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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工真:怀念我的父亲李国平院士 (武汉大学数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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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17 08:15:1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李工真 (武汉大学历史研究中心德国史教授)


写我父亲李国平的文章太多了。作为1955年中国科学院的首批学部委员(院士)、一级教授,这位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数学家离开我们已经11年了。今天,我想写的是一位平凡的父亲,一位慈父,一位在儿女心中灵魂的乐师与生命的哲人。

父亲的伟大就在于他在儿女心目中是这个家庭的精神支柱。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父亲总是里穿一套浅灰色的西装,外披一件深蓝色的灯芯线披风,左手拿着烟斗,右臂挎着阳伞,昂首挺胸,迈着快步,来去匆匆,行走如飞,那披风竟在身后飞扬起来,仿佛急忙赶去破案的福尔摩斯。我的小伙伴们老远见了,都会喊上一句: “工真,你爸爸来了!”我便会飞也似的跑上前去,钻进他的披风里……

父亲曾非常自豪地告诉我们,“你们五男二女七兄弟姐妹,个个都是我亲自接生的”。这在整个珞珈山上都绝无仅有,因而也一直被人们传为佳话。父亲的确懂点中医,还会“把脉”,儿时一旦我们生了病,也几乎从不去医院看病、打针。他治病的“绝招”就是“钳砂”,头疼脑热之类的疾病,经他一“钳”,顿时手到病除,真是神了!(注:比较有学术成绩的子女-----李震欧(加拿大)、李德华(华中科技大学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李工真(武汉大学历史研究中心德国史教授)、李工宝(华中师范大学数学物理湖北省重点实验室主任)、李工勤(麻省理工学院数学教授))

父亲的书桌底下,是我们兄弟姐妹儿时最喜欢待的地方,那里有一份特有的温馨与安全,他脚下那双闪闪发亮的黑皮鞋也是我们最喜欢玩耍的东西。那时我们何曾想到过,父亲正凭着他的智慧与毅力,专心致志地写着他的科学论文呢?只有当我也做了父亲的时候,才真正体会到父亲当年是多么不容易!

全家五个兄弟,每人都挨过父亲的“打”,但都只有一次。他要让你永远记住的不是打得有多疼,而是他那动怒的缓慢过程。他要你看着他满面怒容地折下一根树枝,在将树叶一片一片摘下来的同时,口中不停地说道:“那就试试看吧,那就试试看吧!”鞭子做好后,就会雨点一般地落下来,但每一下都打在你的身旁,只有那最轻的一下落在你的屁股上,但他那动怒的神情你永远也不会忘记!随后,他怒容消退,把你抱到他的桌旁,给你吃两块饼干,名曰“补伤”,当晚,更会受到他一场特殊的优待:与他同睡一床,他会给你讲故事,鼓励你去做一个有出息的人。从此,你便再也不敢,也不愿惹他生气了,当然也就再也挨不上他的“打”了,因为他说过:“每个男孩子我都只打一次,需要给我打两次的,他就没有出息。”

父亲最喜欢给我们讲的就是那类出身卑微的穷孩子如何“囊萤映雪”、发愤学**的故事。每当此时,我总爱爬上他的背问道:“那后来呢?”他也总会回答:“后来他就成为了一位学问家!”当我要他给我讲他小时候的故事时,他讲道:“我的父亲,也就是你的爷爷,是个裁缝,那裁缝铺里满地扔的都是铜钱,每天中午,都要去给他送饭,我从那铜钱上哗哗地走过去时,连头都不低下来看上一眼,一位裁缝师傅就对我父亲说:‘唉呀!你这个孩子将来定会有大出息,你看,他竟然连钱都不爱……’”

我是从“**”中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才知道父亲是“武汉大学最大的反动学术权威”的。由于他曾去过七个国家,在蒙受不白之冤的年代里,竟被打成“七国特务”,最后甚至被打成“叛国集团首犯”。那时,几乎天天有人来抄家,连地板都被撬开,挖地三尺“找电台”!但父亲总保持着乐观主义的精神,在那些他“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日子”里,他上午挨斗,下午“劳改”,晚上研究,他就是这样挺过来的!

1970年7月我还未满18岁,下乡招回城后,在汉口江汉路上的“老南京理发厅”里做了一名理发师。“李国平的儿子在剃头”的消息,即使在那个“科学的冬天”里,也仍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父亲一有机会到汉口,总要到理发厅里来看我。他经常鼓励我:“法国有位哲学家是个修眼镜的,萧楚女是个跑堂的却能写很美的文章,当年留学生里多少人曾在海外刷过盘子、洗过碗。只要能白天理发,晚上做学问,也照样能有所作为。”“你要想将来有所作为,就自己读书,三十岁以前给我把床板竖起来!”如果说我这个过去只读过一年初中,下过农村,又有过八年理发师生涯的人,后来竟然也能成为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那的确首先要归因于父亲当年的鼓励与教诲。

记得1978年恢复高考后,我考上武汉大学历史系,父亲与我进行过一次特别的谈话,他讲道:“真正的学问不是靠老师教出来的,而是靠学生自己钻研出来的。老师要教的实际上是让学生学会能自己学**的方法。唯有能自学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学问家。”1985年我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商品经济大潮已经袭来,父亲告诫我:“做学问的人要过得了三关,一是不怕受穷,二是耐得住寂寞,三是不为名利所累。因此,想钱、想名、想利的人,最好不要谈学问。学问往往是由一群‘傻子’来做的,当他们‘傻到头’时,他们就是最聪明的人。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这样一群‘傻子’!”“历史学家最难做,没有‘左秋失明’、‘司马宫刑’的毅力与决心,怎么有胆量去客观评价天下之事呢?”

父亲经常与我讨论学者应具有的精神状态问题。记得有一次,他将一本由他的老学生赵中立、许良英编译的《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送给我,要我熟背其中的一篇文章,并以此作为座右铭。那是爱因斯坦于1918年4月23日在柏林物理学会举办的马克斯·普朗克60岁生日庆祝会上的讲话——《探索的动机》,并特别告诉我,其中,他最喜爱的一句就是“……促使人们去做这种工作的精神状态是同信仰宗教的人或谈恋爱的人的精神状态相类似的,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因为,正如他所说的,“这是对所有那些真正献身于科学的人们的精神状态最为真实的写照”。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献身于科学的人。他1910年11月15日出生于广东省丰顺县一个贫瘠的小山村里,5岁时入私塾,11岁时被他的伯父李介丞带到广州接受现代教育,就读于广州南海第一高小,1923年考入中山大学附中的前身广东高师附中,1929年考入国立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1926年,伯父李介丞停止了对他的供养,为生计所迫,他不得不从16岁起便走上一条自食其力的道路。他“边学**、边教书”,读高中时,就教工人夜校,读大学时,就教高中。由于他掌握了自学方法,因此这种生活的压力不仅没有影响到他学业上的精进,反而培养起他一种顽强的独立性格。早在上大学二年级时,他就开始在《中山大学自然科学》学报上发表数学论文,因而在1933年大学毕业后,便跨过了助教阶段,直接被聘为广西大学数学系讲师。1934年经校长马君武先生推荐,他东渡日本,成为东京帝国大学数学系主任竹内端三教授的研究生,由于他勤奋努力,刻苦钻研,很快便以其卓著的学术成就被日本数学物理学会接纳为会员。1937年归国时,他才27岁,就被中山大学破格聘为数学系教授,成为当时中国大学里最年轻的教授。后又经熊庆来先生举荐,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研究员”的身份,前往法国巴黎大学庞加莱研究所工作。在《巴黎科学院院报》上,他连续发表多篇函数论研究方面的高质量论文,引起国际数学界震动,被誉为“东方数学奇才”,同时也被接纳为法国数学学会会员。1939年正值抗日战争初期,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他毅然归国,任四川大学数学系教授。1940年又被曾昭安先生看中,受聘为当时已迁往四川乐山的国立武汉大学数学系教授,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武汉大学。

父亲毕生治学不止,硕果累累,撰写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函数论”、“数学物理”、“系统科学”三套丛书共专著20余部。但他总是十分冷静地对待别人的赞誉与评价,谈起当年国际数学界对他“东方数学奇才”的赞誉,他对我说:“哪来那么多‘奇才’,我初一时的数学就只考了15分。后来还是我的老师刘君罴先生给了我一本《温德华小代数》,要我边读边写地自学,才真正喜爱上数学的。”“事实上,一个人的学问与成就靠的是他自己的努力与勤奋。当年我在东京,一天只吃一顿饭,在巴黎时,仍然舍不得吃早饭,为的是将钱省下来买书、做学问。晚上人饿得不得了,薄薄的被子竟感到有门板那么重,我就索性一脚踢开被子,翻身起来,挑灯夜战。所以说,名气是别人吹出来的,唯有学问才是靠自己做出来的。”

作为数学界的巨匠大师、我国函数论研究的主要奠基人,父亲在半纯函数、整函数、函数逼近值理论以及准解析函数、微分方程解析理论等方面,均取得了世界公认的大量重要研究成果。在半纯函数研究上,他创立了半纯函数的聚值线理论;在幅角分布理论研究上,他得出了比当时的世界函数论大师瓦利隆和米洛更为精密的结果;在解析函数逼近理论中,他获得了整函数的拉格朗日插值收敛性、解析函数的费伯多项式逼近上的一系列成果;在准解析函数研究方面,他在关于唯一性定理、周期准解析函数族理论以及某些准解析函数为系数的线性常微分方程解性质上的研究成果,也将前人的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微分方程解析理论及闵可夫斯基函数的研究方面,他研究了与微分方程解析理论有关的自守函数与闵可夫斯基函数的内在联系,并独立给出了闵可夫斯基函数全部定理的详细证明;在函数构造理论用于微分方程、差分方程的研究中,他也做出了多项开拓性的贡献;在函数族理论、聚结集理论、等角写像边界性质、全纯函数的边界性质、拓扑群上的函数论研究及应用,普里瓦洛夫定理及其推广和应用等方面,他同样取得了进展,并提出了纤维丛积分概念,给出了狭义相对论向广义相对论转化的原则。由于他在数学研究上的卓越成就,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国家科委学术委员会数学组成员、中国数学会常务理事,1956年被评为国家一级教授,并长期担任湖北省、武汉市数学学会理事长、湖北省科协副**,以及第四、第五、第六届全国**代表。

作为我国数学物理与系统科学的主要倡导者与领导者,早在50年代,父亲便积极倡导数学与其他科学技术的边缘研究,并极富远见地提出了“一个主体、两个翅膀”的科研设想:主体是数学、计算机科学与系统科学的结合,发展数学、应用数学与计算数学,开发系统科学的基础研究;一只翅膀是数学与物理、天文、地学、化学及工程技术的结合,以研究宇观、宏观和微观物理现象的数学规律性;另一只翅膀是数学与生物科学相结合,研究运动形式,特别是生物运动与生命运动形式的数学规律性。从而指出了数学应用的具体途径,并为纯数学科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和方法。几十年来,他还身体力行,先后受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委托,创办了中国科学院武汉数学研究室、中国科学院数学计算技术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武汉数学物理研究所、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武汉计算机培训中心,并亲任所长或主任。在数学物理与系统科学学科的开拓性研究工作中,他先后创立了电磁流体力学波工程理论、岩土统计力学理论、半导体各向异性能带理论、地震弹性波工程理论等。80年代初,他创办了《数学物理学报》,并亲任主编,还与钱学森、关肇直等科学家一起,创建了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并担任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

作为一位教育家,他桃李满天下。尽管他长期担任武汉大学副校长、数学系主任与武汉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但他从未脱离过讲台。在执教的半个多世纪里,他怀着“登高人向东风立,捧土培根情更急”的殷切之情,为中国培养了数代优秀的专家学者,当今中国的许多著名学者如蒲保明(院士)、王柔怀(吉林大学教授)、路见可(武汉大学教授)、丁夏畦(院士)、王梓坤(院士)、齐民友(武汉大学教授)、陈希儒(院士)、阳名珠(院士)、沈绪榜(709研究所)等都是他的得意门生。在他的学生中,有科学院院士、有博士生导师,有数百名教授,更有一大批工作在各高等院校和研究单位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和科研骨干。但他总是强调“学生必须超过老师,也应该超过老师,否则就一代不如一代了。”他最感欣慰的是,他的学生中又有人取得了新的成就。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学生中能有更多的人成为院士!”

作为一位令人崇敬的导师,他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对待自己的学生。记得70岁生日的那天,他的老学生、吉林大学著名教授王柔怀从东北赶来为他祝寿,送上了他夫人为我父亲做的一件羊绒袄,并含着热泪告诉我们,李老师当年是如何将自己身上的棉袄脱下来披到他身上的。

作为一位著名诗人兼书法家,父亲从没有让任何一位上门求字的人遭到过拒绝,无论他是大学教授、国家干部、记者、工人或大学生,还是老人、青年或少年儿童。父亲也喜欢作画,著名国画大师关山月、黎雄才都是他的挚友,他也曾向他们讨教过,一旦情绪上来,便大写意几笔。但那画中总不见人物,只有碧水青山的大自然,还要边吟边唱、挥毫题上一首诗词,并盖上印章,随后便拿图钉将画钉在书架上或墙壁上,一边自我欣赏,一边要我做出客观的评价。我总会说:“你的诗词、书法都堪称一绝,但你的水墨画还不算太高明,虽有所进步,但进步很慢。”他听后总会朗声大笑:“你是唯一敢在我面前公开批评我的绘画的人!”说完,也总要给我倒上一杯广东丰顺老家“正宗的功夫茶”“以资鼓励!”

全家兄弟姐妹中,没有谁比我更幸福的了,因为我的住处离父母家最近,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回家去陪伴晚年的父亲。每次伴他时,他总要给我讲自然科学的发展史,与我讨论传统文化中的问题,甚至与我共读《二十四史》,以弥补我中国史知识上的不足。四十多岁的人还能经常得到父亲的教诲,这是何等的幸运!每当我要离去的时候,总要给他老人家洗个脚,他总会说道:“唉,不简单啊,堂堂武汉大学的教授给我洗脚!”我也总会回答:“为堂堂中国科学院的老院士洗脚,那可是我这个教授的荣幸!”但父亲的脚越来越冷、越来越肿了,他患的肺气肿病也越来越严重了。

有着70年教师生涯的父亲总对我说:“最应受到尊重的是你的小学老师”。1995年,他为我们小学的一场同学会挥毫写下“真”、“善”、“美”三个大学,并对我说:“小学老师是最早教你这三个字的人。人生在世,最难做到的也正是这三个字!”他向我许诺:“到2000年,我还会给你们写!”没有想到,这竟然成为他唯一没有向我兑现的诺言。

父亲是1996年2月8日离我们而去的。2月15日火化那天,社会各界数千人冒着严寒赶来为他送行。在那大过年的前夕,谁能想到,竟会有那么多的朋友为之垂泪,那么多的学生为之恸哭,又有那么多不曾相识的人长跪不起,舍不得他永远地离去。我不能不深深为之感到震撼,或许,大树的高度只有当它倒下来的时候,才能量得最准!

今天,他的铜像巍然耸立在“武汉·中国光谷广场”的蓝天之下,与他做伴的有毕、李时珍、李四光……他那沉思的目光遥视着远方,整个身躯倚在他所证明的一个数学定理之上,右手执笔托着下巴,仿佛还在思考着科学前沿上的难题。这位学贯中西、文博今古、情怀沸腾、正气浩然的智者,在他86年的漫长生涯中,最热爱的是科学,最看重的是情谊,最同情的是弱者,最蔑视的是金钱。我想,这就是父亲的精神,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伟大的人格精神!继承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等后辈责无旁贷的光荣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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