当时北京市的主要负责人，他不得不和江青他们打交道。只是吴德同志比较谨慎，尽量不和他们发生冲突。从江青参观北京天文馆事就可看出来。

　　记不清是1973年还是1974年了，江青突然对天文馆产生了兴趣。吴德作为北京市的主要领导，就得陪着她参观。由于北京天文馆属北京科技局管，我也得陪着去。她连续三天晚上来天文馆参观，每次江青来时，我就看吴德躲得远远的，很少和江青说话。江青自个儿“视察”，看看这个，摸摸那个。江青白天睡觉，晚上工作，吴德陪着，我也得陪着。有一天她看的时候，我坐在一边就睡着了。江青的警卫把我叫醒了。警卫说：首长在这儿参观，你竟敢睡觉。那个年代，这可不是小事。

　　刚才说的为“天敏安感门词事敏件”平反的常委会会议。尽管社会上要求为“四五事件”、“天敏安感门词事敏件”平反的呼声很高，但当时中央的态度，尽管有一些松动，仍然认为“天敏安感门词事敏件”矛头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是反革命事件。“天敏安感门词事敏件”发生在吴德任内，对平反的事北京市应该有个态度，大部分干部也有这个要求。吴德虽然没有明确表态，没有亲自给中央打电话表明平反态度，但是他并没有阻止贾庭三打电话，实际上是默认了。

　　苏峰：您对林乎加的印象怎么样？

　　白介夫：他比较实干，热情比较高。不过，他在北京市的各种会议上，几乎每个部门都被他点名批评，包括经委，建委，他批评的主要内容就是工作方面的。他来的很突然，走的也很快，来去匆匆。

　　苏峰：1978年的时候，您是否感觉到两条路线的斗争？

　　白介夫：那个时候我的觉悟没有那么高，没有很明显地感觉出来。但群众对于高层领导之间有不同的看法，心里很清楚。

　　苏峰：有人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文化开始复兴的时期，您感觉到了吗？

　　白介夫：我没有。我到了北京以后，没有多少精力关心这些，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中小学和职业教育、自学考试上。

　　苏峰：请您具体谈谈。

　　白介夫：我是1973年正式来的北京，当时任北京市科技局局长。1978年5月我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并参加常委。不久，党政分开，我就成了常务副市长，主要工作抓教育，还抓科技、卫生和体育的工作。这一直持续到1986年。

　　1978年，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教育工作。北京市的教育工作开始全面恢复，并有所发展。我做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整顿学校秩序和修缮校舍。文化大革命对教育的破坏确实很大，不仅是教育体制的破坏，连桌椅板凳和教室也被破坏了。一些房子都快塌了，万一砸死学生怎么办？有的学校门窗玻璃被砸得精光，冬天透着风，根本无法上课。今天这个学校桌椅坏了，明天那个学校喊着要玻璃。我就到处修缮，跑修校舍、买桌椅、安玻璃的事，给学校创造学习的环境，主要维修的是中学和小学的学校。

　　苏峰：先把基本的硬件准备好了。

　　白介夫：硬件基本具备了，另一个就是办职业教育和高等学校自学考试。先说职业教育，让孩子有学上，是中国老百姓的最大心愿，上学和就业分不开呀，而这又与当时大批的上山下乡的青年返城产生的问题搅在一起。

　　当时高考录取率没现在这么高，只有5%，那剩下的95%没有大学上，怎么办？就算1978年北京市开始办大学分校，那也是远远不够。再说了，初中和普通高中毕业后，多数青年也没有出路。这时，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父母文化水平不高，但都有工作，孩子18、20岁毕业了，在家呆着呢。这个社会现象形成的原因很复杂，但跟江青支持家庭妇女在社会上有职业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苏峰：那时候各地似乎都有这个情况。

　　白介夫：父母着急，孩子也着急啊，他也不想在家呆着让父母养着啊。可这是当时的普遍现象。而且，这些孩子中学毕业以后，什么技能也没有。怎么办？特别是大批的下乡青年回城后，工作岗位也没有，年纪轻轻的，也想上学啊。一些返城青年经常在我家门口等着我下班回来，整天吵吵着要上学。真愁人啊！

　　没有职业技能，怎么找工作呀？我就想，是不是可以办职业教育，开一些中低技能职业的课，让孩子们学一学工作技能。况且中央也有这方面的精神。邓小平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应该考虑各级各类学校发展的比例，特别是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

　　这中间也碰到过许多阻力。在管教育的副区长会上，讨论是否上马职业教育时，就争议很大，有赞成的，有反对的。万事开头难呀！等决定上马职业教育了，又没有多少校舍，只有极少数学校领导愿意转为职业教育，或增设职业教育班。许多人不把职业学校看成正规学校。为了让更多的学生拥有职业技能，我们就决定在普通中学里加上职业课。中专生也有职业技能课，但当时中专学校也很少。

　　等辛辛苦苦终于把职业教育办起来了，结果学生找不到工作。原因是当时的顶替现象很普遍，老子早早下来，让没有学历的孩子接班干，这在当时是合法的。

　　苏峰：是的，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顶替现象。

　　白介夫：找工作那么难，一般厂子的职工当然想的是先把自己孩子的工作问题解决了。所以，一段时间，职业毕业生的出路成了问题了，以致职业教育几乎快办不下去了。

　　这个过程中，刘力邦同志发挥了很大作用。这是位女同志，很能干，可惜前几年去世了。她原来在东城区管教育工作，后调到市教育局。刘力邦整天忙活这件事。到沈阳考察了一番，那儿也同样遇到了顶替的问题。历史上很多问题不是简单的哪个区域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顶替问题就是。

　　当然，也有一些学生被企业录用了。一试，发觉经过职业技能训练的学生干得比老职工还好。北京饭店就是发现158中学的学生干得好，形成了长期的合作关系。不容易啊，一个很普通的中学能得到北京饭店的青睐，确实不易！到现在，158中还是全国职业教育的典型。

　　普遍存在的顶替现象让我们面临着是否将职业教育下马的难题。我又想了一个招，当时许多中小学都缺乏老师，我们就重点培训小学需要的美术、体育老师，很受欢迎，终于渡过了难关。一些企业也慢慢转变了用人观念，渐渐地越来越多地聘用受过职业教育的人。就这样，职业教育也慢慢干起来了。这在全国是首创。现在，全国各地都有职业教育了，但北京地区仍是领先的，因为办得早，经验也较多。

　　苏峰：开办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出于什么想法？

　　白介夫：说实话，职业教育是逼出来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也是逼出来的。

　　职业教育着眼于培养中、初级技能，但无法提供国家所需要的更高素质的人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来，各行各业就急需大批专门人才。文革耽误了的成千上万青年有着学习知识的强烈愿望，改革开放急需大批建设人才，按当时的中国高等教育所具备的规模和条件，远远不能承载如此重大的历史使命。当年大部分知青上山下乡时，也就小学、初中毕业，现在回来了，还正年轻，特别想上学。我当时住在红霞公寓，几乎每天晚上9点开始就有人找上门来，吵吵着要上学。

　　有一批青年特别有耐心，天天等我下班回来，吵得我没法休息。于是逼出一条路，我说：“给你们办一个外语班，你们都好好复习考试，考上了就上，考不上就不能上，等毕业了，都去做中小学外语老师，好不好？”同学们高兴极了，满口应承说“好”。这批人有30多岁了，他们毕业时，我去参加毕业典礼了。结果，没有一个想当老师的，学外语就业面广啊，当老师的待遇相对差一些，再加上文革的创伤，大家也不愿意当老师。我在他们的毕业典礼上说：“我满心希望你们去当老师，看来我的心是白操了。”

　　返城的知青那么多，不可能都去办这种班啊。这时候，市委教育部的赖汉学同志说：“能不能办个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这个想法也不是突发奇想，北京以前有过这方面的探索。

　　苏峰：没错，上个世纪50年代北京就酝酿过。

　　白介夫：对。中央和北京都有这个想法。1959年，教育部曾提出过“根据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业余高等教育必须积极发展”的设想。北京地区早在50年代就酝酿过对自学者的学习成果进行考核。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家们在探索，我们的决策者们在思考：能不能建立起一种制度，引导青年自学成才，既满足人们对学历的要求，同时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要？

　　1977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之后，8月8日他召开了科教界的座谈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应该说在我们国家教育和科学发展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中，邓小平明确指出：“教育还是要两条腿走路，就高等教育来说，大专院校是一条腿，各种半工半读和业余大学是一条腿。”这一指示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事业提供了理论指导，指明了方向。

　　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出：“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培养和扶持各方面的优秀人才……要建立适当的考核制度，业余学习的人们经过考核，证明达到高等学校毕业生同等水平的，就应该在使用上获得同等待遇。”

　　既然中央有这方面的精神，可以尝试一下嘛。我觉得赖汉学的主意很好，但在世界上没有先例。怎么办？1981年春，在中山公园，我召开了一次会议，找了一些教授来参加，先听听他们的意见。记得这次会上有一位同志反对最激烈，也就他一个人反对。他说：“上初中、高中有自学的，哪有大学是自学成才的呢？”但是教授们都支持。我们请的教授，都是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的校长，他们听，说这个主意好，特别支持。他们办法多，如何开课、考试，就由他们负责。这几个校长就成了自考委员会的委员。于是，就搞试点。我当时特别声明，就因为是自考，我们一定要更加严格要求。几位校长也同意我这个观点。

　　这件事开始看得并不是很深很远。说实在话，自学考试刚一开始就是想着怎么能够解决文革期间被耽误了的这一大批青年人，让他们能有学习的机会。

　　很快，当时的北京市委、市政府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作出了“关于建立高等教育学历考核制度”的决定，在全国率先开办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从此，中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事业开始登上了“发展中国家办大教育”的历史舞台！对于这样一种全新的教育形式和考试制度，党和政府从一开始就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关注。

　　1980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讨论教育工作时指出，为了促使青年人自学上进，应该拟定一个办法，规定凡是自学有成绩，经过考试合格者，要发给证书，照样使用。1981年1月，国务院批转了原教育部的报告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要求各省、区、市遵照执行。并决定在北京、上海、天津和辽宁四省市先行试点，摸索经验。

　　苏峰：北京又开了一个好头。

　　白介夫：陆续全国都举行自考了。这一下就解决了大问题。办了不到两年，就获得了社会舆论的大力支持，一些认识我的家长打来电话，说我给他们办了件大好事。你想，开始孩子没学上，也找不到工作，通过自学的途径考上了大学，怎么不高兴？自学考试就这么办起来了。这得力于一批教授的支持，像搞英语教育的许国璋，他就曾是自考委员会的委员。这在世界上也是首创。现在每年都有十几万人参加。一些残疾人不能到考场，就派人送卷子到家里。监狱里的服刑人员也有参加考试的。

　　我作为当时北京首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的主任，主要是做了两件事，一是宏观上的决策，二就是不厌其烦地强调要保证质量。

　　20多年来，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选拔了大批专门人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报考人数从1981年首次在北京市开考的2686人，到1985年上半年全国报考人数突破100万人，1995年上半年又突破300万人，1998年下半年突破600万人；即使在普通高校大规模扩招的背景下，2000年上半年，报考人数仍在增长，达到689万人。20年来，累计有1亿多人次参加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2000年上半年，在籍考生达到1700万人，为国家经济建设培养了本、专科毕业生290万人。

　　苏峰：我看了一些资料，发现当时您很关心科技工作。

　　白介夫：我在中科院工作过，所以关心。因为周总理，我还有环保情结，支持新能源。1972年，国家派了两个代表团（即科学家代表团和医学代表团）访问欧美，我担任科技代表团的副团长，团长是贝时璋先生，成员有钱学森、张文裕（张是杨振宁的老师）、钱人元等，我们访问了英国、瑞典、加拿大和美国。

　　代表团在出发前，周总理在人大会堂对两个团进行访前动员，印象最深的是周总理特意嘱咐我们了解一下西方的环保工作，这一点我印象深刻，因为当时一般的中国人还完全不知道环保是什么。

　　“四人帮”对我们限制很多，我记得美国人邀请我们参观阿波罗17号的登月火箭发射，机会难得，结果江青不同意，我们就没去成，挺可惜的。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我们在访问期间，无非就是问到了外国人的环保情况，并没有真正钻研他们在环保方面有什么具体措施，也没有收集一些有价值的数据。但是，我们回来之后，开始了对环保方面的探索。我回国后调到了北京市科技局，任局长。

　　苏峰：主要负责哪些项目？

　　白介夫：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沼气池的开发和应用，一个是开发和推广太阳能。1973、1974年吧，赵紫阳在四川抓沼气，搞得比较普遍。我们马上也抓沼气。当时认为沼气的技术问题少一点，比较好抓，实际的结果表明，沼气也并不简单，它需要相应的化学条件和专业技术人员。开始是大兴县留民营村自己搞了沼气池，一家一户，搞得比较好，很有名。但是后来没有推广成功，为什么呢？因为做得好的地方都是有技术人员在，技术人员一走，沼气也就不行了。

　　沼气暂时不行，所以我们马上把主要精力转到太阳能。时间应该是1975或1976年，我在局里成立了一个太阳能领导小组，配了6位同志来抓太阳能的研发和推广工作。因为我在中科院工作过，我知道在上世纪50年代，苏联的太阳能研究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科学院于1957、1958年分别派人到苏联科学院动力研究所太阳能研究室学习了两年，这两位同志回国后也没怎么研究太阳能，那时候太阳能并不受重视。这两位是全国仅有的太阳能研究专家，都在国家机关工作。我从七机部挖过来一个，就是龚堡同志，他做得很不错，后来还担任了北京科学院院长。

　　苏峰：太阳能项目的效果怎么样？

　　白介夫：北京的太阳能研究还是取得了不小成绩的。龚堡来了后，我对他说：网罗人才，开展科研。那时候中央机关人才多，我们通过解决这些人才的两地问题，开绿灯把他们的另一半都调来北京安排工作，吸纳了不少人才。从1977年开始筹建，到1979年正式成立北京太阳能研究所，我们从六人发展到了四五十人。

　　1978年5月，我离开市科技局，调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并参加常委。但我仍然关心科技事业、关心新能源。后来北京市批了资金给太阳能所买地、搞基建。1981年动工，1982年却停了。龚堡写信给胡耀邦，反映太阳能所就300平米的房子，搞科研用的，还是开发新能源的，搞不懂为什么停工了。胡耀邦很快就把信批给了北京市市长焦若愚，焦市长很快把龚堡找去了解情况，一个星期后又去工地看，他对新能源也很感兴趣，立即指示：开工！1982年底，房子就竣工了。

　　苏峰：看来领导们挺支持新能源开发。

　　白介夫：因为我们是全国第一个太阳能研究所，国家科委也很支持，项目上、经费上都很支持我们。1982年，我们与西德研究技术部合作了一个项目，也得到包括国家科委在内的许多单位的大力支持。项目是两国在大兴的一个村子搞一个新能源示范村，效果不错。新能源就是沼气、太阳能，我们以前的沼气池都是一家一户、比较小规模的，这次是大规模的沼气池。太阳能就是利用太阳能源转化为民用的光和热供发电取暖用。这个示范村提供了一些技术上的借鉴，北京太阳能所借鉴这里面的一个技术，开发了一个炉子，效率高，没污染，卖得很好。

　　太阳能所在科研的同时，在生产、推广上费了不少心思，1984年成立了推广部。北京市经委很支持他们，联系他们给邓小平、聂荣臻两位国家领导人的家里装上了太阳能热水器，给警卫员洗澡用，很方便。那时候这个热水器卖得很好，简直成了印钞机，好几千万的利润啊。

　　苏峰：我在不少地方也能看到些太阳能的产品，现在北京太阳能所的情况怎么样？

　　白介夫：太阳能所也快30年了，正如改革开放本身，它不断壮大，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也有遗憾，这一技术在北京没有推广开来。有专家说，主要是北京的楼层太高，水上不去。在外地，很多地方却用得很好。

　　北京太阳能研究所是我国最大的太阳能专业研究开发机构，也是国家新能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重点研究项目的依托单位。“桑普”这一品牌就是这个研究所搞出来的。有个被媒体称为“桑普——中国太阳能第一楼”的办公大楼，是北京市发改委的奥运示范先导项目的一部分，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绿色奥运、科技奥运和人文奥运”提供了良好的范例，也使中国太阳能综合利用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苏峰：总的说来，您对1978年以来这30年的改革开放有什么感受？

　　白介夫：1978年5月，我从科技局调到市政府。从我认识的人、接触的人、熟悉的人中，对改革开放这30年，我听到的都是一片赞扬声。为什么是一片赞扬声？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这十年浩劫的，我们这些人从1966年开始低头弯腰，接受批判，组织上不安排工作，思想上极其苦闷，那样的岁月真是不堪回首。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我们非常珍惜这个政治大环境。改革开放给我们国家、社会、人民生活都带来了巨大的改变，我的感觉是我们这些人不仅组织上、思想上自由多了，工作也好做一些了，人和人的关系也好处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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