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庾华：一位毛主义者对当代新儒家政治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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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庾华向蒋庆提出的几个问题，在郑州·五月“中原论儒”座谈会上）

（一）

袁庾华：两位先生好。我是个毛主义者，更激进的左派。某种程度上，我也欣赏丹尼尔·贝尔这句话——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在经济上是个社会主义者，在文化上是个保守主义者。

我的问题是提给蒋先生的。我注意到，刘军宁——中国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写过一本《保守主义》的书送给蒋先生，蒋先生不同意刘军宁对保守主义的认识，认为柏克的保守主义不是自由主义。我也看到了你的一些主张，如反对平等，主张贤人政治等，这些和柏克在基本理念上是完全一致的。现在，西方国家、乃至全球的主要思潮是美国新保守主义，你们和他们也有很多相同的东西，比如批“启蒙”、批“理性”、批“现代性”等，当然理论资源不一样。

我的第一个问题：美国新保守主义主要集中在政治层面时的小布什政府期间，已经向中国儒家保守主义伸出了橄榄枝，例如美国国会通过了纪念孔子的决议，五角大楼为宣传孔子拨款，小布什卸任后曾亲自到山东济宁表达对儒家的尊敬。我想问中国儒家怎么回应美国新保守主义，两者在全球能不能形成所谓的统一战线？

第二个问题：蒋先生设计的三院制中有一个平民院，刚才，蒋先生谈到了“小人”问题，孔子的“君子”、“小人”不仅是道德问题，恐怕还有一个社会地位问题。这样的话，蒋先生设计的平民院里面有没有“小人”的地位？

第三个问题：萧功秦在香港公开举起了中国的新保守主义，其理论资源应该来自西方，只是没有公开表示。他曾来过我们沙龙，对孔子是不赞赏的。那么，现在中国就有两种保守主义（中国儒家保守主义和中国新保守主义），区别在那里？

蒋庆：回应第一个问题。中国学术界一直对美国新保守主义有误解，在我看来，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其实是古典自由主义，不是真正的保守主义。美国的生活状态和我们不一样，其自由主义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现在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要回到的是原教旨古典自由主义立场，他们认为现在的自由主义已经社会主义化了，变了质，所以要回到古典自由主义。这个语境和我们根本不一样。我理解的保守主义是柏克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有一套区别于自由主义且自成系统的深刻完整的政治主张与价值诉求。所以，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其实只是极端的自由主义，而不是保守主义，虽然被冠以保守主义之名。哈耶克有个说法，认为保守主义是社会前进的车轮太快的时候，需要一个刹车，否则可能翻车出问题。这也不是保守主义。保守主义不仅仅用于刹车，而是一套系统、深刻、完整的政治主张与价值诉求，解决的是社会前进的方向问题，而不只是速度问题。刘军宁理解保守主义实际上是自由主义，而不是真正的保守主义，我回应刘军宁的文章中已有详细论述。简单说，保守主义主张政教合一，自由主义主张政教分离；保守主义强调多中心价值，自由主义强调普遍理性；保守主义认为政治必须实现道德价值，自由主义认为政治必须保持价值中立；保守主义认为国家是历史的产物，自由主义认为国家是契约的产物，等等。所以，根本就不可能出现你所说的中国的保守主义与美国的保守主义统一联盟的问题，因为两国并不存在同质的保守主义。如果站在我理解的保守主义的立场上看，我绝对要批判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因为它是极端自由主义，具有很大的侵略扩张倾向，即依靠强力实现所谓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其实美国新保守主义鼓吹的普世价值，本质上也是理性主义的，与共产主义的理性主义有很大的相似性，同出一个源头，即都是所谓“政治现代性”的产物。美国新保守主义想把世界改造成自由民主的新世界，想把他们的自由民主主义推广到全人类，这不是他们已经在做的吗？这与儒家文化宽容的价值观大大的不同。儒家从来不会强迫别人接受自己价值，而是“悦近来远”，我们好的东西你可以来接受，我们不会强迫你，更不可能使用武力。从古到今，一直如此。所以，儒家的保守主义不仅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不一样，而且对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是持批评反对态度的。

第二个问题：“儒教宪政”的“三院制议会”中，建立“庶民院”是为了给广大民众留下政治参与的空间。我设想中的“庶民院”是自由选举的，通过政党政治来竞争议会议席，这与西方的议会没有什么不同。区别只是在于，“庶民院”不是唯一至上的权力机构，它要受到其他两院议会的约束，即受到“通儒院”与“国体院”的约束。我设计的“庶民院”是一个大议会，“通儒院”与“国体院”则是小议会，人数少，主要起到审查限制作用，作用最大的还是“庶民院”。所以，“儒教宪政”还是为广大民众参与政治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第三个问题：保守主义有其内涵和价值，需要一套学理支撑。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三大思潮，其区别在于理念不同，价值各异，虽然三大主义在主张上有些许重合，但在根本原则上则存在巨大差异。萧功秦的主张不是保守主义，而是权威主义或新权威主义，这是儒家反对的。为什么？儒家从来不是权威主义，说儒家是权威主义、专制主义，是自民国乃至49年以来对儒家的抹黑。权威主义这个词，本来就是西方政治学者站在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对儒家或其他非西方文明的丑化与抹黑，只要你和我不一样，你就是权威主义。当然，权威主义也有自己的价值基础，不一定权威主义就不好，自由主义就好。

袁庾华：萧功秦原来是权威主义，现在宣称是新保守主义。

蒋庆：萧功秦其实还是权威主义。如果他是新保守主义，他就应该接受儒家的价值，比如道德差距具有政治意义等，但我们没有看见萧功秦有这种变化。只有保守传统价值才叫保守主义，西方学术著作对保守主义的简单定义，就是保守西方中世纪传统价值。对我们而言，保守主义就是保守中国的传统价值，即儒家价值。新权威主义没有保守中国传统价值的内涵，只是为现实政治提供一种策略性的思考，所以新权威主义不是保守主义。

王康：老袁提的问题挺好。

蒋庆：是很关键的问题。

（二）

袁庾华：有所谓“毛儒”，也有所谓“儒家社会主义”，甘阳的“通三统”是迎合官方的。

两位先生都提到犹太人及其宗教，犹太教是一个很古老的宗教。它的教义和社会主义没有相同的东西。但是今天为什么全球唯一的一个犹太人的国家——以色列，它的社会主义成分恐怕在全世界都是少有的高，就是在保有自己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又有社会主义这么一个果实，我不知道几位先生对这个现象有什么解释。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我春节前在香港讲学的时候有一个观点，今天接触各位先生后我恐怕要对这个观点发生怀疑。我这个观点是说，今天的中国社会除了权贵力量，还有在野的两个力量：自由派和毛派。后两派有不同的价值观，却都在社会上起着推动的作用，但是新儒家目前还只是在文化层面上，还没有形成对社会运动起推动作用的力量实体。不知道几位先生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蒋庆：第一个问题，儒家有没有可能与社会主义结合？儒家当然可以吸收社会主义的正面价值，但前提是必须以儒家价值为根本，才谈得上吸收。其实，《共产党宣言》意义上的那个社会主义早就过去了，我们现在谈社会主义，谈的是正在欧洲实现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确实也有好东西，那就是追求社会的公正与经济的公正。资本主义在财富分配上的确造成了巨大的不公正，才激起社会主义的反抗。但是现在，在西方率先实现了民主社会主义，这说明《共产党宣言》主张暴力革命的那个社会主义已经过时了，但是社会主义强调公正的思想则没有过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是有普遍价值的。我们以儒家价值为根本，充分吸收社会主义关于公正的思想，是当今儒家面临的时代课题。你的第二个问题，现在儒门淡薄，这十几年来儒家大部分都是在学术层面呼吁，没有自由主义这么大的力量，也没有你们毛派这么大的力量。但是我相信，青年人慢慢起来以后，再过二十年，儒家的力量就会强大了！

（以上摘自《郑州·五月“中原论儒”座谈会》的最后定稿，稿中所有人的发言都经过了本人审阅修定。准备发表。）

转贴者按语：蒋庆先生是中国当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南蒋北陈之说，更是政治儒学的最主要代表。作为一位毛主义者的袁庾华先生，向蒋先生提出的上述问题，对毛派来说，同样“是很关键的问题”。在未来的中国社会变革中，毛派也应该重视新儒家思潮的政治诉求及其对社会的动员力，还需要关注中西保守主义之间的关系。这是在郑州思想沙龙主办的“论儒”专场上，袁先生没有阐述毛派对新儒家的认识和立场。

http://www.datongsixiang.com/article.php?id=2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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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報-影響力周刊專訪袁庾華

2009年09月27日

在三十多所大學演講後，袁庾華總結了一句話，大部分學生只關心兩件事——“吃”和“窩”，這也是他最不願意看到的。擺脫了優越物質生活的袁庾華，一路走、一路研究、一路尋找，這樣做的動因，是內心那股無法壓制的社會責任感。

袁庾華　沒有思想，生活就是流放

本報記者 劉貞 發自北京

接受影響力周刊採訪前，民間思想家、袁庾華特別去換了一雙九成新的運動鞋。\n但這反而與他凌亂的頭髮、一邊高一邊低的眼鏡，以及洗得發白的黑T恤衫，顯得“風格”不一致。
袁庾華這樣做，是怕自己“放蕩不羈”的形象給人感覺“不夠禮貌”，“2002年CNN採訪我，做一個關於中國經濟走向的系列節目，鏡頭一轉，大家都看見我穿了雙拖鞋。”

老袁的民間思想地圖

今年63歲的袁庚華喜歡別人、包括那些年齡只及他三分之一的學生叫他老袁。目前，老袁最喜歡和學生談論的人，一個是毛澤東，另一個是歐巴馬。
初次見面，老袁未開口，學生們大概只會覺得他外表“放蕩不羈”，但老袁一開口，很多人頭腦中會下意識冒出“毛澤東時代的人”這樣的詞。的確，毛澤東思想是老袁研究了大半輩子、擁護了大半輩子的理論，也是他覺得最有效的、分析中國的武器。

聽老袁演講的學生們，很多都對他抱著些許好奇和不解。“毛澤東思想、左派”這些只在歷史教科書里出現的詞，於今天的普通人大約只能是羚羊掛角無跡可尋。
但其實老袁並不落伍。他能寫百字左右的簡訊和學生交流，只是簡訊講究語法、標點俱全。老袁也會用網路，但只能在看見滿意文章時，用“一指禪”回復一個“D”（即“頂”）。
不僅如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老袁還相當“時髦”的。他現在生活狀態，是時下很多80後想要而不得的，是90後心嚮往之的，與自由職業者、soho族，有異曲同工之妙。

遊走全國各地，“或者為研究當地的地方史，或者去找和我一樣信仰的人。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每到一處都是光‘動嘴’，和當地的學者、朋友、普通人、甚至是各類人士交流，在當地大學作演講，我的電話本上現在有一萬多個電話號碼。全國大部分地方都去過了，都找到了和我一樣的人，就是青藏高原還沒‘插上旗’。”
老袁自言，旅行是出於一份始終未卸的“社會責任”，毛澤東思想、新中國歷史和國際政治是他一路走來，主要的研究方向。

只要關心就好

也有不解者覺得老袁多少有些“分裂”，明明口裡說的是毛澤東、是埋首故紙堆的歷史問題，卻標榜自己要對當下社會負責。
老袁解釋說，研究地方史是為了更深入地描繪整個新中國，研究毛澤東思想是為了分析當下中國社會。“像2006年，紀念毛澤東逝世30周年聚會，我談的題目就是《毛澤東與中國世界的未來》，研究歷史、研究毛澤東是為了思考當下和未來。但當光談未來，觀點勢必缺少證據和事實，歷史恰恰能提供這些。”
到目前為止，老袁遊歷途中已經在全國幾十所大學裡做過演講，題目大都是兩個話題，新中國歷史和當代國際政治。
給大學生演講多了，老袁總結了一句話，“大部分學生只關心兩件事，一個‘吃’，一個‘窩’。”
在掌握著中國未來命運的大學生中找不到“關心社會”的認同感，老袁的感受就像魯迅當年看到的、麻木不仁的國人，“最可怕的就是對社會毫不關心。”
這種毫不關心的可怕，無論什麼思想派別都是不願見的。在接受影響力周刊採訪前幾小時，老袁剛剛和一位右派教授交流過。交流後的結論是“肯定了年輕人應該是關心社會的。因為只要你有良心、關心社會、就會對時下發生的事有自己的看法和感覺，只要有感覺，就會有情緒，有情緒想表達就會批評，批評就會帶上了‘左’的色彩。”
“無論什麼立場，只要你關心就好。”老袁這句話，頗有些“哀，莫大於心死”的意味。就像“學雷鋒”對有些人來說，已經成為只在每年3月5日才不得不做的事，社會責任會不會在將來，也成為特定日子要完成的特定儀式？
場景也許極端，但並非不可能。
袁庾華的文章《保守主義教育回潮與毛澤東的教育革命》里，提到了1982年英國的一部電影：學生們戴著相同的面具，邁著同節奏的步伐走進絞肉機，機器里的鐵錘敲打著孩子們，流水線的另一端走出來的是一群行屍走肉。
“這當然是英國人反思自己國家教育的，但對中國來說也一樣。我到哪裡，年輕人都說‘活得沒意思’，他只關心‘吃、窩’，根本不知道人生的意義，當然‘活得沒意思’。”

沒有思想 生活就是流放

在大學裡的演講和老袁所有的演講一樣，都是不收費的。老袁有“三不要”政策：不要講課費、不要採訪費、不要著作權費。說完“三不要”，老袁通常會加上“一靠”，“我靠退休費。”
老袁曾經有過優裕的物質生活。上世紀90年代初，他被調進河南當地一家物資單位做一把手，“本來說好，不搞業務不當頭，後來就由不得我了。單位主要做木材和建材，加上物資單位做業務要靠銀行貸款，每筆業務都是幾百上千萬。我經常要去外地，飛機軟臥，到哪都是好吃好喝招待，條件非常好。可以說是當時人們，特別是年輕人極度羨慕的。”
“但那時的生活對我來說就是在流放”，老袁隨即背起了普希金的詩《給凱恩》中的一段：“在窮鄉僻壤，在流放的陰暗生活中，我的歲月就那樣靜靜地消失過去……”
“被迫要承擔那些經濟利益問題、要被雜瑣事情牽絆，不能研究我喜歡的社會問題，是精神生活里的流放。”物質條件最優越的那段時間也是老袁人生最絕望的時候，很多人可能無法理解，“那時我頭腦中常常有個死字”。
1998年企業改制，老袁擺脫了“流放”命運，過起了現在的生活，也是他真正想要的生活。“我到哪都是不坐空調車、不坐臥鋪，吃飯住宿除了朋友間實在推不掉的，基本都和農民工一個樣。但這樣我很舒服。”
老袁的快樂來自於思維層面上的惺惺相惜，“地方上思想的豐富，是你想像不到的。比如說，我經常會遇到、特別是有些老同志，幾十年潛心靜氣研究毛澤東思想，那真是‘鑽牛角尖兒’。在他研究的問題上，很多大學教授一比都差遠了。跟他們談話那真是一種享受，幾句話就能讓你醍醐灌頂。”
老袁講起了自己在山東認識的一位朋友，“幾年前、在山東滕州農村，他是‘文革’前山東大學的學生，‘文革’後被打倒坐了牢。釋放後回老家一邊種地、一邊做研究，靠種地收入支撐生活，帳表我都看了，一年就幾百塊錢。這樣一個人，從上世紀60年代末到現在，40年一直在孜孜不倦地研究。民間這樣的智者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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