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锡瑞：关于中国革命的十个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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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锡瑞

　　 原文收录于董玥主编：《走出区域研究：西方中国近代史论集粹》（2013年），注释从略。

　　
　　 历史学家的使命既不是热爱过去，也不是将自己从过去中解脱出来；他的使命是去熟习和理解过去，并将过去作为理解现在的锁玥。

　　 ——E.H.卡尔[1961：29]

　　
　　 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尽管革命的范例在18世纪的北美革命和法国革命就出现了，19世纪却是一个革命失败的时代；只有在20世纪革命才席卷了全球——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墨西哥、俄国、南斯拉夫、中国、韩国、越南和古巴发生的革命，此外还有发生在阿尔及利亚、中东、印度尼西亚和许多非洲国家的国民革命。有人甚至将纳粹及德意法西斯运动带来的巨大变化也涵盖在“革命”的范畴之下。革命重塑了全球的环境，也重新确立了当代日常生活的结构。
　　
　　 对于革命的普遍现象和特定国家的革命运动的分析卷帙浩繁而富于洞见，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当今世界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但是当我们进入21世纪时，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个世界：一些革命政权正在衰落，而革命带来的变化正在被逆转。俄国、南斯拉夫以及东欧的革命政权已经不存在了；墨西哥革命所塑造的政权结构正在一点点解体；古巴则只在等待卡斯特罗的离世；中国正在以市场经济取代传统社会主义，但同时保持着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和革命意识形态。就目前所有的表象来看，我们所知的革命时代终结于20世纪。在这种语境下，关于革命性进步（以及通过革命取得进步）的叙事不再具备吸引力。现在到了反思革命的时候了。
　　
　　 正如贝伦森（Berenson)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其他地区的革命——即使是对后来的许多革命的模式起到了启发作用的法国革命——也正在经受彻底的重新评价。本篇文章的目的在于提议和激发对于中国革命的再思考，思索为中国带来了一个彻底重塑了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革命性政党如何获取政权的历史过程。就中国革命史来说，这种再思考不仅是被世界性的历史事件所呼唤，而且得益于大量的学术新进展、党史资料的大量出版，以及国家对档案文件和田野调查的开放。本文受到了新的学术成果的启发，也来源于我自己对陕甘宁边区革命史所做的基于档案和口述史的研究。这里的某些论述是从其他研究引申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是常识性的；而我所选择的形式——十个议题——是为了激发讨论而设计的。对这些议题我本人的确定程度不一，有一些是我不愿与之分离的老论点，还有一些是新近形成的观点，用来完善本文的逻辑结构。所有这些都可以读作我对自己过去关于现代中国的思考和写作的自我批评。就整篇文章来说，我试图对中国革命做出这样的一个重新评价：在承认它曾经的缺点和偶然性的同时，不陷入那些目的在于否认一切革命变化的合法性的反共学术的陈词滥调；我试图对中国革命做出这样的阐述：承认革命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性，但不必认为它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占据涵盖一切的中心地位。
　　
　　 01、国民党也是革命性变革的先驱者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西奥多·怀特(Theodore White)、安纳利·贾科比（Annalee Jacoby）、杰克·伯顿（Jack Belden）等人在20世纪30和40年代写下的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以及50、60年代的学术研究都受到当时国共两党的生死较量的政治环境的影响。在那场较量中，任何一方都将另一方指认为辩证的反面。对国民党时代的描绘，即使在诸如费正清（John Fairbank）和易劳逸（Lloyd Eastman）等审慎的自由主义学者笔下，也带有批评国民党的那些左翼和进步评论家富有说服力的论述的色彩。国民党被认为是深陷于一种保守的政治文化之中，保护传统的力量、镇压进步的知识分子、弃工农大众于其悲惨命运而不顾的政党。国民党的领袖在法西斯主义和孔教中寻求灵感，反对中国的民主力量。
　　
　　 这种描述的问题不在于它对国民党怀有敌意，历史学家没有义务同情他们的学术研究对象。其问题在于，它没有对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重要的历史延续性加以应有的注意。柯伟林（William Kirby）关于资源委员会（National Resources Commission）的研究是一个关于1949年前后经济计划延续性的重要研究个例。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在于他将焦点集中于国民党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和前所未有的对传统价值和宗教的“文化网络”的破坏。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国民党组织的列宁主义式结构，它建立群众组织，尤其是在青年中建立群众组织的尝试；党军的建设，控制文化和媒体的审查机制，建立国家教育系统并利用这个系统来塑造现代国民意识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尤其是在抗战时）；利用科学对抗迷信，利用“中国的民族性”来对抗外国势力将西方标准强加于中国政治与社会之上的企图。
　　
　　 中国共产党不但是作为国民党的辩证对立面而创立其政权的。这一论证的“辩证统一”即是：在许多领域里国民党为共产党铺平了道路，后者建立在前者奠定的基础之上。在20年代，有许多进步分子同时加入了这两个政党。在地方这一层次上，第一次国共合作留下的记忆和友谊从未消失。成百上千万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支持中国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在他们看来是孙中山的政党20年代提出的革命性的反帝国主义的理想之继承人——似乎比国民党自身更好地体现了国民党宣传中和公立学校教科书上所表现的那些民族主义的修辞。
　　
　　 推论：1949年是一个分水岭，但并非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
　　
　　 议题一的推论是要打破1949的屏障。现代中国研究领域内最优秀的学者已经在进行这样的工作：黄宗智（Philip Huang)关于中国农村的研究，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关于上海罢工的研究，华志坚（Jeffrey Wasserstrom)关于学生运动的研究，以及傅礼门(Friedman)、毕克伟（Pickowicz)和赛尔登（Selden)所著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对当代农村的研究。此前研究1949年前中国的历史学家与研究1949年后中国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不参加彼此的讨论会，对彼此的研究阅读也不够。幸运的是，那种时代已经过去。但是我们仍需要再迈进一步。
　　
　　 如果想要真正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某些方面是如何建立在国民党奠定的基础之上的，我们需要研究他们在模式上、话语上和人事上的特定的延续性。我们需要理解共和国时期所要进行的巨大社会变革，也应该理解其在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中国时的局限性。经济学、大众文化、人口学、性别关系以及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许多议题都需要跨越1949年的界限来研究。法国历史学的例子是有启发性的。当人们面对法国历史的这些领域时，法国革命就显得不那么宏大了；在显著的政治性变革之后，法国人的日常生活却有着重要的延续性。
　　
　　 02、革命是一个创造新的统治结构的过程
　　
　　 重新思考中国革命，我们必须再思考“革命”这个术语带有的许多包袱。作为一个历史性的隐喻，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这个术语就和自由联系在一起。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著作（它们对我们理解革命的进程至关重要）将法国革命作为革命的原初模式，并将革命视作从旧政权的反动压迫中获得解放。中国共产党将其革命称为解放，这个概念也是建立在这层隐含意义上的。许多我们自己的学术研究也已经接受了这个概念：我们研究中国怎样从帝国主义统治中解放出来，农民和工人怎样从地主的剥削和雇主的盘剥中获得自由，妇女怎样从父权制的奴役中逃脱出来。
　　
　　 我们不能否认革命是由无数中国人为了逃脱某些形式的压迫而进行的努力所推动的；我们同时也应该承认革命是一种形式的统治取代另外一种形式的统治的过程。革命的成功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带给老百姓最主要的东西并不是个人自由。这是一个新世界，对多数人来说，在许多方面这是一个更好的世界。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展示了一个更好的世界，部分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给它带来了新的秩序和规范，这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与任何意义上的自由同样重要。
　　
　　 在农村，农民对新政权最大的要求是公道。共产党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为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以保证党的干部不偏袒，带头做出牺牲，过着远离腐败的简朴生活，并且保证革命斗争的重负被平均承担。因此，农民高度拥护共产党强迫二流子投入生产劳动。如果我们考虑到共产党对二流子的政策与18世纪英国的贫民院无甚区别，就很难将其视为对贫民的解放。但是这些政策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它很公平——闲民也必须与任何其他人一样依靠劳动有一份诚实的营生。
　　
　　 这条原则的重要性不证自明。考虑到1949年后中国在劳动力分配、住房、教育、文化、政治活动，以至生育方面的严格控制，如果有人将革命视为解放，那么他必然会将革命后的政体视作一种背叛。但是很少有中国人自己会这么看。我本人认为这种“背叛”理论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的。与其将革命视为一个解放的过程，远不如将其视为一种新的统治结构被创造出来，去对抗、击败、取代另外一种统治结构。在此过程中，共产党自然要赋权于新主体，动员新的社会力量。他们同时打破了旧的统治结构——铲除、驱逐、羞辱、恫吓旧日的精英。然而那些逃离了旧日精英统治的人们并非简单地获得了解放，他们同时被卷进一个革命的进程里，受恩于一个革命的政党，并顺从于一个新的革命性政体。
　　
　　 03、尽管有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列宁和斯大林的苏联模式对中国革命仍然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1950年代开始，将中国革命描绘成由莫斯科领导的共谋的结果一直是反共宣传的大路货。为了应对这种宣传及右派学术观点，自由主义和进步的学术传统一直强调中国革命的民族主义特性和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如下历史是毋庸置疑的：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他的农村革命模式的原创性发展，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在反对紧跟共产国际路线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上所做的努力，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独立性——正是这种独立性最终导致了1960年代的中苏分裂。这些学术成果是无须争辩的。
　　
　　 但是，最近的学术研究认为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比我们曾经所认为的要大。共产国际在中共的建立和引导其早期成员走出知识分子学会而走向革命运动并与重组后的国民党联合这一点上起到的作用已被广泛承认，毋庸置疑。我在此仅想这样修正传统观点。我认为，尽管斯大林在1927年犯了错误，共产国际的建议总的效果是正面的。共产国际的敦促使得追随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走出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走进了组织工人和农民的工作中。只有在国民党内亲共一翼的保护下，共产党员的人数才能够从1923年6月的250人增长到1927年4月的超过5.7万人。尤其是在内地，许多共产党员与国民党的地方领导人建立了重要的私人的和政治上的联系——这些联系在抗日战争中被恢复，并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尽管1927年的白色恐怖极大地削弱了共产党的力量，但它同时也永久地破坏了国民党在进步知识分子中的形象。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在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中赢得如此地位，就不可能在抗战时期有如此惊人的复生。
　　
　　 比共产国际在1920年代起到的作用更少被提到的——在官方党史中也很模糊——是苏联在抗战中的影响。关于这一时期的党史通常强调毛泽东与王明的斗争是一场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傀儡的胜利。与王明同机返回的其他人的重要作用则很少被提及：陈云和康生。康生在1940年代整风运动中的作用表明他对于斯大林式的政治斗争是相当熟练的。作为安全部长，他用毛泽东“治病救人”的指示代替了苏联式的血腥大清洗，但他对斯大林式的政治斗争相当熟练。此外，任弼时将苏联的等级和特权体制运用到了延安的干部体系当中。
　　
　　 我的观点不是说延安变成了一个小莫斯科，我仅仅是在建议人们应该重新评估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影响。我们不能忘记，毛泽东在长征遵义会议上确定领导地位后的第一项行动是派遣潘汉年和陈云去向莫斯科汇报。毛泽东在1942—1943年高级干部会议的主要议题（在一个为期三天的讲话中）是复述了斯大林关于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12项条件。整风运动中的许多关键学习资料是斯大林时期的小册子。中国是在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讲话后少数几个为斯大林辩护的国家之一。如果我们能更明确地认识苏联和斯大林主义对中共革命实践的影响，那么1950年代中国全盘接受苏联模式看起来便更符合逻辑。人们也将更容易理解，为何直至今日，中国的政治、军事、科技、教育以及文化制度的许多方面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继续遵循着苏联模式。
　　
　　 我们应该能够做到既承认苏联的影响，又不沦入“中共是莫斯科的工具”这种愚蠢的冷战言论。有一个事实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毛泽东在江西苏维埃政权时就坚决反对受莫斯科训练的党内领导的“左”倾错误，在延安时期又坚决打击“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对于苏联模式不加辨别的照搬。这些证据支持了毛泽东的说法：在内战时期，正是因为中共逆斯大林的意愿行事，才引导革命走向了胜利。在政治上，中共至少从1935年起就已经成为一个自主的行动主体。但是这种独立性与以下观念并不冲突：毛泽东与其他中共领导人在寻找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时，认为苏联经验是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的。
　　
　　 关于延安在这一关键时期所受的苏联影响，在此仅举两例。第一，1937年王明回国以后，毛泽东为了准备与国际派在理论上的斗争，进行了他一生中最密集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而学习的文本主要是标准的斯大林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布尔什维克历史文献的翻译小册子。毛泽东对这些文本当然不是不加选择地吸收，而且他这一时期的文章为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加上了一层显著的中国色彩。然而，毛泽东的这一经历造成了一些特定的后果：将一般的政治分歧认作“两条路线的斗争”，对于托派的威胁采取了过分的警惕，关注干部的领导地位，并强调干部要保持思想言行的正确性。这些成为了党内生活中延续不变的特征。
　　
　　 第二，正如前文提到的，在毛泽东与王明的斗争中，一些从苏联回来的关键人物很快地站到了毛泽东一边，并起到了关键作用。主管国家安全机器的康生，主管组织的任弼时，主管党的整风运动和经济政策的陈云都是从斯大林的苏俄归来的学生。他们在40年代及以后都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们在经济政策、党的组织和整风等领域起到最为显著的作用，而这些正是苏联模式最为重要的领域。
　　
　　 04、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偶然与必然共同作用的结果
　　
　　 1989年夏，一位退休干部，年迈失明、对现今官员的腐败深恶痛绝的老人，坐在延安窑洞的炕上讲述了他在中国革命中的经历。他曾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陕北革命不可能坚持到抗日战争。”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我在自己的研究中也观察到共产党的陕北根据地在抗战前是非常脆弱的。1936年，红军总共不过约两万人，仅仅控制了少数几个县。他们被30万国民党和东北军包围在中国西北部一个偏远的角落里。看来，这位当事人的判断是有道理的，如果没有共产党与东北军在1936年春的停战协定以及东北军12月胁迫蒋介石联共抗日的西安事变，国民党很可能就拉紧套索将红军消灭殆尽了。
　　
　　 西安事变很可能拯救了红军，并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但那只是历史众多巧合的转折点中的一个。很显然，长征时有许多次共产党和红军都差点被消灭了，他们得以生存是因为自身超凡的意志、对手的无能以及单纯的运气。1947年，胡宗南运用南北两路军队试图钳形包抄在陕北转战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却因为南部兵力拖延了一天而失败了。在这次事件中，即便胡宗南包围成功并且捉住了毛泽东，共产党在其他根据地也有足够的力量生存一段时间。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将会朝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事实上，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象征意义如此之大，人们或许可以说，他的去世标志着革命时代的结束）。
　　
　　 如果革命中的偶然性因素在全国性斗争中的这些转折点上如此之鲜明，对地方层次革命的历史研究表明，偶然性因素在无数小的事件和斗争中的作用也是很明显的。我关于陕北的研究表明，1935年地方上极左的肃反运动所导致的叛变摧毁了陕甘根据地，直到中央红军的到来推翻了当时的判决，局势才得以逆转。同样，班国瑞（Gregor Benton）、戴维·保尔森（David Paulson）、康玲（Kathleen Hartford）和梁思文（Steven Levine）等人在《星星之火》一书中的文章也分别强调了在江西、山东、河北和东北等地的革命处在怎样险恶不定的境况中；在每个案例中，共产党距离失败的危险都非常近。
　　
　　 我的观点不是要将革命化约为一系列偶然的历史事件，我所要提示人们的是警惕过度决定论。我们应该对那种认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农村危机预先决定了中国革命历史过程的决定论观点保持怀疑态度。我怀疑，在某种程度上，用宏大理论研究中国革命常常会犯下大卫？赫克托·弗舍尔（David Hackett Fischer)所说的“等同的错误”；“假设原因必然与结果有某种相似”，特别是“重大的结果（例如一场革命——引者注），必然有重大的起因”。如果将中国革命这样重大的社会政治变革仅仅解释为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结果——如果事情发生的过程有一点点不同，革命很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这在智识上当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正是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和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的宏大理论之所以迷人的根本原因。我当然不是要人们抛弃这些有力而富有启发的模式，但是我们不能怀着一种过度决定论的心态阅读它们。我们在研究中国革命的起因时必须认识到，不管社会经济结构怎样创造了革命的先决条件，革命本身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偶然事件的时空交错限定并最终决定了革命的结果。
　　
　　 05、革命产生于国内和全球历史进程的交合，其中世界性的大萧条和日本帝国主义至关重要
　　
　　 回到西安事变，我认为尽管我们必须承认它是中国革命历史中偶然性的一个体现，但是我不能认同像马若孟（Ramon Myers)和墨子刻（Thomas Metzger)这样的国民党辩护者的观点，他们认为抗日战争和后来的革命都是从这次事件中派生出来的，并认为这次事件本身纯属历史的偶然。西安事变的确起到了枢纽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理解，它是1930年代学生与军人不断高涨的抗日情绪的结果。张学良不仅仅是因为日本侵占了他的东北家乡才采取行动的。公众(尤其是学生）强烈反对国民党向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北部肆虐行径不断屈从。这种情绪，包括事变前夕在西安发生的起了关键作用的学生抗议活动，感染了张学良，促使他采取了行动。
　　
　　 柯博文（Parks Coble)关于1930年代中国政治的优秀著作集中研究了中日关系如何成为蒋介石的阿喀琉斯之踵。从九一八事变开始，蒋介石半心半意，没有采取有效行动预先制止日本侵占的野心，使得南京政府持续不断地面临着来自广州的国民党改组派、西南的桂系军阀以及全国各地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批评。尽管有国民党的新闻审查制度的控制，要求结束内战联合抗日的舆论仍然得以形成。当这种舆论开始影响被派去陕北“剿共”的东北军和西北军时，这些军官通过与共产党的接触，在地方和区域的层次上，达成了双方之间一定的妥协，这为西安事变以及此后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等一系列行动打下了基础。
　　
　　 我们是否可以循着还原论的思路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北资源和权益贪得无厌的索取导致了中国革命呢？日本为何侵华显然是日本历史学家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我的观点是对19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的理解不能与大萧条以及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危机割裂开来。西方市场对日本商品的关闭导致日本比以往更迫切地需要在它的东亚势力范围推行殖民政策。大萧条给日本乡村造成的悲惨境况成为军方寻求新的殖民地和日本主导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原因和前提。
　　
　　 这是中国革命的全球政治经济背景，它与国内的国家和地方政治的互动决定了革命的情势。一个令人满意的对中国革命的解释至少需要包括以下几点：（a)国家在边缘地区军事上的薄弱给了共产党最初的施展空间；（b)以农为本的国家体制使得共产党得以在农村以抗租（反地主）和减税（反政府）来获得广泛的认可和支持；(c)共产党以其统一战线的宣言成功地回应了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特别是在城市），而国民党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则背离了这种情绪；（d)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削弱了中国的政府和经济，但却推动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和华北气焰的炽涨。
　　
　　 06、中国国家与社会结构并不是导致革命的必然因素，但是它们对革命和反革命行动有重要的限制作用
　　
　　 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偶然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限定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社会经济结构。比较革命研究领域的许多成果集中在这些结构上，尤其是巴灵顿·摩尔的著作，另外如西达·斯考切波，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周·米格道（Joel Migdal）和杰夫里·佩奇（Jeffrey Paige）等人的研究。这些比较研究当然都提到了中国以农业为主但高度商品化的经济、相对软弱和依附性的资产阶级以及集权化的官僚政治体制与现代革命的关系。但是我们如何在不损害关于革命偶然性的议题的前提下来描述这种关系呢？
　　
　　 这是个很大的，而且极具争议性的问题。但是我冒昧提出以下的想法：明清帝国（19世纪前）明显的优势在于它缺乏强劲的对手，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中国拥有土地的精英，既缺乏司法权又无军事力量，由于诸子均分继承权制度（partible inheritance）在经济上也处于相对弱势，他们对中国政权的威胁比欧洲的贵族和日本的大名要小得多。从国际上来看，在西方势力到来之前，清朝并没有受到外部的严重威胁。正是因为缺乏对手，从世界标准来看，晚期中华帝国是十分虚弱的。政府岁入只占全国收入极小的一部分：作为国家财政基础的土地税只占全年收成的5%到6%，而同期日本的土地税占到全年收成的30%到40%。
　　
　　 从比较的视角来看，低税率意味着国家加诸农民的负担是很轻的。此外，诸子均分继承限制了土地的集中，意味着农民至少可以确保得到一块土地。这些防止彻底贫民化的机制，加上中国高度商品化的农村经济带来的少量工资和贸易收入，以及清政府救荒措施(如社仓）带来的有效生计保障，都导致了明清时代人口的激增。
　　
　　 中国政治经济的这些特点意味着，在近现代，中国是以一个积弱的国家和众多的人口来与西方和日本抗衡。近代中国政府从未像明治政府那样掌握那么大比重的农业产品，部分因为人口已经增长到这种地步，即便是微小的赋税增加都会被视作对基本生存的威胁而招致农民的暴力抵抗。其结果是，积贫积弱的中国不断地遭到外国势力的欺侮，甲午战争的巨额赔款和庚子赔款意味着正当晚清开始进行新政改革时，中国政府遭遇了财政枯竭。
　　
　　 20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有着显著增长的迹象。尽管在细节上存在争议，然而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Rawski)提出的工业生产增长8.1%的数字似乎是很可信的。关于他对农业生产1.4%到1.7%的增长评估仍然有很大的争议，不过不可否认，人均收入的确有所增长。但是这里还存在两个问题。
　　
　　 罗斯基也承认，事实上所有的增长纪录都是在沿海和核心地区发生的。没有证据表明边缘地区的经济有任何实际增长，彭慕兰甚至认为现代化过程事实上损害了被忽略的内陆地区。这意味着边缘地区集聚着被现代化进程遗弃的赤贫农民。而中国革命恰恰是在这些边缘地区发生的。
　　
　　 即便是在沿海和核心区域，现代化进程也没有快到让中国的政权建设和军事发展与日本同步。新的经济部门为民国政府带来了财政来源，但是中国一直处于对它的主要对手和威胁力量的追赶状态中。现代中国在所有与日本的接触中都成为失败的一方。1915年，部分由于中国的许多现代企业对日本银行大量负债，中国被迫接受了日本的“二十一条”。1917年，北洋军阀政府向日本请求西原贷款，作为交换，它默许日本占领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最终，在193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企图变成了公开的帝国主义侵略，蒋介石被迫撤退，用空间换时间，徒然期望着在日本全面入侵之前能够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和国防经济的建设。
　　
　　 简而言之，中国社会结构与政治经济的关键副产品是一个虚弱的政府，无力在帝国主义时代保护这个国家，晚清和民国政府不断地遭到市民阶级和军事精英中的爱国主义者的批评和挑战。政府无法渗透到国家边缘与“落后”的地区并将现代化的好处带给边缘农民，而共产党因此能够在广大的内陆地区将那些被脆弱的现代化进程甩出去的民众组织起来。

　　 07、共产党革命者个人的决心、牺牲与忠诚（革命辩证法的主观因素）既是革命成功的必要因素，又是塑造革命特征的关键
　　
　　 发动革命并不容易。革命决定论的一个重大缺陷在于它低估了革命者的作用。革命的成功需要甘于奉献的革命者和许许多多的牺牲。一次又一次，共产党遭到致命的打击：1927年蒋介石的白色恐怖；随后是在李立三路线指导下在1930年对城市中心的自杀性袭击；1931—1934年间，红色苏维埃遭到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围剿”；1941—1942年百团大战后，日本发起猛烈的反攻导致共产党的军队和阵地损失近半。然而，每一次在灾难的边缘，共产党经过重组、撤退到更安全的腹地、重新调整战略，继续战斗。任何有说服力的对革命的阐释都必须承认和考虑这种个人的忠诚（commitment）和决心，正是这种忠诚和决心使得无数分散于各地的青年男女敢于在对他们极其不利的条件下战斗下去。
　　
　　 长征是一个充满了生死之危与惊人牺牲的故事。最终，出发时的8.6万人中只有不足4000人与毛泽东一起抵达了陕西。每一次过河都是一场潜在的灾难，其中有一些已经成为展现崇高革命精神的神话，例如著名的抢渡大渡河泸定桥。中国的革命历史充满了这种英雄主义故事，或大或小，而每一个斗争都见证了同样的革命决心。班国瑞对于长征部队出发后留守江西的人员做了翔实的研究，他用丰富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在所有的后卫部队都遭受了90%以上的兵力损失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对于革命事业充满了坚定的信心。
　　
　　 从这个角度看，1927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对共产党来说是极为关键的。多年的内战对于共产党来说无疑是最为艰难的。抗战前夕，中国北部最多还剩下几千名共产党员，他们分散在彼此隔绝的小型党组织中，其中还有许多被关在监狱里。这些男人（以及少数女人）作为地下党成员挺住了经常的政治迫害，他们的许多同志被逮捕、被枪决，或者是死在监狱里。那些缺乏坚守精神的人（这种人为数甚多）选择了投靠国民党。然而少数富有献身精神的人挣扎地坚持着。此后，在1936年高涨的抗日民族主义情绪之下，尤其是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员被悄悄地从监狱里放出来。他们回到老家，并在那里成为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力量。战争初期共产党在华北根据地的快速成长有赖于地方干部的关键性作用，他们能够活下来并扮演这种角色就是这种惊人的献身精神的最好证明。
　　
　　 这种革命的忠诚不仅能够解释革命的成功，它还有助于解释革命的特征。长征不仅保存了红军，同时也根本改变了幸存者的生活。怀记着那些失去的生命，他们为了不让自己的同志白白牺牲而奋勇战斗。至于长征本身（或是共产党历史上其他的重大分水岭）从历史上升为传奇，幸存者更加忠诚地呵护着这类神话与他们自己在其中的角色，以保证他们的贡献能够成为革命胜利的光辉叙事中的一章。他们深知假使革命失败了，假如日本人或是国民党逆转了历史的潮流，他们失去的将不止是生命，也失去了所有赋予他们生命意义的东西。由于长期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进行抗争，他们才真正明白革命不是必然的，而是人为的，并有很多偶然性。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对革命的耿耿忠心也不一定是从一开始就有的。即便是党的资深领袖也是从激进者一点点地转变成共产党员。在普通农民中间，最初对革命斗争的支持也是试探性的。一位农民告诉我，他在1935年加入了红军，因为觉得“很时髦”。还有一些人因为饥饿加入红军，红军会给他们吃的。但是逐渐地，参与革命的自身经验使得他们对党、对红军的信仰愈加坚固。开会和意识形态宣传传播了党的纪律和党的精神；战斗过程和整风运动挖出了个人弱点，展开了一场忠诚度的竞赛。一个人在党内的时间越长，他就可能被提升得越高，他的党性也就更强。假以时日，一种时髦变成了一项事业，革命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那些将革命变成一种生活方式的人自然会寻找与他们有着相同信念的同志，相信革命事业的正义与必胜的同志。对于那些动摇分子、那些表现出怀疑“迹象的人”、怯懦或是疑惑的人，他们充满不信任。这些人很可能会放弃战斗、叛逃敌手，或是经受不住折磨供出同志的身份和地点，使得整个地区的革命根据地陷入危险。这种革命斗争的过程能帮助我们解释何以共产党革命者——即便是小规模的游击队在山区挣扎生存时——如此频繁地进行党内大清洗。革命的幸存者是这些党内斗争中的胜利者，并且，随着革命在1940年代变得愈发成功，他们对自己这些方法的正确性愈加深信不疑。清洗犹豫和小心谨慎的成员成了党的生活中的一种惯例。一个必然的结局是党内斗争形成了一种模式，左派自然占据上风（即“宁左勿右”），这导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些我们熟知的、经常是灾难性的后果。
　　
　　 08、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个由完全服从党中央的普通党员组成的组织武器，而是一个具有相当内部复杂性的社会构造
　　
　　 “共产党组织在革命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这个问题常常引起激烈讨论，那些强调组织作用的学者往往不将社会的因素视作革命的基础，他们相信共产党的组织优势足以解释它何以在缺乏广泛支持的情况下也能获胜。引用早期冷战式的学术研究，诸如菲利普？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的《组织性武器》，组织上的解释通常都伴随着一种保守的反共政治姿态，挑战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
　　
　　 尽管有这种政治立场上的问题，一些关于中国革命的优秀研究成果展示了共产党及其军队在动员农民进行革命和抗日战争时起到的根本性作用。几乎所有关于革命的细致研究都得出一致的结论，那就是，共产党革命之所以获得广泛的支持，是与党员的不懈努力分不开的，他们向群众展示了减租、减息、抗日、参选、土改、生产运动、互助、合作等等的好处。共产党自身对于政党建设和组织问题的关注在党内文件中有明确的记录（事实上，最近的研究集中在组织因素上部分反映了这些研究更多地以这类党内文献为基础）。认识到党的组织的关键性作用既不必看成对革命的敌意，也不必理解为组织作用能替代群众支持；它仅仅表明这一点，即革命有赖于新的政党国家渗透到乡村社会和动员普通民众的能力。
　　
　　 但是，过分依赖组织性解释有可能掉入两种陷阱。第一，盲目迷恋组织的危险。我本人关于1930年代陕北革命的研究发现，革命突破性的胜利恰恰发生在1933年陕西省党的书记被捕叛变而导致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省的组织被破坏以后。省级地下党机关的瓦解使得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不必听从党的高层的指示，即避免“逃跑主义”和“机会主义”，投入对主要城市的自杀性进攻。摆脱了党组织的约束和它的冒险主义路线，刘志丹在陕甘边区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游击根据地。此后，1935年，中央派来新的代表，逮捕了刘志丹和他手下的一些军官，处决了他的一批基层干部，游击队根据地几乎遭到毁灭，是毛泽东和中央红军的到来阻止了毁灭的发生。这个例子表明，被纪律严格控制的党的组织有时可以成为灾难的祸首，而不一定是胜利的保障。
　　
　　 第二，存在着将共产党拟人化的危险。一方面因为“党”（the Party)成为一个方便的习语，另一方面由于共产党的文献不断地强调党在革命中的作用，因而我们无论写作或思考时都将共产党视为一个统一的、纪律严密的历史行动主体。但是我们知道这并非事实。方德万（Hansvan deVen)关于中国共产党起源的近作表明，共产党并不是从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始就羽翼丰满了，从地方上的私人情谊发展到全国性的组织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知识分子群体里的校友会、同乡等关系网经历了共同的战斗经验才逐渐转变成一个列宁主义式政党。根据方德万的说法，真正配得上其称号的中国共产党直到1927年才发展起来。
　　
　　 如果将视线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转到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崩溃，我们会注意到，除了罗马尼亚，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都做出了对解散共产党国家政权不予抵抗的关键决策。因此，在它们历史进程的最后时刻，这些共产党员也并非浑然一体的组织。共产党是由众多的在其党员身份之外还有着各种社会身份和各种历史背景的人所组成的，他们并非全然是“党一统”中肓目行事的成员，也是社会的成员，有家庭、社会关系、个人生活追求和野心，有国家的、地区的和族群的归属。
　　
　　 在共产党权力的巅峰时期，党的纪律当然要比它的初创期和最后时日有效得多。然而，这种纪律从来都不是完美的。即使在像陕甘宁这样稳固的根据地，农村党组织吸纳了众多几近文肓的农民，他们基本没受过什么教育，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也几乎一无所知。这些农民共产党员的意识和行为与党中央的那些城市知识分子鲜有共通之处，后者编写了党内重要文件并且影响了我们对于“党”的含义的认识。农村党员干部深陷在各种地方关系的网络之中，从来不能完全割离。处于农村党员干部和党中央之间的县级党员则不完全地参与在这两个世界之中。而党中央会经常召集这些人去参加工作会议，以保证他们与中央的思维更接近。
　　
　　 从各个层次来说，中国共产党都是一个历史的产物、一个文化的构造、一个诸多人的集合体。它的成功不仅仅是组织和纪律的成功，同时还来自中央与基层的战略家、县级执行者和实施者以及乡村行动者的复杂互动。在这些互动中，新的社会角色被构建出来了。农村干部开始时都是年轻的乡村积极分子，他们将“面子”与“和气”撇开，为基层党的工作斗争。随着他们逐渐将自己的利益和认同更紧密地与新政权联系在一起，他们自身转变成这样一种领导干部：“不怕得罪”他们的同乡，迫切地想要完成上级交给他们的任务。这自然使得他们成为国家主导的社会变化的有效代理人，然而他们所代理的党和国家本身是一个多层级的充满了新的公共仪式和官僚潜规则的社会构造。要想了解这个党和国家的运作，我们必须解构它，而不是将其视为整体。我们需要对中国政党国家进行一种历史人类学的解剖，捉摸它的习俗的演化，理解它的话语和修辞，了解它动员的方法和统治的模式。
　　
　　 09、革命是一个过程
　　
　　 在那种将革命看成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必然产物的极端决定论的观点以及那种将革命看成一个历史偶然事件的无分析效用的解释之间，我们需要将革命看成一个历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阶段都是建基在前一阶段的政治后果、制度建构、习惯的演变和集体记忆之上的。我们需要一个中国革命的过程模型（processual model），就像乔治·勒费布赫（George Lefebvre）对法国革命所做的那样，将其看成一系列革命，后面的从前面的生发而来，建立在前面的基础之上。我将尝试着在以下的篇幅中大致梳理一个中国革命的过程模型。
　　
　　 辛亥革命没有为中国带来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也未能使精英阶层对一个合法政府应该是什么样子达成一致，这就为国民党改组并宣称自己对国家的领导地位留下了空间。1920年代，在苏联的建议和协助下，重组的国民党给20世纪中国政治确立了一些基本轮廓：列宁主义式的政党组织；一支党的军队，军队内的政治教导员结合军队为党的政治纲领服务；由学生、工人和农民组成的为民族和社会改良服务的群众组织置于党的领导之下；颂扬服从领袖、创造新公民的政治仪式；还有革命话语中将对立面污蔑为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的反革命集团等。
　　
　　 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尤其是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以后。但部分由于国外和保守的中国媒体强调在革命运动中俄国援助和布尔什维克顾问的作用，作为国共合作的伙伴，中国共产党分享了国民革命中集聚起来的支持。结果是1927年蒋介石对共产党施行大屠杀，尽管他在短期内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是在许多人心目中，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共产党宣称他们才是1920年代国民革命的真正继承人。
　　
　　 1927年，从城市被驱赶到内陆山区，共产党最缺乏的是武装力量。首先，他们通常是从国民党军队叛逃出来的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那些认为国民党在1927年背叛了革命的人。而晚些时候，是那些认为国民党不抵抗日本侵略的人，他们重新开始了早年国民革命时期与左翼的联系。第二，革命的民间附和者，他们通过已有的地方精英网络建立革命行动的基础。第三，土匪、会党与秘密结社成员，以及形形色色的不满现状的人，他们被招入早期的红军，在边远地区组成小规模而强有力的游击队伍。
　　
　　 这些最初的游击队仅仅代表了农村极小部分的人口。在这个阶段，他们和群众动员还毫无关系。然而，通过对被憎恨的贪官污吏以及残暴的地主和民团头子施行有选择的“正义”的暴力，他们削弱和中立了自己的政治对手。一旦完成了这一步，他们就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宣传，大规模地吸收党员，建立群众组织，并且最终废除旧的税制，进行土地改革，或者（在抗战时期）减租减息，实行累进税改革。
　　
　　 即使这些行动十分成功，如果没有抗日战争，共产党也很可能不会成功。国民党在沿海及核心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和国家政权建设都形势良好，因此他们可以把共产党的影响力控制在边缘地带。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并且加剧了其侵略以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虽然在城市地区失去了一部分人的政治支持，但是在那里并没有任何足够强大而威慑的反对力量来支持一个替代蒋介石的政府。然而，一旦1937年大规模的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军官和常规军迅速从华北撤退，只留下农村精英和从前的地方武装在华北应付共产党（和日本人）。
　　
　　 在这种情况下，一系列因素都有利于共产党。许多共产党人可以用他们在1920年代就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来获得在当地的信誉。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民族主义方面比国民党干部更得人心，而因为后者曾拥护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长年处于在野党（甚至地下党）的地位，使得共产党领导人更容易接受斗争的艰苦性，而且其平等意识和经年的斗争使得他们在所有的全职政治干部和军官中间推行一种极为清苦的生活方式。在抗日战争中，新的共产党政权通过一种共同承担负担的计划赢得了支持，通过累进税改革和减租减息，将重负放到了地主富农头上。但是从大的方面来看，正是因为新政体中领导人能够证明他们没有从这些新的负担中得到物质上的好处，从而使他们的要求被广大农村百姓认为是公道的，而公平正是百姓所唯一要求的。
　　
　　 这些因素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华北和华中地区建立若干个基本上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但是在抗战中期，他们的胜利并不稳固。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事实上瓦解了国共统一战线。对陕甘宁的经济封锁重新启动了，国民党对八路军的援助也取消了。几乎与此同时，日本人的扫荡给共产党根据地带来了严重的挑战。面对这些挑战，共产党被迫加重了农村民众的负担，同时开展了针对自身工作的严肃的整风运动。
　　
　　 1942—1944年的整风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正是通过这个运动，共产党将自己彻底转变成一个有效的组织武器。我认为这次运动有三个方面是最重要的。第一，在延安的初期阶段确立了毛泽东的党内领导地位。围绕着王明的国际派终于在党内被肃清了影响。同样重要的是，通过对王实味的激烈批判，知识分子中的异见分子也噤若寒蝉，并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失足者”洗刷了自己的过错并重新得到革命组织的欢迎。如此，在党内建立了一种新的、更深层次的忠诚。
　　
　　 这样，革命领导力量在延安得到巩固，而整风的第二方面是它扩散到陕甘宁的其他地区以及其他根据地。在陕甘宁边区，锄奸运动占据了中心地位。农村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和富人普遍受到严峻的考验，大批人被指控为参与了奸细活动，常常是因为对新政权表示了某些不满。这些人受到了严厉的对待，但是没有被处决，因为毛泽东下了“治病救人”的指令，以示与斯大林的清洗运动的区别。但是，党的权力和意志都显示得非常清楚，所有的不和谐音都消失了。
　　
　　 整风运动的第三个也是最后阶段的意图是在农村干部中提高政治自觉和加强纪律。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在群众动员中，通常是在革命比较偏左的时候被迅速征召来的，很多人是近乎文盲的贫农和中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列宁主义的纪律所知极为有限。一旦在县级这一层次上党的组织得以统一，党的纪律得以贯彻，就可以控制农村的党组织了。小规模的腐败被根除了，不够胜任和不够积极的干部被改造或被撤职。最后的结果是一个一直深入到村一级的党组织，在抗战的最后阶段能够有效地进行一系列重要的动员：增加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农业合作、互助组、选举、征兵。一个新的政党国家的基础由此打下了。
　　
　　 最后的考验是在内战年代，1947—1948年。在这场战争中，国民党占据军事优势，而共产党不再拥有因抵抗民族敌人而取得的优势。但此时，共产党的领导得到了有效的统一，普通干部也树立了对革命政权的忠诚，他们过去对阶级敌人和政治敌人所进行的革命斗争意味着任何旧政权的复辟都会使自己陷入极大的危险。相比一个随时可能选择逃往城市和投诚的敌手，这些共产党干部在政治坚定性上明显胜了一筹。至于普通农民，他们中最穷的人从这一时期的土地改革中得到了好处。中农则从新政权中得到了政治上的好处，因为他们可以在乡村事务中说得上话了。他们中的大多数相信，国民党回来意味着带回给他们以往那种苛税虐吏的坏日子，所以他们也倾向于站在革命的一边。
　　
　　 这个革命过程的梳理和以往的认识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它的重点和分期模式支持了这样一些关键点：第一，共产党最初的支持是来自一个个小组的知识分子和农村革命者，他们对革命的忠诚是在长年艰苦的斗争中锤炼出来的。第二，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使得共产党干部能够建立起一个政党国家，其影响力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前所未有。第三，抗日战争和内战对新的共产党政权的挑战程度空前，但是他们承受住了这些，因为累进税瞄准了那些有能力交税的人，国家干部也向人们证明了他们没有利用权威来为个人牟利。第四，土地改革政策保证每个农民家庭能够获得确保他们基本生存的土地；同时，提倡手工业、合作和市场交换的政策保证了商业活动的复兴。
　　
　　 这种阶段划分的长处在于：第一，它强调了中国革命的国家政权建设活动。我们观察到，包括官员、吏目和衙役在内，清政府大约有75万个“公务员”，或者说每600人中有一个；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2年有530万干部，1988年有2900万，大约每35人中就有一个，很明显，国家政权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方面。第二，新中国得到大众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干部无私的奉献精神。很显然，腐败泛滥与特权膨胀难免招致对革命本身的质疑。最后，在革命的任何阶段，得到群众支持的经济政策集中在允许小农生产、私人以及（自愿的）合作所有制、自由市场几个方面。
　　
　　 从这个角度看来，国家的渗透力和近年来对市场改革的热情就很容易理解了。同样，如果我们理解中国革命背后的政治诉求是公平和秩序（远甚于民主和自由），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的中国政治图景也变得清晰了。
　　
　　 10、现代中国的历史不是一个革命目的论的历史
　　
　　 在前面的九个议题中分析了中国革命的起源和特征之后，我们有必要指出，西方近代中国史学的一个最有害的特征是过分集中于革命。换言之，西方关于近代中国史的研究已经被一种革命的目的论所主导和扭曲了，所有的近代史研究最后都指向1949年（或者指向一个以文化大革命为顶点的广义的革命）。思想史研究的中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兴起；经济史分析中国资本主义的软弱；对农村社会和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研究是为了了解农民革命的根源；辛亥革命被看成引向1949的革命过程中的第一个阶段；五四运动是这个过程的起点，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基础。
　　
　　 这种史学传统完全可以理解。过去的历史是在当今被书写的；我们为当下形成的问题向过去寻找答案。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于西方来说，“当下”是指那个由共产党稳坐江山的列宁主义式政党国家和斯大林式经济构成的当下。在意识形态上和组织上，在政治经济上和文化范式上，新的革命中国与过去之间是一个急剧的断裂。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解释这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谱写的巨大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历史基础。
　　
　　 在1990年代，这种历史显然是过时了。1949年并不是历史的终结。事实上，几年之后，社会主义时期有可能看起来与民国时期同样是比较短暂的过渡与转折时期。我们的革命史研究不仅要关注引发了革命的矛盾冲突，而且必须同样关注使得中国产生后社会主义的当代中国的那些因素。
　　
　　 在政治领域，西方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动员方面的巨大成功印象深刻。因为有大量证据显示了共产党在1940年代曾获得广泛支持，历史学家认为群众基础是共产党能够战胜国民党的关键，放弃对大众对共产党的支持的探究是立足现在而无视历史。另一方面，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过程是强制性国家政权的建设。革命过程中获得的群众支持为之打下基础，列宁主义式党治国家的组织效率使之巩固，新的民族主义予之激励，国家机器、通讯、媒体监督、医学（尤其在生育控制上）等方面的新技术为之后盾，现代中国国家对社会的规范能力是前所未有的。
　　
　　 在经济史方面，将中国革命前的经济看成被困在一个农业内卷化的无望的过程中，而这个过程只有社会主义和农业合作化才能打破的观点已不再够用。尽管最近中国经济的腾飞更多地集中在工业方面而非农业方面，尽管农业责任制带来的农业发展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设施建设和现代化技术投入的基础之上的，事实表明近年来的小农耕作十分有效；从宏观来看，外国投资和私营及小型的乡镇企业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在这种背景下，历史学者再集中讨论中国的经济失败或是资本主义的发育迟缓就有些陈旧了。我们现在需要认识到的是中国革命之前的经济结构——这一经济结构的活力得以在现政权之下复兴，这个政权提供了国家主权、和平、一定程度的政治稳定、基础技术教育以及市场活动的广泛复兴。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理解在充满活力的沿海经济体与劣势内陆经济体之间持久的矛盾。中国近来的经济崛起集中在东南沿海省份并非偶然，它们一直是中国最为商业化的地区，并且一直是对外贸易最发达的地区；海外华人一直是促进“大中华”及整个东亚经济—体化的有机主体。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部分上也是现代化的、有海外联系的沿海地区与贫闲的、被遗忘的内陆农村之间的斗争。沿海的繁荣和内陆的贫困之间的鸿沟养育了革命，这一鸿沟曾在共和国早期计划经济下有所减缓，但是现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回归变得愈加显著。
　　
　　 在过去，总是由强大而统一的国家力量和官方文化对地域性的差别和冲突加以控制。今天的国家政权显然较革命前的任何政府都强大。但是，在文化领域里，市场经济的渗透正在削弱国家的控制能力。融合多种文化形式、寻求海外华人地区的投资，已经越来越变成中国城市文化的特点。在电影、音乐、舞蹈、服饰和物质文化的各个方面，香港、台湾以及中国其他沿海地区都被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伴随经济一体化而来的文化融合，然而这些文化产物与农村内陆地区的生活是否有关联就要打个问号了。
　　
　　 最后，当历史学家从21世纪往回看时，他们很可能对中国的环境变更和恶化深有感触。造成这种变更与恶化的原因是20世纪中国原本已经巨大的人口三倍的增长和更加快速的工业化，Vaclav Smil详细列出了现代中国的空气和水污染、土壤侵蚀、水源衰竭、去森林化等严重问题。中国的城市变得越来越拥挤，深受交通堵塞和空气污染之苦，并且背负着无法控制流入量的大批“流动人口”的重担。
　　
　　 在所有的这些变化中——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人口的，以及环境的——中国革命都在转变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而，历史的进程最终大于革命，因而将革命史置于更大的历史变化的模式下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革命的目的论中摆脱出来，并把理解中国的过去作为了解当代中国的关键。


转自 爱思想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