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尊一：向毛主席的呼吁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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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尊一：向毛主席的呼吁

   在大鸣大放中，我们的矛头要对准“三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不是存在在个别机关或学校里，是在目前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普遍地存在着。那么我们要根除”三害“是不是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掘一下呢？

   我先谈谈三害中的宗派主义吧！

   共产党以为天下是我们打下的，政权应由我们掌握，好官我自为之，人民只能听从共产党的命令指挥和摆布，人民那里有宪法上赋予的思想，言论的自由。

   现在我们国家的主席只有两个，国务院总理有十余人，但都没有一个党外人士，这算不算中央的宗派主义的表现呢？在政治体制上说，这算不算是一个“人民民主制”的国家呢？元朝时侯，把全国人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最高贵的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族人，第四等是南宋人。当时统治权在蒙古人手里掌握，其次才是色目人掌握，汉人和宋人只是处于被统治者的地位了。我们把这种政治叫做”民族压迫“。再如，清朝入关后，政治要职都设副职，如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满汉人各担一职，满人官品高，汉人官品低，满官有职有权，汉人有职无权。这种政治我们也叫做“民族压迫”。

   但是，反观今天，全国人民也可分为四等：第一等最高贵的人是共产党员，第二等是共青团员，第三等是民主党派，第四等是群众。现在我们国家除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外，国家机关/学校/企业的首长，也多是设复职。正的总是由党员担任，副的偶有民主人士，但民主人士多是有职无权。这种政治形式，除了本质不同外，和元朝，清朝，又有什么区别呢？这种政治制度，应该叫它什么名字，我不知道。

   几年来，在各部门和合个角落，工作发生了错误，总是说下级执行政策有偏差，或者说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是，政令的草率颁布，更张频繁，保守/冒进，又保守，又冒进，这种摇摆不定，还说是为了适应情况的发展。

   另外，一切讨论变成了形式，一切认真的讨论根本不开。领导上对待恭维/奉承/吹牛拍卖的人认为是积极分子，认为政治上可靠，可以得到提拔和升官。对待在政策号召上稍存怀疑，或提出不同看法的人，便认为是思想落后，不进步/保守顽固，甚至给戴上反党反人民和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这样一来，谁还敢对党提出一个字的批评呢？只有学“金人三缄其口”了。

   我现在又来举几个历史上的事例，这是大家熟悉的故事：周历王好财货，国人谤王，王使卫巫监谤以告则杀之，国人末敢言，道路以目，以告召虎，曰：“吾能饵谤矣”。召虎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雍而溃，伤人比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之决之使导，为民者宜之使言”。历王不从，于是国人莫敢言，如是者三年，民终无忍，成为暴乱，历王奔芘。

   第二个是嬴秦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巩固他的子孙万世之业，首先来了一套统治思想言论的办法。但是，嬴秦的残暴统治很快的被人民推翻了。历史上，由于压迫思想言论自由，而遭残败德事例倒是很多的。

   党的官僚主义，主要是表现在不够民主的选举制度上，这种选举制度还美其名曰“民主集中制”。比如，选一个人只提一个候选人，选两个人只提两个候选人，这种选举完全成为形式。候选人是否集中了群众的意见？这种选举办法是否民主？只有“天知道”。
   最后，我要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呼吁：一, 开放政权，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国家；二，真正给人民以思想言论的自由，解放人类个性；三，把民主的尺度放宽些，给人民真正德民主生活；四，我要求毛主席走下你的宝座，深入农村，看看农民的生活情况。

   摘自《大鸣大放文选》 原文发表于《陕西日报》1957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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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王尊一先生

楼主：夏兰秋菊  时间：2007-10-12 15:14:00 点击：260 回复：0

1957年4月27日，毛泽东 和党中央鉴于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的情况，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随着整风运动的迅猛展开，各方面人士开始在各种座谈会上和报刊上广泛而集中地对共产党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在这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复杂情况，除了对党的工作作风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各种表现和危害的大量批评意见外，相当多的意见涉及对共产党的领导、对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对建国以后开展的历次政治运动、对国家对内对外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的评价和要求。尤其是出现了大量的关于“农业合作化搞糟了”，“农民生活苦”等等批评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言论
　　整风不到半月，毛泽东 即已感到阶级斗争已由思想领域扩展到了政治领域。5月中旬，毛泽东起草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文件， 断言：
　　右派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
　　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诱敌深入”的反击策略：
　　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
　　一场大规模的反击右派运动如暴风雨般地开展起来，遗憾的是，这场反右派斗争终以严重扩大化而结束，全国有55万人、陕西省有7500人沦为“右派分子”。陕西省关于农村和农业合作化的“右派言论”当推王尊一的言论为最有名。
　　王尊一是陕西师范学院青年讲师。1957年6月10日，陕西师范学院工会设立了一个“教工自由论坛”，作为大鸣大放的场所。11日，王尊一在会上发了言。此时正是“引蛇出洞”的时机，王尊一的发言立即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12日，他的言论即被掐头去尾发表在《陕西日报》上。王尊一的发言被冠以“‘三害’应向党中央和毛 那里挖掘”的题目。单看这个题目，就足以使人触目惊心。王尊一在发言中说：
　　我的意见，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呢？我欢迎同志们批评。不过就我个人的想法，我的意见毒草多于香花，或者完全是毒草。但是我对香花与毒草另有一种认识。俗话说：“好花能有几日香”，虽是香花又能香几天？毒草呢，虽是毒草有些还能治病，甚至能起死回生。如鸦片是一种毒草，但如使用得当，还是很能治病的一种药品。俗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我的几点意见愿它成为能治病的毒草，不愿它成为开不到几天的香花。
　　王尊一的这种与众不同的对香花和毒草的看法，自然使他有了当右派的入场卷，下来的话更使他成了百分之百的右派：
　　现在党英明地号召我们，在大鸣大放中我们的矛头要对准“三害”，但是我们不难知道，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不是存在在个别机关或个别学校里，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 领导下的中国普遍地存在着。那么我们要根除“三害”是不是应向党中央和毛 那里挖掘一下呢？
　　王尊一在罗列了表现在中央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之后，又大谈了一段历史：
　　我现在又来举几个历史上的事例，这是大家熟悉的故事：周厉王好财货，国人谤王，王使卫巫监谤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喜，以告召虎，曰：“吾能弭谤矣。”召虎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厉王不从，于是国人莫敢言。如是者三年，民终无忍，成为暴乱，厉王奔彘（音zhi）。
　　第二个是赢秦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巩固他的子孙万世之业，首先来了一套统治思想言论，不只对当时的思想言论，并且对历史上的东西，只要是不符合其专制口味的，都加以严厉的取缔。实行“焚书坑儒”，甚至“偶语者弃市”，谈论诗书者斩首，“是古非今者灭族”。但是，赢秦的残暴统治很快的被人民推翻了。历史上，由于压迫思想言论的自由，而遭到惨败的事例是很多的。
　　王尊一在发言的最后谈到了农村问题:
　　我还要简单提一下农村情况。目前农村的问题是很严重的……，我要求毛 ，我要求你走下你的宝座，深入农村，看看农民的生活情况。
　　王尊一谈到的“厉王奔彘”的故事是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记述的一个有名的历史事件，这里作一个简单的叙述。周夷王死后，儿子姬胡（？——前828年）承继王位，他上台以后，认为他父亲对诸侯大夫过于宽和仁慈，决心以严厉手段来震慑臣下。不久，他就找岔子烹杀了倒霉的齐哀公。
　　姬胡还十分贪财好利，在杀掉齐哀公树起权威以后，便多方压榨搜刮人民。有一个佞臣荣夷公，投其所好，向其献媚，教唆他对山林川泽的物产实行“专利”，由天子直接控制，不准平民进山林川泽谋生。姬胡听了很中意，于是不顾许多大臣的劝告和平民的反对，强行推行了“专利”。
　　平民们被断绝了生路以后，怨声四起，纷纷咒骂，姬胡又派了一个佞臣名叫卫巫的监视百姓，将许多不满“专利”的百姓抓来杀死，进行残酷的镇压，甚至连不少没有发过怨言的平民也除以死刑。一时弄的行人走在路上熟人之间见了面不敢说话，只得以眼色示意。整个国家都变得死气沉沉，再也听不到什么反对的意见了。姬胡十分得意，对臣下得意洋洋地说：“我有办法能使那些诽谤我的人不说话了！”大臣召公十分忧虑，便进谏说：“这样堵住人民的嘴，就像堵住了一条河。河流不畅，一旦决口，就要造成灭顶之灾，人民的嘴被堵住了，带来的危害远远大于洪水。治水的办法要采取疏导，治民的办法是要使天下的人民能够畅所欲言，然后采纳其中好的建议，这样，国家的政令才能不出或少出差错，国家才能兴盛。”姬胡听了大不为意，说：‘我是堂堂天子，那些无知愚民只能遵从我的命令，怎么能让他们随便议论朝政呢？”于是仍然我行我素，继续实行暴政。
　　公元前841年的一天，都城四郊的人民自发地集结起来，纷纷手持木棍、农具作武器，从四面八方冲向都城的王宫，要杀掉那残害百姓的暴君，姬胡听到由远而近的愤怒呼喊声，十分吃惊，忙命令调兵镇压，臣下回答说：“我们周朝寓兵于民，民就是兵，兵就是民，现在民都暴动了，还能从哪里调动兵呢？”姬胡这才知已大祸临头，匆忙带着宫眷步行逃出都城，沿渭水朝东北方向不停地逃跑，过了黄河，直到一个叫彘（现在的山西省霍州市）的地方才停了下来，搭起了简单的房屋居住，全然没有了帝王的气派了。
　　都城中的平民在大臣周公、召公的极力劝解下，终于消除了一些怨气和愤恨，纷纷离去。周公和召公由贵族公卿们推举，暂时代理政事，重要政务由六卿合议。这种政体，历史上称为“共和行政”。这一年，历史上称为共和元年。由于《史记》由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开始系年纪事，因此国人暴动、姬胡被逐、“共和行政”建立的这一年，被视为中国历史有确切年代记载的开始。那姬胡逃到了彘以后，再也不能回到都城，郁闷寡欢，凄凉地度过了14年后病死。死后的庙号称为厉王。
　　这故事历来被作为臣下劝谏君王开明纳言的例子，但王尊一在这时举此例子，却十分不合时宜，因为你怎么能把毛和周厉王这个暴君相提并论？这自然是“十分恶毒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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