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奉孝：我是怎样“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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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样“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

陈奉孝


1979年“平反”回到老家潍坊后，我去拜访我当年的高三班主孙其昌老师。一见面，孙老师就说：“奉孝！你被打成右派是在我意料之中的。”

孙老师说，我被打成“右派”是在他意料之中的，为什么呢？被捕后，我自己也作过认真的反思。实际上一个人的命运，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

第一，我家庭出身写的虽然是“资产阶级”，实际上只不过是小业主。在反右运动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我的家庭没有受到任何冲击，不像有的“右派”同学，其父亲或亲属在镇反、肃反运动中遭到镇压、受到迫害，因此对共产党不满甚至有一定的仇恨情绪。

第二，我本人在反右运动之前，没受到过任何冲击，不像有的同学如刘奇弟,在五五年肃反运动中因为替胡风鸣不平受到过迫害。

第三，我的家庭成员和亲属没有一个在国民党政权里干过事的，因此跟国民党政权没有任何瓜葛，不像有的同学，其父兄在国民党政权里干过事，大陆解放前跑到了台湾或海外，故此对国民党政权还存有某种好感。相反的，我对解放前夕的国民党政权一点好感也没有。那时我虽然年纪尚小，但也懂事了。解放前夕，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情况我也看到过。像我家那种在旧社会属于中、下水平的人家，生计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解放后，生活反而好多了。因此，从经济的利害关系上来讲，我跟解放后的共产党政权没有任何矛盾。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最后走上了“右派”的道路呢？实事求是、毫不隐瞒、认真解剖一下自己，大概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九五一年的“镇反”运动对我的思想冲击很大。在“镇反”运动中，我的家庭成员虽然没有受到过任何迫害，可我的老师和同学的父亲却有很多被镇压了。潍坊一中有两名教课教得最好的老师李百凡和孙耀君被镇压了。李百凡是教几何的，孙耀君是教化学的。李百凡

老师教几何课，教得最好，我又喜欢数学，因此对他很崇拜。他被镇压，在我的心里蒙上了很大的阴影。除他们二人被镇压外，还有一个姓黄的老师上吊自杀了。另外，一个教高三数学的于保一老师和一个教地理的谢翔宇老师也被抓起来判了刑。另外，一个跟我从小学到初三，一直是同班的女同学李明娟的父亲也被镇压了。那年我和她都在读初三，还差两个月就初中毕业了，结果李明娟退了学。她父亲是国民党的一个军医，我小时候常到她家去玩，我觉得她父亲是一个很和善的人。当然究竟过去她父亲有什么罪恶，我不可能知道，也许是因为对李明娟的同情，对她父亲的被镇压，我心里一直很难过。

还有，一个叫于宏毅的同学，平时跟我也不错，他父亲也被镇压了，罪名是“认贼作父，私放蒋匪将领李弥”。这件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他父亲的名字叫于省初，解放后是潍坊市工商联副主任。李弥原是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日本投降后第一批进驻潍县的国民党军队（那时不叫潍坊市），跟于省初有交情。淮海战役李弥的部队被消灭了，李弥本人却只身化装逃回了潍坊。于省初把他藏在自己家的地窨子里，给他开了个假路条，李弥逃到了青岛（那时青岛还没有解放）。李弥逃到青岛后，当时青岛有一份报纸叫“民言报”，在报纸上登了这样一则大标题消息：“潍县民心不死，送李将军还青”，结果被青岛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侦察出来了，是于省初私放的他。五一年“镇反”时把于省初枪毙了。枪毙于省初的刑场就在白浪河上游洋灰桥南的河滩上，许多人跑去看，我还去看过，因此至今我记得非常扎实。此外，我的同学的父、兄还有很多被杀、被判刑的。当时我想，潍坊刚一解放时，共产党号召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登记，并且一再宣传，共产党绝不实行报复政策，那为什么一下杀、抓这么多人呢？特别是于省初，解放战争中被俘虏的国民党将领，一个也没有杀，那么私放一个国民党将领就该被杀吗？我那时虽然年纪还小，但总觉得共产党说的和做的不是一回事。

在五二年至五三年的“三反”、“五反”中，我有个最要好的同学李传湘的父亲被逼上吊自杀了。李传湘跟我住同一条街，我经常到他家去，上学都一块去、放学一块回家。我跟他的关系非常密切。他父亲是一个非常传统、非常忠厚老实的人。那时他在一家姓李的资本家里当账房先生，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会计师。“五反”时，怀疑姓李的资本家有偷税、漏税等“五毒”行为，可是又查不出什么来，于是就把李传湘的父亲先抓起来当“老虎”打，企图从李的父亲那里找到突破口。那时打“老虎”时就用了不少很残暴的手段，让跪砖头、站在高凳子上弯腰、皮带抽等手段。可李的父亲非常老实胆小，他又交代不出什么东西来，结果吓的上吊自杀了。李传湘家八、九口人全靠他父亲挣钱养活，父亲一死，这一家就像塌了天一样，生活无法维持了。不得已，李传湘高二没念完就退了学，到一家商店当了店员，那时他还不满十八岁，就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亲眼看到，当时被整的所谓“不法资本家”有很多都是冤枉的。我就怀疑，为什么共产党总是一次一次地通过运动整人，这应该吗？

当时学校里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的关系一点也不融洽。那时“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后来改名的共青团）在学校里发展团员，只有那些政治上要求“进步”，整天向团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情况、汇报别的同学的思想言论等的同学才能入团，不像现在学校里那样（现在中学里差不多所有的同学都是共青团员）。这无形中在同学之间造成了一种隔阂。更有甚者，我们班里有个党员（“文革”后他全变了，因此我不提他的名字），人人都怕他，连老师都怕他。上课时如果有哪个老师在课堂上讲什么不满的话，他就偷偷记下来，向学校党支部汇报（这可能是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有一天一位教物理的张连锷老师在课堂上讲，他在清华大学念书时就有一支手枪，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去了西南联大，他还保留着这只手枪。张

老师他既不是国民党员，也不是三青团员，但这人说话太随便。在他讲这些话时，那位党员同学正在偷偷地记录。因为他正巧坐在我的后排，被我回头看见了。我对这些事产生了极大的反感。我觉得这跟国民党时期，利用一些特务学生盯进步学生的做法，没有什么区别。

我喜欢理科，尤其喜欢数学，成绩非常突出。初中毕业时，我是全潍坊市唯一地一个不用参加升学考试就进入高中的学生。实际上我在念初中时就自学了很大一部分高中数学的内容，上高中时我又自学了不少大学数学的内容，想“成名成家”的思想很严重。我不愿意参加政治活动。解放后，为了配合土改、镇反、抗美援朝，学校三天两头组织一些宣传活动，我不参加，我觉得参加那么多社会活动浪费我的时间。团支部叫我写入团申请书，我也不写。我说，入了团以后整天开会，耽误学习。因此我成了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五四年高中毕业时，学校选拔留苏预备生，选拔上以后先到北京俄语学院学习一年俄语，然后直接送到苏联各大学去学习。我非常希望能被选上，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太突出了。我是全校、全市出名的尖子生，那个第二名的成绩比我差一大截。可是最后选了六名同学，没有我，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后来在学校最有威信的化学老师郑忻亭老先生告诉我：“好几位老师推荐过你，因为你平时不靠拢组织，政治上不要求进步，所以学校党支部没有同意。”为了这件事我找过黄道源校长。黄道源校长本来是一位很受学生尊敬的老校长，他对学习好的学生很器重，可是因为上级在选拔留苏预备生问题上有严格的条件（主要是政治条件），他也不敢违背。他对我说：“我知道你学习成绩特别突出，但选拔留苏预备生，除了学习好这一个条件外，还有其他条件。学习好这个条件你当然够了，但其他条件你都不够，不过你不要灰心，只要努力，在国内大学学习将来也一样能取得成就的。你如果愿意，学校可以保送你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去学习。哈工大的教师百分之七十是苏联专家”。我说：“不用了！我相信凭我的学习成绩，在国内我想考哪个大学都能考上！”学校最后公布的六名留苏预备生全是家庭出身好的，军烈属子弟或平时政治思想表现特别进步的同学。这件事对我的刺激特别大，我认为伤了我的自尊心。因此在最后考大学填报志愿时，我就只填了一个大学一个系，即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其余的志愿，包括是否服从分配，让我全都划掉了。通过这件事，我认为共产党是在排除异己，只培养自己的人。从此种下了对共产党的一种不满情绪。

进入北大以后，我感到北大的“左”的气氛比在中学里还严重，整天讲思想改造，究竟要改造什么呢？难道一个人想通过自我奋斗成名成家不对吗？难道只要党、团组织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不允许人有独立思考的余地、只能作应声虫，这样才对？我觉得不对。人应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能上级说什么，党、团组织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当时在北大，党员和积极争取入党的团员与一般同学之间有着明显的隔阂。正如后来沈泽宜和张元勋在“是时候了！”那首有名的号角诗里写的那样，人们之间存在这一种“藩篱”，好像有一堵墙隔在人们中间，彼此之间不能坦率地交谈。

进入北大第一年，我的“成名成家”思想依然很严重，因此学习也比较努力。但慢慢地我了解到，毕业后凡是被派出国留学深造（当时主要是去苏联）或被分配到科学院、名牌大学工作的并不是学习成绩最好的同学，而是把政治思想表现放在第一位。我感到有点心灰意冷。五五年的“肃反”运动，我本人虽然没有受到任何冲击，但学校里搞得很恐怖，整个暑假没让回家，整天开会学习，还在全校大会上抓人。本班的孙乾同学，家住辽宁省抚顺市，因为说了当年苏联红军进东北的时候强奸中国妇女，结果被批斗，差点被打成反革命（他说的是事实，后来反右期间翻老账，又把他打成了“右派”）。社会上文艺界大批抓人，全国的气氛都搞得很恐怖。我觉得这种气氛太不正常了，我慢慢的产生了想离开这个国家的想法。五六年发生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事件。当时中国政府虽然矢口否认这个“秘密报告”的存在，可是北大有几百苏联和东欧的留学生，这个“秘密报告”很快就在北大流传开来。我突然对这件事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一天我在第三阅览室看见任大熊老师在看一张英国的“工人日报”，我凑过去一看，正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因为我的英语基础比较好，基本上能看懂，于是我也借来看（后来在五七年整风反右期间，任大熊、陶懋颀和我还一起翻译了这个报告，想在“广场”上发表。反右后期，“广场”被迫停刊，未发表成）。从这个报告里我了解到斯大林统治的残暴。我又联想到中国搞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镇反、肃反等政治运动，我觉得中国跟苏联一样，也有类似的情况。过去我是不关心政治的，报纸从来不看，一心埋头读书，梦想“成名成家”，可现在突然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报纸天天看，而且看了后自己琢磨。我不相信报纸上说的都是真话。十月份又发生了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苏联出兵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中国政府为苏联的出兵叫好。这时我开始认真的思考，我觉得苏联、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绝不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虽然如此，直到被捕，我始终没有怀疑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我始终认为，不管怎么说，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了剥削，就这一点来说，比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就是一个进步。苏联、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弊端不是在公有制上，而是在它的政治制度上。因为苏联和中国过去都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特别是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因此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封建式的社会主义。过去除了在课堂上学的“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以外，我几乎没看过任何政治和经济学方面的书，因此我当时的这种认识肯定是肤浅的、幼稚的。可是正是这些想法和认识，成了我后来被打成“右派”的思想基础。另外，我小时候很爱看《水浒传》之类的旧小说，从小就有爱打抱不平的思想。上高中后我读了俄国大作家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托斯托也夫等人的著作，读了法国大作家雨果、福楼拜尔、左拉、大仲马、巴尔扎克和英国大作家狄更斯等人作品。这些文学巨著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对我的感染很深。也许这就是孙老师所说的，我被打成“右派”是在他意料之中的。

以上我对自己思想发展过程的反思完全是真实的，赤裸裸的，我不想隐瞒半点什么，我只想把一个真实的我彻底暴露给世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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