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力、孟进：吴晗家乡义乌县吴店公社调查材料 (19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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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吴晗的反革命真面目
——吴晗家乡义乌县吴店公社调查材料

齐力　孟进

吴晗这个“三家村”黑店的急先锋，究竟是个什么货色？最近，我们到他的家乡——义乌县吴店公社苦竹塘大队和附近的民主、解放、和平、胜利等大队，傅村、义亭等公社，进行了一次调查。当地贫下中农揭露的大量事实，和我们搜集到的一批罪证，戳破了吴晗多年来苦心编造的种种谎话，充分暴露了吴晗的反革命真面目。

（一）伪造进步家史，隐瞒两代
反革命罪恶，掩盖地主家
庭反动本质，进行政治投
机
一九五○年二月，吴晗发表了一篇文章：《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为自己编造了一部“进步”的、“光荣”的家史，妄图蒙骗群众，掩盖他的反革命面目。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吧！
（一）祖父是镇压太平军的刽子手
吴晗说：他的“祖父是佃农”。真的是佃农吗？
请看吴晗的父亲吴瑸珏在《椒山吴氏宗谱》中，给吴晗的祖父吴懋环作的《府君行述》：
“府君登仕郎，讳懋环。生平寡言笑，重然诺。孝友慈爱，出自性成。虑事能达权变。宅志阔大。因困于境遇。未克执经，常以为生平恨。咸丰十一年，洪、杨支党陷金华，……是年秋，匪党大股扰境，附近各村落，相聚义勇团于苦山。七月十三日，与匪开仗。府君奋勇当先，追击二十里至东河界。”（注：引文中的标点是调查者加的，下同。）
“先是府君与先伯父合资若干，权贸子母，资为先人祀典。先伯父逝世，府君独手经营，子侄辈不知也。”
原来，吴晗的祖父吴懋环，并不是什么“佃农”，而是一个“登仕郎”——封建王朝的九品官，一个“奋勇当先”屠杀和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军的刽子手，一个“权贸子母”的高利贷者。
（二）父亲是反动警察官
吴晗说：他“父亲到杭州去进学校”，“毕业后一直作公务员”。他父亲进的是什么“学校”？作的是什么“公务员”？
请看他父亲在《府君行述》中的自白：
“以邑庠生毕业于浙江高等巡警学堂，历任象山石浦、岱山、凤峡、玉山各镇警佐。”
《椒山吴氏宗谱》还有一段关于这位“公务员”的记载：
“行瑸二千一百七十四讳瑸珏，字闻斋，号云鹤，榜名声，邦庠生，全浙高等巡警学堂毕业，历任象山、定海、江山、东阳等县警察官。”
可见，吴晗的父亲吴瑸珏，并不是什么“公务员”，而是一个反动警察官，一个反动统治阶级的忠实爪牙，劳动人民的凶狠敌人。
吴晗说：他父亲吴瑸珏“失业”以后，很牢骚，成天喝酒，闲事勿管了。
据苦竹塘大队贫下中农揭露：吴瑸珏由于反动统治集团内部“狗咬狗”的原因，丢掉了警察官的“乌纱帽”，回乡以后，又成了地方上的恶势力，为非作歹，称霸一方。村里大小事情，要由他说了算。穷人家碰到红白喜事，非要请他吃酒不可。肉烧得不好，他还要笃着“斯的克”（即手杖）骂人。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和地主富农，常来他家拜访。多的时候，一天就有八九顶轿子抬进他家的大门。当地反动警察所的警察，好比他家的看门狗，只要吴瑸珏一个条子，什么事都马上照办。群众说：吴瑸珏是当地一个出名的恶棍。
（三）母亲是敌视共产党的地主婆
吴晗说：他的“母亲是中农的女儿”。吴晗在《记第八大队》一文中，把他的母亲蒋三英描绘成为一个“同情”革命、“赞扬”革命部队的“好人”。
据当地贫下中农揭露：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我金萧支队第八大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根据地进行“二五”减租。当时，吴家佃户吴璧辉（共产党员）带头要地主婆蒋三英减租，地主婆恶狠狠地说：“你要减租，我就收田！”吴璧辉向溪口民主政府控告，地主婆又先后两次乘轿去溪口，疯狂顽抗，拒不减租。后来，因民主政府作出判决，才被迫减了租。
又据傅芝英等革命干部家属揭露：地主婆蒋三英还经常咒骂金萧支队第八大队是“土匪”，是“蛆虫”，咒骂八大队的干部家属是“土匪娘”、“土匪婆”。一九四五年，第八大队主力北撤，地主婆蒋三英气焰更加嚣张，咒骂第八大队说：“老天爷有眼睛，这批蛆虫飞走了。”
由此可见，吴晗的母亲蒋三英，根本不是一个“同情”革命的“好人”，而是一个仇视革命军队、与共产党誓不两立的地主婆。
（四）“勤苦成家”的真相
吴晗说：他们一家人是“靠着人力多”、“节衣缩食”、“省吃俭用”、“勤苦成家”的。他还说什么他是“穷人”，“穷学生”，早年家境“困难”，母子三人“一个钱豆腐吃一天，馊饭洗了再热了吃，母亲晚年提到这些日子还流泪。”
情况果真是这样的吗？
经调查，他的家，从吴晗少年时起，直到解放，有田地四十二亩半，楼屋十二间，常年雇用长工和女佣人两人至三人，忙时还大量雇用短工，每年净收租谷七、八千斤，同时还与人合伙，在吴店开办过一爿雇有七个伙计的集成京南货店，是苦竹塘村一百几十户人家的首富。据在他家当过雇工的贫农陈金娥、龚银妹和鲍华英等人揭露：吴晗家中，火腿多，陈粮多，他母亲天天喝酒，父亲嗜吃“红丸”，一家人过的是“朱门酒肉臭”的奢侈生活。吴晗本人，也从小厌恶劳动，葱麦不分；到金华读书，是乘轿而去，骑马而归；喝酒、赌博，过去是浪荡公子的生活。在调查过程中，我们给当地贫下中农读了吴晗编造的“吃馊饭”等谎话，当地贫下中农气愤地说：“地主老爷，警官太太，酒肉都吃不光，哪里还会吃什么馊饭，真是胡说八道！”
吴晗一家的这种奢侈的生活条件哪里来？苦竹塘大队贫下中农揭露：吴晗一家人都不劳动，他家的田产、房屋、店铺，大都是在他父亲当反动警察官的短短六、七年时间内，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弄起来的。依靠这份罪恶的家当，吴家便更加残酷地剥削农民，一家人过着奢侈的生活。有一年，贫农朱海英向吴晗家租田，地主婆蒋三英将一丘二亩二分五的田租给她，却一定要按二亩半计租，每年要交租谷七百斤。朱海英租得田后，最好的年景收成也不过八九百斤。每年打下的粮食，几乎全都倒进了吴家的谷仓，自己只好吃豆麦糠菜糊口。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又得向吴家去借粮。年底借一百斤，新谷登场时要还一百五十斤。贫农龚银妹母女两人，因生活所迫，到吴家当女佣人。女儿陈金娥，在吴家，起三更，落半夜，做了六年牛马，没有拿到一分钱的工资。陈金娥因受不了这种非人的虐待，逃回家去。地主婆蒋三英便赶到陈家，硬逼金娥回吴家。金娥不从，蒋三英竟剥走了陈金娥的棉衣和单裤。正是因为这样，当地贫下中农对吴家地主深恶痛绝。他们说：“吴家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渗透着我们劳动人民的血和泪。要不是他们在土改前死掉，非斗争他们不可。”
至此，吴晗苦心编造的“进步”家史，真相大白！原来，他不是什么“佃农”的孙子，“公务员”的儿子，而是屠杀和镇压太平军的刽子手的孙子，反动警察官的儿子。他自己也不是什么“穷人”、“穷学生”，而是一个喝劳动人民血汗长大的地地道道的地主大少爷。吴晗的家史，不是什么“进步”家史，而是一部反革命的罪恶史！地主阶级的剥削史！
（五）一个反革命政治阴谋
吴晗为什么不迟不早地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的一九五○年耍弄花招伪造进步家史、掩盖地主家庭的反动本质呢？对此，吴晗在《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中，有一段自白。他说：
“由于幼年时家境的困难，我自然地对农村中生活富裕的大地主不满意，对农民同情”，“对农民革命则寄予无限的关切和向往”。
原来，吴晗无中生有，挖空心思伪造家史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在他的“反骨”上栽上一条“进步”的阶级根源，从而使人们相信，他是“自然地”成为“无产阶级或者至少应该跟着无产阶级走了”的人，以便他在“进步”面目的掩护下，更加肆无忌惮地向党猖狂进攻。
这是一个可耻的谎言，恶毒的政治阴谋！
（二）坚持反动立场，为地富反
坏右分子涂脂抹粉，喊冤
叫屈，破坏各项革命运
动，一贯与人民为敌
长期以来，吴晗一再宣称：他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一九五○年，他重申过这一点。一九六一年，他又重申这一点。直到去年十二月《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这两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受到了揭露和批判以后，他仍然狡辩：“二十多年来”“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
那么，吴晗“站稳了的”究竟是什么阶级的“立场”呢？请看解放十六年来吴晗在家乡的所作所为吧！
（一）耍弄两面手法，破坏
土地改革
一九五○年，土地改革运动开展前夕，吴晗一面抛出《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这篇文章，公开宣扬他家是“勤苦成家”的，一面又以“拥护土改”的“进步人士”面目出现，给义乌县人民政府写信说：
“我的房子、田地和家具一切，全部献给政府……。”
吴晗妄图用“献”田、“献”屋的手段，麻痹群众的革命斗志，逃避群众斗争。当地群众识破了吴晗的诡计。他们说：“地主的土地，都是从我们劳动人民手上剥削去的，如今是土地还老家，哪要你地主献殷勤！”他们根据党的政策，把吴晗的家庭划为地主成份，吴晗的“献田”阴谋没有得逞。一九五二年冬天，正当本省土地改革斗争取得伟大胜利，贫下中农扬眉吐气的时候，吴晗又别有用心地导演了一场为地主父母大修坟墓的丑剧。他托人从外地买回一块大坟碑，又特地请北京一位名人给坟碑题了字，定制了一批有他父亲名字的坟砖，大事张罗，修起了一个大坟头。不言而喻，这是为地主阶级大长威风、对土地改革运动疯狂反扑的反动活动。
（二）作富农分子代言人，
攻击统购统销政策
一九五四年，本省农村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这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项重大措施。这一措施，给了资本主义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受到了广大贫下中农的热烈拥护，但是，也引起了一小撮地富分子的反抗。正是在这两条道路斗争的重要时刻，吴店公社富农分子吴重阳的儿子去找吴晗。一见面，吴晗劈头就问：“你是不是党员？”颇有戒备之意。后来，当吴晗从谈话中发觉对方父子两人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怀有不满情绪时，吴晗便高兴地说：“我没有儿子，非常喜欢青年人，以后常来玩。”并且指使吴重阳的儿子设法在家乡找一个“可靠的人”，给他“写一个详细的调查材料”。他说：“我要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中央领导。”吴晗妄图以此为“炮弹”，以“反映情况”为借口，攻击党中央，攻击党的统购统销政策。
（三）为反革命分子翻案，
对抗肃反运动
一九五六年，正当我国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吴晗迫不及待地站出来，为反革命分子杨祖霖喊“冤”，利用职权，积极为反革命分子杨祖霖翻案。杨祖霖，是蒋匪军连长。解放前，他在伪温州防守司令、杀人魔王廖肯的指挥下，曾经率领匪部到平阳镇压“大刀会”农民军，沿途烧杀抢劫，是一个有血债的刽子手。解放后，杨祖霖隐瞒反革命身份，混入义乌县吴店中心小学担任教员。在肃反斗争中，群众揭发了他的反革命罪恶，把他从人民教师队伍中清除了出去。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是符合党的肃反政策的。可是，身为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却对人民的这一公正处理大为不满。吴晗收到反革命分子杨祖霖污蔑肃反斗争和喊“冤”叫“屈”的信件之后，就写信给浙江省人民委员会，为反革命分子大声喊“冤”，要当地政府为反革命分子“平冤”、“翻案”。与此同时，他还亲自给杨祖霖写了一封“慰问信”。原文如下：
“琅芝、家骐祖霖兄：
信收到。已转请浙江省人民委员会查处。
我相信，一定会水落石出，妥善解决。
此致敬礼。
吴晗八月二十九日”
好一个“祖霖兄”！好一个“水落石出，妥善解决”！看，吴晗在这里同反革命分子杨祖霖称兄道弟，多亲热！看，吴晗在这里给反革命分子杨祖霖打气打得多起劲！但是，由于杨祖霖的反革命罪行铁证如山，吴晗为反革命分子翻案的阴谋并没有得逞。不过，他这种反动行径却大大助长了杨祖霖的反革命气焰。杨祖霖自恃有了吴晗这个“大靠山”，便疯狂地向党向人民政府和当地群众进行反扑。他公开谩骂干部，张贴反动标语，攻击我们党的阶级斗争学说。说什么“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永远是四类分子的活棺材”。因为这个反革命分子不服管制，受到了广大贫下中农的坚决斗争。
（四）煽动牛鬼蛇神向党进攻
一九五九年六、七月，庐山会议前夕，正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吴晗一手抛出《海瑞骂皇帝》等毒草，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擂鼓助战；一手又抛出《投枪集》，在《记第八大队》这篇《还乡散记》中，为当地大地主杨德鉴和右派分子季洪业涂脂抹粉，吹捧杨德鉴“为人精明”，“忠厚”、“慷慨”，“喜欢朋友”，懂得“抗日救国的道理”，等等。他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把大地主和右派分子“封”为“开创”金萧支队第八大队的“功臣”。不仅如此，吴晗还胡说什么在我党领导下组织起来的金萧支队第八大队是“开明地主和人民自动组织起来的抗日自卫武装”，为地主阶级大唱颂歌，公开煽动牛鬼蛇神，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
一九六二年，正当本省农村由于连年遭受自然灾害，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吴晗又再一次挺身而出，继续煽动四类分子向党进攻。那一年冬天，义乌义亭公社反革命分子鲍文达和金华傅村公社叛党分子傅章风，先后写信给吴晗，信中恶毒攻击人民公社，攻击党的政策，都立即得到吴晗的“深切同情”和“关怀”。他以“高级领导人”的姿态，直接写信给义亭、傅村公社党委，要他们满足反革命分子和叛徒提出来的种种“要求”。
毛主席教导我们，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吴晗虽然口口声声标榜自己“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但是，他自己在解放十六年来的所作所为，恰好粉碎了他自己的种种鬼话，暴露了他自己的真面目。原来，他所“站稳了的”，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而是一贯地顽固地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他不是什么革命派，而是一贯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派，是一个进行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复辟的阴谋家！一个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老手。我们必须认清他的反革命本质，彻底揭穿他的反革命阴谋！扯下他的伪装，连同“三家村”一起，彻底粉碎！

《人民日报》1966.5.20（原载五月十八日《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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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吴晗的反革命真面目
——吴晗家乡义乌县吴店公社调查材料（续篇）

齐力 孟进

（三）早在三十年代，吴晗就死心塌地投靠胡适、蒋廷黻等反动头子，充当国民党反动派的走卒
吴晗自吹：他早在“一九三○年以来”就“无条件地接受了历史唯物论”，就已经“同情”、“关切”和“向往”革命，“从文字，从口头，以至用行动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
真相究竟如何？
在这次调查中，我们收集到一批信件。这批信件，是吴晗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二年间，亲笔写给他小学时代的老师、地方绅士杨志冰（义乌吴店人）的。在这批信件里，吴晗踌躇满志地道出了他当年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
（一）胡适的“得意门生”，美国奴才的奴才
一九三一年八月八日，吴晗给杨志冰的信中说：
“生本届投考北大清华二校，一摈一取。……在清大校内，谋事极为不易，……现由顾、胡（适）诸人设法，并允为筹一长计……猷记月前往晤适之师时，……曾询生以需钱用否，如欲钱用，彼言时，即手取钱袋，欲以相授。”“诸师予我以精神上之鼓励者已极多。”（注：引文中的标点是调查者加的，下同。）
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七日的信中说：
“入学事，近大有进展，可以无虑。前日往见适之先生，云已耑函清大校长翁文灏、文学院长冯友兰及史学主任蒋廷黻诸先生，并生所撰之胡应麟年谱送交清大，嘱为生在清大觅一位置，已得答复，允为在史学系找一工作，名义为助教或其他未定，工作为整理大内档案，报酬至少可维持生活云云。适之师又恐生钱不够用，另借四十元为入学后购书之费，并嘱安心入学，一切事渠可设法。盛意深情令生愧怍无地。”
在同一封信中，吴晗还说：
“乃天下事无独有偶。在燕大方面，史学系教授顾颉刚，国文系主任马鉴，图书馆委员长洪煨莲闻此讯后，又语生以渠等已为生设法，在哈佛燕京社（吴晗自注：哈佛燕京社，为美国哈佛大学与中国燕京大学合组之文化机关）找一位置。现时虽未定（因此社须在十月中开会，此事须在会中决定也），然可决其必成。倘即不成（渠等即主持此社者，万无不成），渠等集腋成裘，亦可傅（敷）衍过去，亦嘱以安心入学，万事有渠等在，决无问题。如有所需，尽可启齿，不必见外云云。并劝以明年转学燕京，一切手续均可代办。言下似有不满生之不考燕京而入清华，及入清华事由适之师独为布置之意。”
一九三一年九月九日的信中说：
“九日晨晤教务长张子高先生及史学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俱以胡师曾函托关照，对生甚为青目。关于工读事，蒋氏已定于下周开教务会议时以史学系名义提出通过，此不过手续关系，其实毫无问题。”
请看，吴晗这个自诩早在一九三○年就对国民党“从没有存过幻想”的“历史唯物论者”，开口“胡师”，闭口“胡师”，与胡适、蒋廷黻等美帝国主义奴才相处得多么热火！他们之间，一个“函托关照”，一个受宠若惊；一个赐舍小惠，一个“愧怍无地”。吴晗在胡适面前，一副奴才相！
其实，吴晗对于当胡适的奴才是不满足的。不是吗？他对于进入哈佛燕京社这个美国主子主办的所谓文化机构，垂涎三尺，积极钻营，不是不想当洋奴，而是争着当洋奴。到了一九四六年一月，在吴晗和潘光旦、费孝通等人联名致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信上，他的洋奴本性，就彻底地暴露出来了。
（二）埋头“整理国故”，并且学着主子的腔调，攻击和污蔑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前后，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这个时候，吴晗在干些什么？
一九三一年九月九日，吴晗给杨志冰的信中说：
“三年内，已定耑攻明史。秦汉史则以积习已深，暇中猷复不能忘情。然已降作附庸。……唯所用明史，系内图书馆借来，非己所有。遇有关键及自己有新解释处，不能一一为作眉批夹注，依人作嫁，终非自备一部不可！”
不久，吴晗在另一信中又说：
“近日检得明史一帧，朝夕讽诵。他又得钱大昕潜研堂全集一部，内弇州山人年谱一卷，已由曦弟分年录帙，以其叙事过简，及于其学术思想渊源，造就之未及也。置四部稿及玉剑尊闻、弇山堂集、太仓志及当时人文集于案头，随所得，补隶疏正于下，预计一月后，当可补订成一初稿，稍加厘正，便可成书。他日有暇，更拟合杨升庵、焦弱侯、胡元瑞三谱而一之，成明正嘉隆万学术年谱，亦一大快也。”
一九三一年年底，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进一步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华北地区的青年学生，在我党的领导下纷纷组织请愿团，南下赴京请愿，要求奋起抗日。这个时候，吴晗又在干些什么呢？当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给杨志冰的信中说：
“本校同学，……日前组织赴京请愿团，已于二十二日南下，今日抵京。生以特种关系，留校服务。”
吴晗留在校里安全吗？他在信中告诉杨志冰说：
“南中对此间事，或有种种谣啄（诼），均不足置信。且军警防范极严，亦断无意外也。”
一九三二年一月，全国的抗日反蒋运动进入高潮。当时吴晗的心境又是如何？他在当年“一二八”事变前三天，给杨志冰写信说：
“平中比来，受外内种种堪为痛哭之恶现象所困，凡事都无生气。……世风日下，读书人只知读性史及海上无聊作家之黑幕小说，高文典册，久已如吴稚辉所言，置之粪厕中。一般维新人物，已不知有汉唐宋元，遑论周秦，世运如此，亦复何言！”
看，在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吴晗的所作所为，同广大人民、广大爱国青年学生是多么格格不入！“九一八”事变前后，广大爱国青年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而吴晗，却成天躲在古书堆里，捧着明史，“朝夕讽诵”，“眉批夹注”，搞什么“整理国故”、“读书救国”。后来，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华北学生纷纷南下请愿；而吴晗，却留在学校里发牢骚，说什么抗日救亡运动“破坏”了他的安静的读书环境，“恨甚”。“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全国反蒋救亡运动进入高潮，抗日斗争出现一派大好形势；而吴晗，却咬牙切齿地攻击和污蔑当时轰轰烈烈的抗日反蒋运动是“恶现象”，说什么当时的形势是“世风日下”，“凡事都无生气”。那时候，大批知识青年在我们党的引导下，从古书堆里跳出来，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吴晗对此深为不满，攻击这些革命青年是“不知有汉唐宋元，遑论周秦”的“一般维新分子”。吴晗的这些话，同胡适之流的反动言论，如出一辙！
我们从吴晗的自白中可以看出：他“从文字，从口头，以至用行动来反对”的，不是国民党反动派，而是我们共产党和我党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他当时“同情”和“关切”的，不是革命，而是那“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蒋匪帮！
（四）借口“支持农村文化革命”，以赠书为名，妄图破坏工农兵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
解放十几年来，吴晗在大会上，报纸上，文章里，曾说了一些“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话，听起来冠冕堂皇，非常漂亮，可是他的实际行动又是怎样？请看一九六五年春天，他是怎样“支持农村文化革命”，怎样对待工农兵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的。
一九六五年春天，本省农村掀起了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性热潮。苦竹塘大队办起了俱乐部，这是一个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阵地。这个大队在外地工作的同志，纷纷给俱乐部寄书。有的寄来了毛主席著作，有的寄来了《雷锋日记》，有的寄来了《必要的一课》。就在这个时候，吴晗也一反过去对家乡群众的冷漠旧态，忽然热心起来，给俱乐部寄来了一百多本图书。你道是些什么书呢？大都是关于帝王将相的书！《唐太宗》、《袁世凯》来了，《李鸿章》、《梁启超》来了，《海瑞》、《于谦》也来了，此外，还有一批这样那样的“史话”，可就是没有一本大家迫切需要的毛主席著作。社员对此极为愤慨。他们说：“吴晗这样做，是公开反对我们农民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要我们读吴晗他们的书，听帝王将相的话！”
在这次调查中，我们对这批书进行了一次粗略的剖析。
这一百多本书，都是吴晗主编的。这些书，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介绍历史人物为主要内容的，另一类是以介绍“历史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吴晗通过这批图书，企图向家乡的贫下中农和社员贩卖些什么货色呢？
（一）以“普及历史知识”为名，提倡猎奇、摹古
现在，我们先来看看吴晗主编的这批书，向人们介绍了一些什么样的“历史知识”。
请看《科举制度史话》。这本书，花了两万五千多字，不厌其烦地向人们介绍了什么“隋唐科举制度的创立”，什么“宋元科举制度的发展”，什么“明清科举制度的极盛”，等等。大肆宣扬科举制度是“进入官场的阶梯”，是“取得高官厚禄权威势力的最好门路”。宣扬古人考中进士以后，如何带着“尊崇和光荣”参加“探花宴”；宴会以后，如何集体题名留念。宣扬科举制度在当时如何受到人们的“热烈拥护”。
请看《南京史话》。在这本书里，吴晗他们以莫大的兴致介绍了二千多年前的“最早的南京城”，“六朝”的南京城，“唐宋时代的南京”，“明代的南京”等等。大肆宣扬历代帝王宫殿、陵墓的“宏伟”、“华丽”，玉片、陶俑等殉葬品如何“珍贵”，市容如何“繁华”，工商业如何“兴盛”。然而，对国民党反动派当年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却避而不谈；对解放后十几年来各方面的深刻的巨大的变化，只笼统地说了两句话。
请看《中国历史常识》。这套书，已出八册，洋洋四十多万言。其中有几册，大事介绍的，是“我国古代人怎样穿衣打扮？”
“我国古代人使用什么样的家具？”还有的是介绍我国古代人怎么跪、怎么拜。吴晗在《我国古代跪、拜礼节的由来是怎样的？》一文中，谈得比其他人更加津津有味，更加离奇古怪。他不厌其烦地介绍什么“清朝的宰相们和皇帝、皇太后谈话时”是怎么跪的；有些“年老的大官”跪久了吃不消，怎样在裤子中间加衬一些东西垫着；介绍他经过考证，怎样“发现”古代的老百姓“有时也要跪”，等等。
显然，吴晗在广大农村出现空前未有的群众性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潮的时候，抛出这样一套黑货，是别有用心的。他绝不是为了“普及”什么“历史知识”，而是为了提倡猎“奇”、摹“古”，诱骗广大群众脱离毛泽东思想的引导，脱离阶级斗争，跟着他们“三家村”黑帮一起，去发思古之幽情，从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
（二）宣扬帝王将相，进行反党活动
吴晗寄回的一百多本图书中，有四十多本是介绍历史人物的。这又是些什么货色？
这些书的歌颂对象，几乎都是帝王将相。说什么大地主头子、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说什么双手沾满劳动人民鲜血的武则天，是个“好皇帝”。说什么宋朝穷小子寇准，由于“读书用功”、个人奋斗，十九岁中了进士，二十岁当了“知县”，最后居然爬上了宰相的高位。吴晗把这些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吹嘘成为“我们后学的典范”。特别是吴晗把自己“精心”制作的大毒草《海瑞的故事》和《于谦》，也公然拿到家乡去推销。他的这些毒草，在苦竹塘大队的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广大贫下中农、青年民兵一致指出：吴晗“送书”，是个阴谋。有的说：“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雷锋，学得正起劲的时候，吴晗却给我们送来了《海瑞的故事》，要我们学习海瑞的‘骂皇帝’精神，这就是要我们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我们贫下中农自己。这绝对办不到！”有的说：“吴晗派‘海瑞’、‘于谦’到农村来占领文化阵地，是想用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来迷住我们贫下中农的心窍，骗我们去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痴心妄想，我们决不上当！”这些活生生的事实说明，吴晗送书，决不是为了“支持农村文化革命”，而是为了毒害群众，与我党争夺思想阵地，争夺领导权！苦竹塘大队的群众，眼睛雪亮，彻底揭穿了吴晗的阴谋。现在，全大队干部和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劲头更大了。

《人民日报》1966.5.24（原载五月二十一日《浙江日报》，本文第一、二部分见五月二十日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