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沪青年学者专访：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reading

京沪青年学者专访：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访谈嘉宾 :白钢　　欧树军
何建宇　鄢一龙
访谈主持 :钱坤

　　编者按：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4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长期奋斗中党所形成的独特优势是全面的，包括理论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而今天，当“全球化—信息化”深刻地影响并改变着世界之时，中国共产党如何把越来越多元和流动的中国社会重新组织起来？社会主义中国能否、又如何驾驭资本？中国社会主义如何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发展？带着这些问题，求是网记者专访了《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一书的几位作者，对话青年学者，聆听学界新锐的思想之声。

　　访谈嘉宾 :

　　白钢（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

　　欧树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何建宇（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鄢一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京沪青年学者专访： 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精彩观点

    １、中国共产党在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思想贡献之一，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提供了一种不依托寄望于超验之彼岸世界又超越世俗价值、能让亿万人民信受奉行的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2、基层善治之道，要在“政者有其为”，把基层群众组织起来，纠正把选举当万灵丹的理论迷思，真正回归“人民政治”，“依靠人民”，“驯服资本”，落实基层直接民主，最大程度地争取实现“农者有其地、来者有其尊、劳者有其得、工者有其居、孤者有其养、优者有其荣、力者有其乐、外者有其归”。

    3、我们主张形成更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理想的、也更符合现有结社版图的“人民社会”理论去重新认识新型结社革命。在人民社会中，党和政府更加强调人民的主体性，强调人民能够平等而充分的参与，因此人民社会并不排斥基于人民自由而形成的社会自组织形态。

    4、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党理应代表人民执掌缰绳驾驭资本，党需要在其经济体制中继续强化其社会主义因素，并通过意识形态建设、政治建设保持其“依自不依他”的主体性，利用资本同时又超越资本，在未来引领中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向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推动实现属于绝大多数人的现代化。


访谈实录

    白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明史意义

    求是网：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同志曾在1930年5月《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白老师，您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的关系？

    白钢：在今天讨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的关系，要求我们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发展的科学加以体认与把握。所谓发展的科学，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其不同的体现形式与时代任务，又始终保持为内在逻辑相续、有机统一的整体。这种统一不碍差别、差别不碍统一的辩证关系，召唤着与之相应的辩证思维。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是与其世界命运紧密关联的，又现实地构成其世界命运的一部分。因而，必须以辩证的眼光分析中国道路与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之于社会主义，正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于马克思主义一样，当前者表现为后者在某一特定历史境遇下对于某一特定国家-地区之具体运用的时候，则尚属于较初级的阶段，故而可以被称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伴随着这一过程的不断深化，当前者本身能极大地丰富发展了后者的普遍原理，从而具有更广泛、深远、普适的世界历史意义和文明史意义时，则不必再过多地强调特色，而应理直气壮地将之标示为中国社会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求是网：您能否谈谈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所取得了怎样的成果，以及这些成果对人类文明史的贡献？

    白钢：中国共产党在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思想贡献之一，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提供了一种不依托寄望于超验之彼岸世界又超越世俗价值、能让亿万人民信受奉行的有意义的生活方式。这使得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不取任何宗教之名相，一方面却能对于有意义的生活何以可能、生命之终极意义何在之类的宗教性问题做出有效回应。这一思想贡献形之于文字的最好代表，便是毛泽东所著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作为一个整体，它们完美地融合了中国传统中儒家的乐天顺命慎终追远、道家的天争衡人定胜天、佛家的不尽有为不住无为之真义，直面生死而超越生死，不即日用亦不离日用，人皆可成圣，圣不异于人，真正实现了极高明而道中庸之类宗教而超越宗教的生命-生活意义开示。

    以毛泽东思想的诞生为标志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实践中思想的成熟，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活生生的现实形态，也为全世界处于弱势地位的被压迫民族提供了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的带有普遍意义的战略指导。它表明，在沦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被欺凌压迫剥夺的受害者和成为这一体系中进行侵凌压迫剥夺的列强这两种貌似非此即彼的命运之外，人类还可以拥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值得追求的前途和道路。它开启了这样一种可能，即曾经拥有古老文明传统的东方民族在进入现代性的境遇后一方面寻找适合自身的与现代性接榫之形式，同时保持本来民族之独立地位与自我认同，实现自我文明传统的新生与复兴。它预示着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生成确立后长达五百年的东西方文明攻守之势即将发生历史性的逆转。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结晶，也是中国文明乃至包括印度在内的整体东方文明走向全面复兴的标志。在未来的若干世纪中，人类将不断见证与体认这一历史性转折的意义。

    欧树军：组织起来，再造人民

    求是网：当今，国际国内形势面临着深刻变化，“全球化—信息化”不断影响并改变着世界。欧老师，您认为当今中国的基层治理存在着怎样的问题？

    欧树军：八十年前，中国两大政党国民党、共产党在基层治理上做出了截然不同的抉择。国民党变成了彻底的复古论者，把地方自治建立在“地方自治员”和“保甲长”上，只看到官僚，看不到群众，失去了基层，最终偏安孤岛。相反，共产党从吴起镇起步，扎根延安，把群众的同意作为力量源泉，开创了“延安体系”， 在政教、政法、货币、财税、土地、婚姻家庭社会等领域，除旧布新，构想并实践了指向“天下为公”的各种制度，走出了具有“普遍的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道路”，为中国文明开出了新形态。这是中国基层的第二重变局，从大乱恢复大治。

    三十五年以来，国际国内双重因素共同推动着中国基层走向第三重巨变。“贫富两极分化”再次全球化，资本的力量在冷战结束后如脱缰的野马般大肆扩张，两极分化从第一、第二世界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到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国家、冷战后的转型国家，从区域问题变成了世界问题。基层社会出现大分化，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推动下，国家治理的三个层次都发生着新的变化。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正在经历的大规模流动，堪称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巨变。

    作为持续三十年的大变局的结果，基层从“团结”走向“松散”，政治生活的重心不断上移，基层的地位日趋低落，基层社会正在从“延安体系”下“团结的基层”转变成市场体系下“松散的基层”。商品交换的逻辑越出经济领域，蚕食着政治、文化和伦理领域，催生了经济领域的金融自由化、国企私有化、土地私有化，政治领域的去政治化，基层的去组织化、基层自治不足、基层民主失序、基层群众失语症，以及基层人民内部矛盾激化、群体事件频发、劳资关系紧张等等乱象，“以人民为上帝”的“民本政治”走了下坡路。因此，如何避免中国的拉美化、菲律宾化，如何让13亿中国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如何在物质富足的同时实现精神幸福，如何既温饱肠胃又温暖人心，再次成为新时期基层治理的难题。

    求是网：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抓落实，从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工作方面讲，就是抓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工作部署和措施要求的落实。落实到哪里去？就是落实到实践中去，落实到基层中去，落实到群众中去，使之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以确保党和国家确定的目标任务顺利实现。”面对着时代的大变局，欧老师，您认为当下中国可如何实现基层的善治？中国共产党人应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欧树军：基层恶治与善治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组织化程度、直接民主水平和劳动人民的主体地位。几十年来，组织的弱化，失序的民主，劳动人民主体地位不彰，这三重危机正在将基层推向治理失灵、社会失序，如不加重视，就很可能出现“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危局。怎么办？

    为了实现基层善治，需要对症下药，通过基层党组织和基层群众组织，把基层人民群众组织起来，纠正以选举为万灵丹的理论迷思，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并实现政治参与的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落实基层直接民主，回归并再造“人民政治”，重新把基层建设成为劳动人民的命运共同体，既是生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也是伦理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从而提升共同体成员的归属感。

    基层善治之道，要在“政者有其为”，把基层群众组织起来，纠正把选举当万灵丹的理论迷思，真正回归“人民政治”，“依靠人民”，“驯服资本”，落实基层直接民主，最大程度地争取实现“农者有其地、来者有其尊、劳者有其得、工者有其居、孤者有其养、优者有其荣、力者有其乐、外者有其归”，把正在被揉碎、打散的人民重新团结起来，凝聚起来，整合起来，“再造人民”，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无敌于天下”。

    何建宇：激活人民社会，创新社会治理

京沪青年学者专访： 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求是网：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首次用“社会治理”代替了之前的“社会管理”概念。何老师，您能否就此谈谈，仅仅这“一字之差”，二者之间到底在理念上存在着怎样的差异？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为什么需要有这一转变？

    何建宇：理解“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的差异，首先要理解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巨大转变。在体制内，所在单位会照顾个人的工作、生活、社会保障等，而党和群团组织的组织体系能延伸到最基层，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动员、社会管理、政治参与等功能都纳入这么一个综合性的组织体，形成一种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当转移到体制外就业时，这些手段就弱化了，很长一段时间中党和人民团体大概都难以深入到绝大多数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之中。当党和政府在新兴部门没有一个如体制内那样的覆盖广泛、响应有效的组织体系，这是很多矛盾开始比较集中的、甚至没有预兆地爆发出来。

    传统组织的延伸效果不好，就需要改变思路，需要发现、动员和吸纳人民自发的组织。事实上也是如此。除了已经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60多万家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之外，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也根据自己的需求，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基层社团。

    然而，西方政治学家往往会预设这只发生在所谓“西方民主”体制下。当在一个所谓“非民主”体制下出现广泛结社时，必然意味着在国家之外成长出了一个对抗国家权力的新社会力量，二者必然不合作，必然走向对抗。这种理论视角的集中体现就是形成了一个狭隘的“公民社会”理论。给公民社会赋予很多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规范性意义之后，就成了一副看待中国的有色眼镜。

    求是网：您认为我们的党政干部应如何认识西方政治学家所说的“公民社会”？从理论上如何认识和概括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实践？

    何建宇：对于一些党政干部而言，面对一种狭隘的“公民社会”，似乎是裹足不前，生怕人民一结社就成了颜色革命的傀儡。一方面身处其中，对于可以利用的资源，熟视无睹；另一方面也被有偏差的理论所误导。其结果是自己放弃了对社会的主导权，不论是话语的、还是组织的。随着党和政府的退出，自由增加了，然而自由的分布却不是平等的，形成的是一个自由却不平等、参与却不广泛和充分的公民社会。这破坏的恰恰是人民的主体性，尤其是劳动人民的主体性。

    因此，我们也会发现基于西方历史国家经验的、转型国家历史经验的观察实际上不是那么全面的。所以，我们主张形成更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理想的、也更符合现有结社版图的“人民社会”理论去重新认识新型结社革命。在人民社会中，党和政府更加强调人民的主体性，强调人民能够平等而充分的参与，因此人民社会并不排斥基于人民自由而形成的社会自组织形态，更关键地是在认识到自由结社的优点和缺点基础上，社会自组织能够跟政党和政府的体系有效对接，以保护人民有效组织的方式去促进社会团结与社会和谐。

    鄢一龙：驾驭资本的社会主义

京沪青年学者专访： 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求是网：近些年来，国内外有些舆论说中国中国搞的是“资本主义”，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一龙老师，您是如何看待国外的这些舆论的？您怎样认识社会主义？

    鄢一龙：我是相信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这种说法，有一些人性的基本共通点影响着人类的长期发展趋势。但是人性很复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所谓的普遍性是特殊性是统一的，恰恰是通过特殊性来展现的。

    第一，社会主义更契合真实的、深层的人性。人的社会性是与生俱来的。那种自利、理性“自然状态”下的个体人，只是启蒙学者对于人性片面的假说。不同文明体的古典哲学都以不同形式展现了人性对于狭隘自我的超越，例如佛教的“自性”、王阳明的“良知良能”、苏格拉底的“神谕”。有意思的是，现代科学对于人性的不同角度的探索更支持古典哲学对于人性的假说，而不是启蒙学者的看法。

    资本主义实际上把人看小了，把人看浅了，这也是为什么像弗洛姆、马尔库塞这些人要从社会层面对资本主义体系下人的心理病态进行解剖。许多人在批判传统社会主义禁锢了人性中的个体性，但是今天我们也要认识到原教旨的资本主义也压抑了人性中的集体性，两者都需要解放。汲取了资本主义合理成分的社会主义最终将证明它是真正符合人类本性的更高级的制度安排。

    第二，社会主义提供了更高的价值体系。许多人将所谓的普世价值体系描述为一个，“自由”、“公平”和“正义”这样的三角形，这三者都很深刻。但是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它还是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社会的价值体系，所谓升平世界而不是太平世界的价值体系。同时我们还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看到更高意义的社会主义的普世价值。

    第三，社会主义提供了更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全球资本化的时代是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社会主义不依托寄望于彼岸世界，而又超越资本主义的世俗价值，提供了更有意义的生活方式。譬如，社会主义的“共同劳动”就是人类非常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时下最为流行的“创客”的工作方式，不就是一群追逐劳动本身极乐的年轻人，通过思想火花碰撞，共同创造，共同生产吗？具有反讽意义的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最有竞争力的生产方式是反资本主义的。

    求是网：您在《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这本书里写下“骑在资本主义头上的社会主义”一卷。您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怎样理解中国社会主义与资本的关系？

    鄢一龙：近些年来，国内外有各种舆论在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这些说法都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社会主义的优势在于它能够利用并驾驭资本，而不是被资本所驾驭，避免资本的逐利性冲击和消解社会主义的公益性。资本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但是需要带上社会主义的笼头：

    第一是顶层战略规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同时，中国仍然有战略规划，作为公共事务治理，参与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通过对社会资本力量的有效引导，保障其符合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配置方向。

    第二是主权资产占全社会的资产比重最保守估计也在三分之一以上，这包括国有资产，以及土地矿山等公共资产都掌握在人民和国家的手里，这使得国家有能力掌控关系国计民生的国民经济命脉，对私人资本具有节制功能，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经济基础。

    第三是民生国家。基本民生问题，不能完全靠市场和个体力量去解决，要靠社会、集体、国家去解决，使普通人能够免除后顾之忧，从而有条件去追求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2003年以来，中国发生了社会政策的“新跃进”，几乎从无到有地建立起一个覆盖全民社会基本保障安全网，这是社会对于资本逻辑扩散的自我保护和反向运动，使得资本的逻辑嵌入到社会的伦理中去。

    第四是平台型地方政府。中国有333个地级行政区,有2852个县,加上4万个乡镇中的相当部分，构成了中国庞大的政府系统的“平台型企业”，它们是中国经济活动的“操盘手”，为企业搭建平台，促进了中国经济起飞。这使得中国市场经济同时也是区域为单元的竞争，提高了经济的组织化水平。

    当下中国，体量庞大的资本已经显现出摆脱社会主义束缚的巨大能量，中国如何避免象西方国家一样，资本逻辑成为最优先逻辑，成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所有领域的全面支配性力量，是21世纪中国能否全面建成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最根本性挑战。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党理应代表人民执掌缰绳驾驭资本，党需要在其经济体制中继续强化其社会主义因素，并通过意识形态建设、政治建设保持其“依自不依他”的主体性，利用资本同时又超越资本，在未来引领中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向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推动实现属于绝大多数人的现代化。

    求是网：感谢您的精彩解读！

http://www.qstheory.cn/zhuanqu/qsft/2015-06/08/c_111554001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