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贤斌：把顾准还给历史——顾准的诞生与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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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顾准还给历史——顾准的诞生与争论

蒋贤斌

    1994年，顾准去世已经整整二十年了，但，这一年，才是顾准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诞生日。1994年的9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顾准文集》，它是思想顾准诞生的标志。尽管从1934年始，顾准就出版了不少着书和译作，尽管《顾准文集》可以说是1992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的大陆版，尽管在1992年以前上海北京等地的文化学术界的小范围里早就流传他的思想言论。然而，是《顾准文集》的发行出版所引发全国注目才使思想顾准成为全国性的而不是地方性的、普遍性的而不是局部性的。
   
    一、 作为精神事件与思想史事件
   
    不过，顾准诞生首先是一个精神事件而非思想史事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国门的开放，海外中国学特别是美国中国学的研究成果也逐步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由于在美国中国学的中心主题是当代中国和中国近现代史，当代中国思想界、中国近现代史学界受到强大冲击，以至于到今天，还有学者感慨道：“说得不客气一点，中国史学界无论是在当代或近现代史研究框架，还是在其主题选择和史料梳理方面要远远落后于海外中国学界。”1史学界如此，其它学术思想界何常不如此呢？涉及到与本文有关的就是：与海外中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和反思，中国学术界对文革的批判除了政治口号性和政党性言论外，根本谈不上有任何思想上、文化上深层次的研究；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在此问题上的缺失，使人在谈到1949年以来中国思想界更是以“无一人”来描述。“自从进入20世纪下半期以后，中国就再也产生不出独创的、批判的思想家了。”2这是二十世纪末在中国思想学术界有“南王北李”之称的李慎之先生告诉学人们，有人在如此评说我们中国人。3
    是谁在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确找不到人、拿不出东西来与外国人“打拚”。打开了国门，却发现自己事事不如人。此时，证明国人能力、振奋民族信心的任何事件都成了中国人精神生活上的重大精神事件。任何中外间的“对抗”、“对话”都成了全国关注焦点，而其间的局部事件均会成为整个国家和全民族的精神事件。由于体育竞技对抗性最为直接感官，因而体育上的事件成为中国人的精神事件最为抢眼：聂卫平在围棋上战绩使之成为“民族英雄”、中国女排的“几连冠”造就了“女排精神”、五星红旗在奥运会上升起成了中国人的精神大餐。然而，身体对抗的胜利难以掩盖“精神”上的苍白——思想学术上的落后成为当代学人的心痛。尽管此时，我们也有为思想而牺牲的烈士遇罗克、张志新等，但思想的“对抗”是要有理论的、是要有“文本”的。
    就在这种历史情境下，思想顾准的出现便成了一个中国当代重大精神事件。在思想学术界，谁说我们无人？“我们有顾准”！李慎之如是说。4“我们民族可以自豪的是，……，有顾准这样的思想家。”5他“说出了与韦伯相同的结论，……，得出了与雅斯贝斯‘轴心时代’理论大体相符的认识。……。其它如波普尔证伪理论、库恩范式理论等，顾准近20年前皆已点到。甚至连亨廷顿关于政党政治发育阶段的理论，……，亦有触及。”“以顾准之见识，不说能与外部第一流西方思想成果相汇通，至少也与葛兰西、卢卡契当年从内部反思国际共运之历史挫折，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6（按：粗体字原文无）
    当代中国学人强调“我们”有顾准，有意地把“我们的”顾准放在与世界思想家相比对论时，这其实是更多的在对大众发言，向世界宣讲。体育竞技的博弈与思想学术的交流是不能放在一个范畴里对比的，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围棋热”、“女排热”和“顾准热”却是一样的，它们都是一个精神事件：一个正走向世界的中国人的精神事件！
    当然，顾准的诞生更是一个当代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精神事件。一九五七年“反右”事件以后，中国“思想者”的集体“失踪”成了文革后中国知识分子难以言说之事。遇罗克、张志新等烈士的出现反而加重了这一窘境，正如有人所说：“说到张志新，同样会感到尴尬的，还应有我们的‘思想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迫于种种压力和诱惑，众多职业‘思想家’们纷纷放弃了‘思想’，临阵脱逃，而让张志新这样一些不是‘思想家’的人去孤立无援地支撑我们民族的头颅并因此抛却了自己的头颅，这是无论下去多少年，我们的思想界都应为之脸红的事情。”7
    1980年代中期，伴随着新启蒙运动的兴起，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问题被提出来了，在中国思想学术界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以研究知识分子为内容的“知识分子热”。许纪霖教授说：“在80年代的语境下，‘知识分子热’的核心实际上是一个‘重返中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与反省“1949年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的丧失这一历史背景紧密相关。”讨论的结果是：“大家觉得知识分子最后丧失了中心的原因，无论是历史的角度还是当时现实的角度，就在于知识分子过分依附于政治权力，依附于政治意识形态，最后失去了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8那么，如何重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就成了要解决的问题。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断了讨论的继续。
    到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猛烈冲击，知识分子的精神问题再次得以关注。1994年，上海一批中青年知识分子在《读书》杂志上发起了关于人文精神失落的讨论，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一讨论延续了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热”，同时，在新环境下，它加深了人们对思想者精神事件的企盼。重建知识分子的独立之精神，理论研究与梳理是重要的，但从历史中去寻求精神“榜样”和“资源”更为现实和有效。或许不是巧合，就在这一年，《顾准文集》出版了，一个独立的、在逆境中、“地狱里”进行思想的知识分子——顾准呈现在正在“寻找精神家园”的当代知识分子面前。
    一时间，洛阳纸贵，满城争说顾准。说什么呢？从有关写与顾准相关的文章标题，我们似乎就可以看出来：一个《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他《历经艰困终不悔》、《不见人间宠辱惊》，他《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最终谱写了《当代中国思想史的华章》，这是他在《地狱里的思考》，是《你无法不面对的顾准》、《坎坷一生的思想家顾准》。顾准精神成了大家首先要言说的：顾准是一个为了前进，敢拆下肋骨当火把的人。9他“早已把名誉地位、个得失置之度外，在求真求实的路上一往直前，义无反顾。”10“学习顾准，我想，首先，要学习他对自己、对历史、对中国和人类前途负责的精神。”11“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在顾准面前应该感到惭愧。我们无法漠视在他身上所体现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品格。”12思想顾准的诞生便成立马成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重大精神事件。
    把顾准诞生首先看作是一个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精神事件，当然并不是说中国思想学术界对其思想的贬低，相反，如同“围棋热”、“女排热”之所以成为精神事件是因为聂卫平、中国女排的实力和战绩所支撑一样，在思想学术界里，“顾准热”成为精神事件，正是因为他的思想在当代中国思想界的高度和深度所致。
    关于顾准思想的学术、思想价值在中国思想学术界似乎是不用怀疑的。王元化先生说：顾准的思想超前了十年，并列举出顾准在八个方面有价值的成果。这八个方面是：对希腊文明和中国史官文化的比较研究、对先秦学术的概述、对中国世纪骑士文明起着怎样作用的探讨、对宗教给予社会与文化的影响和剖析、对法国大革命直到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对直接民主与议会制度的评价、对奴隶制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阐发、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与对经验主义的再认识。13李锐先生道：顾准是一个先知先觉者，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14刚去世的李慎之曾云：对于顾准的学问，“后生晚辈尝鼎一脔，倘能继轨接武，光大其说，必能卓然成家”。15上海的朱学勤教授认为顾准的“先知”主要体现在：语言问题、韦伯问题、雅斯贝尔斯问题、市民社会问题以及其它如波普尔证伪理论、库恩范式理论等等方面。16顾准思想的学术价值在他们看来是毋庸置疑的。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出现的“顾准热”现象强烈的支撑了这一观点与判断。
    不仅如此，北京的徐友渔研究员敏锐地指出，顾准思想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起的一个重大作用是：承前启后。徐友渔认为“纵观半个世纪中国思想、学术、文化的流变演进，有一种现象特别令人遗憾，甚至使人感到可悲。”这就是：思想断裂现象。由于思想断裂，“前人用心血、苦难，甚至以生命为代价得到的思想成果，往往并未使后人得到滋养，形成代代传承，最终开出艳丽之花、结出丰硕之果的局面。”顾准思想的“发现”，则结束了这种断裂现象。顾准思想不仅连接了中国现代思想史的思想问题意识，而且在中国现代化问题、中国资本主义问题、中国民主问题、哲学问题等方面起了承前启后作用，其思想也是有整体性和根本性的特征。17在《重提自由主义》一文中，徐友渔更明确指出，自由主义在90年代大陆学界的兴起，在思想与学理资源上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不同传统意识形态对卢梭和法国大革命的解释，柏克、哈耶克、伯林、托克维尔等人学说的引起人们的讨论；“另一方面，这期间，先后出版了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和《顾准文集》，他的人格和思考的深邃性与现实性，给了人们极大震憾。”18 很明显，徐友渔的意思是，顾准是中国90年代思想学术界延承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思想的桥梁。
   
    二、 关于顾准的争论
   
    把思想学术与体育竞技相提并论是不太适宜的，体育竞技是在统一划一的规则下进行的，它无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它只关心结果，而结果只有一个，清楚而明了；但思想学术却是在多元环境下生存的，它涉及到人们的不同的价值观念、文化环境、历史处境等等因素，它没有一个最后的结论，它总是以一个复杂的、丰富的过程呈现出来，它总是一块争论的领地、硝烟弥漫的“战场”。
    顾准，无论作为一个精神事件还是思想史事件，从它产生起就充满了争论和分歧。
    如果说《顾准文集》的出版使顾准成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的“精神榜样”的话，那么，1997年《顾准日记》的出版则使这个“榜样”遭到了质疑，它直接引发了“两个顾准”的争论。
    《顾准日记》包括顾准三个时期的日记：“商城日记”（1959年10月——1960年1月）、“息县日记”（1969年10月——1971年9月）、“北京日记”（1972年10月13日——1974年10月15日）。其中的《商城日记》的文字里所表现出来的顾准的内心活动与《顾准文集》所塑造出来的顾准是交相辉映，它进一步确立了顾准作为一个独立精神与正直人格的知识分子形象。引发争议的是“息县日记”。
    “息县日记”，顾准自己把它定名为“新生日记”。在这本日记里，顾准“以往那种学者情怀基本没有了，从前那种独立思考也悄然不见了。”对文革不仅没有了批判精神，相反却表现出了要接受“改造”、争取“新生”的心理活动。于是有的读者惊呼：在文革时期，顾准“高傲而沉思的神情无影无踪，几年前的那个睿智的、无畏的思想巨人哪里去了呢？”较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沙叶新提出了二种解释：一是顾准担心日记被抄，故意写的一本很紧跟“革命”形势而没有批判性的伪日记；二是顾准在种种压力下的确改变了，他放弃了原来的“独立品格”要“重新作人”。19
    沙叶新本人对他自己的二种解释“存而不论”，但广州的林贤治则着文《两个顾准》，鲜明地表明自己持第二种解释的观点，并说：在文革时期，“顾准已经失却了免疫力，相当严重地感染了流行的‘猩红热’。”20此论一出，李慎之便立刻着文否定，认为顾准的“息县日记”是伪日记，支持沙叶新的第一种解释，强调顾准只有“一个”。《顾准日记》的二个编者陈敏之、丁东等也相继发表观点，大都持与李慎之相似的意见。21李国文则认为，不是什么“两个顾准”的问题，而是顾准存在着人性的两面，即所谓“雅努斯”现象。22
    或许受《顾准日记》引发的争论的影响，1997年底，学术界中人萧箑父和许苏民着文对顾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论述提出不同意见，并认为顾准思想是“以其遭遇受到广泛同情”而“风靡学界”的。23显然，文中对顾准的思想学术性的“质地”显示出异议。不过，大陆学界并没有人呼应萧文的观点。
    2003年，李慎之的去世引发海内外学者对李慎之的讨论，顾准也因此而被涉及。如果说，国内学界对顾准思想学术只是有人质疑的话，那么，海外的个别华人学者公开对顾准的思想学术则是持否定态度，其中以仲维光为代表。
    仲维光说：“在学术思想领域中，顾准的那本书应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价值。如果把顾准的书翻译成西方文字，会让这里的学界哭笑不得。他从概念到对材料的运用都是非常有问题的。如果真的研究例如希腊城邦制，那就要去读有关与此的原始文献，和这方面专家的研究。顾准涉及的文献都不过通俗读物，对于‘治史’和作学术研究的人，如果限于这些资料，那么只能说明自己还没有完全进门。……。在九十年代，所谓开放后，还如此吹捧顾准是个悲剧，说明中国知识界在思想上，学术还是封闭的。”24曹长青等也持大致相同观点。25
    对于仲维光的观点，朱学勤认为这是作者“以自己在海外所接触的所谓西方‘学术训练’为标准，贬境内思想前驱的历史地位，”是一种“知识傲慢”。指出：顾准当年“是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到与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可以对话的程度”，这是不容后人所任意“轻薄”的；而顾准所得的“知识”是“鼓面上的常识”，是“思想的常识”，它比经“学术训练”而写出来的“学术知识”更有价值和生命力，因为，后来的“学术知识”只是对其作的注解。26
    围绕顾准争论并不限于其“精神”与“思想学术”问题，关于顾准思想定位问题的也展开了激烈争论，。对顾准的“定位”问题——具体的说，顾准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家的问题。这一问题首先是由李慎之提出来的，他认为：顾准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思想家。
    李慎之在1997年为《顾准日记》作序的文章中首次点明：顾准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思想家。“顾准实际上是一个上下?求索，虽九死而无悔的理想主义者。……。因此说他放弃的专制主义，追求的是自由主?义，毋宁切合他思想实际。……。中国的近代史，其实是一部自由主义的理想屡遭挫折的历史。然而九曲黄河终归大海，顾准的觉悟已经预示了这一点。”27对此，朱学勤给予了有力的呼应：“顾准临终前达到的思想境界，再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启蒙派，而一个‘出走的娜拉’，……。他的精神指针最终定位于自由主义，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28何家栋更进一步的在历史——当代的时间系列下，梳理出了“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的中国自由主义的“道统”谱系。29袁伟时教授也称顾准为哪个时代“冰雪世界中屹立的”自由主义的“孤峰”。30
    尽管没有人对此进行专门论述，但对于把顾准定位为自由主义的言说，异议仍是相当的大。有人就把顾准看作是一个共产党来理解他，并说顾准才是“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骄傲。”31林贤治似乎也是不把顾准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来看待，他在《两个顾准》的文章中曾指出，在顾准的有关论述中，“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很少涉及个人权利和自由问题，”而且，顾准主张“舍己为群”、推崇“集体英雄主义”。32众所周知，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是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肯定，对个人权利和利益的尊重和保护，既然如此，那么，顾准怎么可能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呢？对于何家栋提出的自由主义的道统问题，许纪霖教授在《最后的士大夫，最后的豪杰——纪念李慎之先生逝世一周年》文中说：“自由主义是否有道统，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33反对把顾准定位为自由主义的最强烈的声音是来自旷为荣和旷新年，在《把顾准还给顾准》一文中，他们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自由主义浮出水面’以后，一堆‘自由主义大师’，以庸俗的自由主义时尚自作顾准的解人，甚至自居为顾准的正宗嫡传；然而，实际上他们却不过盗用了顾准的名字，然后明目张胆地塞进他们自己的‘思想垃圾’。他们把顾准思想中的某些错误发展到极端荒谬的地步，由此完全走到了顾准思想的反面。”34文中的语气在我看来是超出了学术讨论用语，对于“对方”的意见，他们多少给人的感觉是在“谩骂”，但其意思是非常明确的：顾准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顾准诞生了，但却处于争论之中，成了“问题顾准”。
   
    三、 争论中的两种倾向
   
    学术界围绕顾准及其思想发表不同意见，进行争论，这充分表明顾准在当代思想学术界是一个必须面对和要研讨的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地狱里”仍坚持思考的顾准如地下有知也可以安息了。但是如果对顾准的争论只是争论者各自当下言说，而没有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了解之同情”的态度，那么，种种争论就成了争论者各自内心意欲的渲泄的或自身处境的表白了，这当然无益于学术交流与对话，也无益于我们接承前人的思想遗产。
    对此，王元化先生表示了他的担忧，他说这几年谈论顾准的文章多起来，但大家都忙于给顾准定性，贴标签，切切实实讨论问题的却并不多。35王元化先生的话当然不是“无的放矢”。我以为，所谓“切切实实讨论问题”最基本的就要反对两种倾向：一是简约化，二是去历史化。
    前面我们提到的围绕顾准及其思想所引发的关于“两个顾准”、顾准思想学术的价值性及顾准是自由主义者等问题的争论中，论辩双方大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这二种倾向。首先让我们看看关于“两个顾准”问题的争论。与历史上许多人物一样，顾准是一个极其丰富的人，这不仅表现在他的思想上，表现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同样也表现在他的心理上。当顾准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事件”诞生时，他的确给普遍“缺钙”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对于这样的“榜样”我们给予怎么的“呵护”或许都不为过，但是，“呵护”不是庇护，更不是为了“神化”。当“新生日记”显现出“另一个顾准”时，坚决主张只有“一个顾准”的人们尽管在智识上知道不用也不应该去美化什么，但在文章中仍是下意识的把丰富的而复杂的“顾准”简约化了。针对坚持把顾准简约化为“一个顾准”的言论，林贤治反驳说，就算“新生日记”是伪造的，但它还是说明有“两个顾准”——人格与思想分裂的“两个顾准”，而这不是我们更不愿意看到的吗？36 林贤治的这一反问是有力的。但是，在这一问题的争论上，林贤治同样犯了简约化的倾向。这是指他完全取消了对日记真伪的判定，而一味坚持把白纸黑字的“日记”就视为真实“文本”，按此推理，世间就没有伪的“文本”了。而且，林贤治这种把日记就视为真实的假定同样也是去历史化的，它忽视了历史不同处境的差异性；同理，李慎之等人以自己的经验为准来判定顾准的“新生日记”为伪作也是去历史化的。
    关于围绕顾准思想的学术价值问题的争论，仲维光等的言论是一种典型的去历史化倾向，他不仅是消解了历史时间，而一并把历史空间也去掉了。他把顾准“孤零零”的提出来进行评说，这种对历史的态度正如朱学勤所说，完全就是“傲慢”。以顾准对直接民主的批判为例，顾准主要是针对中国文革的“大民主”实践以及当时中国人对议会制度的全面否定的态度为背景进行的，他的问题意识并不是要对“民主”观念在全人类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学理讨论。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因顾准批判直接民主，把“文革大民主”理解成是直接民主，就得出顾准对民主概念的理解是混乱的结论显然是偏颇的。但是朱学勤在反驳时强调顾准思想包含的知识称为一种“鼓面上的常识”，这实际上也就忽视了顾准思想的学术价值，这也是一种简约的和去历史化的结论。我们不应该忘记，顾准的诞生凭借的正是他的“超前”思想，而他的思想是源于他在文革环境下坚持学术研究和问题思考的结果。当然，我们不能用西方的或现在的学术规范来要求他。
    把顾准定位为自由主义是主要是当代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如前所述，从现有的顾准的文字材料中看，顾准对个人权利、自由等自由主义所包含的核心价值很少提及，而且顾准对财产私有制是持不赞同的态度。37如果只因要树立自由主义的“道统”谱系就而他列为自由主义者显然是不妥当的。更何况，自由主义内部包含了不同的“派系”，其间有相当的差异性，就算顾准是自由主义者，那么，他是怎样的自由主义者呢？是苏格兰学派的古典自由主义还是边沁的功利自由主义，或是美国杜威式的民主—自由主义、英国费边社式的社会—自由主义，抑或是钱永祥所说的“反不民主”的自由主义？显然，不能简约的定位顾准。
    顾准，作为当代中国精神史和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学界与社会对其进行全方位的讨论当然是有意义的，讨论者从自身的观念、价值与处境出发，表达、阐述自己的态度无可厚非，但如果脱离历史、简约而单向的表白显然无助于对顾准的研究，更无助于对当下思想学术界讨论环境的建设。
    不是要“把顾准还给顾准”，而是要“把顾准还给历史”！
   
    （此文发表于《社会科学论坛》06年06期）
   
    注释：
    1 杨念群：《“理论旅行”状态下的中国史研究——一种学术问题史的解读与梳理》，载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的《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7页。
    2 李慎之：《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改革》，1995年第5期。
    3 “南王北李”是指上海的王元化、北京的李慎之。
    4 李慎之：《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
    5 李锐：《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东方》1996年第2期。
    6 朱学勤：《地狱里的思考》，载《风声雨声读书声》，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7 陈少京：《张志新蒙难之后》， http://www.southcn.com/news/comm ... st/200206271826.htm。
    8 许纪霖：《另一种启蒙》，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自序，第9—10页。
    9李慎之：《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
    10 王元化：《关于近年的反思答问》，《文汇读书周报》，1994年12月3日。
    11 李锐：《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12 高增德、丁东、谢泳等：《顾准精神的当代意义》，《山西发展导报》，1995年7月1日。
    13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序。
    14李锐：《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15李慎之：《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
    16朱学勤：《地狱里的思考》。
    17 徐友渔：《当代中国思想史的华章》，《东方》，1996年第2期。
    18徐友渔：《重提自由主义》，《二十一世纪》，1997年8月号总第42期。
    19 沙叶新：《泪眼读顾准》，《文汇报》，1997年12月3日。
    20 林贤治：《两个顾准》，《南方周末》，1998年2月6日。
    21 李慎之：《只有一个顾准——<顾准日记>序的补充》，《文汇读书周报》，1998年3月28日；陈敏之：《关于<顾准日记>的一点说明》，丁东：《顾准之迷我见》，《文汇读书周报》，1998年5月23日。
    22李国文：《顾准的“雅努斯”现象》，《文学自由谈》，1998年第2期。雅努斯（Ｊａｎｕｓ）是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他的脑袋长有前后两副面孔，同时看着两个不同的方向。一副看着过去，一副看着未来。在罗马神话里，他是天宫守门人，每天一早把天宫的大门打开，让阳光普照大地；黄昏时分再把大门关上，于是，黑夜就来临了。同时，他还是司农业、文艺、建筑、造船、铸币、旅行和航海的神。“雅努斯”现象，是指人如同那位天宫守门人雅努斯，具有两张不同的面孔：或美和丑，或善和恶，或是和非，或真和假。
    23 萧箑父、许苏民：《唯物史观与明清学术研究》，《光明日报》，1997年12月30日。
    24仲维光：《过渡人物顾准和李慎之先生的贡献究竟在哪里？》，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 ... guang_lishenzhi.htm。亦可参见朱学勤：《“常识”与“傲慢”——评曹长青、仲维光对李慎之、顾准的批评》，载《二十一世纪》，2003年6月号，总第77期。
    25曹长青：《我非得认“高玉宝是乔伊斯”吗？》， http://209.246.126.241/MainNews/ ... 24_13_2_50_657.html。
    26朱学勤：《“常识”与“傲慢”——评曹长青、仲维光对李慎之、顾准的批评》。
    27 李慎之：《智慧与良心的实录——<顾准日记>序》，载顾准《顾准日记》，北京，经济日报出版，1997年。
    28 朱学勤：《1998年自由主义常理的言说》，载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238—239页。
    29 何家栋：《未了的心愿》，载丁东主编：《怀念李慎之》，上册（自印本，2003年），第65页。亦参见何家栋：《20世纪中国的“新道统”——从梁启超到李慎之》，http://www.legal-history.net/go.asp?id=1238。
    30 袁伟时：《从陈独秀到顾准和李慎之》，《二十一世纪》，2003年6号总第77期。
    31 参见丁东、陈敏之编：《顾准寻思录》，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第80、280页。
    32 林贤治：《两个顾准》。
    33 许纪霖：《最后的士大夫，最后的豪杰——纪念李慎之先生逝世一周年》，《二十一世纪》，2004年4月号总第82期。
    34 旷为荣、旷新年：《把顾准还给顾准》，《读书》2003年第4期。这篇文章在网络上的标题却是《不要神化顾准：兼论社会主义民主》，http://guancha.gmw.cn/2003-06/030611/030611-21.htm。
    35 王元化：《顾准全传•序》，载高建国《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
    36 林贤治：《再说两个顾准》，《文汇读书周报》1998年6月13日。
    37 顾准：《顾准文稿》，陈敏之、顾九南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第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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