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政惠 ：海外“中国学”与中国“中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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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汉学到中国学：中国的崛起与海外中国学的兴盛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研究正在从传统“汉学”向“中国学”转变，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尽管人们还在为其究竟应该定位为“汉学”还是定位为“中国学”而争论不休，但有一点却毋庸置疑，即中国研究正在成为一门方兴未艾的世界性学问。

　　一般认为，汉学发轫于16世纪末的西方，经历了确立期、发展期，到20世纪逐步进入繁荣期。海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最早起源于欧洲，称之为“汉学”，英文即“Sinology”。“Sino-”是希腊语，表示“秦”的意思；“-ology”是指学科。“汉学”的定义是“对中国历史、语言、文化的研究”，基本上是以“历史中国”为研究对象的。汉学最初只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主要涉及中国古文、哲学和文学，直到二战后才逐渐扩展到现当代中国的研究。

　　欧洲“汉学”是语文学的概念，是版本学、考据学、文本学的范畴。美国的“中国学”基本上已经进入社会科学领域了，即在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中展开中国研究。因此，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欧洲与美国有比较大的区别。李学勤先生曾做如此概括，即对历史中国之研究称之为“汉学”，对现当代中国之研究称之为“中国学”。

　　1.欧洲中国学

　　欧洲的汉学传统源远流长。自16世纪中叶始，西方耶稣会传教士东来，他们不断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奠基了欧洲汉学研究的雏形。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汉学研究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入学院式研究的时代，摆脱了“传教士汉学”的框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都日趋专业化和学术化。从19世纪直到二战前，包括法、德、英、荷和北欧国家在内的西欧各国一直是传统中国即所谓“汉学”研究的中心。欧洲的汉学家大多精通汉语，注重语文学和翻译，研究项目多半是艺术、中国文学和历史，他们译介了中国大量的经典历史文化作品，对传播中国知识与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20世纪60年代，欧洲汉学研究仍以古典研究占主导地位。1960年代至1970年代，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现当代中国研究，特别是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革命领袖的研究。此一阶段，欧洲的中国学者多采取“阶级斗争”视角进行研究，法国索邦大学的夏尔?贝特兰(Charles Bettelheim)、英国伦敦大学的沃克(Kenneth R.Walker)皆为有重要影响的学者。谢和耐则是20世纪下半叶法国著名的汉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是法国汉学界的领军人物，也是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他以传统但不保守的治学方法，既继承了考证派的某些传统，又极大地突破了他们的研究框架，在中国历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开拓了法国汉学界的一代新风，在汉学界享有盛誉。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SOAS)则是对当代中国进行研究的最有影响、最为重要的学术机构之一。

　　1970年代开始，欧洲中国学研究日益社会科学化，其研究主题和分析框架都发生了范式性变化，新一代学者开始质疑上一代学者的基本前提假设，他们的研究思路突破了阶级斗争的范式。1989年苏联东欧剧变后，欧洲的许多中国学研究者开始关注中国内部的社会运动，特别是关注中国社会的离心力。19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欧洲的中国学研究主题有所变化，他们开始研究中国的政治机构和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国的干部管理、党的角色、党与新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腐败问题以及各级、各部门政府机构的运作，以及少数民族的民族性和认同、中国的文化认识和海外华人的认同[1]。

　　2.美国中国学

　　美国对中国的研究最初也称汉学，其历史脉络应追溯至19世纪。同欧洲汉学一样，美国汉学研究的开端与19世纪传教士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美国自晚清介入中国事务，并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之后，开始增加对中国的研究。二战后，随着冷战不断加深，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从实用主义出发，加强了对中国的研究。朝鲜战争结束后，一批退休的军中情报人员进入大学，推动了对中国的研究。同时，美国学界、舆论界更加鼓励和强调对当代或近现代中国的研究，以费正清在哈佛设立的中国研究中心为起点，美国的中国研究开始从基于欧洲的“汉学”研究转向“当代中国”的研究，英文称之为“Chinese Studies”，即中国研究，亦称“中国学”。其后，美国的部分重要大学陆续开设有关中国的课程，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等12所大学甚至设置了有一定规模的中国研究中心。其间，美国政府、学术界和民间的交互影响贯穿始终，对美国中国学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60年代，美国学术界热衷于确立研究领域和分析框架，积极参与学术、政策、文化教育和美中关系的讨论；1980年代，中国学在美国大学的机构化与学科化得以深化；1990年代，美国的中国学进一步走向学科专业化和国际合作[2]内容提要。

　　3.日本等国的中国学

　　由于日本与中国相邻，渊源深远，故日本对中国的研究甚早。从奈良时代到明治维新，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可以称为汉学时期，主要是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和吸收。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学术界开始引进西方的科学方法，对中国的研究开始突破哲学、史学、文学等领域，纷纷追求自身学科的独立性，于是出现了在方法论上持实证主义的“支那学”。这一时期，日本的中国研究的政治化倾向异常明显。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汉学和支那学日渐衰微，代之而起的是新兴的中国学。1949年10月，“日本中国学会”宣布成立，由于该学会主要继承了战前汉学和支那学的传统，研究成果还是以古典研究为中心。1951年，日本新成立的“现代中国学会”，则以对现代中国的关心为出发点，研究领域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学等。1986年，“东大中国哲学文学会”改组成立了“中国社会文化学会”。此一时期，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学者们试图以日本的战败和中国的胜利的历史事实为依据，探索中日两国在西洋文明的冲击面前各自的反应，并探讨其潜在的思想意义，以中国的近代化来批判日本近代社会。进入1980年代以来，日本中国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即随着研究队伍和研究领域的壮大，逐渐突破了过去那种以文史哲研究为重点的局面，扩展到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社会、外交、艺术、军事、环保等各个领域，特别是当代著名学者沟口雄三的多元化研究视角让人耳目一新[3]。

　　除此之外，俄国与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学研究正方兴未艾，特别是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渐增强，对中国的研究正在不断升温。

　　4.中国学界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关注与回应

　　早在清朝末年，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就开始关注与研究海外中国学，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交往并翻译其汉学作品，迄今已经100多年了。中国对海外“中国学”的热切关注，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以后，作为对国外蓬勃发展的“中国学”的回应，中国出现了“西学热”。尤其是进入1990年代，海外中国学在中国国内受到高度重视，有关对海外研究中国论著的介绍和翻译作品十分丰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大学相继成立了专门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以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学”为代表的各种学术性丛书大量出版，以《国际汉学》为代表的学术性辑刊陆续推出，其它相关学术刊物也先后发行；一大批对海外“中国学”研究颇有建树的学者不断涌现，包括最早的推动者孙越生、严绍璗对日本中国学的研究，张西平对德国中国学的研究，朱政惠和侯且岸对美国中国学的研究，李明滨和阎国栋对俄国中国学的研究等，以及耿升翻译的法国汉学著作等。21世纪以来，基于海外中国学的中西文化交流更趋活跃与频繁。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出现了热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契合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的反思需要，有着深刻的文化和学术背景。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思想解放和对外交往的增多，我国学术界开始深刻反思和检讨以往革命语境下学术研究存在的问题，试图跳出长期以来制约学术发展的教条主义体系和方法，寻求一种新的理论和方法，而海外“中国学”的兴盛，尤其是二战后美国“中国学”构建的中国研究框架，适应了中国学人恢复和重建中国学术的需要，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学术发展的进程。

　　在海外“中国学”发展过程中，中国国内学术界始终站在将其作为“他者”以反思自己的文化和学术的角度，通过审视和吸收海外中国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展开交流与对话，以达到推动中国本土学术发展的目的。从最初的译介与编撰学术情报，到1990年代将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术门类进行深入研究，除了从学术史的层面对其进行梳理与分析外，还特别重视汲取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成果，将其纳入中国思想和学术的视野[4]。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言：“国际汉学研究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因而当代中国学术界还需要更进一步了解、研究并与其积极对话，做好与海外“中国学”的沟通与互动，以促进中国学术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是推动中国学术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但是，目前学术界也有不同的声音，如葛兆光教授认为：海外中国学本质上是“外国学”，因其问题意识、研究思路乃至方法常常跟它本国的、当时的学术脉络、政治背景、观察立场密切相关，是该国学术史、政治史、思想史的一个部分，和我们研究的不是一回事；因此，他反对对海外中国学表彰太多、模仿太多，提倡要建立“批评的中国学”[5]。由此，也引起我们思考，该如何看待海外“中国学”和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兴盛。

　　海外“中国学”，其实是各国的中国学家们从本国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观念出发对中国进行的研究，而其最终目的是为适应各自国家的需要而提供的一种学术性产品，有意无意地要受到本国的文化、政治、思想的影响，并最终成为其各文化的一部分。如欧洲的“中国学”就是欧洲精神和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海外学者的中国学研究理论和独特视野，当然对我们深入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大有裨益，但由于各国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学术文化传统的不同，难免在观念预设和价值判断等方面有较大差异。因而，中国人面对海外“中国学”的兴盛，面对海外学者构建的种种不同的中国形象，能否在对话与理解的基础上构建起中国本土的“中国学”(Chinese Studies)，进而全面真实地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就成为亟需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时代的呼唤：构建中国本土的“中国学”

　　1.构建中国本土的“中国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2004年，上海市政府开始主办第一届世界中国学论坛，迄今先后举办了四届，本文即是笔者提交2010年11月第四届论坛的发言稿。在中国举办世界高层次的中国学论坛，可以说是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搭建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是为中国学者与各国学者进行深入而广泛的交流与对话提供的良好平台。这表明中国政府对世界各主要国家研究中国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引发了笔者的一个思考，即中国学是否只是外国学者的“外国学”，中国人可否建立起中国本土的“中国学”。但是，目前鲜有中国学者从构建中国本土的中国学角度来思考，来加强对中国的研究。

　　我们认为，构建中国本土的“中国学”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构建中国本土的“中国学”，也有世界经验可资借鉴，即美国人构建“美国学”。

　　美国的“美国学”是193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在世界地位的提升而逐渐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是为了适应美国人探索自己的文化特性和文化地位的需要而产生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最初的“美国学”实际上是历史与文学结合的产物，后来慢慢吸收了其他一些学科的成分，特别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并把这些学科的视角和方法结合起来研究美国，从而推动了“美国学”的形成。虽然在美国，“美国学”也还是一个新兴的不甚成熟的学科，其研究指向、主题和方法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研究对象和内容尚未完全定型，但它却得到美国学术界、教育界的认同。美国的一些著名大学都开设有美国学学位课程，最高可授予博士学位。目前，美国共有72所高等院校开设有“美国学”(American Studies)专业，其中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在历史文化研究方面实力雄厚的著名大学均开设有相关课程，可以授予从学士到博士不等的学位。课程包括美国文明、宗教、教育、家庭、社区、土著居民以及城市化研究等，各具特色而又呈现出多学科渗透的特点。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为保证教学和研究质量，在学生报考资格、师资力量方面，要求都颇为严格。如哈佛大学的“美国文明史”博士专业，是由研究美国文明不同阶段的相关领域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共同指导学生学习；而在耶鲁大学，不仅相关课程众多（开设了10门“美国学”课程），而且要求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熟练掌握两门外语”；而宾夕法尼亚大学明确要求博士报考者，需是“高水平的学者和证明已具备独立研究能力的人”。由此可以看出，美国人对美国历史文化的重视。当代美国学的核心主题是美国人的社会文化意识，其有三大主要表现形式，即国民性格、区域意识和群体意识[6]。

　　通过对“美国学”的初步了解，我们认为构建中国本土的中国学，除了加强研究以外，还应该向美国高校学习，先在中国部分著名高校设置中国学专业，开设中国学相关的课程，培养中国学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

　　中国本土的中国学应当以探索和总结中国人的社会文化意识为主旨。中国人不仅要从中国来研究中国，而且也应当从世界来研究中国，不仅要分门别类对中国进行深入研究，而且还需要从整体上对中国进行研究，深入探讨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社会，中国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从而给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形象。

　　长久以来，无论海外汉学还是海外中国学研究，均是在西方视野下展开的，其研究多从西方经验尤其是欧洲经验出发，其结论也往往是验证欧洲原理。不仅如此，这种情况时时受到全球经济发展与政治格局的影响，在观念预设和价值判断等方面往往难以做到客观公允。无疑，这种建立在西方经验上的价值评断，对中国而言有不公正的地方，有时候甚至是极其危险的。正因为如此，中国本土的“中国学”的构建才显得如此的迫切和重要。

　　2.中国本土的“中国学”研究什么

　　海外中国学实际上是一种统称，并未构成一种学科，而中国本土的“中国学”则应朝构建学科方向发展，应当以探寻和提炼中国文化特质为主旨，构建一种独立于西方理论影响的中国经验和理论，加深对中华民族的发展道路和独有特征的认识，从而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同时亦可直接对国家和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和政策建议。通过对中国文化特质的探寻、把握和提炼，进而向世界展示一种新的中国视野、中国形象，总结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经验，构建一种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学”理论体系，使中国学研究在真正意义上摆脱西方理论的价值评判和负面影响，以开放的心态、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客观公正的学术精神与西方学界展开平等的对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本土的“中国学”要根植于中国，但其精神当超越中国之上。正如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所言：“真正自由的中国学，无论它是怎样的形态，其目的不在于中国或自己内心，也就是说其目的不能被化解在中国或自我的内部，相反，其目的应在于超越中国的中国学。换言之，应是以中国为方法的中国学。……我想从中国的内部，结合中国实际来考察中国，并且想要发现一个和欧洲原理相对应的中国原理。”[7]93-94

　　中国本土的“中国学”研究必须在跨文化研究基础上展开，在多学科的交叉中展示它的多重性格。但是，“中国学”绝不应该是各学科的简单叠加，应当另有建树。“中国学”是一门以中国为整体研究对象，主要研究中国文明形成、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并服务于当今中国和未来中国发展的综合性学科。

　　首先，应当凸显“中国学”的核心与本质。“中国学”不是中国历史研究和中国现实研究的简单叠加，它与中国历史学、文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但也有所不同；同时，“中国学”虽然也涉及当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有关学科，但也不等同于这些学科。

　　其次，“中国学”的构建应当打破学科界限，要综合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发挥多学科的优势，做到融会贯通。只有不同学科进行有效的整合和互补，才能使“中国学”的研究从一般的内容介绍转向真正有深度、有力度的探讨。

　　最后，亦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中国本土的“中国学”应当建立在中国国学和西方“汉学—中国学”两大基石之上，充分利用两者的学术积累，吸收两者的学术成果，取两家之长而有所升华。

　　国学，为中国所固有之学术，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广义上，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的文化和学术，包括中国古代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画、音乐、易学、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也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国学的发展史囊括着中国几千年来文明发展脉络，集中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文化成果，蕴含着中国民族精神和文化特质的源泉和精粹。

　　海外“汉学—中国学”在学术上的成就及其对中国学术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将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成果纳入中国本土的“中国学”，是我们不可缺少的一个视角。目前海外中国学虽然学科构成不同，所属各异，但均已建立了多样化的学科门类，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法学、医学等无所不包，艺术史、科学史、建筑史等均在其列，民族、宗教、国际、外交亦无所不在其中。纵观这些学科，均是集中体现社会文化意识和民族文化特质的学科，可作为中国人构建“中国学”的参照系。

　　关注海外“汉学—中国学”的成就，对其加以评介和研究，应当是构建“中国学”的一项首要的基础工作。弄清海外“汉学—中国学”的学术史，将其置于各国学术传统中，是我们汲取他们的结论和学习其方法的前提[8]。中国本土的“中国学”构建，应该着眼于世界，不能闭门造车，需要从学科整体和专业角度，分别对各国“汉学—中国学”学术传统进行梳理，做好海外“汉学—中国学”史的研究。因而要构建中国本土的“中国学”，当以此为重任，在深入了解海外“汉学—中国学”学术传统及其流变的基础上，以批判性的眼光对其进行选择性的吸收。

　　通过对“中国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一是要加强相关研究，二是要培养人才，促进中国人把认识中国、热爱中国转变为一种理性自觉行为，形成科学发展中国的理性思维，并运用这种理性思维来指导中国发展的实践。

　　3.对开展中国本土的“中国学”研究的几点建议

　　最近20多年来，海外中国学已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迅猛发展，其内涵和外延显然被大大扩展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中国语言文学和历史的研究，也不再局限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思考的重点转向现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语言、社区、社群、社会、婚姻、家庭、心理等问题的观察与研究，即便没有转向的学者也致力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在研究方法上，除了跨学科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社会科学的方法外，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方法也开始在中国学研究中大行其道。面对如此纷繁的理论与方法，中国本土的“中国学”在研究方法上亦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1)避免对海外中国学理论和方法的机械照搬。海外中国学在本质上是国外学术脉络中的一部分，国外学者虽然把中国作为研究对象，但他们的术语与思路主要是受本国学术传统的影响，因此简单的“拿来主义”往往会对这些结论和方法的理解与运用产生问题[8]。

　　(2)构建中国自己的“中国学”研究体系。改革开放后，中国大批学者开始向西方学习社会科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时至今日，已经有一批中国学者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相当熟悉。近年来，要求重视本土知识系统、建构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研究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本土的“中国学”将产生于这种大形势之下，其学科构建更应当根植于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研究体系之中。

　　(3)注重中国学研究的整体性。正如有专家学者指出：现在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基本上局限于一个个点上，或者一条条线上，所体现的仅仅是“局部的深刻”。如何在这些已描画出的点和线的基础上，绘制出中国的整体形象，形成对中国更全面、完整的看法，应该是中国本土的“中国学”所应该努力的方向，这也是中国本土的“中国学”能否超越海外“中国学”的关键所在。

　　(4)重视基础资料的建设。目前国内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基础资料建设虽然作了一些工作，但对一门学科而言还远远不够。众所周知，如果我们对于世界各国的中国学家、中国学研究机构所发表的成果等不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那么所谓开展深入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将无从谈起。二次大战后不久，日本学者即曾对国际中国学界的状况做过普查，包括哪些大学或科研机构有汉学专业，藏有多少书刊，拥有哪些学者，正在从事什么工作，教授多少课程，形成专门的调查报告。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台湾的学者也做过类似的调查。然而，中国大陆对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至今仍未系统的开展过。现在已进入21世纪，关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基础资料建设理应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有关这方面的工作应广泛、系统地开展起来。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形成诸如“国外中国学论文数据库”、“国外中国学著作数据库”、“国外中国学家数据库”、“国外中国学机构及团体数据库”、“国外中国学期刊数据库”等海外中国学研究方面的系列文献信息产品，并在互联网上建立网页，供大家随时检索的话，那将极大地方便研究工作的开展[4]。

　　(5)以中国重点高校为依托，建立开放性的教学科研体系，实现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齐头并进。借鉴美国等国家的经验，建议在中国部分重点大学设置中国学研究中心或中国学系，增设中国学专业，招收本科生和硕、博士研究生。中国重点高等学校学科门类齐全，专业学术积累深厚，科研力量雄厚，管理经验丰富，拥有中国最为优秀的学生生源，且对外交流便利，是中国最为活跃的文化学术中心，这些都为中国学的创设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和条件。中国学当以高校为依托，建立开放性的教学科研体系。可以仿照美国大学建设美国学的做法，在中国部分重点高校设立专门的中国学系或学院，设立本科和研究生专业。师资由“中国学系”专职教学科研人员和相关院系兼职教研人员构成，亦可聘请海内外知名专家授课。课程方面除开设“中国学”理论方面的专业基础课程外，鼓励学生跨学科选修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社会、法律、艺术、民族、宗教等多学科的专业基础课程。在培养方式方面，应当以中外联合培养为主，与海外中国学的相关机构和专家学者建立合作关系，通过学者互访、互派教师、合作科研、国际会议、联合培养学生等多种方式，展开学术交流与对话。同时，鼓励学生在各个相关学科中流动，鼓励科研人员在国内外不同院校进修访问，成立中国学学会，鼓励各个中国学研究机构在不同领域展开交流与合作，大力推进“中国学”学科建设，构建中国人自己的“中国学”理论体系。

　　总之，构建中国本土的“中国学”，不仅要以中国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同时还要立足中国，胸怀四海，从世界的视角来研究中国。海外的中国学研究如果从16世纪后期产生算起，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中国本土的“中国学”尚未具雏形。但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从未中断的泱泱大国，我们的先人和前辈对中国的研究可谓博大精深，为今天构建中国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而构建中国本土的“中国学”既充满了挑战，又充满了希望，任重而道远，艰巨而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