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公盾：《北京文艺》在为谁服务？(1966.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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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艺》在为谁服务？

郑公盾

这几个月来，我国文化学术战线上从批判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海瑞罢官》开始，到目前揭开以邓拓为首的“三家村”黑店的批判，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两种思想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关系到革命前途和国家命运的大事。在这场大斗争中，全国许多报刊空前活跃，生气勃勃，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发表批判文章，来消毒除草。这是一件值得人们欢欣鼓舞的大好事。
但是，现在已经揭露出来的《前线》《北京日报》等报刊，在这场意识形态领域兴无灭资的斗争中，却以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百般抗拒着这个斗争的开展。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全国人民群众正在同声斥责“三家村”黑店邓拓、吴晗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时候，象《前线》《北京日报》那样，一向积极地为“三家村”黑帮分子效命服务的《北京文艺》，却也不吭一声。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大家知道，吴晗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罢官”鸣不平，鼓励他们“失败了再干”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海瑞罢官》，就是在《北京文艺》“破门而出”的。
想当年，这棵大毒草出笼之时何等热闹！《北京文艺》的编者给它加了醒目的黑体标题，还对剧本的作者前言破例地用老五号字排印，这种字在当时这个刊物上只是给个别重要文件用的。由此可以看出《北京文艺》的编者是何等积极地为这出反动的新编历史剧效劳了。
接着，这个刊物又抛出了邓允建即邓绍基的《评〈海瑞罢官〉》和曲六乙的《羞为甘草剂　敢做南包公》两篇文章，对这出反动历史剧作了狂热的吹捧和支持。说什么吴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现在“他又为他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和吴晗“从历史主义出发，写出了历史的真实”呀！说什么海瑞“在客观上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给统治阶级造成一些‘难堪’”呀！他们十分赞赏吴晗善于“借古讽今”，并且特别点明了《海瑞罢官》一剧中的
“罢了官”的结尾，是“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的”，要观众“看完戏之后”去“回味和咀嚼”，等等①。
这一切，跟当时《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上发表的那些“称兄道弟”欢呼《海瑞罢官》“破门而出”的文章，相互呼应，汇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合奏曲。
《北京文艺》在资产阶级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读者是一目了然的。这个刊物已经为资产阶级所占领，成为他们放毒的阵地了！
广大读者心中牢牢地记住了这一笔账！
现在，当无产阶级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攻之后，《北京文艺》又做了些什么呢？他们批判“三家村”的“先锋”吴晗了吗？他们认真批判自己支持这些黑帮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行为了吗？
如果说他们什么都没有做过，也有点“冤枉”。他们的确也很“积极”！不过他们是在积极地给吴晗打掩护，积极地对革命的批判进行抵制！
不信，请看下面的事实。
去年十二月号的《北京文艺》上，转载了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但是编者在转载这篇文章的时候，却加了一个很“巧妙”的“编者按语”。这个按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编者按”说：“我们认为，姚文元同志提出的问题很重要，对于这个剧本及其评论，既然有不同意见，应当深入地进行讨论”。你看，编者装出一副多么客观、公正、中立，然而却是彻头彻尾的虚伪面孔！他们根本回避《海瑞罢官》是不是毒草的问题，实际上是不同意姚文元同志文章中的结论。其二，他们要讨论些什么问题呢？“编者按”说：“我们希望就《海瑞罢官》及其有关文艺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重点号我们加的）。在这里，编者的真实意图完全暴露出来了。原来他们要给“讨论”定一个只谈文艺，不谈政治的调子！
这里让我们再看看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北京日报》转载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时所加的“编者按”吧。原文这样写道：
“……吴晗同志编的《海瑞罢官》是一出影响较大的戏。……几年来，学术界、文艺界对《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吴晗同志写的其它文章是有不同意见的。我们认为，有不同的意见应该展开讨论。……为了便于大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弄清楚是非，解决问题，我们准备在本报就《海瑞罢官》及其它有关的问题讨论。”
大家看，《北京文艺》转载姚文元同志这篇文章时加的“编者按”，与《北京日报》转载这篇文章时加的“编者按”的语言是多么“酷肖”啊！这就是：只谈学术，不讲政治；只是一般地讨论讨论，而不是大张旗鼓地对反党分子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揭露。
难道它们是偶合的吗？它们为什么这样一鼻孔出气呢？
事实上，它们都是遵照“三家村”黑店邓拓们“指示”办事的。在邓拓召开的关于《海瑞罢官》的座谈会上，就曾经反复强调这次大论战是“学术问题，必须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办事”，要人们“思想要解放，写文章不要有顾虑，不要怕与吴晗有共同之处”，“要避免连篇累牍，千篇一律”，对《海瑞罢官》“不要加大帽子，要用商讨的语气，探讨的语气”②。等等。
事情不是很清楚了吗？《北京日报》《北京文艺》正是按照这个“三家村”黑店掌柜所“指示”的“原则精神”来进行对《海瑞罢官》的“讨论”的。
这说明，不但《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成了“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连北京市这个仅有的文艺刊物——《北京文艺》，实质上也已成为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三家村”黑帮分子邓拓们反党集团的工具了！
“欲盖弥彰”！《北京文艺》妄图以讨论有关文艺方面的问题，来蒙蔽和欺骗读者，以为只要挂了个“讨论”的招牌，读者就不会责难他们了，就会认为他们也参加到文化革命的行列里来了，但是他们的这些别有用心的行径，特别是他们的企图欺骗读者的“编者按”，充分地自我暴露了他们是“三家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工具的真面目。
因为，谁都看得清楚，《北京文艺》“编者按”中指出的对《海瑞罢官》进行讨论时只谈文艺、不谈政治的鬼花招，是完完全全符合“三家村”黑帮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需要的。
我们要问《北京文艺》的编者：《海瑞罢官》的主要问题正是在政治方面，而你们发表的吹捧文章也恰恰是着眼于“借古讽今”的政治方面，当时你们要人们“回味和咀嚼”的，正是那“罢官”的结尾；如今要“讨论”了，你们为什么一开始就给限定这样一个只谈“有关文艺方面的问题”的框框呢？
说穿了，这不过是按照“三家村”黑店掌柜的罪恶阴谋，为“三家村”“先锋”吴晗打掩护的手法：回避政治问题，把讨论引到歧路上去！
《北京文艺》其所以这样好乖乖地听从“三家村”，特别是他们的黑店掌柜邓拓的“旨意”，来玩弄这种手法的目的，不但是要让吴晗滑过去，而且也想自己在这场大是大非的斗争中，可以蒙混人们的耳目，滑了过去！
这几个月以来，《北京文艺》的确是以他们的“编者按”为“纲”，来安排“讨论”的。
从这个“编者按”发表以来，半年时间过去了！现在对反动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已日益深入，对吴晗利用写历史、写文艺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的揭露也越来越清楚，甚至连邓拓、廖沫沙、吴晗合伙开的“三家村”这家黑店都被人揭了底，公诸于众了。《北京文艺》大概觉得在这里没有什么“有关文艺方面的问题”吧，所以在这期间，除了今年一月号登了几篇所谓“讨论”文章外，直到今天再没有什么动静！
尤其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北京文艺》一月号上仅有的四篇“讨论”文章，不论是三篇一般的“批判”短文，还是一篇为吴晗撑腰的长文，都是恰恰符合上述“编者按”的“基本精神”的。这就是：根本回避了“三家村”黑帮分子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而一味在“清官”问题和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大作文章。其中特别是那一篇署名志毅的为吴晗吹捧的反面文章，恶毒地对姚文元同志进行了反扑，极力为海瑞这一形象的“完美”“高大”喝采，狂热地为吴晗倾注在这个“清官”身上“丰富”而“充沛”的“感情”叫好。说什么吴晗写海瑞这个人物完全“合情合理”“无可非议”，“符合历史真实”，并且别有用心地暗示：吴晗是“要让形象本身来说话，来显示某种倾向性”。在许多同志一致地指出吴晗在《海瑞罢官》中所写的“海瑞”实质上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化身，是假海瑞的时候，那篇文章的作者却坚持“海瑞就是‘这一个’海瑞”。
人们不难看出，《北京文艺》的编者是怎样按照自己的反动意图和口味来组织“讨论”的。编者处心积虑地选了这几篇文章发表，美其名为“讨论”，实质上却是替“三家村”黑帮分子吴晗开脱，打掩护。而这篇反面文章，实际上正是完全按照《北京文艺》编者按语的意图来写的。
人们也不难看出，《北京文艺》的所作所为，就是在这次论战中唱反调，是在对抗这次大批判，是挖空心思来反对这次文化大革命！
《北京文艺》对放毒草是那样积极，那样兴致勃勃，而对于除毒草却是这样消极，这样百般抵制！把这两种情况、两种态度相对照，这个刊物是掌握在谁手里，成为了谁的工具，是在为谁服务，不是十分明白的么？
应当指出，《北京文艺》这几年来放的大大小小的毒草决不止反动历史剧《海瑞罢官》。前几年，它还发表了黄秋耘的《杜子美还家》③。这样恶毒的借古讽今的大毒草，它借诗人杜甫的故事，别有用心地影射现实，恶毒地反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它把杜甫回家的一路情景，写成“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作者含沙射影地借一个老头之口对杜甫说：“你当官受禄的，可真要给我们老百姓想办法啊！……可真要叨念我们老百姓的痛苦啊！”说什么“这些年来……吏治腐化，……皇帝深居宫中，蔽塞聪明，杜绝言路，人民的痛苦一天比一天加深，生产力一天比一天衰落，他老人家蒙在鼓里，一点儿也不知道，终于闹出‘安史之乱’来，……”这株名为“纪念杜甫”而发表的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毒草，也被编排在《北京文艺》第一篇的显著地位刊登出来的，只是在后来其他报刊开展批判后，才被迫无奈地发表了一篇批评文章。这个刊物还肆意歪曲党的推陈出新方针，极力吹捧另一棵大毒草《李慧娘》，把这出鬼戏看作是“锦上添花”之作。特别是在以“本刊记者”名义写的文章中，认为孟超改编的这出戏“从写儿女情改变为写天下事”，“抓住政治斗争这条主线很好”，“改编本是有创造性的”。《北京文艺》还发表文章，极力为鬼戏辩护。说什么戏里虽然有鬼，但是，并不等于宣扬迷信。他们甚至认为这种文章也算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个方面。直到后来，各报刊广泛地展开了对鬼戏、特别是对大毒草《李慧娘》的批判，这出鬼戏实在太臭了，才迫使《北京文艺》转载了繁星（即廖沫沙）的一篇虚伪的言不由衷的“自我批评”。并在“编者按”中空洞地承认了发表这些毒草是“严重的错误”④。此外，再也没有作什么认真的检查，而且还用“请读者阅读”这篇“自我批评”，只字不提让读者参加批判的手法，来封住读者的口。
这就是说，在《北京文艺》编者那里，只许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他们所把持的刊物上放毒，把刊物变为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猖狂地向党和人民进攻；只许放毒者用虚伪的“自我批评”继续骗人，而不许读者跟他们算账，不许读者对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给予反攻，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难道事实不正是这样吗？
现在，他们对待“三家村”黑帮分子的斗争则进了一步，玩弄手段，假装“讨论”，真心包庇，阳奉阴违，抵制批判！
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无产阶级要利用文艺这个武器，资产阶级也不放松文艺这个武器。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向来是十分激烈的。“三家村”黑帮集团的魔爪伸进了《北京文艺》和其它文艺刊物，利用文艺阵地来兴风作浪，用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来代替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线，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艺术趣味来腐蚀文艺队伍，破坏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这又一次说明我们必须十分重视文艺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千万不可以麻痹大意。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同志就尖锐地严肃地批评过一些重要文化部门的领导，一些文艺刊物，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这些刊物拒绝党的领导，不执行兴无灭资的革命任务，却积极地宣传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它们不是作为无产阶级的工具，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斗争，而是利用这个阵地对无产阶级实行进攻；它们抛弃革命的批判的红旗，却树起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旗。而时至今日，毛泽东同志提出批评已过了两年，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已步步深入，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已经蓬勃展开，这些刊物却装聋作哑，消极怠工，甚至负隅顽抗。这是绝不能容忍的！
我们一定要直捣反党反社会主义“三家村”黑店，并且要粉碎他们的一切分店，拔掉黑旗，夺回阵地，把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的红旗，插到各个报刊的阵地上去！不管他们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他们是什么“名流学者”、“专家杂家”，不管他们有多么“雄厚”的力量，“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一定要彻底搞掉文化战线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北京文艺》何去何从，广大读者且拭目以待！

注：
①　《北京文艺》一九六一年三月号。
②　见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读者黄义昌、蔡少卿等同志的揭发材料。
③　《北京文艺》一九六二年四月号。
④　《北京文艺》一九六五年三月号。

《人民日报》1966.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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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艺》是“三家村”黑店的一个分店

尹文欣　郑友夜　汪炎　方同德　侯文正

在邓拓一伙黑帮把持北京市思想文化领导岗位的情况下，《北京文艺》配合《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放了大量的毒草。他们在掩护“三家村”退兵时，又扮演了同《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一样的角色。《北京文艺》是“三家村”大黑店的一个分店。现在是到了把《北京文艺》揪出来的时候了！是到了彻底清算邓拓一伙利用《北京文艺》所干的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罪恶勾当的时候了！“三家村”的一切阵地，统统都要打垮，统统都要夺回来。
我们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五年级的学生，从四月十六日起临时抽调到《北京文艺》编辑部帮助工作。将近一个月以来，我们看到、听到一些情况，联想到《北京文艺》从一九六○年以来的整个问题，因而有很多话非说出来不可。

配合《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大放毒草

我们认为，《北京文艺》这几年是一个资产阶级阵地。它不是放了几株毒草，而是放了大量毒草。这不是由于失去警惕，而是在邓拓等一小撮反党分子把持北京市思想文化领导岗位的情况下，配合《前线》和《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一起放毒。可以说，它是“三家村”大黑店的一个分店！
事实很明显地证明了以下几点。
第一、一九六一年一月，它以黑体大字标题发表了“三家村”急先锋吴晗的《海瑞罢官》，为“三家村”射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第一支大毒箭。可以说，《海瑞罢官》的发表，正是《北京文艺》公开扯起大黑旗的标志。
第二、它配合“三家村”各次战役，发表了一系列“著名”的毒草。一九六一年二月，“三家村”的“老兄”、“老弟”为《海瑞罢官》的发表得到一些人的支持而得意忘形，公开致信相互“鼓舞”的时候；三月号的《北京文艺》就发表了《评海瑞罢官》、《羞为甘草剂　敢做南包公》两篇文章，一面巩固阵地，一面加紧进攻。一九六一年八月，吴晗的《海瑞罢官》由北京出版社出版，更加突出地鼓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为强暴所屈”，更加放肆地攻击伟大的党和社会主义。紧接着，《北京文艺》在次年四月、六月，先后发表了有名的大毒草《杜子美还家》和《唐王纳谏》等与之密切配合。此外，在一九六一年十月号、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号，甚至直到一九六三年一月号，《北京文艺》又分别发表了三篇吹捧鬼戏的文章，大肆鼓吹“鬼海瑞”《李慧娘》。一九六一年底，廖沫沙发表《怕鬼的“雅谑”》；次年二月，《北京文艺》即刊出王放的《见鬼记》（京剧），非常忠实地贯彻了廖文的精神。至于“三家村”的主将邓拓，自然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上，可也绝不会放松这个阵地。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六二年九月号上发表他的题《云海图》（画）的诗。这首诗发表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以前，是一首黑透了的黑诗。让我们从这首诗中看看“主将”的风度吧！原诗不长，照录如下：“浩渺长空见奇迹，浮云天际拥红旗。海山十笏鹏程远，仙苑三春风信迟，巫峡苍梧浑一瞥，湘妃神女展双眉。高情应解人间旱，莫问郊原作雨稀。”他展望着“天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浮云”，赞赏什么“浩渺长空景色奇”；一面踌躇满志得意忘形，自信“海山十笏鹏程远”，一面又感到“仙苑三春风信迟”，“形势”发展还满足不了他的迫切心情，感叹他期望的“仙苑三春”即资本主义复辟还迟迟不能到来。面对这种形势，他施展“主帅”的“法术”，呼风唤雨：“高情应解人间旱，莫问郊原作雨稀。”你看他多么焦急，多么迫切地需要一场反革命的“急风暴雨”！可惜事与愿违，他盼来的是一场将彻底冲垮他们一伙的革命风雨！
第三、配合“三家村”，千方百计地推行和平演变，发表了大批小说、戏剧、曲艺、诗歌、美术作品，特别是数量、质量“都很高”的评论。这些作品里边有的是借古讽今，歪曲现实，直接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有的是以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观点反对毛泽东思想；有的是吹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有的是宣扬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艺术趣味。这些毒草简直充斥《北京文艺》，仅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两年就数以百计。
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北京文艺》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它确是“三家村”合伙公司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分店。尽管它同时发表一些工农兵的作品来打掩护，但是它也还是改变不了这个堆满黑货的黑店的性质。

掩护“三家村”退兵
从一九六二年九月起，“三家村”开始退兵。真是无独有偶，在一系列退兵“好戏”中，《北京文艺》又扮演了和《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一样的角色。
第一步：掩护廖沫沙退却
一九六五年三月号，《北京文艺》转载繁星即廖沫沙的《我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一文，并加了编者按语说：《北京文艺》过去发表的《锦上添花——〈李慧娘〉座谈纪要》等文章中，“吹捧和颂扬了孟超新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鬼戏，散布并宣扬了‘有鬼无害’的荒谬观点，这是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这就是说，他们不得不承认《李慧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了，但对吹捧《李慧娘》的毒草如繁星之流的文章，却根本不去指出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实质。编者按等于说：《有鬼无害论》就是宣扬了“有鬼无害”的观点，这种同义语的重复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有鬼无害论》之类的文章，真的仅仅是“有鬼无害”这一观点的错误吗？对于繁星这篇假检讨，编者按中只是含糊其词地说了句“请读者阅读”。你们转载了，当然是请读者阅读的，可是仅仅“阅读”就够了吗？要不要去分析它究竟是什么样的“检讨”呢？《北京文艺》发表此文的真正作用，是掩护繁星退却，保卫“三家村”黑店，也包括《北京文艺》这个分店！从转载此文起，迄今十四个月过去了，我们再也没有看到《北京文艺》发表和转载任何一篇清算繁星的文章。可见《北京文艺》是默认繁星这篇假检讨是真的，也可见《北京文艺》的立场和用心了。
第二步：廖沫沙保不住了，转而掩护吴晗
让我们先看看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号转载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的情况吧！据编者按说，这篇文章在《文汇报》发表后，“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我们认为，姚文元同志提出的问题很重要”。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把此文放到刊物最末一篇极不显眼的地位呢？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揭开了这场大辩论的序幕，其他各报刊都把它放到显著地位，为什么独独《北京文艺》这样编排呢？想当初，你们发表《海瑞罢官》时，目录中用黑体大字标题，文前用手书体大字标题，把它放在极显眼的地位；发表给《海瑞罢官》捧场的文章，也用了醒目的标题。为什么这样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在《北京文艺》的编排中就显得那么不重要呢？这不是个技术问题，而是鲜明地表现了你们编辑部的倾向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编者按语中曲折地表达出来的思想：（一）特别标出这篇文章是“《人民日报》‘学术研究’专栏”转载了的，并说：“我们决定就《海瑞罢官》及其有关文艺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重点是笔者加的，下同）。《北京文艺》力图把问题引导到所谓“学术”和“文艺”方面去。（二）认为这个讨论是属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民内部问题，需要“通过辩论，弄清是非，提高思想”，而对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对姚文元同志提出的政治问题，却只字不提。（三）说“本刊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号发表了《海瑞罢官》剧本后，三月份又发表了赞扬这个剧本的《评〈海瑞罢官〉》和《羞为甘草剂　敢做南包公》。这是事实，白纸黑字，是赖不掉的，但是，这些“评论”是什么货色呢？编者按语里却不置一词。
一九六六年一月号《北京文艺》，发表了四篇“争鸣”文章。头一篇题目是《这需要认真对待》。题目倒还象样子，然而这篇文章首先指出的需要认真对待的不是《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而只是“我们的一些历史学家、剧作家写了一批历史剧”，其中“有的歌颂清官”，“教育我们说，封建社会并不那么坏，封建社会里有好官”。文章还大喊：“这是麻痹意识的教育！是灌输阶级调和论的教育！”仅此而已！然而，就连这一点也写上被作者自己用事实抹掉了！接着，文章说，“打开明史一看”，发现“这样的好救星、好地主、好老爷实在是太多了。头一个就是朱元璋”。作者似乎是要通过论证朱元璋这个更大的“好救星”也是一样剥削人民压迫人民，从而反证“海瑞”这个“救星”也和其它地主阶级官吏一样，是封建地主阶级的走狗。可是看下去，不然。紧接着文章引用了一大串史料，说朱元璋如何“警告群臣”要“恤民”，说“他不但这样说，而且雷厉风行，认真办了很多事”，还说“明朝历史上能大致执行朱元璋这些政治经济政策的，还有明成祖、仁宗、宣宗好几个皇帝”。文章引了这一大段话之后，丝毫也不去分析批判，辨别真假，实际上是说：尽管朱元璋是封建皇帝，可从大量事实看来，他对老百姓还真不错，这也证明海瑞能为人民办些好事。还就大大美化了封建帝王将相。如果真是这样，那末吴晗写《海瑞罢官》又有什么不可以？作者从摆出反对写《海瑞罢官》的架子开始，终于走到了这种地步：不仅“灌输阶级调和论”，而且为吴晗的《海瑞罢官》提供了证据。这还不明显吗？再看文中这两段话：“我们认为历史上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唐太宗、朱元璋等等这些皇帝，以及他们的一部分将相，他们的种种改良措施，能在不同程度上给人民带来一定利益”；“朱元璋等明代初期的一些封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活动，还能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请听，这是什么话？！这是《北京文艺》推出来的挡箭牌，这是折衷主义的应声虫！特别可恶之处还在于文前标明是工人作者，让作者以工人阶级“一员”的身份出现，以此来为吴晗、邓拓救驾。我们说，这不是真正的工人阶级的声音，不能代表工人阶级说话！请问《北京文艺》编辑部，你们发表这篇文章的用心何在？另外两篇文章的观点，与上一篇大同小异。至于志毅的《海瑞就是“这一个”海瑞》，更是避开政治问题，明显地为《海瑞罢官》辩护的。这些就是《北京文艺》编者按里所说的“争鸣”吧！是谁和谁“争”呢？是“三家村”一伙以《北京文艺》作阵地，搜罗一批“同情者”，利用一些“糊涂人”，向姚文元同志和一切革命人民争！这是一边倒！据说这四篇稿子，前三篇是编辑部作为“正面文章”发表的，第四篇是为了“树立对立面”，费了好大劲才组到的稿。试问：你们这样苦心孤诣地故意去“树立对立面”是为了什么？我们认为，毒草自己冒出来，好得很！我们可以锄毒草变肥料，可以把毒草作为反面教员；而《北京文艺》这样热中于扶植毒草生长，不是故意让毒草泛滥又是什么呢？
发表这四篇“正面”、“反面”的文章以后，正当讨论走向高潮，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面目越来越清楚的时候，《北京文艺》却再也不“争”了，二、三、四三个月，连一篇讨论《海瑞罢官》的文章也没有发表或转载。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沉默，又是一边倒！
第三步：吴晗也保不住了，还要掩护邓拓
这里要说到一些版面上看不到的情况了。四月十六日《北京日报》发表一批所谓“批判”“三家村”的材料和编者按之后，编辑部一再要我们学习该报精神，去组织稿件。我们在新华印刷厂听了工人座谈，组织工人同志写了三篇稿。这些稿子原来是按吴南星的顺序即吴晗、邓拓、廖沫沙的顺序提名的。编辑部看了之后，先是启发我们：“看看《北京日报》编者按是什么顺序！”继而又说：“吴晗是主帅，廖沫沙呢，《北京日报》说是‘主将’；邓拓，《北京日报》只是说‘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要求把顺序一律改成“吴晗、廖沫沙、邓拓”的顺序。现在看来，他们领会《北京日报》的意图真可以说是“体贴入微”了。这是有意对邓拓搞假斗争、真掩护，跟着《北京日报》走呢，还是别的什么问题呢？
再看看这些稿子的处理情况吧！这三篇稿子第一篇是揭发“三家村”实际是一家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实质；第二篇是揭露邓拓借谈历史、说故事、讲学问之名，贩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货色。这两篇都是老工人写的。第三篇是一位青年女工、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写的，揭露了邓拓腐蚀青年，和党争夺青年，引导青年作资产阶级接班人，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路的罪行。当时，我们感到他们谈得很好；现在，我们更加深深地体会到，他们真是立场坚定，态度鲜明，眼光锐利！他们并没有上《北京日报》的当，被《北京日报》牵着鼻子走；相反，他们把主要矛头指向邓拓，一针见血地戳穿了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实质。例如第二篇文章中，工人同志批判《专治“健忘症”》，明确指出这就是恶毒地咒骂党“健忘”、“发疯”、“发傻”。并且，工人同志分析了三条十分阴险的“治病方法”，一是要党“赶紧完全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都不要作，让他们这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为所欲为；二是以“狗血”“淋头”来污辱党；三是等待时机，“一棍子”打倒党。请看，工人阶级看得多准、多深！可是，我们把它们拿回编辑部以后，编辑部竟借口“质量不高”、“空”、“具体材料不多”，先是压下第二、第三两篇，准备发第一篇；后来又连第一篇也不发了。编辑部的人含含糊糊地说：“质量还不够”。我们要问：为什么工人同志这种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尖锐泼辣的文章，你们就认为质量不高呢？的确，在你们眼里，《海瑞罢官》质量高，应该用大字标题发表；《杜子美还家》质量高，应该放到刊物的头一篇发表；宣扬资产阶级、封建主义艺术趣味的文章质量高，多多益善，应该连篇累牍地发表；掩护吴晗的《这需认真对待》一文，大量引用《明史》，材料“具体”而不“空”，质量高，应该发表；唯独工农兵以战斗姿态写出来的文章“质量不高”，应该压下。你们还说，五月号集中批判《海瑞罢官》，邓拓下期再说。为什么全国报刊早就在批判吴晗，你们掩护一阵之后就沉默不语，袖手旁观，现在“三家村”的“主将”邓拓被揪出来了，你们忽然对批判吴晗积极起来了呢？这里有一个什么“鬼”？你们是在制造种种借口，压制工农兵稿件，掩护邓拓！如果万一邓拓被广大群众和其他报刊揪出来之后，你们再来假装“批判”。现在，邓拓终于完全被揪出来了，《北京日报》散的迷雾一照即破，你们这一下可“积极”起来了。原来不准备发表的稿子，如前面提到新华印刷厂工人写的稿子中的第二篇，现在却忽然又要发表了。这篇稿子的“质量”怎么忽然“高”起来了呢？这不正好说明所谓“质量不高”，原来是一个借口吗？不过，现在发表它也并不表明你们真正进步了，起推动作用的还是形势发展对你们十分不利，你们“怕”！“怕”工人阶级把你们揪出来！这真是：打在邓拓的身上，疼在你们的心上；揪出了《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吓得《北京文艺》心惊肉跳。多么微妙而又十分必然的一种联系啊！

揭露《北京文艺》的原形，夺回“三家村”的一切阵地

是时候了！是把《北京文艺》揪出来的时候了！是进一步清算邓拓一伙利用《北京文艺》所干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恶勾当的时候了！“宜将剩勇追穷寇”。对于以邓拓为主将的“三家村”合伙公司和一切其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黑店、黑货，我们一定要彻底揭露它们，批判它们，摧毁它们！对于《北京文艺》，对于“三家村”黑店的这一个分店，也一定要让它原形毕露，使邓拓等人毫无藏身之处！“三家村”的一切阵地，统统都要打垮，统统都要夺回来！
也许《北京文艺》编辑部同我们会有不同的意见，那就让我们也来“通过辩论、明辨是非”吧！如果你们觉得我们说的不对，那么请你们回答：
（一）为什么在前几年放毒草时那么积极，唯恐落在别的报刊后面，而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却那么不积极，长期沉默，假装糊涂呢？《海瑞罢官》这株大毒草是你们放出来的，放毒的人不但不认真消毒，直到别人出来批判了，你们还发表为吴晗打掩护的文章，这是为什么？
（二）你们的步调为什么同《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那么一致，处处要看着他们的眼色行事呢？过去他们放毒，你们不甘落后；他们替吴晗、廖沫沙打掩护，你们也替吴晗、廖沫沙打掩护；他们包庇邓拓，你们也包庇邓拓；他们忽然“积极”起来，你们也跟着忽然“积极”起来。请问，这一切究竟应该如何解释呢？
（三）你们发表工农兵的文章，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什么对于那些从政治上严肃批判“三家村”的文章，你们忽而想压下去，忽而又想发表？这究竟反映了一种什么心理状态呢？
也许我们不太了解“实情”，有什么事实讲得不对、不准确，请《北京文艺》批评、指正。

《人民日报》1966.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