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景忠：展现真实的焦裕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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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彦芳研究焦裕禄的机缘

　　任彦芳是一位多产的作家、诗人，也是一位焦裕禄研究专家。他之所以能以焦裕禄作为自己的创作和研究对象，得益于两个机缘：一是他的继父孟昭芝与焦裕禄同在兰考县委工作（孟任县委副书记），他的母亲张学玉与焦裕禄是邻居，他们对焦裕禄熟悉了解，任彦芳也因此有机会见过焦裕禄，并和焦交谈过。

　　另一机缘是，任彦芳的工作单位长春电影制片厂，当年曾准备拍摄宣传焦裕禄的影片，其后文化部将拍摄任务转交给北京电影制片厂，任彦芳参与剧本创作组，到兰考调查、搜集焦裕禄的事迹资料，采访了与焦裕禄有过接触的干部群众，掌握了丰富的资料。

　　焦裕禄传记资料十分珍贵

　　《我眼中的焦裕禄》大体包括以下几类内容：一是档案文件，书中录出中共兰考县委文件和焦裕禄的手稿；一是回忆录，包括任彦芳本人与焦裕禄见面交谈的回忆，任母、任的继父对焦裕禄事迹的叙述；一是采访记录，这是他人的回忆，口述记载；还有焦裕禄在兰考475天日志，这是经过调查后编写出的研究资料。

　　除了档案手迹外，其他回忆录和采访记录，基本上都保存在任彦芳的日记和采访笔记中，事过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也具有见证焦裕禄事迹和精神的原始资料性质，都十分珍贵。

　　史贵求真

　　以往宣传焦裕禄，也发表过不少文章和作品，但像过去宣传各种典型人物、典型事迹一样，难免拔高、夸张和隐瞒之处，在焦裕禄宣传中也存在失真的情况。比如，描写焦裕禄逝世时，说他病床枕边放着《毛泽东选集》和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二书，这是“文革”前宣传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个主席的政治需要。实际上并无其事，焦裕禄的《毛选》是放在家里的。现在有的文艺作品又按照今天的需要塑造（改造）焦裕禄，把竭力维护集体经济的焦裕禄，写成支持“借地”，让生产队以小片荒的名义，将“借地”分给社员，这背离了当时真实情况。

　　《我眼中的焦裕禄》一书，特别强调，叙述、宣传焦裕禄必须求真。史贵求真，任书以档案文件和大量采访资料为依据，力求向读者展现焦裕禄所处时代的真实性、当年兰考的真实状况和焦裕禄本人的真实面貌。

　　真实的兰考

　　焦裕禄在兰考工作了一年多。任彦芳在书中介绍了焦裕禄来兰考县时该县的严重灾荒困难背景。兰考是黄河故道流经的地方，这里水患、风沙、盐碱给全县36万人带来严重灾难。由于“大跃进”的折腾，造成的灾难越发严重了。兰考县1949年前粮食年产量达到1.0902亿斤，1956年为2.0151亿斤，而1962年下降到0.6825亿斤（一说6000万斤）。36万人中，一般干部都处在半饥半饱状态。20万人因灾缺粮，人民忍饥挨饿，吃糠咽菜，浮肿死亡。任彦芳继父孟昭芝（兰考县委副书记）说：1960年，兰考“各村都有饿死的人，人人都有浮肿，妇女没有月经。”

　　因饥饿，许多人乞讨，外出逃荒。书中说，李雪健主演的电影《焦裕禄》中兰考车站一群孩子向焦裕禄乞讨的情景是真实的。“1962年麦子绝收，被风打死，秋季又是大水灾，兰考人跑了三分之一。”1962年12月4日，焦裕禄来到兰考县时，三年困难的境况尚存，至1963年春，外出谋生者达3.8万人。

　　由于“大跃进”，“大炼钢铁”，砍伐森林，兰考县拦风沙原来栽的泡桐被砍，风沙、盐碱、水患“三害”肆虐，兰考农村处于贫穷困苦之中。

　　真实的时代

　　焦裕禄到兰考的时间也很重要。1962年底，正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

　　1962年初，中国共产党为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教训，召开了从中央到县各级领导骨干共七千人的会议。刘少奇对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是“七分天灾”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可能人祸是许多地方困难的主要原因。为了克服困难，纠正几年来反“右倾”斗争中对干部的错误批判和处分，当时一定程度上允许包产到户。毛泽东对此不满，当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批判“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

　　任彦芳在书中说，兰考县出席七千人大会的县委书记王金璧，回县后没有如实向县委传达中央七千人大会的内容，但他却传达邓子恢挨批评的事（邓同意包产到户）。显然，当时，盛行的是“宁左毋右”。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焦裕禄到任兰考，不可能不按照当时左的方针办事。任书中说：焦一到兰考，就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巩固集体经济，刹单干风。焦时时刻刻不忘依靠贫下中农。在生产救灾、除“三害”（水患、风沙、盐碱）和种麦中，都集中力量揭阶级斗争的盖子，抓两条道路的斗争。任书说：“他拼上老命，去巩固集体经济。他如果不这样努力去做，而是有所抵制，有所怀疑，那反而不是焦裕禄了。”作为一个基层领导，县委书记，焦裕禄不可能超越历史。

　　求实的焦裕禄

　　可贵的是，在“左倾”肆虐的时代，作为基层县级领导人的焦裕禄，没有机械执行上级方针政策，而是尽可能结合实际，关心群众生活。

　　任书收录1963年12月25日焦裕禄在公社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应把粮食统销，安排社员生活作为最中心的任务，其他工作和统销相矛盾的一律向后推一下。”“给群众休养生息的机会，更好地集中力量把生活安排好，把副业生产抓好。”焦还在一次会上，针对在火车站劝阻外流人口一事说：“我们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外流，就要把家里生产生活安排好，让他们不再想外流。”

　　关于“借地”，这是困难时期，地方政府放松强迫集体化的权宜措施，让一部分地借给农民种，收获归自己，民众称这是“救命政策”。按照批单干风的方针，要把“借地”收回。兰考县一些地方，采取了“明抽暗不抽”，“挪用借地，抽回东地借还西地，上级催得紧就收”等办法。焦裕禄对抽回借地是执行的，但不一刀切，采取灵活作法。任书评点说：“这一点，在当时需要何等的胆识！”

　　敢于向人民承认错误

　　焦裕禄主持讨论并亲手修改过的一篇县委上报省委地委的报告中说：“兰考有36万勤劳的人民，116万亩可耕的土地，最适宜种植小麦、大豆、花生、红薯等农作物，次宜种棉，河滩洼地宜种苇、蒲，河岸堤旁及沙碱地均可造林、晒盐、熬碱，并盛产泡桐、杞柳，闻名中外。但是近几年来，每年收获却养活不了自己……”由于错误的“以蓄为主”的方针，“内涝成灾，加重了地表碱化程度，扩大了碱化面积”；“毁林闷（焖）炭”，“毁林作薪”，防风固沙的农田防护林遭到了严重破坏，致使风沙重起”。

　　任彦芳的继父回忆：讨论这个文件时，有人主张不要提工作中的错误。焦裕禄说：“你不敢承认我们瞎指挥犯了错误，你就得不到兰考人民的信任。……这是过去县委犯的错误，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县委嘛，你就要承担过去的县委的错误，这样兰考百姓才相信你，才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我们要向兰考百姓父老认错啊。”

　　任书评点说：“这个报告敢于向人民说出真相”。

　　焦裕禄的品格精神

　　任彦芳《我眼中的焦裕禄》一书中，大量资料对于焦裕禄的精神品格有赞颂，有例证，难以尽述。读后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他的刻苦自励，将全部身心奉献给了改变兰考贫穷落后的伟大事业。

　　焦裕禄对待自己和家人严格要求。他身为县官，不贪不沾。连自己的孩子因别人领进剧院，未花钱看了电影看了戏，他也让孩子补交票款。自己的衣服破了即补，艰苦朴素到了极致。他生活贫苦，工作那么多年，不仅没有奉养老人，相反，“他回家看多年不见的老母亲还借了300元。他说要用他的工资还清。”然后省吃俭用，积攒余款，“他还了100元后，便因病住院了。整两个月后，5月14日，焦裕禄去世。他去世时还欠200元。”这就是焦裕禄的经济账。

　　而他对于人民的生活，无比的关切。访贫问苦，无衣无食者，有病者，危难者，他竭尽全力予以救济，排忧解难。

　　他对解决兰考的风沙、内涝、盐碱灾害，心急如焚，一心扑在“除三害”改变兰考面貌的事业中。沙尘滚滚，他劳碌在田边地头；逢天下雨，他去考察水涝的具体情形。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焦裕禄是真正无愧的践行者。

　　焦裕禄的悲剧

　　焦裕禄是个英雄，是个革命英雄，仔细思索，他又是一个悲剧英雄。他主观上把全部身心献给兰考人民，为他们谋求幸福，然而，他有生之年没有让人民获得幸福。他曾说：“我就不信水涝盐碱得不到治理。”但他生前，他的梦想没有实现。

　　焦裕禄逝世后15年，兰考县委书记刁文说：“焦裕禄一心为人民，把他累死了，可兰考并未翻身。我们没有老焦那样的精神、能力，（却）让兰考扔了要饭棍。关键是路线、政策，是包产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合乎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可见，没有好的合民心民意的体制，再有焦裕禄拼命也不行啊！”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体制和僵硬的集体经济体制下，无法改变农民贫困的命运。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作者：曾景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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