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学诗：我为什么会被定为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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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会被定为右派


黄学诗

1958年3月我被北大哲学系二年级党支部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尽管我出身工人家庭，父亲14岁离开老家崇明到上海打工，当厨师。母亲13岁入纱厂当纺织工。1949年上海解放，我考入徐汇中学，1950年加入青年团，参加学校建团工作，中学六年一直从事学校团的工作。1955年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代表工农兵子弟讲话，在校刊上登过我的文章：《祖母的嘱咐》，在北大团委做学校运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1957年鸣放、反右期间，我只是从内心里比较同情关于独立思考、民主自由、同人办报、办刊物等言论。因自感知识少，又不善辩论，因此并没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更没有什么越轨的行动，反右运动中，李寄霞要我去人民大学揭发批判我中学时老同学潘世元，说他是右派。我认为他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他曾是地下党，怎么会解放了却反党反社会主义？于理说不通。他对人大校长胡锡奎有些意见，写信给毛主席，这是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党员应有的权利，我也揭发不出他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可是我们班上反右积极分子桑志达、刘福同等秉承指示，硬说我同情右派，为右派辩护，与右派共鸣，也是右派。最后在刘福同、张文德主持下给我定罪，居然说我罪状有六条之多。又不准我说理辩白，事先在同学之间做了布置，“只准他签字画押”，不准他“否认反攻”，只准我签字认罪。几十年后，当时我们的党支部书记柳文超同志、刘福同同志、张文儒同志都说：“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你打成右派。”只是说：“这是上级的意图。”“若不反你，他们就要反我。”柳文超把责任推给当时党总支书记王庆淑。

王庆淑同志在文革中也备受苦难。文革结束，她来太原，我去拜访她，她拉着我的手说：“当时我们都左的可爱，让你受罪了……”后来张文儒、刘福同等也曾多次向我道歉、请罪。这些都是历史了。我们都还活着，活着就是最大的胜利。但对这段历史，不应遗忘，更不应造假，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我为什么会被反成右派呢？

我在22年的右派生涯中，不断地写检查，反省自己，深刻检讨自己的“罪行”，现在看来还是有意义的。

我之所以被反为右派自有其客观的和主观的原因。先说客观原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与中华民国相对立的。中华民国是与满清皇帝的专制政府相对立的。毛泽东要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统上法统上都要根本否定中华民国的。名之为新中国，新在什么地方呢？新就新在完全否定了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既不是人民的，也不是共和的，名义上是党天下，实际上是毛泽东一人的天下。毛曾写诗：“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说白了就是：全中国人民只能听我毛泽东一人的。

1956年初步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他认为让资产阶级在中国绝种，让私有制在中国绝种，他基本上都做到了，但在思想战线上，在人们心目中还未能树立起毛泽东的绝对权威。这是他一直想做而还没有做到的。1953年斯大林逝世，这是他提高威信的一个机会。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公开揭露了斯大林独裁和杀害了许多革命同志的事实，全世界共产党人都大为震惊，中共八大也谈了个人崇拜问题，并在《党章》中删除了“毛泽东思想”一词。毛当时也不得不举手同意，但他始终对个人崇拜问题有不同看法。他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承认不承认，坚持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是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之一。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想法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奠定了对斯大林七三开的评价。这在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中是独树一帜的。可是当时苏联人民并不买账。毛和党中央认为，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批判和打击一切资产阶级思想。当时毛主席和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特别是在我头脑中是至高无上的，绝对正确的。毛主席是我心中的偶像，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的绝对权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已经成为当时中国人的共同信念。

1956年还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我们当时都迷惑不解，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怎么还会有人民来游行、示威，反对自己的政府的事。毛泽东认定：这是波匈两国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的结果，是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实行颠覆的结果，是反社会主义的暴乱行为，毛主张坚决镇压。如果在中国发生类似匈牙利事件怎么办？毛泽东认为：应加强党的领导，放手把国内的资本主义的暴乱思想引导在一个一个小范围内发生，然后运用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再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一个一个地予以解决。据我所知，当年西安交通大学因为学校搬迁问题（1955年从上海搬迁到西安），师生提了不少意见，被称为闹事。武汉的汉阳一中因升学考试问题发生游行的事件，毛泽东亲自定性为小小的匈牙利事件，坚决予以镇压。这是比诸当年赵恒惕更为残暴的手段。

毛泽东是主张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毛泽东是有局限性的，他思想中的共产主义就是中国传统的“大同世界”和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他想凭借他个人威望、政治策略、军事力量，引导、驱逼中国人民走向理想的社会。由于井冈山斗争经验、延安时期的革命经历、党内斗争的成功，由于领导武装斗争的胜利，他坚信三条就可以无往而不胜。一是党的团结一致，思想和行动统一，不能有异己思想；二是军队必须牢牢掌握在我的手中；三是他的正确思想政治的领导，批判、消除了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就可以逐步达到理想的目标。因此他在党内批判斗争各种异己思想，树立起他个人的绝对权威，没有权威，什么事业干不成。还要大力批判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自由、民主、人权、新闻自由、三权分立、多党竞争、议会制度等，这些思想都是有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是搞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当时中国确是存在着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特别是民主党派中的头面人物，文艺，出版，新闻各界，学校教育中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青年学生中对现实不满的情绪等等都是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他的想法不甚一致。波兰、匈牙利的领导人就是因为没有同这些思想作坚决的斗争或把斗争简单化了，才发生了裴多菲俱乐部这样的反社会主义势力，因此他要求全党全国必须与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什么是裴多菲俱乐部呢？他认为只要几个人趣味相同，议论时政，甚至只是交流思想的都是裴多菲俱乐部。这成了后来反右派运动中打击知识分子小集团的一大法宝。

1956年中国的形势大好，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完成了三大改造，意气风发，一心跟着党走，要搞好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大学生在“向科学进军”，要把青春和知识奉献给伟大的祖国。我55、56年假期都没有回家，钻图书馆，上运动场，宿舍睡觉。绝大部分学生都在自觉地发愤用功。毛泽东在1956年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后又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逐级传达，群情振奋。学校里更是思想活跃，各种社团积极组织活动，都是与将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好祖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在大学里，大学生对苏共20大和波匈事件，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对社会主义，对揭露出来的斯大林的暴行，对发扬民主，对如何更好的促进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毫无顾忌，敢想敢说。宿舍里、课堂上甚至饭厅里都可听到热烈的争辩。总的说来都是正面的，都是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的领导是正确的，尤其是对党的八大都是衷心拥护的。当然也有人对1955年反胡风运动和后来的肃反运动以及对农村统购统销政策提了些看法和意见。不过大家都是本着拥护党、拥护毛主席，为了更好地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而思考、争辩的。事实上毛泽东及在他直接领导下的全党在领导中国前进的过程中确实也是有些过错的。比如说：大学院系调整、合并；用党委制办法来领导大学；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1954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5年搞了“胡风反革命集团”。这是明显的违反《宪法》的行为。可是当时全国的报纸，全国人民都是一个声音，都是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后来听说只有吕荧提出过不同意见，说“胡风向党中央提建议怎么能说是反革命？”结果这个人马上就被打成胡风分子，也成了反革命。今日座上宾，一句话马上就成了阶下囚。毛主席的威望这么高，党在全国的力量这么大，谁还敢鸡蛋去碰石头呢？可是大家（尤其是知识分子）心中有些不平之气，在私下里总是会说说的。这在民主共和国中应该说是很正常的现象。毛泽东当然知道这一情况，他称之为“这是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他决心要解决这股逆流，他认为逆流来源有二：民主人士中的敢于说话的人物，二是知识分子中敢于独立思考的人物。这两种人是敢于对他的领导权威提出挑战的，是他不容易管教的势力。经过周密的思考，他决定采取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办法。

    于是他制定了号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全党整风，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正是民主党派人士所深恶痛绝的“三害”。他要求各级党委，尤其是统战部召开民主党派头面人物和知识分子座谈会，要求大家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他又适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向科学进军”、以及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口号，起到了迷惑“敌人”，进退自如的政治效果。毛泽东不愧是一个精明的、城府很深的政治家。

    在这种张好了网罗的环境下，我一个才21岁的青年学生，满怀着对共产党，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的热爱与忠诚，听到党要整风，要改正毛病，要更好地前进，我是兴高采烈，全心全意地拥护和欢呼的。

下面我说我的主观原因：

我出生在上海农村，崇明岛上，母亲是纺织工人，父亲在上海给外国人做饭，是厨师。因家里贫困，1945年我十一岁随父到上海，帮助父亲洗碗，后入中国小学读书。1949年上海解放，这一年我小学毕业，考入徐汇中学。1950年在褚应洪、潘世元等地下党员启发和帮助下参加了徐汇中学建团工作，后一直从事团总支工作。1952年我父亲由组织出面调到徐汇中学厨房工作，我一直享受着全额助学金。1955年考入北大哲学系。我一直自认为根红苗正的党的事业的助手和接班人，也曾下定决心要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革命者。

我受到的教育：父亲对我进行过爱国主义和正派做人的教育。我11岁随父到上海，船到黄浦江码头，当时黄浦江中许多船，挂着星条旗、米字旗。父亲对我说：这些都是外国的，有美国的，英国的。这是我们中国的土地，可是黄浦江上多的是外国船，因为我们国家不够强大。你长大了应该自己造大船。不要让外国人在我国的江河上横行。这是我受到的第一次爱国主义教育。
    我父亲没有上过学，只在天主教的读经班念过几天经文，略识几个字。14岁到上海学生意，学给外国人做饭。他经过自学能读懂《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志演义》。一直教育我要做一个正派的人，正直的人，要靠自己的能力和力量来办事，生活；不要做卑躬屈膝，拍人马屁的小人。他很崇拜鲍叔牙和管仲的友谊，还常给我讲桃园三结义的故事。他认为为了一己的私利而出卖朋友是很可耻的。一个人可以穷困潦倒，但不可以私心害人。出卖祖国的是汉奸，出卖朋友的是小人。一个人活着要做光明正大的君子，不可以成为卑鄙的小人。
    学校受的教育：我在读小学时，老师讲华盛顿砍了樱桃树遭到父亲责骂，他勇于承认错误的故事，对我印象特别深；孙中山先生为中国革命而在伦敦蒙难的故事，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做君子，不做小人，不做乡愿的思想，给了我很深很深的印象。

解放后，进了中学，《钢铁是怎么样炼成的》是我最爱读的书，我们高中的班命名为“保尔班”，当时是登了《青年报》的。我是在党和团直接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每个假期都要参加团干部培训，接受革命理论和理想的教育，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各种政治运动。

1955年我高三时参加了反胡风运动，报上说：胡风是反革命，我们青年团员当然应该与党站在一起，反对胡风分子。一直到1955年9月考入了北大哲学系我还带着反胡风分子的学习材料。已是大学生了，我读了这份《三十万言书》后，有这么一个问题：胡风对党的文艺政策有不同看法，向党中央，毛主席写报告，说出自己的意见，为什么就是反革命了？但我相信党中央不会错。一定还另有他们的罪行材料，也许还不能让我们知道。但光从这份意见书来看我认为还不能得出胡风就是反革命这个结论。这个话在大学一年级时我对较为知心的朋友李存立说过，因为都是团的干部，李存立还是党员，我就坦诚地对他说出我的想法。那时我根本就没有什么防人之心。

我是高中毕业考入北大的，数理化也学过，以为要学好哲学必须懂得各方面的知识。因此一入学就去找各方面的书来看，当然不一定能看懂，但求知的欲望是真切的。一些调干生同学（如刘福同等）在一次会上说：“有些人好高骛远，应抓好基本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我认为他说的是我，他说的对。于是我就重点去读《费尔巴哈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遍、两遍、三遍地读，开始读不憧，慢慢才有了一些理解，课堂讨论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汪子嵩老师根据苏联教科书说：“一切唯心主义者（包括黑格尔在内）都是不可知论者……”但刚刚读过的《费尔巴哈论》里恩格斯说：对世界可知与否的问题，黑格尔的回答是肯定的……。我认为恩格斯的说法是：黑格尔虽然是唯心主义者，但他肯定了世界是可知的。因此我认为，说黑格尔也是不可知论者是不符合恩格斯的说法的。课堂讨论时很多人，特别是桑志达批判我。会后徐明

老师还找我个别谈话：这样想法是危险的，怎么能说唯心主义也是可知论呢。可是我就是想不通，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危险的。

还有一次是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矛盾是不是永远存在问题的讨论。汪老师说：到了共产主义，对立就会消失，矛盾就能解决，差别还存在，可通过内部协商解决，还说党和人民之间是没有矛盾的等等。我又不同意这看法，既然说矛盾对立是永恒的，永远存在的，怎么能说党和人民之间就没有矛盾或不会产生矛盾呢？怎么能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不会再有对立和矛盾了呢？当时我在课堂讨论上是敢于说出自己的不同意见的，也遭到了多数人的批评，因为我讲的与老师在课堂上讲的不大一样。我认为我的想法是有根据的，并且是合乎逻辑的，我一直坚持着。我跟人民大学的潘世元说过：“我常常是班上课堂讨论中的反对派。”在反右派斗争中有人去做了调查，由桑志达批判我说：“黄自己说：我是班上反右派斗争的反对派。”我认为他是嫁祸于人并且是他主观杜撰的。因为《6·8社论》以后潘已被反为右派，我也不可能与他见面，怎么能说自己是反右派中的反对派呢？我喜欢自己思考并敢于说出自己不同于他人（哪怕是老师）的意见，还敢于去争论，引起了一些人对我有看法，认为我是异类，或是什么“狂妄”之徒。

我受到党、团的教育，树立了片面的阶级观念。我是工人家庭出身，因此将同样家庭出身的人引以为知己。李存立家是铁路工人，我认为这是同志，希望能与之深交成好朋友。李存立是党员，我也正积极要求入党，我认为在政治上他可以帮助我。因此我对他更亲近。我曾对他说过：真正的朋友是知心之交，比一般的同志关系有更深的个人因素，应该坦诚相待，不耍阴谋诡计。但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他对我有些阴阳怪气，言不由衷，似乎没有什么心存坦白的意思，我当时很不高兴。因此在1957年9月暑假回家时把自己不满的情绪借阴雨天气抒发了一通，给李存立写了一信，后他把信交出来，由张文儒出面说我这封信就是右派心态的大暴露。我怎么也闹不懂什么叫“右派心态”。

1957年5月19日

以前，我很少参加班上的集体活动，因为我是校团委派往北大足球队负责政治思想工作的副队长，课余活动，基本上都在足球队。

5·19北大贴出大字报《是时候了》，紧接着是谭天荣、刘奇弟、龙英华等人的大、小字报，纷纷出来，一时学校很乱。我是不同意大字报中说我们党、学校领导不好的。党号召大家提意见，整顿党内三种不好的主义，当时名之为除三害。我对学校里的大字报提意见，攻击领导的说法是不满意的，但我觉得党既然说了要大家提意见，现在大家正在提意见，因此党很难领导这场运动。我忧心忡忡，在5月25日左右我写了一张大字报《一个共青团员的呼吁》，贴在大饭厅东门口的黑板上。要求大家心平气和，与人为善，帮助党整好风，共同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同时我还给校学生会和系学生会写信，要他们出面来领导这场帮助党整风的运动。后来我说了这件事，有人说我“不相信党能领导，妄图让学生会来取代党的领导”。我当时不能接受。

林希翎来北大演讲，开始我不知道，后来传的人多了，我也去听过一次，讲南斯拉夫问题。根据我那时的认识，我是不同意她的观点的，但我很想了解她怎么想的，我很想听听她的分析和想法。可是我们班刘路既不上台与她辩论，却在后面不停地喊，不让她讲，还喊“打倒反革命”。我实在不理解，当时刘路为什么要这样做：不上台去批驳。只是在人群中起哄。

真正使我被划为右派的事由是我为人民大学学生，我的中学同学（后来是我们的政治课老师）潘世元辩护。他是1956年考入人大的，分在经济学系，他不满，想转学哲学系，还想转到北大来。他是老党员，是解放前的地下党，对人大校长胡锡奎有意见。他给毛主席写信，说胡锡奎不学无术等等。在反右派斗争前他对我说过，我还劝过他：给毛主席写信是你作为一个党员的权利；想转学，这似乎你太个人主义了，我们可以提要求，但还应有服从组织分配这一条；你说胡锡奎不学无术这是人身攻击，不能解决问题的。大概在6月8日那天，我们见过最后一面，因为我们谈了对《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的总体看法。反右一开始潘在人大就被反为右派，这是李寄霞同志告诉我的，她代表党组织与我谈话，要我对他进行批判，揭发。我说：潘是地下党员，我的入团介绍人之一，他对人大胡锡奎校长有意见，给毛主席写信，这我知道，这是他作为党员应有的权利；批评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认为不是的。我知道的就这些，我全说了，我和他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由此还是桑志达批判我同情右派，为右派辩护，最后说：你也是右派。对此我不能接受，也无从辩白。我不能为摆脱困境而瞎说别人。

1957年5月底，我们两班联合开大班会，会上决定出一油印刊物，表明我们帮助党整风除三害的决心和态度，我班选我和凌祖鑫，一班选由叶朗和弓肇祥，共四人组成编委。我建议刊物定名为《五月》，刊登各种意见，目的是帮助党整风，除三害，我主张既不太激进，也不太保守，采取不偏不倚态度，因此取名为《五月》。我负责出一、二期，《发刊词》是我写的，还有一首诗《像狼一样吃掉教条主义》。第一期我们在团委办公室干了一个晚上。后来有人说《五月》是右派刊物，我认为不是，是反对错误言论的，是要让大家自由说话的。有人说《五月》是反右刊物，后面几期我不知道，一、二期也不是反右的，而是各抒己见，帮助党整风的。好在叶朗、弓肇祥、凌祖鑫和我都还活在世上，可以回想起来的。

在整个反右派过程中，我之所以被反为右派，我能想起的，就是这些。柳文超他们党支部的内情我不知道。1958年3月由刘福同宣布给我定罪，罪状有六条之多，把我定为右派，还不让我申辩，只准我签字认罪。我不想与班上对立，更不想与党对立，于是我就签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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