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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钦礼，河南兰考南彰镇张庄人。1945年参加革命。年轻有为，能说会道。二十二岁就当了考城县县长。1954年兰封考城合为兰考县，他当过县长。1957年反右派时，因说真话险成右派;1959年，为民请命，打成严重右倾而免职下放到兰考农村劳动改造。1962年经平反而重回县委领导岗位。文革中受到迫害，被周总理所救。文革结束后被打成林彪、四人帮余党，至今未被平反。

基本信息
一、一个曾被穆青的《焦裕禄》写成“焦裕禄亲密战友”的人

张钦礼，河南兰考南彰乡张庄人。1945年参加革命。年轻有为，能说会道。二十二岁就当了考城县县长。1954年兰封考城合为兰考县，他当过县长。1957年反右派时，因说真话险成右派；1959年 ，为民请命，打成严重右倾而免职下放到兰考农村劳动改造。1962年经平反而重回县委领导岗位。

1962年12月，焦裕禄调来兰考。张钦礼时任县委副书记。县委分工，由张钦礼抓兰考除三害。成立了“除三害办公室"。焦裕禄是个好干部，他一到兰考，就发现了张钦礼的冤屈、干劲和才华，和张钦礼结合在一起了。在张钦礼的建议下，焦裕禄大胆给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2000多名干部平反，使兰考各级领导班子的面貌焕然一新。张钦礼又受命制定治理"三害"的规划。焦裕禄和张钦礼齐心协力，带领干部和群众查风口、治沙丘，查洪水走向，排内涝，深翻土壤，治理盐碱地，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使兰考的自然面貌和农业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逝世。张钦礼此时主持县委全面工作。一年后的1965年5月上级调来周化民任兰考县委书记，不久兰考搞四清运动。县委书记去领导四清，分工仍由张钦礼抓面上的生产和工作。此时，新华社记者来兰考采访。张自然成了焦裕禄事迹的主要介绍人。

1965年底，穆青、冯健、周原来采访焦裕禄的事迹，张钦礼就花了大量时间对焦裕禄的事迹做了生动详细的介绍，一介绍就感动了穆青。穆青听后，感动地说："我参加工作28年了也没有哭，这次被焦书记的精神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这是咱的宝贵财富，我们要重新报道焦裕禄。"他们本来是想报道整个豫东灾区的面貌，经过张钦礼介绍后，决定着重报道焦裕禄的事迹。那天晚上7点开座谈会，张钦礼了解得最全面，他一介绍，穆青就开始流下眼泪，晚上谈到后半夜。穆青被深深地打动了，他才作出报道的决定。《人民日报》宣传焦裕禄的长篇通讯发表在1966年初，通讯上把张钦礼称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

二、主政兰考,功绩卓著

1966年文革爆发，兰考同样爆发政局动荡。期间张钦礼一度被批斗，但是终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保护下,于九一三事件后，当选为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第一书记，再次带领全县人民恢复了落实蓝图的战斗。

从1973年到1977年，是兰考人聚精会神搞建设的四年。仅1973年，全县共挖大小排水河道125条，配套支渠154条，拆除阻水工程164处，共完成1171万土方，基本达到排水畅通。全县治沙造林共计19万亩，占沙荒面积的80%治理盐碱地22.7万亩，占盐碱地的86.3%。至此，兰考的"风沙、内涝、盐碱"三大灾害再也不能为非作歹了。1973年秋，省委书记刘建勋、中商部部长姚依林等领导人花了5天时间考察了兰考的路、河、桥、闸、林、田，看到昔日逃荒要饭的重灾区的确成了鱼米之乡、锦绣江南，感慨万千，直夸张钦礼，赞佩焦裕禄。

刘建勋他们不知道，张钦礼带领的干部们，为了治沙治水，付出了多少心血、汗水和病痛。这批跟着焦裕禄、张钦礼一再受批斗的干部都是与普通农民一起劳动的。群众身上有多少泥，他们身上就有多少泥。久而久之，这些干部的腿上就成了"一无二有"：腿上无汗毛，膝盖骨以下有数不清的血口子。腿上的汗毛是被黄河泥粘掉的。俗话说，跳进黄河洗不清，是说黄河的水质粘稠。年轻人到了冬天，还能长出汗毛来，上了年纪的人就长不出来了。血口子是被黄河水浸过来泡过去，泡掉了表皮保护膜，形成干裂的口子。血口子裂开了长住，长住了又裂开，到冬天就脱一层皮，他们就是这样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利用黄河水灌淤，把沙荒盐碱地改造成良田的。

三、 沿途祭拜,万人空巷

2004年4月7日张与世长辞。

这样一个人，得到群众拥戴的人，群众祭拜他时，灵车都走不动了，"张书记回来了，张书记回来了"。灵车走到跟前，一个人喊：跪吧！"扑踏"几百人就跪下了。兰考这个街走了四个多小时，原来估计只有30分钟就走完了。走完县城，本来可以直着走去张钦礼家，但是有许多群众早就在路上等着了。那是国道，为了不影响交通，堵塞道路，抄小路走了。路边等待的几千农民又连夜赶到他老家。下葬的时候，为了不引起人员伤亡，又提前改葬。因为光是兰考县城就有十万人，加上全县农村赶过来的人，如果下葬如期举行，就会聚到十五万人以上。张钦礼家乡是一个一千人的村子，如果挤入十几万人，必然要出事故，或者把人踩伤，或者踩坏庄稼。五月二十几号，小麦快成熟了，不能给群众造成损失。张钦礼是5月7号去世，5月13号火化.

所以，张钦礼的丧事是一丧三改，改丧期，改道路，改埋期。结果，张钦礼埋的时候连一般农村的农民的葬礼都不如。现在的丧事是大操大办，大收礼，但张钦礼的是一分钱不收。这二十多年来，葬礼的规格越来越高，场面越来越排场。但是，参加张钦礼丧礼的，不管你是什么人，都是大锅熬菜，不够就用方便面。我在悼词中给他戴了四顶帽子，前三顶是老百姓给戴的，"张青天"、"新包公"、"活地图"，再加上《人民日报》的通讯中称他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这算第四顶帽子。我给他总结有三个无人可比：共和国开国以来对兰考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贡献无人可比，树立焦裕禄这个典型的功劳无人可比，勤政廉洁一尘不染的作风还无人可比。

在二十四史当中，也就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来，记载地方官逝世的，也只有《明史》里的海瑞。书上说：海瑞病故在县令任上，百姓载道焚香，沿途祭拜，哭声动天。

张钦礼呢，700年以后的2004年，地方官里又出了个张钦礼，也是百姓载道焚香，沿途祭拜，哭声动天，仍然是这样。这个场面比海瑞的恐怕还大。海瑞是病故在现任上，张钦礼是离开任上27年后，我说这就超过了海瑞。

四、功过是非,任后人评说

1976年周总理和毛主席相继去，接着"四人帮"被捕。1979年12月24日，张钦礼被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 徒刑13年，判刑时的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迫害老干部（指秦一飞、周化民）；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人民的欺骗罪；而且再一次，兰考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1200多名被捕入狱，并且被正式判刑。

张钦礼在新安监狱服刑时，兰考的干部、群众、勤杂人员、小商小贩及机关食堂的炊事员等，他们很不容易凑够路费，费了很多周折，去新安探望张钦礼。东坝头是一个很穷的小村，全村人凑钱，选出了两位代表，买了几斤水果糖，去探望张钦礼。他俩对张钦礼说，“全村的人都知道你在这里坐牢，选县长时，全村有二十六人投了你的票。”有四名在不同地方以爆玉米花为生的兰考农民，相约在同一时间去探望张钦礼。他们能为他带的礼物就是各自买了两个烧饼，每个烧饼里夹两根油条。监管人员向他们要介绍信，他们说没有，又问他们和张犯是什么亲戚关系，他们说也没有任何关系。“那你们为什么来探望他？”监管人员不准他们进来。四位农民一起跪在监狱门口，不走也不起来。他们说，张钦礼是他们的老县长，他为兰考人民坐监狱，他在兰考时，他们不会向他跪下，现在跪下是向他行大礼。这位监管人员被感动了，把张钦礼叫了出来。张钦礼看到这四位不相识的农民，每人手中捧着两个夹油条的烧饼，也立即向他们跪了下来。五个人说不出一句话，只是相对痛哭。在一旁的那位监管人员也泣不成声。

张钦礼同志刑满出狱后，在耄耋之年，以对党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和严肃态度，忍受着心脏病、胃病的折磨，把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坎坷多难的革命历程，如实地写出了二十多万字的记载，为共和国史特别是河南省国史研究和编纂提供了真实珍贵的资料。张钦礼同志在法庭上、监狱中，都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对妄加之罪一一据实据理驳斥，维护了党的实事求是原则。他对昔日同志挚友中在压力下说假话、违心话，不敢坚持真理的失节行为，不论职务多高名声多大，一个都不宽恕地当面给以辛辣讽刺和严肃批评，充分表现出刚直不阿的共产党人的革命风骨。

被官方认可，尚在路上

全国记协于上世纪90年代在北京、长沙、杭州三次召开全国会议，均特邀张钦礼同志与会，坐主席台并讲话 。张同志的发言，多次赢得全场雷鸣般的掌声。

上世纪90年代中叶，全国记协秘书长一行数人，前往开封采访张钦礼同志。为表达对张钦礼同志的敬意，赠送龙泉宝剑一把，举行了赠剑仪式。采访报道张钦礼同志的实际见报后，全国绝大多数省市的许多新闻媒体纷纷转载。有由许多媒体派人多次采访报道张钦礼同志的事迹。

当时已年近八旬地张钦礼同志，仍未得到平反。没有工资，全靠儿女供给 生活费。患肺癌期间，兰考人民凡是知情钦礼同志病情者，家家牵挂，户户泪啼，成群结队，不远数百里到郑州医院探病者逾两千人。纷纷捐助医 疗费，张钦礼家属一一据收。近年来新闻出版界登门采访者络绎不绝。已先后写出两本十五万字以上的《张钦礼传记》初稿。尽管都为张钦礼同志鸣冤喊屈，歌功颂德，但由于在触及一些历史的关键问题上，怕担风险， 回避事实，均被钦礼同志婉言谢绝付梓。这更显示出张钦礼同志对历史负 责对人民负责，不顾个人恩怨地十的高贵品质。我们相信被歪曲的历史终 有一天要还其本来面目，对张钦礼同志做出公正评价。人民期待着反映历 史真实的《张钦礼传记》早日问世。

永远活在百姓心中

2004年5月17日，河南兰考发生了一件举世无双、空前绝后的大事。十余万兰考群众跪地哭祭他们的老书记张钦礼魂归兰考。毛主席、周总理去世时，兰考曾经有过这种场面。他们功高盖世、泽被人民，普天同哀，理所当然.

焦裕禄去世时，兰考也曾经有过这种场面。他带领兰考人民，奋不顾身，治理"三害"，以身殉职，成为县委书记的学习榜样，兰考人民深情缅怀，合情合理。但是，张钦礼在1978年被捕入狱，被判13年徒刑。出狱后既无党籍，又无公职，三无基本生活保障，靠儿女赡养。这样一位劳改释放犯，这样一位已经从兰考公众生活中消失了27年之久的老书记，在这样一个有奶便是娘的时代，在既无政府号召、又无媒体公告的情况下，在丧礼的组织者一再低调处理，一改丧期、二改道路、三改埋期，尽量回避群众参与的情况下，单靠自发地口口相传，怎么能够聚集起十余万兰考群众，让他们放下工作，沿路跪地哭祭呢？此情此景，举世无双，空前绝后，"惊天地，泣鬼神"！

人物新评价
兰宣［1980］9号

关于要求纠正《焦裕禄》通讯中失真情节的报告

地委宣传部并省委宣传部：

今年6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穆青等著的人物通讯集子《焦裕禄》在我县出售后，引起强烈议论。辑入本集首篇的《焦裕禄》一文(即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虽然划掉了张钦礼的名字，但有关张钦礼欺世盗名，塞进通讯中的情节，依然只字未动。这就使人揣猜质疑，尤其“文化大革命”中曾跟随张钦礼犯错误的人，认为上头还有人替张钦礼说话。张钦礼的案还有翻的希望。所以，有些人乘机串联，开会密谋，制造舆论，扩大影响，替张钦礼翻案，干扰破坏兰考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要求，我部受县委委托，对《焦裕禄》一文中失真情节再次进行查证落实，写出报告，盼望得到妥善解决。

焦裕禄是全国影响较深的典型。他带领兰考人民同风沙、盐碱、内涝三害斗争的事迹永放光彩。他不愧是兰考人民的好书记，不愧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十几年来，焦裕禄精神对全国人民尤其对各级领导干部思想革命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在当前学习“准则”恢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学习焦裕禄革命事迹更有其深刻的政治意义。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宣传焦裕禄革命精神上起了积极作用，使焦裕禄光辉形象，煜耀中华，深入人心。这些都是不容置疑的。

然而，由于采写中偏听偏信，通讯中写进了张钦礼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所编造的谎话，也带来了一定的副作用。正如兰考的群众说：中央出了个“亲密战友”害苦了全国人，兰考出了个“亲密战友”害苦了兰考人。这话凝聚了兰考人十几年来的血和泪。所以，在恢复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作风的今天，兰考人民对张钦礼以欺骗手段塞进《焦裕禄》通讯中的假东西，强烈要求澄清事实，剔除虚假，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绝不允许让张钦礼这个政治骗子从中叨光。

实际上《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后，兰考县的广大干部、群众，就对张钦礼欺骗记者，塞进通讯中的假材料，捞得“亲密战友”的问题，向有关单位做过多次反映。张钦礼对群众得意感到恐慌，为了保住“亲密战友”桂冠，他把群众对他的意见统统说成是反对焦裕禄。11月间，张钦礼亲自跑到省里，向原省委负责人刘建勋、王维群等人汇报：有人要砍焦裕禄这面红旗，要求提前在兰考开展“文化大革命”。刘建勋、王维群于11月25日下令叫兰考提前开展“文化大革命”。之后的十几年，围绕所谓“树焦”与“反焦”，围绕“张钦礼到底是不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兰考经历了殊死的搏斗。

通过严酷斗争，广大干群更加看清了通讯中冠以“亲密战友”的张钦礼，根本不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兰考的干部和群众，不顾政治上的打击陷害，冒着身家性命危险，据理向上级反映张钦礼欺骗记者，骗取焦裕禄“亲密战友”的问题。但无论怎样反映，始终没有得到解决。1977年10月县委副书记陈承兴和焦裕禄的爱人徐俊雅同志到北京专门找到穆青同志，当面反映了通讯中有关失真地方。可是仍未引起重视，而又于1980年春重新编排再版，依然保留有关失真情节的《焦裕禄》通讯，发行全国。

“四人帮”垮台3年之久，党中央一再强调恢复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作风，为什么穆青同志对兰考党组织和兰考群众的意见不屑一顾，把通讯《焦裕禄》划为禁区，错误的地方也改动不得，继续让假的充真，这实在令人困惑不解其意。

现将通讯中的失真情节报告如下：……

（原报告的内容从略。其内容主要是我在当时所提出来的那些，不过，这是经过认真调查的结论。）

中共兰考县委宣传部

1980年9月9日

在这之后，又有开封地委、兰考县委的知情人，当事人签名的给“邓副主席、胡耀邦总书记、赵紫阳总理并中纪委、中宣部的长信，反映如县委宣传部文件中所提的同样的问题。这个长长的签名里有焦裕禄的夫人徐俊雅。名单如下：

秦一飞、周化民、张维新、程世平、刘呈明、张保田、马宗文、孙天相、吴芙蓉、刘长友、陈承兴、孟庆凯、孙理性、霍云雷、张清洁、徐俊雅、李耀南、张玉合、赵文选、孙培谋、绳尚武、周长安等人。

我们的“兰考问题调查组”就大通讯报道失真的上述问题又做了详细认真的调查，从1980年10月7日至1981年1月5日，用了近3个月时间调查知情干部，群众共68人证明：兰考县委宣传部和许多同志向中央写的报告所述事实全是真实的。

围绕焦裕禄、张钦礼周围的谎言和真相<?xml:namespace prefix="o"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fficeffice">?xml:namespace>

前言

与对雷锋的宣传不同，在对焦裕禄的宣传背后一直存在着关于“失真”的纷争。这场纷争到目前为止已持续了四十七年之久，仍然没有平息的迹象。

对于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以下简称大通讯）的一些非议早在大通讯播出前后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没有公开而已。这些非议的主要观点是：大通讯的一些情节“严重失真”，而“严重失真”的原因是：焦裕禄事迹的主要提供者张钦礼在介绍焦裕禄事迹时参杂了太多的假话。如：对焦裕禄的评价太高、把兰考面貌改变写的太好，最不能接受的是，大通讯把张钦礼树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

实质上，非议的焦点就在张钦礼这个人身上。张钦礼是焦裕禄主政兰考时的县委副书记，主抓“除三害”工作。焦裕禄逝世后，积极宣传焦裕禄的感人事迹，最终促成大通讯《焦裕禄》的问世。

1966年12月，兰考文化大革命爆发，两张矛头指向大通讯和张钦礼的大字报贴向兰考街头，争议由机关走向了社会，围绕这些争议，兰考分成了两大派。一派以张钦礼为首，另一派以县委书记周化民为首。随着文革运动的反复，这两派时而上台掌权，时而下台挨整，不断地“翻烧饼”，积怨越来越深。

文革结束后，在清理“四人帮”和“三种人”运动中，张钦礼这一派被彻底打翻在地，张钦礼也被捕入狱，判刑十三年。但是，这并没有使纷争结束，只是使纷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就在张钦礼被判刑的几乎同时，大通讯《焦裕禄》的作者，新华社社长穆青重新出版了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文中除了将张钦礼三字改为副书记以外，基本没有改动。这就招致已经掌权的反张钦礼派的不满。他们多次以联名写信的方式向省委、中央反映大通讯《焦裕禄》的“严重失真”的情况，要求穆青认真修改，甚至用县委红头文件的形式向省委打报告，但是穆青根本不予理睬。

在大通讯《焦裕禄》的作者穆青、周原的积极活动下，张钦礼于1988年底被提前释放。在张出狱后，穆青以中国记者协会领导身份来开封看望慰问张，称他宣传焦有功；1998年2月23日，他邀请张作为特邀代表到北京参加＜中华新闻＞创刊50年座谈会；1998年10月25日，＜消息日报＞上发了穆青与张钦礼的合影。

张钦礼自始至终都没有认罪，出狱后一直向中央申诉，但开封地委拒绝受理。

张钦礼于2004年年5月7日逝世，兰考有十万群众自发为他送葬。现在，张钦礼的坟墓周围，有来自山东、河北、河南、主要是兰考人立的石碑、大理石碑有六十多块，成了一片碑林。有的碑上刻有几百人的名字。

张钦礼的逝世并没有使纷争就此平息，支持张钦礼的人们不断地用多种方式为张钦礼伸冤呼吁，这些人中，有大通讯的作者穆青和周原以及周原的夫人陈健，有当年与焦裕禄张钦礼一起工作的干部群众，甚至还包括焦裕禄的子女。就连撰写《焦裕禄传》的作者、电视连续剧《焦裕禄》的编剧、和央视《百家讲坛》“焦裕禄”的主讲人，在讲述焦裕禄事迹时，都若明若暗地替张钦礼说话。

与此同时，反对张钦礼的人们也没有因张钦礼的逝世而罢休。2009年元月，任彦芳写的《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出版了，书的封底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推介词。该书详细介绍了有关大通讯《焦裕禄》“严重失真”和作者眼中张钦礼的种种“劣行”。其中正式列入“失真”的有13处，间接提到的失真有两处。

几乎在同时，陈健发表了《为张钦礼所作的申诉和补记》对任彦芳进行了反驳，

2009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到兰考视察。接见的名单中除了焦裕禄的家属外，还有一个特殊人物，就是給焦裕禄拍过照片的原兰考县委宣传干事刘俊生，刘俊生是支持张钦礼一派的，也曾被定为“三种人”。据刘俊生透漏，习近平曾向他问及张钦礼的情况。对话原文如下：

习：“当年和焦裕禄一起带领干部群众除‘三害’的那位县委领导是谁？”

刘：“县委副书记张钦礼。”

习：“这位同志还在吗？”

刘：“不在了，他去世了。”

当时的河南日报在宣传焦裕禄事迹的报道中还出现了一段焦裕禄和张钦礼对话。

2009年8月，题为《旧伤未平新创深——初评任彦芳<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的文章在网上发表，开始了对任彦芳的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一书展开又一轮的反击。

2010年元月20日，任彦芳在香港《领导者》杂志发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功绩与失误，开始了新一轮的论战。

2012年10月，电视剧《焦裕禄》开始播出，人们注意到，被指责为失真的一些事实情节在剧中仍然得到了表现，而且还出现了一个以张钦礼为生活原型的正面人物县委副书记张希孟。

2013年6月，有人发表了任彦芳从海外发来的邮件，继续重复对焦裕禄宣传中“失真”的指责。

双方论战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往往不能对对方的论点进行直接地有理有据地反驳，各说各话。比如对于任彦芳列举的十三处失真问题，大通讯的作者周原，是通讯的第一采访记者和作者，应该最了解情况，但对于任彦芳的挑战，只用一句“不值一驳”来回应。对此，陈健对记者道出了自己的无奈”一一反驳这些细支末叶需要很多笔墨，而自己已经八十多了，无力和任彦芳打这种笔墨官司了”。至于曾经和焦裕禄张钦礼一块工作的一些支持张钦礼的干部和群众，也都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同样存在这样的无奈。另一方面，任彦芳对别人的反驳，不管多么有理有据，一律不予回应，在文章中照旧重复已被驳倒的内容。看来，要结束这场论争，还有待时日。

经过梳理，针对焦裕禄事迹宣传中的质疑问题分列如下：

1 焦裕禄的家庭出身是贫农还是中农

2 焦裕禄是不是到兰考第二天就下乡了

3 焦裕禄与张钦礼深夜谈心之事是真是假

4 焦裕禄召开的车站之夜县委会一事是否存在

5 车站之夜县委会上是否学习了毛主席著作

6 回忆革命传统的常委会是否召开过

7 马福重是不是革命烈士

8 一个月牺牲9个区长是否事实

9程世平有没有提出过“装潢计划”

10焦裕禄有没有批评过程世平：“坐在破椅子上就不能革命吗”

11焦裕禄的病床枕下有没有两本书

12焦裕禄有没有对张钦礼讲过临终遗言

13焦裕禄有没有送张钦礼一张自己的照片

14焦裕禄提出的蓝图在1966年是不是已经变成了现实

15焦裕禄事迹宣传中有没有夸大兰考面貌的变化

16焦裕禄是否说过“张钦礼不合作，要求调离张钦礼”

17张钦礼状告焦裕禄装修县委招待所一事的真伪

18张钦礼状告焦裕禄购买议价粮的真相

19张钦礼有没有去郑州和焦裕禄遗体告别

20张钦礼为什么未参加在郑州召开的焦裕禄追悼会

21张钦礼为什么未参加在兰考召开的焦裕禄追悼会

22焦裕禄是否执行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

23张钦礼是否在省沙区造林会议上率先宣传了焦裕禄的事迹

笔者本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和分析后，写出了这篇文章。本文力求用确凿的事实证据和严密的论证逻辑对这些问题进行考证，使事实真相最终大白于天下。

详细内容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a4aa7ff80101s1ym.html

下面是部分内容：

焦裕禄第一次下乡的日期问题

大通讯在写焦裕禄刚来兰考时，有这么一句话：“第二天，当大家知道焦裕禄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他已经下乡了。”而任彦芳的《焦裕禄身后》一书却对此事进行了质疑。

任彦芳在书中说：“据县委日志查，焦书记<?xml:namespace prefix="st1"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ffice:smarttags">?xml:namespace>12月5日到兰考，参加了县三级干部会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12月7日，三级干部会结束；焦裕禄在会后总结三天，之后即12月11日到17日到老韩陵访问调查；“。按这个说法，焦裕禄是第七天才下乡的，其依据是县委工作日志。

另外，《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一书明确记载：12月6日焦裕禄到兰考报到，12月8日，焦裕禄和县委办公室干部张思义来到灾情严重的城关区。按这个说法，焦裕禄是第三天下乡的。

这样，焦裕禄到兰考第一次下乡就有了三种说法：第二天、第三天和第七天。到底哪一种说法正确呢？

首先应该否定的是“第七天说”。因为“第七天说”的依据，县委工作日志的记载并不可靠。

例如，县委工作日志记载的“焦裕禄于12月5日来到兰考报到”就是错误的。大量资料说明焦裕禄是12月6日来到兰考的。

1 《焦裕禄在兰考》一书中就明确指出焦裕禄到兰考“这一天，是1962年12月6日”。

2 谢翠兰在《焦裕禄关心档案工作》中也说：“1962年12月6日，焦裕禄肩负着党的重托来兰考任县委书记。”（档案管理1990年05期）

3 原兰考县委新闻干事刘俊生在接受凤凰卫视时说：“焦裕禄来的时候是1962年12月6号（凤凰卫视6月20日《我的中国心》”）

4 《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明确记载：“1962年12月6日 焦裕禄到兰考县委报到。”

所以说焦裕禄12月6日来兰考已为人们所公认，县委工作日志记载的12月5日显然有误。笔者推测，12月5日很可能是焦裕禄调令上的日期。

据《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一书记载：“12月10日至14日 焦裕禄带领社教工作组到韩陵公社进行调查研究，指导运动开展。”很可能是任彦芳把县委工作日志上的这一记载误认为是焦裕禄这一天才去的老韩陵。当然，这也是笔者的推测。

“第三天说”，与大通讯的“第二天说”一样，都可以证明焦裕禄具有深入基层重视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一天之差，对于宣传焦裕禄，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不同。

但是，长期以来总是有人拿这个问题来纠缠不休，企图以此证明大通讯的所谓“严重失真”。因此把这件事弄清楚还是很有必要的。

应该说，支持焦裕禄第二天就下乡了的证据是非常充分的。

人民日报在1966年2月28日第六版发表了署名为兰考县瓜营公社社长张士义的文章《焦裕禄同志的二三事》，该文披露了焦裕禄第一次下乡的具体经过。

“一九六二年冬天焦裕禄同志来兰考任县委书记的时候，我正在兰考县委办公室工作,……焦裕禄同志到兰考的第二天，他就深入到城关公社老韩岭大队。那次是我跟他一起去的。

县委办公室干部张士义是当年与焦裕禄一起下乡的当事人，它的证言无疑是最有力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张士义把焦裕禄来兰考的日期弄错了，以至于把第三天误认为第二天呢？

张钦礼的证言彻底否定了这一可能性。

张钦礼在一篇回忆焦裕禄的文章《我们的好班长》（发表于人民日报1966年2月19日第二版）中说：“我是在县委会上第一次见到他的。………我一知道他是新来的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时，便径直地去找他，他不在屋。第二天又去找，他已经下乡走了”

焦裕禄在来到兰考的当天晚上就参加了县委会，张钦礼所说的县委会，显然就是这次县委会。张钦礼的回忆和张士义的回忆不谋而合，证明焦裕禄确实是第二天就下乡了。

第三条证据是时任城关区区长的卓兴隆的回忆。卓兴隆回忆说：“一个严寒的早晨，……我望着满天的黄沙正在出神，县委办公室的张士义和另外一位同志走进门来。老张向我介绍以后，才知道他是刚刚来到的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卓兴隆“他教我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引自《回忆焦裕禄 2》 1966年2月 ）卓兴隆的回忆证明了，他第一次见到焦裕禄是在一个早晨。但他并没有说明是那一天。不过我们借助于另外一条史料就可以确定这一天的准确日期。

《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记载：“12月7日 焦裕禄在三级干部会上讲话”。焦裕禄在三级干部会上讲话时，作为城关区区长的卓兴隆，显然是应该出席会议的，也就是说，他在12月7日的会议上见到了焦裕禄。根据卓兴隆上面的回忆，他早晨第一次见到焦裕禄的时间，应该早于12月7日会议上见到焦裕禄的时间。所以卓兴隆早晨见到焦裕禄、张士义的日期就应该是12月7日。这就又一次证明了焦裕禄确实是第二天就下乡了。

在大通讯发表后的一两个月内，相继出版了两本详细报道焦裕禄事迹的书。分别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焦裕禄在兰考》和河南人民出版社的《焦裕禄》。这两本书都是作者们在兰考各自进行了深入采访后写作而成的。书中披露了大量尚未人知焦裕禄事迹，其中就涉及了焦裕禄第二天就下乡了的事实。

《焦裕禄在兰考》一书虽然署名是中共兰考县委编写组，但真正的作者是中国青年报记者张羽。书中说：

“……当天晚上，县委开会，研究当前的灾情和救灾工作，焦裕禄同志也出席了会议。……。第二天一早，他来到县委办公室，打听了一下，知道县里城关公社灾情最重，就和一个同志，骑着自行车，直奔城关公社。……”（引自《焦裕禄在兰考》中共兰考县委编写组 1966年4 月）

《焦裕禄》一书的第55页有一段关于焦裕禄下乡的记述：

“晚上，他参加县委会议后，回到办公室。………那个同志说到这里，焦裕禄笑了笑说………你告诉办公室主任，明天咱就组织一些同志下去，摸一摸情况。

第二天，当人们还不知道新来的县委书记是谁时，他已经带着几个同志，到灾情最重的城关公社老韩陵大队考察灾情，调查研究去了。”

《焦裕禄》的作者之一是原兰考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张清洁，这个描述应当是十分可靠的。

上述五篇文章均发表于文革前的1966年2月到4月，不会受文革派性恩怨的影响，因此，可信度极高。

这五条证据互相印证，已构成完整的证据链。所以说，大通讯里的 “第二天，当大家知道焦裕禄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他已经下乡了。” 这句话是有充分事实依据的。

那么焦裕禄第三天下乡说又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首次提出焦裕禄第三天下乡的并不是《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这本书。早在1964年11月20日，由新华社记者张应先等采写的《焦裕禄忠心耿耿为人民》新闻稿中，就第一次提出：“他到兰考县的第三天，就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

对于这种说法最先公开表示异议的是张钦礼。他回忆说：“他来到兰考还没有安排停当，就到城关公社去调查研究。”。（张钦礼《学习焦裕禄同志的革命精神，改变兰考的自然面貌》 河南日报 1964年12月19日）这里，张钦礼没有沿用“第三天”的说法，而是用“还没有安排停当”委婉地表达了对“第三天”说法的不同意见。

后来，穆青等人采写通讯“焦裕禄”时，张应先等写的《焦裕禄忠心耿耿为人民》新闻稿已发表一年了，穆青也专门看过这篇文章。没有真凭实据，他是不可能凭空修改这个情节的。所以，穆青应该是确有把握后才推翻“第三天下乡说”而采用“第二天下乡说”的。

1990年，《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出版，该书又重新采用了“第三天下乡说”。书中说，焦裕禄12月6日来到兰考，12月7日焦裕禄在三级干部会上讲话，12月8日焦裕禄和张士义来到城关公社。从此，众多宣传焦裕禄事迹的文章大都沿用了“第三天下乡说”。

看来，没有一定的把握，这本书也不会轻易改变大通讯的“第二天下乡说”的。

“第二天下乡说”与“第三天下乡说”，到底哪个是真的呢？

最终揭开这个谜底的是时任县委办公室干部的刘俊生。他回忆说：“当时县里正在开三级干部会，我和张士义分到城关公社这一组。因为城关公社机关离县城很近，小组讨论时会场就设在城关公社机关。12月7日一早，焦裕禄就和我、张士义等人去了城关公社。焦裕禄与老韩陵大队的干部们在一起，参加了一上午的会议。”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两种说法的分歧在于对“下乡”一词的理解不同。“第二天下乡说”认为：12月7日焦裕禄来到城关公社这个基层单位，利用参加小组讨论的方式进行了调查研究，就是“下乡”了。而“第三天下乡说”则认为：城关公社机关离县城太近（离火车站仅有4里地），焦裕禄去城关公社不能算“下乡”，只能算是参加三级干部会。

这样看来，两种说法所依据的事实都是一样真实的，只是由于对“下乡”一词的理解不同,才产生了“第二天下乡说”与“第三天下乡说”两种不同的说法。所以我们可以说，两种说法都是可以成立的，大通讯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什么“失真”的错误。

焦裕禄的枕下遗物之谜

大通讯里有这么一句话，焦裕禄死后，“人们在他病榻的枕下，发现了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任彦芳的《焦裕禄身后》一书却对此事进行了质疑。任彦芳在书中说：为此情节，我找到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风，守凤说：“我爸爸去医院什么书也没有带。他临终对我说：‘……你已经工作了，爸爸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家里的那套《毛泽东选集》，就算送给你的礼物吧。'爸爸死后，是我和妈妈收拾爸爸遗物，他的枕头下哪有《毛泽东选集》和《共产党员的修养》啊？大通讯上写得不对。”

任彦芳引用焦守凤的话作为自己质疑的证据，看起来非常有力，没有什么毛病可挑剔了。那么，大通讯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下面这些更为有力的证据说明，毛泽东选集》和《共产党员的修养》确实是焦裕禄逝世后在医院留下的遗物。

“省委、地委的负责同志，曾多次去医院探望他，有时还见他拿着毛主席著作，在用心地学习。（《焦裕禄在兰考》中共兰考县委编写组 1964年4月）”

时任开封地委组织部长的王向明回忆说：“想起焦裕禄同志危重住院的时候，就好像看到他一手按着肝部，一手拿着毛主席著作在学习。”（王向明《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河南日报1966年2月）

焦裕禄夫人徐俊雅在回忆文章《永远的怀念》中说：“老焦在身体极度虚弱，生命的最后一息，还要坚持每天学习毛主席著作，……”（化汉三《难以忘却的怀念》1992年12月）

时任河南医学院内科教研组副主任的段芳龄回忆说：“……他似乎已经知道患的是不治之症，但他仍然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枕头下的两本书《毛泽东选集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他必读书籍。”（段芳龄《他顽强地和疾病作斗争》）

《焦裕禄在兰考》一书收录了焦守凤《回忆爸爸》一文，该文回忆，焦裕禄曾对焦守凤说：“小梅，你从我手里继承的只有党的事业，别的什么也没有……我留给你的，只有一部《毛泽东选集》。不过我手边的这一本，现在还不能给你，当我活着时，我还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毛泽东选集》就作为我留给你的纪念品。你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那里边，毛主席会告诉你怎样工作，怎样做人，怎样生活……

1990年，焦守凤接受记者王钢采访时说，父亲说：“爸爸工作几十年，也没啥好留给你的，这套《毛泽东选集》、这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给你，毛主席会教你怎样工作，怎样做人。……”(王钢：《爸爸的凝视---访焦裕禄的女儿焦守风焦守云》河南日报1990年5月16日)

请注意，这里焦守凤转述焦裕禄说的是“这套《毛泽东选集》、这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给你”，“这套”、“这本”这两个词恰好证明了毛泽东选集》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两本书是存在于焦裕禄身边的。

二十多年后的2012年，一篇采访焦裕禄二女儿焦守云的通讯报道又提到了这件事：“在弥留之际，焦裕禄把大女儿焦守凤叫到了身边，把一本《毛泽东选集》和一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交给她说：“你要好好学习，书里边会教你怎么工作，怎么生活。”“（《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作者：谢中来源：《刊授党校》2012.7）

上述不同时间、不同人物提供的事实互相印证，有力地证实了这么一件事：焦裕禄住院期间确实是把《毛泽东选集》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带在身边的。

2014年5月14日是焦裕禄逝世50周年纪念日。这天的河南日报发表了记者李旭兵采访樊镜珍等人的文章《焦裕禄生命中的最后 53天》文章中出现了一句至关紧要的话：“焦裕禄去世后，樊镜珍整理物品时，在他的枕下发现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正是这句话，给了在焦裕禄枕下遗物问题上造谣生事的任彦芳之流以致命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