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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进型统计体制的形成和后果
赵胜忠
【内容提要】大跃进作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政经试验，强迫统计
工作成为其驯服工具。在组织压力下，统计部门不得不服从各级党
政机关的意志，炮制一个个高产卫星，形成一套弄虚作假、欺上瞒
下的统计体制。困难时期所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正与这
一体制密不可分。本文以详细的史料为基础，探讨了这一体制形成
的原因、过程及后果。
赵胜忠：1974年生，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生
1958年的工农业大跃进带来了统计工作的大跃进，从而产生了跃进型统计
体制。跃进型统计体制，特指在大跃进期间形成的以党政领导的意图和指示为
圭臬，以证明大跃进路线的正确性为宗旨的统计体制。剖析它的形成、特征和
后果，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历史上的大跃进运动，而且对认识现实中的特定现
象也不无镜鉴之用。
一、跃进型统计体制产生的原因
跃进型统计体制的形成决不是历史的偶然，从统计工作自身的纵向发展来
看，跃进型统计体制的形成与统计领域的反教条主义斗争一脉相承，换言之，
它是统计工作"中国化"链条上的重要一环。
建国初期从苏联"移植"过来的集中型统计体制，强调业务工作的垂直领导
和管理制度的集中统一。总起来说，它与当时的经济体系基本适应，尤其对第
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与执行发挥了卓有成效的作用。但是，它也表现出脱离实
际、不能较好地为地方服务的一面。在农业合作化中曾出现过这样的极端事情，
河北省某县县委要求县统计科调查社员成份却遭到拒绝，只好通过公安局取得
有关资料。1 在这种情况下，统计工作的改革就成为必要。
纠正集中型统计体制教条主义倾向的努力，从它形成之日就已经开始，并
一直坚持，甚至可以这样说：反教条主义斗争一直是统计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尤其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开斯大林神话的盖子以后，对苏联经验的反思又
加大了反教条主义的力度。从这层意义上说，统计工作的改革是在探索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体制创新之一。不幸的是，大跃进运动的狂澜扭
转了它前进的方向，集中型统计体制开始向"中国化"的极左方向大踏步前进。
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带来的政治、经济以及整个社会格局的巨变，提供了跃
进型统计体制产生的沃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一直非常重视"政治挂帅"的共产党，1949年掌
握新社会航向以后，就更有条件发挥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思想工作和政治工
作是完成经济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
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
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2 土改、肃反、三大改造等一系列的胜利使北京坚信：
只要政治挂帅，就能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基于这一认识，国家机器
上的所有零件都紧紧围绕政治轴心运转，统计工作自然也不能例外。
大跃进运动既是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次经济尝试，又
是一次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政治试验，因而这既迎合了摆脱贫困落后的急切心情，
似乎又能验证共产主义路径的正确性。因此，大跃进就成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的试验，它要求"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为之服务，统计工作从中得到的指
令是：“党政领导需要什么统计资料，我们就提供什么统计资料，政治运动、
生产运动开展到哪里，统计工作就跟到哪里。”3 后来又增添了方法上的指导：
“要根据党的指示和实际工作需要办事，党叫怎样做，就怎么做。”4 只有做
到这一点，统计工作才能鼓足“大干快上”的干劲，才不会束缚群众的手脚。
因此，大跃进运动就需要唯统计工作的马首是瞻：既能“实事求是”地反映一
日千里的跃进形势，又能创造性地发挥动员群众的作用，确保大跃进战略所需
要的热情。
为把统计工作完全纳入大跃进的轨道使它成为服务于大跃进的“驯服”工
具，政权一方面通过思想教育实现软控制，一方面又毫不含糊地动用国家机器
实行超强控制。没能领悟大跃运动真正含义或者敢于拂逆这一运动的人，被批
评为“观潮派”、“算帐派”，甚至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甘肃省
镇原县1958年发生的一起冤案就是极好的例子。县长许国和、副县长张万寿如
实上报表严重缺粮却被定为“许、张反革命集团”。全县先后有3000多人受到
批判，1650人受株连，1503 人被捕（后死于狱中333人）。仅在7-9月就有870
多名农业社干部被当作“白旗”拔掉，而他们恰恰是农村收集原始资料的主力
军。5 与此相反，“有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夸张成绩、隐瞒缺点的人，
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反而受到不应有的表扬和提拔。”6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计委下达的指令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各
级政府、各部门都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除非遭遇大的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
大跃进的宏伟计划是“赶英超美”的激进主义情绪的产物，它在充分相信人民
的创造性的同时却忽视了客观规律，因而多是超出实际可能的“高指标”。在
1959年8月26日的人大常委会上，周恩来提出了跃进的量化指标。 “工业每年
增产百分之二十以上就是跃进，增产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就是大跃进，增产百分
之三十以上就是特大跃进；农业每年增产百分之十以上就是跃进，增产百分之
十五以上就是大跃进，增产百分之二十以上就是特大跃进。”7 在实行两本帐
的情况下，这一量化指标又加剧了高指标的发展。为了“插红旗”或者为了避
免“拔白旗”，各级各部门“不顾一切地采取了各种组织手段，去坚持执行这
些任务”。8
与此同时，统计管理也下放权力， 国家统计局要求地方统计部门以90%的
时间完成地方任务，上报的统计数字要经党委批准，甚至统计方法也突出“因
地、因时制宜的灵活性”，从而便利了地方党政领导对统计工作的干预。当鼓
足干劲、埋头苦干仍然无法跟上大跃进的步伐时，党政领导只好借助统计工作
的支持。1958年的粮食高额丰产典型，大都是用“并田”的办法制造出来的，
如湖北省随县金屯乡将9.75亩稻子移栽到一块田里， 放出了亩产6万斤的“卫
星”9 ；也有一些是按每亩密植株数乘以每株产量计算出来的，如山东寿张县
亩产3万斤的"高产卫星"； 还有纂改统计数字的，如湖南省平江县不直接颠倒
了1957年的高产数字和1958年的低产数字。在这种情况下，统计部门承受了很
大压力。 根据薛暮桥回忆，1958年8月有五六个省的统计局长向他诉苦：“说
省委要统计局报假帐，不报就要受处分。”10
管理体制的变化，带来了统计工作自身运行机制的变化。统计工作不再算
“经济帐”，而要算大跃进运动的“政治帐”，确切地说，是否由算“经济帐”
为主，改为算“政治帐”为主。就大炼钢铁运动而言，“主要收获，不在生产
了多少钢铁，而在锻炼了全国人民，摸到了群众运动方法办工作的道路。使广
大农民掌握了工业生产知识。”11 否则，就是“只看局部，不见整体”，就
是“缺乏政治观点”。12
算“政治帐”严重扭曲了统计工作立身之本的实事求是原则。浮夸数字反
映出来的“成就”与热火朝天的群众运动使北京更愿意接受与大跃进理念相吻
合的统计资料。浮报虚夸成了“实事求是”,而实事求是却被判为“右倾保守”,
这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空气：互相“攀比搞浮夸，看谁吹得高，谁吹得大，谁就
有本事，谁的思想就符合形势要求。”13 大跃进期间，国家统计局下达的统
计任务都要求“实事求是地反映大跃进的伟大成就”。在这一暗示下，统计人
员只有“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作风，才能跟上
形势的需要。“思想解放”为浮夸风打开了方便之门，使统计数字成了真实的
谎言。
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在改变统计工作运行环境的同时，也把统计工作融
入了大跃进的洪流。
二、统计对大跃进运动的不断调适
在大跃进初期，统计部门内部对于统计工作能否跃进与如何跃进的认识还
存大分歧。有不少人认为统计工作是特殊的业务部门，不应“随风倒”，即使
在支持跃进的人中间，占上风的观点也不过是“更多、更快、更准确”地提供
统计资料。
1958年2月的国家统计局机关大会上， 薛暮桥局长一方面肯定统计工作必
须大跃进,一方面又坚持“决不是每来一个运动，就发一套报表,作一次调查。”
因为“领导机关所需要的资料，很多是可以从现有资料中整理得出的。” 14
这种认识反映在实践上，就是针对工作中的不足进行的一些微调。国家统计局
先是号召各级统计部门克服因机构精简和从业人员减少而带来的困难，转变作
风，提高效率，完成1957年的年报任务。同时还精简了一些不合需要的工业、
基建、物质供应等报表。
这一时期的重头戏是推广河北省加强农村统计工作的先进经验，即在党委
领导下，建立由县统计科、乡秘书、社文书和村记工员组成的统计网。经过国
家统计局的大力推广，“河北经验”走向了全国。 到1958年3月，已有十几个
省市前往河北参观学习，不少省市根据“河北经验”进行了改革。如江苏省把
“生产进度统计”全交给了统计部门，云南等省省委、省人委通过了《关于改
进统计工作以适应大跃进的报告》。这些做法仅仅是业务层面的微调，与大跃
进的要求还相去甚远。
为了推动统计工作的大跃进,毛泽东在这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严厉批评“墨
守成规”的统计工作，指责从苏联“照搬”的统计制度压抑了干部群众的热情
和积极性。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统计工作的两种做法》的社论，
把“河北经验”提升为三点要求：（1）把统计工作同党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
同群众的生产高潮结合起来； （2）抓住政治思想领导，讲方针、方向，不讲
或少讲具体方法；（3）依靠地方，依靠群众。
来自外界的强大压力促使统计部门认真解决大跃进的思想障碍。薛暮桥４
月初在国家统计局机关大会上作了反教条主义的报告，掀起了批判教条主义的
高潮。为了“猛烧教条主义、彻底解放思想”，国家统计局于4月16-23又召开
了五次反教条主义的大会。国家统计局及地方各级统计局还张贴出许多大字报，
狠批“僵死”的规章制度。
随着大跃进的升温，统计部门对统计大跃进的认识也呈水涨船高之势。这
反映在薛暮桥6月份的讲话中就是“方向道路是主要的，业务是次要的。” 15
“我们搞统计工作是为人家服务的，不是为自己服务。要不要，要什么，要问
人家。计算方法，计算口径，也是如此，为谁报务，就去问谁。”16 这篇讲
话表明紧锣密鼓的宣传鼓动已经初见成效。
标志着全国统计工作大跃进高潮到来的， 是6月份在河北召开的全国统计
工作现场会议。会议打破了原来的跃进标准，认为“统计工作是否跃进，既不
在报表数量的多少，也不在时间的迟早”，重新确立了跃进的两条标准：“第
一是政治领导业务，同群众的生产高潮结合起来，及时掌握生产进度，发动群
众评比，党政领导需要什么统计资料，我们就提供什么统计资料，政治运动、
生产运动开展到哪里，统计工作就跟到哪里” 17 。第二、“在各级党委的经
常领导下，由统计部门统一组织，结合群众生产运动，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加
统计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贯彻执行统计工作的群众路线。” 18 最后，
与会代表信心百倍地呈上了保证书。“向毛主席保证：苦战三个月，实现全国
统计工作的大改革、大跃进！” 19
保定会议后，在“学河北、赶河北”口号下，全国统计部门掀起了一场大
跃进的竞赛。为了放统计卫星，各地纷纷成立“跃进办公室”，制定“跃进计
划”。江苏省还提出一整套行动口号：“政治挂帅，不断革命，生产跃进，统
计跃进，生产元帅，统计先行，工农统计，一马当先，各项统计，全面跃进，
苦干一月，喜报进京。” 20
统计工作竞赛高潮掀起后，北京仍不断施加压力，以使统计工作更快地跟
上大跃进的步伐。《人民日报》在8月13日发表社论，号召“全党全民办统计”，
意欲借助群众运动的力量自下而上地推动跃进；国家统计局则通过检查评比的
方式自上而下地引导。 国家统计局9月3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在9月25日以前
检查和总结统计工作“大改革、大跃进”的情况。在这两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下，
统计工作驶上了大跃进的快车道。会后仅一个月，湖南和山西就率先交上了圆
满的答卷，其他各省也紧随其后实现了保证。
在这场改革中，统计部门根据大跃进的需要穷尽可能地“完善自我”，从
业务内容到制度方法都进行了力度很大的“改革”。无论是统计内容的增减还
是指标体系的更改，都以满足大跃进为第一需要。北戴河会议部署了深翻土地、
大炼钢铁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统计就增添了深翻土地进度表和人民公社建立
情况调查表，钢铁进度统计也从月报先后改为十日报、周报和日报。
在统计方法上，国家统计局不仅同意各地党委废除不合自己需要的方法，
还鼓励各地在方法创新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1958年10月的全国省市统计
局长会议上，薛暮桥指出：“过去一套正规的方法制度，已不能适应需要，必
须采用一些灵活方法，也不能依靠国家统计局来修订改变方法，主要靠各省自
己创造。” 21
经过这一轮的跃进高潮，统计工作的确改变了“冷冷清清”的状况，走上
了生产运动、政治运动的第一线。然而，统计工作大跃进的负面影响很快显现
了出来，统计数字质量下降的阴影迅速笼罩了大江南北。虽然“卫星上天”、
“元帅升帐”的喜报迭传，一些头脑尚还清醒的人已经开始考虑提高统计数字
的质量。 1958年9、10月份，河北省渭县、泺平县和晋县分别发出“关于加强
统计工作的领导，迅速提高统计数字的质量的指示”。陕西华县也通过试点的
方法探索如何提高统计数字质量。浙江兰溪县则把11月定为“提高统计资料质
量运动月”。
基层的统计“打假”引起了高层的注意，并融入了高层从郑州会议开始的
“纠左”。毛泽东在11月的武昌会议专门谈到作假问题。出于维护大跃进的矛
盾心态，他一方面强调要“老老实实”，另一方面却又认为完全不相信虚假数
字就犯了“机会主义”错误。针对这一情况， 1959年4月召开的国家统计局长
座谈会经过认真讨论，提出了提高统计资料的准确性，建立准确的人民公社统
计工作，做好农作物产量调查工作以及整顿工矿企业统计工作等问题。国家统
计局还提交了几篇反映大跃进中实际存在问题的报告，如《关于钢铁工业的几
个问题》和《女职工人数的增长情况和存在的问题》。22
囿于当时的形势，统计工作的整顿都是一个模式：一方面勇于承认虚假数
字的存在，并采取一定的措施提高统计数字的质量。另一方面，统计工作又不
能怀疑更不能否定大跃进运动。 这一两难处境一直持继到1959年8月的八届八
中全会。
八届八中全会提出的“反右倾、鼓干劲”政治任务，使统计工作重新“左
转”，进一步突出为大跃进服务的作用。国家统计局检讨了上一阶段暴露问题
的报告，认为这是由于“政治觉悟不高”而向大跃进“吹了几口冷风”。而且，
国家统计局不仅带头写了十几篇报告，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大炼钢铁、人
民公社、基本建设等方面全面论证总路线的正确性，还通知各地统计局：“希
望各省市的同志们动员组织全体统计工作人员，在党的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
拿起统计武器，为（按：遗漏一字）坚决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击右倾机会主义
而斗争。”23
从1959年10月全国省市统计局长会议上强调“加强统计工作的党性”，直
至大跃进结束，统计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用毛泽东思想彻底改革统计工作”，
即“要把毛主席的思想、风格、语言贯彻到统计工作中去，作为进一步提高统
计工作的具体要求。要以毛主席的思想、语言、风格作为检查衡量我们的工作
的标准。” 24
1960年，国这统计局借“反三风”、“反五多”的东风，强化统计工作的
统一归口管理，删简统计报表，但是，在“继续跃进”的号召下，统计工作又
只能“不断革命、不断前进”。这次努力再次证明，在跃进型统计体制内进行
的调整已经回天无力。1962年，统计工作实行“一垂三统”（业务垂直领导，
统一管理编制、干部和经费）的管理体制后，跃进型统计体制才退出了历史舞
台。
三、新统计体制的特征和影响
统计工作大跃进的初衷是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统计体制，改变统计工作“脱
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通过开展中心工作进度统计，废除不合需要的统
计报表，加快统计资料的上报速度等方式，统计工作的确改变了这一倾向，并
进而走上了生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第一线，成为共产党领导大跃进的重要工具。
在这一过程中，跃进型统计体制三个特征逐渐鲜明起来。
首先，在跃进型统计体制下，统计工作必须坚持“政治领导业务”的原则。
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统计工作不仅是各级党政决定政策、编制计划、指挥
生产的有力武器，同时也是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鼓舞人民群众响应党的号召
的有力工具。" 25 为此，"统计工作必须站稳党的立场，全心全意为党的总路
线、为党的领导工作、为计划工作服务；必须按照党的指示办事。运用统计资
料反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正确性的贯彻执行情况，保卫党的总路线、保卫
社会主义。” 26 这样，统计工作必须成为牢牢地控制在共产党手中的“驯服
工具”和“有力武器”。
围绕这一宗旨，统计工作必须为生产斗争、政治斗争服务。1959年国庆节
前夕，为满足领导需要和对国内外进行宣传，江苏省统计局部署了对托儿所、
幼儿园和公共食堂进行一次性调查的任务。27 更为典型的是，虽然事实早已
在农村证明了乌托邦色彩浓厚的人民公社根本行不通， 1960年4月的全国城市
统计工作会议还坚持认为“1958年和1959年农村人民公社的伟大实践，充分证
明了人民公社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无比的优越性”，并部署城市人民公社的调
查统计工作。从方法上看，“政治领导业务”最好的注脚是贾启允在1959年11
月全国省市统计局长会议上的总结。在分析大跃进时，他强调要运用当时流行
的认识框架，即“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事业中，成绩、胜利总是主流，总是
九个指头，而缺点总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在他看来，搞准确数字“也是一个
上下左右审查研究核对的过程。不能盲目地相信我们下边统计人员报上来的数
字都是绝对准确的，因而坚持自己的数字，不虚心考虑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
党的领导的意见，这是不对的。”违背这一原则的做法被指责为“为统计而统
计”、“缺乏党性”。
其次，统计工作的首要任务是中心工作的进度统计。“中心工作是党在一
定时期、 一定范围、 一定条件下的主要工作， 必须是全党全民全力以赴的；
及时而正确地开展了中心工作，就可以把党的整个工作带动起来，迅速向前推
进。” 28 出于指导生产的需要，从北京到基层各级领导部门都非常重视中心
工作的进度统计。为了推动农具改革，《人民日报》从1958年7月24日到10月9
日就公布了5次全国农具改革进度表。 同期，还公布了钢铁生产、土地深耕等
进度表以配合当时的中心工作。
大跃进期间，中心工作不断变化，仅全民大办就有十几个，如全民大炼钢
铁，全民除四害，全民大办文教，甚至还有全民写诗等。这些中心工作需要统
计部门及时地反映进度情况：全民大炼钢铁，就及时反映“钢铁元帅升帐”的
喜报；全民除四害，就提供又出现了多少“四无县”。与此相反，常规统计则
受到轻视和削弱。总而言之，统计工作就要做到：中心工作开展到哪里，统计
工作就跟到哪里。
跃进型统计体制的第三个特征是大搞群众运动，掀起群众办统计、用统计
的高潮。为打破所谓的“少数专家垄断统计”的局面，统计工作大胆吸收广大
群众参与。 到1958年9月，河北一个省就有30多万脱产和不脱产的统计员，全
省70%的地方都建立了“军事化”的统计网。 据统计，全国在1959年秋收产量
调查工作中约有1600多万人参加（单是四川、湖南两省就各在200万人以上）。
这一年的年报工作也非常广泛地发动了群众，例如甘肃省参加年报工作的达到
50多万人，河北省有20多万人直接参加年报编制工作，其他各省的情况也大都
如此。
群众办统计、用统计的另一个表现是遍布各行各业的统计评比。通过“抓
两头、促中间”，统计评比发挥了动员群众的作用，并推动了“大跃进从一个
高潮走向另一个高潮”。评比中不仅采用了评比图、跃进门、标兵旗、光荣榜
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而且评比除广泛应用于经济部门，还涉及到爱国卫生、文
化革命、技术革命、献铜献铁、认购公债等方面的工作，甚至在1958年基层人
大代表的选举中也开展了“比政治挂帅、比跃进、比干劲、比钻劲” 29 的群
众性评比运动。
在大跃进运动的推动下产生的跃进型统计体制不仅深刻改变了统计工作本
身，还积极地反作用于大跃进运动。对统计工作而言，新体制带来的不是福音，
而是一场大混乱。由于权力下放过多，地方党委对同级统计部门的行政干预取
代了国家统计局的业务监督。地方党委既可以废除国家统一的报表，又能够根
据需要进行方法“创新”，最后还负责上报数字的审核把关。经过大跃进的设
计，统计机构遭到严重削弱，有的地方甚至被取消。国家统计局1963的一份权
威文件不仅证实了这一点，还列出一个统计人员减少的数字，“石油部等十二
个部、局，一九六二年五月份统计人员比一九五七年减少40%。”30 统计力量
越薄弱，滥发报表、“数出多门”的现象就越严重。 在1960年5月的全国农村
统建计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廖鲁言指责有些地方竟然有十几个“运动办公室”
向下发统计报表，他认为这种乱搞“运动”统计的做法是不妥当的。同时，统
计资料上报还盲目地追求高速度。许多省市的调查往往在一天就结束，甚至全
国性的调查也要求一天就结束。
跃进型统计体制造成虚假数字的大面积出现，统计数字“随风倒”因而成
了统计工作的一大景观。“所谓统计数字'随风倒',就是我们的统计数字,常常
受某些领导干部的主观思想作风的影响而忽高忽低，‘热涨’‘冷缩’。”31
因此，不仅前期的"高产卫星"和"钢铁卫星"大有水分，而且后期的统计数字也
很有问题。1960年，南京20多个街道工厂"原报5月份工业总产值4421万元中，
实际产值只有562万元， 需要核减的产值为3859万元， 既核减87%。" 32 关于
1960年上半年的工业总产值，苏州市统计局估计需要核减16%，长春市统计局自
报要核减19.7%。
更严重的影响还在统计领域之外。跃进型统计体制挖掘出社会动员的功能
并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放卫星”使“争先进、赶先进”的意识深深植根于
广大干部群众的心中。在这一意识的激励下，人们都唯恐落后于大跃进的步伐，
无不争先恐后地、有创造性地完成北京的每一项指示。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
跃进型统计体制不仅烘托出“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气氛，而且激发了群众“力
争上游”的热情，使“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
到”等狂热口号应运而生，从而助长了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
虚假数字反映出来的错误信息直接导致了决策的失误。1958年夏收中“高
产卫星”竞相上天造成粮食问题已经解决的假象。面对“把地球上的人统统集
中到中国来也够用”的粮食，毛泽东主席甚至开始思考“粮食多了怎么办”。
在这种盲目乐观的情绪下，“少种、多收、高产”成了农业的指导思想，1959
年农村开始推行农田“三三制”原则，即三分之一种植，三分之一绿化，三分
之一休闲。同时，高征购和“放开肚皮吃粮”的政策又使农民手中很快就开始
缺粮，造成三年困难时期大面积的非正常死亡。
鉴于当时显现出来的工业远远落后于农业的形势，北京又决定“以农业逼
工业”，兴起全民大办钢铁的运动。为保证“钢铁元帅升帐”，不仅9000万人
一齐上阵，土法洋法同时上马，而且各行各业都为1070万吨钢让路，造成了国
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形势的极度恶化。数字的大跃进带来了经济的大跃
退。“196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又退回到1958年的水平。工业每年只增长3.8%；
农业每年还下降了4.3%。” 32
跃进型统计体制，虽然因其负面影响从形成之日就遭到抵制并最终被抛弃，
然而，完全清除它带来的影响，尤其是混乱思想，却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直到
1978年拨乱反正以后，特别是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颁行才为统
计工作开创了一个有法可依的新局面，统计工作终于焕发出新的活力。
注 释
1 参见胡开明：《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巩固和扩大河北省统计工作改革的成
果》，《统计工作》，1958年第13期，页3
2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页53
3 薛暮桥：《苦战三月，改变全国统计工作面貌，实现全国统计工作大跃进！》，
《统计工作》，1958年第14期，页3
4 《贾启允局长在全国省市统计局长会议的讲话纪要》，江苏省档案馆：全宗
号3133，长期卷212
5参见《"大跃进"期间的镇原冤案》，《百年潮》1999年第4期，页48－53
6《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页399
7 周恩来：《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
动的报告》，《人民日报》，1959年8月27日
8 同6，页432
9《关于切实注意各地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问题的批语》，同2，页614--15
10《薛暮桥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页256
11《薛暮桥局长在全国省、市、区统计局长座谈会上的报告纪要》，江苏省档
案馆：全宗号3133，长期卷187
12《驳工业战线上群众路线的怀疑派》，《红旗》，1958年第12期，页4
13 靳占修：《浮夸风忧思录》，《中国统计》，1995年第5期，页17
14 薛暮桥：《统计工作如何大跃进》，《统计工作》1958年第5期，页4
15《国家统计局局长薛暮桥在河南省统计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统计
工作》，1958年第12期，页1
16 同上，页3
17 同3
18 同3，页4
19《向毛主席保证：苦战三个月，实现全国统计工作的大改革、大跃进》，
同3，页1
20 《江苏省统计工作现场会议开幕词》，江苏省档案馆：全宗号3133，长期
卷188
21 同11
22 参见《反右倾、鼓干劲、为加强统计工作的党性而努力！》，同4
23《国家统计局通知》，江苏省档案馆：全宗号3133，长期卷213
24《贾启允局长在全局党员科长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江苏省档案馆：全宗
号3133，长期卷256
25山西省统计局：《开展钢铁进度统计和统计评比》，《统计工作》，1958年
第22期，页15
26《国家统计局二月四日局务会议纪要》，同24
27 参见《江苏省统计局、江苏省妇联、江苏省卫生厅联合通知》，江苏省档案
馆：全宗号3133，永久卷218
28 陶然：《为实现全党全民办统计而斗争》，《统计工作》，1958年第17期，
页4
29《大批促进派当选人民代表》，《人民日报》，1958年7月4日
30国家统计局：《十三年来我国统计工作的经验总结》，页18
31《国这统计局贾启允局长1961年12月27日在全局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纪录》，
同24 32《请切实注意检查工业总产值计算中的问题》，江苏省档案馆：全宗号
3133，长期卷271
33 房维中：《我们所经历的六个五年计划》，《计划经济研究》1983年第5期，
页4
（原载《二十一世纪》第60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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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12 04:2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