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胡风、舒芜与周扬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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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初期胡风的困惑和痛苦

　　新中国刚成立时的一九五○年，胡风与舒芜之间有几次通信，颇值得注意。舒芜在三月的信里，兴奋地向胡风报告：自己的心情不再像解放以前“那么寂寞荒凉，而是面临着新的从未做过的实际行政工作之际，所感到的激动和担心”。胡风随即回信，对舒芜的新觉悟表示赞赏：“你看出了从暴露思想实际来改造思想的实效，我想，你们那里的工作当是非常坚实的。从这里，你就接触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最生动的例子。我希望你更深入下去。”这时候，胡风和舒芜之间还是以诚相待，他们有着相当多的一致：把新中国的成立看作是自己的胜利，由衷地拥护共产党；对毛泽东所提出的思想改造，他们也都完全认同与接受。面对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新政权，胡风更有一种底气：“在我自己，是大半生追求这个革命，把能有的忠诚放在渴求这个革命胜利上面的人，现在身受了这个胜利，应该在一个作家的身份上站在人民面前拥护这个革命，歌颂这个革命，解释这个革命。”如果舒芜此时得到党的信任还多少有些受宠若惊，而在胡风看来党理所应当地信任与重用自己。胡风对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定位也远高于舒芜：不仅要作革命的拥护者、歌颂者，而且应该拥有对革命的“解释”权。可是一切阐释历史的话语权，在党看来就是思想战线的领导权。

　　于是，新中国一开始，就出现了这样的颇为奇怪、又是必然的现象：本来与革命事业并无深刻联系的舒芜以及类似的知识分子，这时由于拥护党、歌颂党，并安于这种拥护与歌颂，就获得了党的信任和超乎他自己期待的重用。相反，“大半生追求”革命的胡风，却因为还想发挥更大的作用，就被认为要挑战党的绝对领导，而得不到他所期待的重用。舒芜和胡风在革命胜利后的不同境遇，决定了他们以后的不同选择、不同命运。

　　胡风立刻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处境与地位的尴尬。一九五○年十月，在给爱妻梅志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又到了一个历史的大关键，我们还是吊在旁边，但我们总要不愧对这个时代的。”这里传递出的三个信息，都值得注意：对于胡风这类有强烈历史使命感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完全自觉地意识到，革命胜利把中国历史推到一个大转折的“大关键”时刻，因而产生了亟欲大展宏图、大显身手的主观愿望与意志。但一种自己不能掌握的力量，却把他们“吊在旁边”，被迫做历史的旁观者，这样的主观意志与客观实际处境之间的巨大反差，形成了胡风建国后的最大痛苦。但他却试图以更大的意志力量，对抗这样的历史命运。

　　作为挣扎的第一个努力，胡风要向党、向毛泽东、向新政权，表示自己的“真诚”：这就是胡风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至一九五○年一月，短短三个月间写成的四千六百行的长诗《时间开始了！》。他高喊：“时间开始了！祖国新生了！人民站立起来了！”他歌唱：“毛泽东！毛泽东！中国大地上最无畏的战士，中国人民最亲爱的儿子！”他赞颂人民集合在党的“大旗下面”，“在放光的大旗下面放光！在歌唱的大旗下面歌唱！”在胡风的笔下，“祖国”和“人民”，“时间”和“历史”，“劳动”和“真理”，与“毛泽东”和“党”是融合为一体的，他这发自内心的歌唱，是绝对真诚的。胡风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始终觉得自己的思想、感情、爱和恨，是代表了祖国和人民的意志，符合时代的需要，就是说，自我也是和革命、时代、祖国、人民、党、真理融为一体的：他完全被这些“大词”征服并且迷恋于此。

　　当然，胡风不能不面对严酷的现实，在给梅志的信里又有这样无奈的表白：“但旗子是在别人手上，别人用旗子来压我打我，我除了用真诚的工作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这里的“别人”，指的就是当时掌握了党的思想、文化领导权的周扬们（在给梅志的信里，胡风具体点名的除周扬外，还有冯雪峰、丁玲、何其芳等人）；在胡风看来，他们沆瀣一气，打着党的旗子来打压自己，而且他们背后还有“国家的权威”。胡风很清楚，他是“向着一种庞大的东西作战”。问题是，胡风感到受压并非过于敏感，而有其事实依据。胡风后来在《三十万言书》里谈到他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写到第二篇就不能发表，只投到地方报纸，以后《文艺报》和《光明日报》又连续发表何其芳等人写的批判文章，指责胡风诗里有“牢骚”，“歪曲了毛主席”等等。党报一发言，印成的诗集就被限制发行。后来胡风写了歌颂工农兵的报告文学《和新人物在一起》，也受到多方刁难。最后正如胡风所说，他写的文字几乎就没有发表的可能了。这正是党管宣传（从出版到发行到批评）的文化体制的威力。

　　但胡风却并不认为这是党对他的打压，以为仅仅是文艺界的领导周扬们的宗派主义所致。而且他这样看待跟周扬们的斗争的性质和意义：“现在的问题是：维持一两个文坛主人的权威呢，还是要解决这个伟大的人民底事业，党底事业？真理绝不在他们手上，但枪是抓在他们手上的。”胡风是怀着一种历史的使命感以至神圣感来对待和周扬们的斗争的：“现在是一个最艰难的关头，这要影响到几百年的人民创造性的，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我们不得不作这个斗争。”胡风这里把问题提到“影响到几百年的人民创造性”这样的高度，自然大有深意。胡风晚年，对自己当时的思想有这样一个说明：“我的全部感情倾注到一个问题上面，夺取了人类史上空前的伟大胜利的党，会不会遭遇到从内部瓦解这个极其严肃的前途问题上面。”胡风在和周扬们的论争、博弈中表现得特别固执、坚定，不肯妥协，这或许是更内在的思想上的原因。

　　当时，胡风是把希望寄托于党的“神经中枢”，他多次表示：非得有“在党内站高位的人出来，情形是不能改变的”。经过长久的等待，他终于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对他的指示是：“一、要参加集体生活（工作），注意年轻人应该，但也要和同代人合作，相互讨论，修正错误；二、对党要提出要求，要更好地发挥力量。”短短的两点指示所包含的信息是相当丰富的。首先，“要更好地发挥力量”，表明中共仍然把胡风视为一种可用的力量，将其作为统战对象。胡风却期待把他当作“党的人”而发挥更大作用，这就有些一厢情愿了。其次，发挥力量是要有条件的。所谓“要参加工作”，“对党要提出（入党的）要求”，这意味着要纳入体制；所谓要“和同代人合作”，是让他臣服于周扬一类党在文艺界的领导人。胡风在给梅志的信中说：“这是要我把‘同时代人’都当作同志”，“要纠结在一起，否则，不承认你”，这个“不承认你”正是要害。所谓“注意年轻人应该，但也要……”云云，则有言外之意。周恩来完全看清楚了，胡风真正想做的，是再办一个类似《七月》那样有号召力的刊物，以继续影响年轻人，他拒绝安排给他的《文艺报》工作，原因就是没有他想要的独立性，但这恰恰是绝不允许的。胡风仍在继续“注意年轻人”，这就犯了大忌。周恩来婉转的语气：“……应该，但也要……”，其实既是善意的提醒，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警告。但胡风居然毫无感觉，置若罔闻。

　　问题更在于，周恩来要胡风和周扬等“同时代人”合作，主动权并不在胡风手里。而大权在握的周扬等则明确地提出了“合作”的条件：“只准检讨，不能解释或讨论。”胡风说“他们的目的，是要你屈服，听话，然后，做一个奴才，如此而已”。他只能拒绝。

　　胡风之所以断然拒绝，还因为他虽然看透了周扬们的意图，但还有一点没有看透：他依然不认为这是党的意图，尽管周恩来代表“神经中枢”发出了如上明确信息，但胡风却还是愿意按照自己的主观想法加以理解，强化了“更好地发挥力量”这类鼓励的话，而有意无意地忽略其中暗含的警告。

　　这样，胡风就不能不陷入深刻的矛盾与痛苦中。在这一时期给梅志的家书里有集中的倾诉，今天读来不能不让人感慨系之。他感叹道：“这一代的有点善良的知识分子，实在可怜得很。做一个诚实的战士既无力量，做一个骗子又不甘心，终于只好过这种半死不活的日子了。熬到得意，坏的就‘十年媳妇十年婆’，好的就变成好好的官僚，顶好的也不过是一个称职的事务官而已。我是指我们这一线说的。还有更坏的，抓到了权就想在文字上歪曲真理，‘留名后代’。”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全面而深刻的观察，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各种选择，各种类型，各种命运，都概括其中了，而且延续至今。

　　当然，胡风最关心的，还是他自己的选择，也即“做一个诚实的战士”的困境与命运。对此，他同样有许多深刻的观察与分析。诸如，当我们“倾注着一点真情，希望对人民有一点欢喜的时候，那些狐狸们正在想着喝血，撕着嘴想笑而又做贼心虚地惴惴不安呢”！胡风看到的，是鲁迅说的“人肉的筵宴”在新时代的延续，打着各类堂而皇之的旗帜。“我是突入了重围之中，不晓得还有多久才能够击破这个无物之阵。”—胡风遇到的是新时代的“无物之阵”。胡风既认为自己是代表工农大众而战斗，却要时时面对“愚众”对自己的不理解、反对，甚至迫害，在新时代落入鲁迅笔下“夏瑜”的命运，这是真正令人恐惧的。“这世界，应该有几根硬骨头，但也决不为保留个人的什么东西向人民顽抗的。”—这正是在新时代要做鲁迅式的“硬骨头”的困难或困惑所在。因为要反抗的对象，如新的官僚是打着“人民”旗号的，要做反抗现实的硬骨头，就要背上“向人民顽抗”的罪名，毛泽东的《讲话》就是这么说的。问题是这已经形成舆论，有时候连自己也要产生怀疑，这是极苦的。类似的苦闷还有：“只要是真理，哪怕是一点点，牺牲自己去保卫它，也是值得的。但如果不是真理，又怎样不认错呢？现在难就难在这个区别上。”左翼知识分子当年反抗旧中国的某些黑暗之处，因为真理在手而理直气壮，但现在要反抗的是新中国的某些黑暗之处，而自己又是总体上肯定新中国的真理性的，这样，究竟真理在谁手里，就成了问题。

　　尽管胡风还是自以为真理在手，却难以做到绝对的理直气壮，在强大的“真理的化身”的压力下，有时候就会自我怀疑，产生这里所说的“区别”的问题。他跟梅志谈到，“有一个很危险的问题：要工作有意义，人就非保持纯真不可，但为了有能够工作的‘条件’，人就非虚伪不可，这样的状况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是无法可想的”。胡风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完全没有料到，新社会也会有“逼人虚伪”的一面，想要工作就必须不断说谎，做违心的事，而胡风们又恰恰有着极强的工作欲望，他们不能忍受做时代的旁观者，这样，就必然陷入“纯真”或“虚伪”的两难选择之中。在痛苦中胡风终于发出感慨：“这几年来，我们当作一个争‘真理’的问题看，那是基本的错误，我们太不懂这个社会了。”胡风觉察自己“太不懂”新社会，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他的一个觉醒。

　　在新时代，做“真诚的战士”既然如此之难，胡风也曾考虑过是否有其他选择。这是他给梅志的信里一再讨论的：“如果用之得当，我当献出一切，否则，只好做一个小民终身。”退下来做一个普通小民，“至于事业，有掌权的人负责，用不着也犯不着再做出什么不‘服从’的事了。”这大概就是鲁迅说的“太平犬”的命运吧。胡风因此发出感慨：“太平犬，从前的人想望而不可得，今天我们是得到了的。不过，是犬，总不会有太平日子，时不时难免有人提几根棍子，那时候，见怪不怪也就是了。”在最痛苦的时候，胡风就想到最后的归宿，是回到家里，回到梅志的身边：“我们真是像‘涸泽之鱼’，彼此用口涎互相润湿一下，打发这卑劣的日子。”剩下的一切，只好“听历史的裁决了”。胡风的这些犹豫、退缩之想，都非常感人，我们由此看到了一个更丰富复杂，而非一味往前直冲的胡风，这或许是更真实的。

　　舒芜的转变与检讨

　　胡风不止一次地想过妥协，甚至表示要“学做孙子”。胡风确实准备“写一个简单的生活态度的检讨，主要是二十年来没有尊重领导的几件事”。但胡风自有一条原则：“我是决心委屈自己的，但却不能委屈真理。”因此，他只愿意检讨“个人对组织的关系”，至于“理论问题，这是要对历史对真理负责的东西，不是什么个人受‘屈’的问题，我只有实事求是，一寸也不能马虎的”。但周扬们，却是要让胡风彻底投降，全面缴械，周扬他们自己，以及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已经这样做了。从周扬所代表的立场看，胡风的这种保留与坚守不啻是负隅顽抗。双方就这样顶着，谁也不可能让步。于是，周恩来决定，于一九五二年七月在北京召开一次讨论会，对胡风做最后的工作，实际上就是要摊牌。

　　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舒芜的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先于五月二十五日在《长江日报》发表，后于六月八日在《人民日报》转载。而同时胡风所写的对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表态文章《学习，为了实践》（这对胡风来说，既是表明心迹，也是一种妥协），却因为“没有自我批判”而由周扬下令“不宜发表”。

　　舒芜的检讨，向党和毛泽东表示归顺的同时，也即宣告与胡风及其朋友的决裂，这是他的思想转变的自然结果，其中可以看出建国以后他与胡风们思想上的异趣，因此，我们需要作一点历史的回顾。

　　前文已说，刚解放时，胡风和舒芜彼此还是信任的，绿原等也一直对他以朋友相待。但他们真正见面时，彼此关系就显得有些拘谨、隔膜。变化来自舒芜，他突然感觉他昔日的好友“路翎他们还保持着知识分子某些自由思想、自由生活的习惯作风”，谈到所在单位的党的负责人也“语中杂以调侃嘲笑”，这在胡风的朋友圈子里本属正常，但在舒芜看来，这就“不像一个已经当家做主、干自己文艺工作的革命文艺干部应有的态度”。正像晚年舒芜在反思这段历史时所说，此时他“已经相当‘政治化’，已经开始从一个‘政治领导’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这正是要害所在：胡风们知识分子本性不改，而舒芜已有了“党的政治领导”的眼光（这是真实的变化）和“改造者”的身份（这却是舒芜的主观幻觉；在党的眼里，他还是亟待改造的知识分子）。于是，自然有了争论。当舒芜不无真诚地急欲向朋友传授自己思想改造的体会时，路翎则一语道破：“照你这么说，一切个人读书、写作、思考，都成了‘个人主义’了！”舒芜在武汉和绿原的谈话，也在“批判罗曼·罗兰式的英雄主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舒芜因此留下了一首诗：“化日光天里，前宵梦影残；奔腾随万马，惆怅恋朱栏；任重乾坤大，还须眼界宽！”提出的问题是尖锐的：究竟是“奔腾随万马”，顺着改造的大潮前进，还是“惆怅恋朱栏”，残留小资产阶级的“前宵梦影”，甘当落伍者呢？舒芜的劝告大有领导者的语气，而且口口声声“他们”与“我”，显然已有分道扬镳之意。

　　舒芜终于写了《向错误告别》（此文后未发表），“错误”当然包括卷入胡风“小圈子”。他曾向后来也成了“胡风分子”的鲁煤谈到文章要点，即承认《论主观》是“小资产个人主义、旧民主主义的”，“美化了小资产阶级不走向工农兵不去进行思想改造等反党、反领导的思想”。舒芜还表示希望向胡风转达他的意思：“他认为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的”，“胡先生在过去和现在无产阶级思想当然要比他多得多的”，他和一些朋友，明明是小资产阶级，却站在胡风的“大旗下，充作无产阶级活动了的”。显然此时舒芜并不想把胡风拉扯进去。值得注意的，是鲁煤的反应。尽管他认为舒芜“变化是太大了”，不同意他把“过去百分之百地否定了”；但也认为“他这种转变是在解放后两年实际工作中和党的实际工作的领导接触中体会、学习、摸索到的，所以，当然也会有无限珍贵之处”，因而表示“站在党的、真理的、文化事业的立场，我冷静地欢迎他所有的变化和进步；但我也站在同样的立场希望他对过去理论的改正是合乎客观真理的”。这样的半疑半信的态度，表明当时的胡风圈子里的人，并不一概地反对舒芜的转变、检讨，这样的转变、检讨其实是当时的时代潮流，大势所趋，他们仅仅是认为舒芜否定得太多，转变得太彻底，难以接受。而胡风在接到鲁煤的报告后的反应，也很有意思。他一方面表示舒芜的转变“并不奇怪”，认为他本来就是“被‘拖入’了斗争的”，现在的转变不过是“他那旧书生的东西翻了一个面的结果”。但他要鲁煤给舒芜一点“忠告”：“他要坦白，只坦白他自己好了”，“不要牵到别人”：胡风从舒芜对绿原的攻击中看出一种危险，担心他“要用别人的血洗自己的手”。

　　鲁煤大概没有按胡风的意思向舒芜发出忠告，即使发出了，按舒芜当时的思想状况，大概也不会听。舒芜是按照他在新时代所获得的“新思维”去检讨的。据舒芜说“新思维”的要点有三，即“用毛泽东思想来看，站在改造者的立场来看，从政治领导、组织领导来看”（《〈回归五四〉后序》），他现在就这样来“看”昔日的自己和胡风们了。

　　首先是“用毛泽东思想来看”，就“看”出了毛泽东思想“对于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革命者，每一行，每一字，都显示出无限深刻的指导意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对于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吕荧那样的知识分子，则是完全不可能被理解的”。这里，不仅有对毛泽东思想的无条件的认同与归顺，还隐含着一种自我优越感：舒芜显然认为“认同毛泽东思想”本身也是一种资格，这资格属于“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革命者”，而自己至少是积极向这样的革命者靠拢，甚至已经成为其中的一员。

　　“用毛泽东思想来看”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对昔日的自我的彻底否定和忏悔：“自己过去的思想，无论如何，是属于资产阶级思想那一边的”，而且自己还“尽量摭拾马列主义的名词术语，装饰到我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上去。那些文章，就曾经欺骗了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内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投合并助长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帮助他们找到用‘马列主义’的外衣来掩饰自己的非工人阶级立场的方法”。应该说，舒芜的这些自我否定是真诚的。但书生气十足的舒芜却没有想到，他这样的自我上纲上线，等于给日后清算“胡风集团”提供了理论依据。

　　更严重的是，舒芜为了让这样的自我否定更加彻底（这也是党所要求的），就不得不歪曲自己。比如检讨说，“我之所以写出《论主观》那样一些谬误的文章，实在是因为，当时好些年来，厌倦了马列主义，觉得自己所要求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个性解放’，碰到马列主义的唯物论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简直被压得抬不起头来”。这些都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逻辑推论，却不是事实。舒芜当然清楚这一点，但他为了迎合要求而作违心的自我贬抑，这样的曲意“迎合”与不顾事实的“违心”贬抑，虽然在当时思想改造中知识分子的检讨中屡见不鲜，却又是一个危险的致命的开端。而且舒芜自己也陷入矛盾：他在后文中，又检讨说“直到解放之前的好多年中，我简直已经相信自己那些‘理论’，真正是马列主义的理论”，如果是这样，“厌倦马列主义”云云就无从谈起。舒芜确实做到了彻底投降。

　　但如果舒芜仅仅是个人缴械投降，事情或许就可以到此结束—在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中，知识分子中这样的违心的、过分的今是而昨非的检讨、忏悔，可谓比比皆是，也可以理解。舒芜的问题，出在他并不满足于自我贬抑，这就涉及他另外两个立场。

　　其一，他要站在“政治领导、组织领导”的立场上看问题。舒芜虽不是党员，但他已经把党性原则化为自己的思考方式和行为准则了，舒芜的思想改造确实比同类知识分子要彻底得多。所谓“党性原则”，就是：一切以党的是非（而且是以党的具体领导干部，例如周扬们的是非）为是非；把一切交给党，在周扬们面前，无话不可说，绝没有私人的秘密，只要党的斗争需要，一切都应该无保留地献出，等等。沉迷于此，就使舒芜失去了（当然不是全部）为人做事的基本常识与基本原则，这是他以后思想迷误和行为失范的基本原因。

　　其二，舒芜还要站在“改造者”的立场。于是，在本来是自我检讨性的文章里，也扯到了“我们”，强调说：“还有几个人，曾经具有相同的思想”，并且点名说：“路翎就是一个。”自以为转变了，因此也成为真理的掌握者的舒芜，早就已经以改造者的立场、眼光，看待他昔日的朋友；现在，他要公开检讨，就希望以自己的大彻大悟来启示仍陷在迷途里的朋友，在他看来，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甚至是他的一个责任。但他却完全没有考虑到，公开发表的文章里，自称“我们”，也即宣称有一个具有相同的错误思想的知识分子聚合体，并点名批判其中一位主要成员“从可耻的个人主义立场出发”丑化工农形象，这就完全不同于朋友私下间相互交换意见、争论，而构成了一个政治行为，他的所谓帮助、启发也就成了一种政治指控。客观地说，舒芜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就意味着，舒芜在将自己高度政治化的同时，恰恰没有看清这个最大的政治问题。这是很可悲的。

　　无论如何，舒芜是过了线，正像胡风担心的那样，他自己坦白不说，还拉上了别人。问题是这样的突破底线，是有理论的，如所谓党性原则；是有诱饵的，如所谓改造者身份；而且还隐含着一个十分可怕的伦理原则：“只要目的是崇高的，就可以不择手段。”因而人们，知识分子，在突破底线时，都是自然的，甚至是理直气壮的，没有任何道德的压力，甚至还有种道德的崇高感。但也正是这种理所当然，让我们今天反思反省时，有一种触目惊心之感。这绝不是纯粹个人道德品质的问题，许多人都曾深陷其中。但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做；后来胡风案件中就有不少知识分子，在被迫认罪时，也只归罪于自己，而绝不牵连他人，因而守住了底线。我们今天总结历史教训，主要应该追究背后的意识形态与体制问题，但也不能回避个人应负的责任。

　　一九五二年“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

　　有意思的是，党的领导对舒芜个人并无兴趣，他们关注的中心是不肯驯服的胡风。一九五二年，对胡风的公开批判已箭在弦上，这年四月初，《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就发起批判胡风的动员，用《读者来信》的方式，以群众的名义，要求“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同时散发了《胡风文艺思想的研究资料》。舒芜的检讨文章恰恰在五月份发表（这有一定偶然性，并非事先布置），对早有准备的文艺界党组织，这是正中下怀，特别是舒芜主动提出了“我们”的存在，正可以大作文章。于是，就由胡乔木决定由《人民日报》转载，并亲自动笔写了《编者按》。胡乔木在胡风事件中是一位关键性的人物，当年代表延安党中央和舒芜谈话的就是他，这时，他又以毛泽东秘书、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的身份发挥他的独特作用。《编者按》写得既句斟字酌，又一语中的。关键是两个判断：存在着“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其思想“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如舒芜所分析，这里讲的是“文艺上”的小集团，而非“政治上”的，显然是掌握了分寸的。但所传达出的党的判断和意图，却十分明确而严峻：首先将胡风们的思想定性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这本身就有严重意义：从延安整风开始，就是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定为“思想上的敌对阶级”的，在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就更成了革命对象。然后点明“小集团”，就不是个人的文艺思想问题，而是一个有组织的活动；点明“以胡风为首”，更是第一次公开把矛头指向胡风（前述舒芜的检讨，还是把胡风撇开的），而且有了“为首”的，就意味着“小集团”有领导也有追随者，所要打击的就是“以胡风为首”的一大片。这都远远超出了舒芜检讨中的认识。而且，信号是由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出的，就具有严重的政治意义，这是胡风事件的又一个转折点。

　　这样的转折，就将舒芜推到了第一线。他此时已经成为党（暂时出面的是胡乔木、周扬等）批判胡风斗争全局中的一粒棋子，他此后的思想、行为都已身不由己，而且按照他已经接受的党性原则，他也只能“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个人的思想、意志、情感，已毫无作用和意义。

　　胡乔木很快就下达指令，要舒芜“写篇较详细的检讨和批评文章”。于是，就有了《给路翎的公开信》，后发表于同年九月《文艺报》。这是一篇奉命之作，也就更具有政治上的尖锐性。其要点有二。首先是承认“过去一切错误的出发点，是硬要把自己倾向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追求过程，当作‘正确’的革命道路”；其次，承认在组织上也“形成一个排斥一切的小集团，发展着恶劣的宗派主义”，并具体指明“我们对于进步文艺工作者的队伍，采取不合作的态度”，重点检讨“竭力抗拒党在文艺上的具体领导”。这都是要害，是周扬们最在意之处，也是长期争论的焦点。舒芜自己也从中总结出一条最重要的教训：必须“在具体工作上，经常地、密切地、真诚地、毫无保留地拥护党的领导”，而且是“具体领导”。这就意味着舒芜已经被周扬们全面收编了。

　　胡风在得知舒芜要写检讨文章时，就写信给梅志，说“我和嗣兴（路翎）都很坦然，只觉得他本来会有这一结果的。然而居然走到了这一结果，一方面是他自己的事，一方面是这个文坛底压力的罪过”。看来胡风最初的反应还是相对冷静。以后的信里，谈到舒芜，语气就日趋严峻，认为这是“看定了上面的阴谋，想投这个机，用别人的血染红顶子”，并进一步作出判断：“他是敌人思想上派来的破坏者。”这其实就是按照阶级斗争的逻辑，将舒芜视为敌人，要以牙还牙，同样置之于死地了。于是，就有了具体的行动：先由路翎向中共中央宣传部递交报告，检举揭发舒芜的“政治历史问题”，即“他在四川参加过党，因被捕问题被清除出党”。后由胡风亲自出面，向中宣部领导林默涵控告舒芜是“破坏者”。尽管胡风的义愤可以理解，值得同情，他的检举也是出于对党的忠诚，但向执政党检举思想上的“叛徒”的做法也同样是过了线的。左翼知识分子很容易陷入这种“你死我活”、“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的敌对思维的陷阱。

　　就在这样的双方剑拔弩张的形势下，是年九月至十二月，由周恩来指挥，中宣部主持，召开了“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有意思的是，出席座谈会的，网罗了本文讨论的“胡风事件”相关的四个方面主要人员。属于周扬集团或文艺界领导的有：周扬、林默涵、何其芳、丁玲、冯雪峰、阳翰笙等；胡绳原属才子集团，他参加了香港批判，邵荃麟则是香港批判的主力；被认为是胡风“小集团”成员的，除胡风本人，还有路翎；特邀出席的，是刚从“胡风小集团”分裂出来的舒芜。唯一缺席的，是始终在幕前幕后发挥关键作用的胡乔木。

　　会议前，周恩来在周扬关于胡风问题的来信上，有一个批示，为讨论会定了一个基调：“必须认真地帮助他进行开始清算的工作。一次不行，再来一次。既然开始了，就要走向彻底，少数人不成功，就要引向读者，和他进行批判斗争。空谈无补，就要把他放到群众生活和工作中去改造。一切都试了，总会有结果的。”在写给胡风的信中，则意味深长地说：“舒芜先生的检讨文章，我特地找来看了两遍，希望你多看它几遍。”这表明了此时党中央处理胡风问题的方针，就是要用一切手段（少数人帮助不行就公开批判，即先礼而后兵），逼迫胡风就范，以彻底解决问题，消除最后一个文艺上的反对派，实现高度集中于党的思想和组织上的大一统。

　　我们今天重读舒芜日记里记录的当时的发言，首先注意到的，自然是那些严厉的批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周扬的结论：“这是一个路线斗争，是无产阶级文艺路线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之争，是马列主义文艺思想与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之争。胡风不承认他代表一个路线，这是不符事实的。”在中共的意识形态里，由思想问题上升到路线问题，是具有特别严重的政治意义的。与会发言者的批判，也就集中在两点，一是胡风的主要错误，是在《讲话》以后，“形成了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有意识的反对”（何其芳）；二是“自有一套”（阳翰笙），“反对党的路线”（冯雪峰），这是一条有“完整纲领”，又形成了“派别集团”的，与党和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争锋相对”的路线（周扬）。

　　今天的读者和研究者，还会注意到当年发言者只是顺便谈及的内容，即对胡风的肯定方面。会议一开始，主持人林默涵就宣布：“首先要肯定，胡风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是起过一定作用的；胡风的理论当中有些论点也是正确的，并非一概要不得。但他的文艺思想，基本上是错误的。”这几乎是与会者的一个共识，阳翰笙一开口也说：“胡风是我们从左联以来的老战友、老同志，政治上我们是一致的。”这样的政治上的肯定，自然表明了当时党还是把胡风视为政治统一战线的对象。我们感兴趣的，是对胡风理论上某些方面的肯定。邵荃麟就承认自己“对胡风的理论是有同情的”，而周扬则更进一步提出：“胡风一向的确抓到了我们文艺运动中真的弱点，就是公式化、概念化。”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周扬、林默涵、邵荃麟、何其芳、阳翰笙等，除了党的文艺领导者身份之外，他们还是文艺理论家、诗人、剧作家，深谙文艺创作规律，一旦进入具体的文艺创作领域，他们与胡风也会在某些问题上产生共鸣。这表明，胡风和他的批判者周扬们之间，不仅存在对立关系，而且有着更深层面的相互纠缠，只是这种内在的共同点被严重的政治立场遮蔽了。而这样的共同点，在政治运动中一旦发掘出来，又会成为政治立场问题。今天的胡风批判者后来也会成为被批判者，罪名竟然是“同情、包庇胡风”，就是这个道理。

　　舒芜在这次座谈会上处于相当尴尬的地位。尽管他接到开会的邀请时，曾以为这次自己是要“去当大夫，开刀”，但他一到北京，林默涵就交代：“领导上特别希望写一篇通过自己来批评胡风的文章，证明（和胡风）相同之点”，并且表扬舒芜“在此次批评中已起了积极作用，希望更进一步在这方面起作用”。后来胡风回忆说，冯雪峰、丁玲在私下闲谈时，谈到舒芜都“带笑地说过：‘他们说舒芜是起义将军，傅作义！’”这大概是代表了周扬们对舒芜的真实看法与态度，也反映了舒芜的实际地位。

　　这样，一九五二年对胡风的内部批评，尽管胡风在和具体党组织关系上作了检讨，但在理论问题上却不肯让步。这是他所能作的妥协的底线，这自然为党组织所不满。于是就按预先的安排，公开发表了林默涵、何其芳在座谈会上的发言，题目都很吓人，但也还限于文艺的范围：《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林文）、《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何文），此外并没有发表别的批判文章，原来布置的群众讨论也没有进行。在舒芜的感觉里，“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似乎告一段落”了。

　　有意思的是胡风的反应。他在写给梅志的信中，也说：“事情就是这样过去了，当作过去了。”在另一封信里，胡风专门谈到准备接受才子集团中唯一不肯投降的陈家康对他的劝告：“家康要我懂得陪着走一段弯路的道理，那么，就陪着走一段弯路罢，绝不扰乱谁妨碍谁，但也绝不能从我自己的口里歪曲真理，做刽子手。一年的时间，看清了这个‘真理’，说起沉重，但也只好如此了。”胡风因此重申自己必须坚守的基本原则和信念：“我相信自己，也相信党，相信真理。”

　　这“三相信”非常重要，是理解胡风的思想和以后行为的关键。这里包含着胡风的深刻矛盾。他坚信自我、党和真理的一体性：在这一点上，他和舒芜、周扬们有着内在的一致，这也是左翼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但胡风又把“原则的党”和“具体的党”，“党中央”和“党的各级领导”，特别是当时以周扬为首的中共文艺界的领导区分开来。这正是胡风和舒芜、周扬们的分歧所在：舒芜是把党的具体领导也和真理一体化的，而周扬们更是以党的代表，真理的掌握者、宣示者自居的。

　　这里的关键，是胡风有着超强的主观自信力。“我相信自己”，他坚信自己是追求真理的，并且愿意为真理而献身，他同时坚信自己在探求真理过程中形成的理论、观念，都是符合真理的，自己是掌握了真理的；他又“一直毫不怀疑党中央基本上是信任我的”，也就是说，他坚信自己和党中央之间有着共同的真理体认，只有在党中央那里，才能实现“自我，党和真理”的高度一体化。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胡风心目中的党中央，只是他的主观想象物，陷入这样的精神迷误而长期不能自拔，正是胡风的悲剧所在。

　　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一方面，周扬们所执行的就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胡风却始终不承认，从而形成了他的一个主观精神迷误；另一方面，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迷误，胡风才能够在周扬所代表的党的左倾文艺路线、理论、方针、政策横行天下时，始终坚持批判的立场和态度，坚持独立思考，尽管也同时将自己的主张绝对化，以至真理化，但在那样一个大一统的思想专制的时代，胡风的这些坚持与努力，就特别难能可贵，这也正是胡风的价值所在。

（待续）


　　来源: 《书城》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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