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周浙平《酸刺林：山西平朔农民口述史》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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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是怎样一步步失去自由的？


明镜集团国史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套电子书《酸刺林：山西平朔农民口述史》，共七卷130多万字，记载了中国北方黄土高原农民的访谈。在中共即将迎来建政70周年的日子，这套书的出版，为人们真切地了解那个年代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提供了生动翔实的第一手史料。今天，我们请参与这套书编辑全过程的高伐林先生，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法广：《酸刺林：山西平朔农民口述史》这套书是谁写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高伐林：《酸刺林》这套书，是中国大陆的独立社会调查工作者周浙平访问记录的。书名中的“平朔”，是山西省北部的平鲁县和朔县一带。这两个县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属于中共控制的晋绥根据地，1938年就建立了中共县级政权，日本投降后，这两个县就完全在中共管辖下，中共的“土地改革”杀地主斗富农，就是由晋绥地区开始。周浙平先生在这一带跋涉奔波，访问四百多位农民和基层干部，筛选写到书里的是363位。这套书的主要内容，就是由这些农民讲述1945年到1984年，他们自己和家庭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近40年的生活经历，展示农民在中共治下遭遇了什么，得到了什么。

法广：周浙平是什么样的人呢？

高伐林：周浙平先生是1948年出生的，现在刚过古稀之年。他母亲也是平鲁人，16岁参加了抗日妇女救国会。周浙平出生在朔县，后来随父母去了北京，进了北京农业技术学校。没读多久就开始了文革。知识青年都要上山下乡，他办理投亲靠友来到朔县，和村里人一起干农活，还参加过修公路。他前后在这个地区呆了十年，在县、市、中央各级报社工作，中间还干了几年广播新闻。1988年他就辞去了公职，成了一个民间社会文化考察工作者。

法广：他为什么要推出这样一套农民口述呢？

高伐林：周浙平在插队时亲眼看到了农村，和学校老师教的、报纸宣传的完全是两回事，就萌生了念头，想把村里人的真实境况写出来。后来他去过十几个省的农村，有所谓“先进”的有名的典型村，也有贫困地区、边疆地带。看得越多，反映农民真实命运的念头越强烈，只是苦于没有机会和找到合适的方式。直到2008年他在早年插队的村里拍照片，尝试用人类学影像的方式把村里人的生活记录下来；他访问那些老人，请他们回忆当时的情景，发现这是个好办法，用周浙平的话说：“我等了40年，机会终于出现了。”

2009年他开始《酸刺林》的访谈，到2017年结束，加上整理录音，整整投入了十年时光。每年背上录音机、电脑、照相机，去平朔一到二次，最多三次。完成多部农民口述史，有《影像中的“文革”农村》，《无花果》、《难民纸》、《周浙平文献摄影集》。

法广：周浙平是怎样进行调查采访的呢？

高伐林：作者告诉我们：选择了自己熟悉的平朔地区之后，第二步就是在历史事件发生地寻找与历史事件发生时间吻合的人，他开始访问时，离开展土改的四十年代后期已有60年以上了，要找的访问对象至少是70岁以上。他对受访者有个要求，请谈自己和家庭的经历。周浙平认为口述史的意义之一，就是抢救口述人的记忆。本书的受访者截止到去年，已有几十位离世了，但他们的回忆留下了。

法广：他们的回忆留下了，重要意义在哪儿呢，周浙平先生怎么看？

高伐林：周浙平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口述史的叙述者、让千千万万普通人入史，成为历史的主角，这样的历史叙述就可能达到避开那些政府编的教科书、历史光是记录精英事迹等等局限。他举了一个例子：访问一位老人，是当年关押地主站岗的民兵，民兵要归到正规部队时他跑了。访问是在他家窑洞的炕上进行，下面站了一群年青人在看热闹。老汉说出他的经历后，第一个感到意外的是他儿子，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和他生活几十年的老爸还有那么一番经历，其他人更是惊讶，纷纷插嘴，说这老汉还当过八路呢，要是不跑，现在也是大官了。如果人们都把自己活生生的经历留下来，传下去，还会轻易接受教科书的编造和说教吗？

法广：你们认为，从书中这些农民的经历说明什么问题呢？

高伐林：还是用周浙平的话来说吧，这些农民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可悲的事实：中共执政七十年，改革开放以后姑且不谈，到八十年代初的前几十年农村政策，一句话，就是一层进一层、一步紧一步地剥夺农民的自由。从本书的第一卷到第七卷，土改、统购统销、合作化、大鸣大放、反右、公社化、大跃进、四清、文革、学大寨……一系列历史事件，剥夺了农民获取食物的自由，生产劳动的自由，旅行迁徙的自由，生儿育女的自由，更不用说剥夺了他们言论的自由，娱乐的自由，甚至剥夺了他们出门讨饭的自由。农民的处境，与奴隶、犯人相差无几。他强调，我的判断就建立在每个故事的细节上，读者可以从本书记录的故事中得到验证：这套书，就是一部现代农民苦难史。

法广：最后一个问题：“酸刺林”这个书名，作者有什么深意吗？

高伐林：酸刺是山西北部山上到处都长的一种灌木，果实很小，最大也超不过豌豆，吃起来是酸的。不管天旱天冷，年年长，过去农民年年刨，枝上长满刺，很不好刨，刨它主要是晒干了生火。作者感到，黄土高原上的农民就像这酸刺：虽然很卑微，但是很坚忍，环境再恶劣也顽强生存，生生不息地延续，也给人们带来好处。

http://cn.rfi.fr/%E4%B8%AD%E5%9B ... A%E7%94%B1%E7%9A%84


亦可见http://news.mingjingnews.com/2019/03/blog-post_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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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這套書要從1945年寫起？中共建國不是1949年嗎？因為作者調查采訪的地區是山西北部地區，在1945年日本投降後就完全在中共管轄下，“土地改革”殺地主鬥富農，是由這裏開的頭。這裏的農民，比全國的農民早四年迎來“新生活”


　　前天，我對中國獨立社會文化考察工作者周浙平的專訪第一期，在YouTube上播出了。怎樣將對他的專訪節目貼到這裏來，我實在不懂如何操作，就將鏈接放在這裏吧，請有興趣的朋友移步前往觀看：

　　剝去“社會主義”這層皮的毛澤東時代
　　https://youtu.be/3VSqhLCa3DE

　　我和周浙平在節目的開場白中這樣介紹——

　　高伐林：
　　前不久，明鏡集團旗下的國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電子書《酸刺林：山西平朔農民口述史》，共七卷130多萬字，記載了中國北方黃土高原363位農民和農村基層幹部的訪談。在中共即將迎來建政70周年之際，這套書的出版，為人們真切地了解那個年代——1945年到1984年——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態，提供了生動翔實的第一手史料。

　　《酸刺林：山西平朔農民口述史》第一卷（國史出版社）

　　給大家看看這套書的封麵——沒有標“作者”，隻標上了“周浙平 訪問記錄”——周浙平，就是我們這期節目的嘉賓。之所以讓我來主持對他的訪談，是因為，我曾經參與過這套書編輯的全過程。
　　剛才我說“1945年到1984年”，為什麼這套書從1945年寫起呢？中共建國不是1949年嗎？是的，但是作者調查采訪的地區，是山西省北部的平、朔地區，也就是平魯縣和朔縣。現在這兩個縣都已經沒有了，幾經沿革變遷，現在大體上歸到了山西朔州市——在朔州市下麵有平魯區和朔城區。這兩個縣，在1945年日本投降後，就完全在中共管轄下，中共的“土地改革”殺地主、鬥富農，就是由這裏開的頭。平魯縣和朔縣的農民比全國的農民，早四年迎來所謂“新生活”，早四年陷入苦難歲月。
　　這套書，講了什麼？訪問記錄的周浙平是什麼樣的人？
　　周浙平是我的同時代人，出生於1948年，去年是他的古稀之年。他現在人在中國大陸。所以我們對他連線專訪，麻煩多一些。下麵他的講述，采用音頻的形式。我們就請他自己來做一個簡單介紹，周先生，請您介紹一下您的這套書，以及您本人，包括您還出過哪些書。

　　周浙平：

　　我訪問記錄的這本農民口述史有135萬字，有口述人363人，但照片隻有362張——有一個口述人的照片遺漏了。
　　這本書的結構由兩部分組成，每一卷由編年史部分和口述人故事並列敘述。編年史是從平魯、朔縣兩縣的政府檔案文獻中摘編撰寫的，內容依年、月、日順序，呈一個時間軸參照。摘編的選材都是當時不能公開的內部文件，現在解密了，共七千多頁，與目前已出版的各類共和國編年史不同，都是些中共縣委、縣政府內部執政措施的文獻。
　　我采用的敘述方法是官史與民史並列，官與民不同的思維，不同的行為，造成不同的結果。哪一個是真相，讀者可以自己判斷。
　　我個人沒有什麼要介紹的，進過11年學校，初中畢業，沒有選擇進高中，我對農業有興趣，報考了北京農業技術學校，卻分配在農業機械化專業。我一直很討厭教科書，上學基本上是糊弄，考個及格，不留級就行了。到了農校也這樣，沒有讀成農作物栽培專業，就繼續糊弄。讀了兩年就遇上文革停課了。1969年去了山西平魯，1971年至1988年做的都是一件事，在縣、市、中央各級報社工作，中間還幹了幾年廣播新聞。大陸的媒體都是政府辦的，自然都是政府的工具，不求真實，隻為政府所用。
　　1988年我就辭去了公職，成了無業遊民。在朋友的幫助下，90年代作了一件事，到川、滇、藏、青、甘五省、區考察了藏族的習俗文化，在高原上跑了幾年。08年返回平魯。09年開始《酸刺林》的訪談，到17年11月結束，用了九年的時間，加上翻記整整十年。每年去平魯一到二次，最多三次，背上錄音機、磁帶、電腦、照相機一大堆設備，後來改用數字的錄音機。這裏給大家放一段訪問朱珍的口述，這是最後一位的訪談錄音（朱珍講述錄音）：

　　

　　口述人：朱珍（1955-），當年平魯縣亂榆蔔村生產隊社員。

　　完成這部書多虧了我的朋友們，那還是我在平魯結識的老人，九年中他們為我提供食宿、交通，還充當向導，幫助查資料，找訪問對象等等，沒有他們的支持，這部書是很難完成的。還有就是我的家人，他們幫我把幾百萬字的材料、書稿錄入電腦，幫助操作整理。也是不可或缺的。
　　至於我有什麼著作，我是1979年開始出版作品，至今都是些經過官方出版社刪改過的作品，沒什麼可說的。我的主要作品都在抽屜裏，這次得到你們的支持，《酸刺林》才有機會在國史出版社出版，非常感謝，還要感謝這本書的責編。

　　高伐林：
　　我要補充幾句：周先生說他出了什麼著作沒有什麼可說的。但是這套書，我們拿到書稿時都很驚訝，無論是文字還是照片，都做得非常專業。後來我才知道，他曾經在海內外出版過《影像中的“文革”農村》，《周浙平文獻攝影集》，在攝影方麵，他就是專家。剛才他放出的農民講述錄音大家也聽見了，錄音質量很高。周浙平先生說“感謝家人”，據我所知，他的家人和親屬具有在音像領域的專業水準。《酸刺林：山西平朔農民口述史》這套書，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周浙平先生全家人心血的結晶。令我非常敬佩！
　　您為什麼要將平朔農民口述史這套書，取名為“酸刺林”呢？
　　（下略）

http://blog.creaders.net/u/3843/201903/3445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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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刺林：山西平朔农民口述史》的历史叙述就是一部现代农民苦难记，从“苦难降临”到“走出苦难”。现在有人声称要回毛时代，如果是不知道毛为首的执政集团造成人民的痛苦遭遇，他是傻子；如果是知道了还煽动回毛时代，他是骗子


　　◆高伐林


　　上天不知怎么安排的，一过耶诞就是毛诞，今年又是一又四分之一世纪的逢五之年，网上网下就更热闹，又是文章，又是集会，红图红歌红标语……《毛主席给20所学校写过校名，有你的学校吗？》《毛主席33副文采非凡的对联，终于找齐了！》……尤其是一段好几分钟的视频，大爷大妈们发出时代的强音：“不过圣诞节，要过伟人节！”
　　有人说：“中国当前最主要的矛盾是：12月25日和12月26日的矛盾！”让我莞尔。
　　毛泽东125年诞辰这样的纪念日，我也有感要发。
　　最近正在编一套《酸刺林：山西平朔农民口述史》，共七卷，近140万字，中国退休媒体人周浙平访问记录，即将由国史出版社出版电子书。
　　本书的内容简介说：
　　本书是作者对中国北方典型的黄土高原地带的363位农民进行的口述史访谈记录。受访者回忆了从土地制度改革至包产到户时期的个人自传式历史，再现了农民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四十年的生活场景。作者通过摘编政府解密档案结合口述人叙述的故事，展示了农民在政府控制指挥下遇到了什么？选择了什么？得到了什么？
　　本书的第一卷《不敢靠前》，农民讲述的是1945年到1948年的经历。一般说“毛泽东时代”，是从中共建政的1949年开始，但山西平朔一带比较特殊，比全国大多数地区更早被中共掌控，农民的苦难比其它地区也就要多四年。
　　这一卷的内容简介说：
　　受访者生活的西雁北地区是中共最早推进土地制度改革的地区之一。抗战一结束，在中共控制占领地区立即着手进行土改，在边区、专区、县、区、村各级农会领导下对每个农民划分阶级成分，没收地主土地，通过三查运动，采用残酷暴力的方式完成了土地全部平均分配的改革。出现第一次规模非正常死亡人口。
　　口述者回忆起私刑遍地的场景，对被斗争者施行的各类刑法，令人不寒而栗。大量富裕农民携家外逃。农会的暴民对地主、富农、恶霸没收土地，扫地出门，没收房产、财物、粮食，甚至没收家中女人，分配给贫农为妻。在打杀地富、恶霸的过程中，所谓剪草除根，连小孩一并杀死，男女老幼一个都不放过。
　　我给周浙平先生写信时说：深为近40年千万农民家庭（广义的农民，包括地主及后代）的悲惨遭遇一恸！这些农民和基层干部没有多少文化、更没有多少话语权，多少年来他们的苦难无人知晓，他们的冤屈无人倾听，感谢您投入巨大精力和心血，做了了不起的工作，将他们的真实命运和真实心声呈现于世，为历史存证！
　　周先生回信说：
　　《酸刺林》的历史叙述就是一部现代农民苦难记，从“苦难降临”到“走出苦难”……
　　本书尚未出版，我无权擅自披露内容。这里仅仅从第一卷中摘抄少量文字，这是毛泽东时代的沧海一粟。其中有少量方言，但联系上下文不难懂。这不是一部轻松消遣的书，肯定也不可能销掉多少本。我希望这本书能找到它真正的读者。
　　各地有各地的特点，也许山西雁北地区是比较极端的例子，像我的家乡和我插队的地方，农民们说起往事来，就没有这样血腥。但是那也只是程度上有点差异。
　　现在有人在说“梦里都想着”甚至还声称要回毛泽东时代，他在海外，如果是不知道毛为首的执政集团造成的巨大灾难、人民的痛苦遭遇，他是傻子；如果是知道了还煽动回毛时代，他是骗子。




　　大斗小斗恶斗软斗硬斗


　　口述人：王杰（1936—）,土改时为平鲁县下水头村村民（后提拔为干部）。
　　访问地点：华宇宾馆
　　访问时间：2012.9.19


　　我11岁时，1947年10月，朔县西山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下水头是其中一个村庄（后归辖平鲁县）。在土改工作组的指导下，成立了领导土改运动全权的贫农委员会。先查阶级成份，开诉苦大会，揭发地主富农的剥削行为，启发贫下中农的阶级觉悟。在此基础上把地富抓起来进行斗争。地主大的大斗，有罪恶的恶斗，地主小的小斗，吃软的软斗，吃硬的硬斗。恶斗的那天，我同几个伙伴钻进斗争的大四合院里。院里有许多人，乱纷纷的，有几个地主被捆在那里，裸着上身，一边有冒着黑烟的炭火堆，里面烧着烙铁、火箸，十几个人围着，用火红的烙铁或火箸轮着烫，每烫一下，被烫者发出惨烈的嚎叫声。有个姓马的地主，被绑在柱上。平时他家土地多，粮食多，骡马多，长工多，是结结实实的大财主。那时，他长袍子马褂一穿，一手托着个水烟袋，举在胸前，一手捻着半佛珠贴在背后，在大门口一站，谁见了，远的躲闪回避，近的点头哈腰，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被绑到柱上，这个在背上嗤啦烙一下，那个在胸前嗤啦烫一下，皮开肉绽，惨不忍睹。他声嘶力竭的叫喊：“爷爷们，饶命吧！要啥我给啥！”他被烫的脑袋耷拉下来。一会儿，贫农会又捉来从部队要回来的姓党的，他家是富农，有底财，必须挖出来。几个后生马上把他十指用拶子夹起，往其间拧指弹头，痛的他猫一般嚎叫。还有一个地主，说他没底财了，群众中的几个积极分子把他按在靠墙的一把长条形桌上，将其双腿捆在上面，从脚跟底填砖，痛的他死了过去，接着一盆凉水浇身。第二天，是人们叫大斗的一天。我看到的是一家姓李的地主婆，被几个贫农积极分子用大麻绳拴住一双小脚拉了起来，从家门口拉到前街，又拉到后街。我们一群小孩夹到大人中跟着观看。那地主婆脸上蒙着毛巾，被拉的号啕大哭。坐起来穿的棉裤很快被拉破了，露出臀部，躺下去，头被拉的似葫芦在地上滚动，所以，她只好一会儿坐起来，一会儿躺下去，反反复复了许多次，直到交出底财为止。还有个姓王的地主婆，被吊在自家大门上，令她说出银元藏在什么地方。吊了一阵，她坚持不住了，讨饶道：“爷们，放下来呀，我给你们找！”她被放下松绑后，从两处寻出二百银元。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村里人又说在下井村开土改大会，搞搬石头呀！那时，我们十几岁的小孩对所发生的事朦朦胧胧，开大会搬石头是什么？不太清楚，所以跟上大人群也去了下井村。下井村在下水头的村东，相距7华里。到了村西的一个打谷场上，已经有好几个村的群众押着地富站在那里，不大工夫，别村的也来了。那些经过恶斗、大斗的地主分子身穿破旧衣服，面黄肌瘦，在寒风中缩着脖子索索发抖，站在场的东边。参加群众站在场的西边。会场气氛异常紧张，好几百人鸦雀无声。不知是那个单位的领导宣布开会，也不知是那个单位的领导讲了话，接着宣布对有民愤的地主和恶霸进行镇压。会后，各村民兵持枪将地富押送到沤麻沟。
　　沤麻沟在下水头东，下井西北，下石窑南三村交界处，是一条由北向南流的季节性小河沟。进入沤麻沟，戒备森严，四周持枪民兵把守，令地富站成一字形队列，围观群众遍布沟沿四处。此时，不知是那个村的群众，先把自定的一个有民愤的地主拉出来，剥光全身衣服，推在乱石窝里用石头活活砸死，接着各村都把自定的地主推拉到乱石窝里，用同样的方式开砸。有的照准后脑勺用力砸，那个被砸的地主向前倒地，没再动一下，有的没砸在致命处，倒了又爬起来，再砸，直至死亡。下水头村一个姓尹的地主被砸死，一个姓吴的不是地主，因他当村干部多年，有强迫命令和欺压群众问题，得罪了许多人，按恶霸被砸了。
　　这段土改历史，印象太深了，每次回乡过沤麻沟时就想起来，在脑际里闪现着，总觉得当年斗地主斗得太过火、太残忍了。后来的历史资料记载果真是斗的过头了……




　　砸富农每人丢一块石头就没不是了


　　口述人：边文成（1929—），土改时为平鲁县干柴沟村村民。
　　张银娥（1935—），女，土改时为平鲁县干柴沟村村民。
　　访问地点：北坪移民村
　　访问时间：2015.10.4


　　边文成：（土改）“三查”那会我爸还活着，刀口没好。……刘文是筷子里头拔旗杆，连个富农也不够，让大黄眼、二黄眼引上跑口外了。后头赶冬哩，回来引媳妇和老婆，二黄眼引回来在小连沟烂窑窑钻的，让民兵知道了，通了信抓逃亡户。一伙我村民兵去抓，他们钻的那个烂窑窑就是当年躲日本人挖的小土窑，我也去抓了。他们在那搅块垒（当地食品）呢，还没吃哩。民兵下去寻见了，拿把莜麦秸点把火，民兵拿着枪，进去寻呀，搜查呀。
　　张银娥：刘文拿着手掷弹。
　　边文成：刘文拿着个铁圪蛋，一个也没着。从窑里飞出来，打在她富官的枪上，他也是民兵，就听见富官喊我的妈呀。上头民兵拿些石片子往窑门口打，村里有个民兵往里扔手掷弹，可灵哩，一货顺着窑门甩进去，一下着了。刘文让手掷弹把腿执着了。弄回村里。刘文、陈进山的老婆这会在村里黑窑圈着呢，不由她了。接上那个政策准备往死打呀。有人说割耳朵、剜眼呀。村干部说不能，村干部说要不打死，不能割耳朵、剜眼。五更里就是开会，喊口号，干部问咋办，人们喊打死，这就没说了。穿的烂皮裤也让人脱走了，赤脚板穿的单裤子，说往死打呀。往马路沟里走，我还跟着哩。
　　张银娥：我可不敢去看。
　　边文成：刘文就跪在冰棱上，说拿枪崩了我吧。民兵骂哩，哪里舍得那颗子弹，就那烂石头。就拿石头打呀，村干部说不能，这还在村里呢，就又往沟里头走了一截，刘文也歇心了，跪也没跪，做声也没做声，个人就躺倒在烂石头沟里。一人一石头，谁也不敢打，亲的也得打，明的也得打，恨的也得打，有人在头前就摱（扔）一块石头，打正打不正我也打了，就没不是了。打了半天说打死了，不打了，走呀，身上打了一顿了，头没打烂。村里有个海生，是党员，他说咋也不咋，要打就打死哇。他又折回去。他也是好心，不死也是个往死冻，看活不了了。他拿起块石头，走到跟前，打到刘文的后疤（脑），一下血咕嘟咕嘟冒开了，这才打死了。




　　每天死了的地主富农都填旱井了


　　口述人：刘善（1935—），土改时为朔县李家窑村村民。
　　李开（1927—2012），土改时为朔县李家窑村村民。
　　访问地点：李家窑村
　　访问时间：2011.7.26


　　周（周浙平，下同）：那时候李家窑把全县的地主富农关在这里？
　　刘：那是不好才往这里执（整、弄）着哩，那会儿那地主富农他总是不那啥，正儿八经贫下中农谁斗哩。
　　周：关在哪里了？
　　刘：旧院里圈的哩。（指本村地主朱万福的院子）
　　周：打不打？
　　刘：不听说还不打！……不打镇不住。最后圈完这茬人，不知道那儿哩，也多死了（多得要命），在这地方多死了，可多死了，我那时候还见一天（从）几个家（窑里）往出抬哩。这死人，咱这场面上，东西正地这圪塄底下灰溜溜的扔得满满的。都从旱井跟前填的一旱井哩，那也没人去寻，死了就算，光是狼多，转住光成（围着都是）狼了，全吃了，就那啃的全吃了。
　　周：那人也不埋？
　　刘：没人管，谁管哩。全是些地主，家里跑的还不知道有没有人了，捉住谁就在这圈着哩，那会儿还不知有个人没了。
　　周：捉的那些人是大人孩子，还是男的女的？
　　刘：男的多，没见女的。
　　周：年龄有多大？
　　刘：有老的，也有小的，有30几40来岁的，有五、六十岁的，再比这大不了了。
　　周：小的呢？
　　刘：40来岁。咱见过的咱能说，不知道的不能说，咱那会儿也是个娃娃，我记得那院里把四面的窑齐整成这么宽些这么高些这么些巷落落（指肩宽的巷子），你放风得爬上去哩。锁子都是这么长的铁棒锁，打弹锁，我倒多见过。我们在窑头上看，看过。
　　周：有多少人？
　　刘：百十来个，多哩，这一院哩。屡屡有来的，有走的，又有送来的，就像现在法院那，有放的，也有往进捉的。这村靠近西山根据地，安全。那时咱们这里解放了，周围还没解放，应县是（19）49年才解放，比咱迟三年。
　　周：村里人参加不？
　　刘：也有。不多。我记得李德金老汉叫圈过，死鬼郝万先圈过，死呀才执回去，死在家里了。那时窑头上还有个岗楼哩，站岗哩。朱存让在这里哩，还有朱福珍，在窑头上哩。死了的朱七老汉，齐在这里，在民兵队伍里头哩，他们做过，他们在这看的哩。
　　周：他们是民兵？
　　刘：成了部队了。就在这看的哩。我怎知道，在我家住的哩。专门维持这里哩。那时候我小哩，影影绰绰，你说影影绰绰，可这事怕我记住了。谁参与这，我记住哩。
　　周：死了多少人？
　　刘：每天不少，不脱空，每天往出抬死人。就都存在这西墙底，灰溜溜满满的。那个地方有个旱井，填的可多哩，这会儿挖开，骨头也能看的见。可多了。
　　周：有多长时间？
　　刘：秋天开始，过年时候没有了。
　　周：你家啥成分？
　　刘：中农。
　　周：土改前没有地的户多不多？
　　刘：哪家也有哩，有多有少，不成数（的）人家，闹不成好的，狗不啃的地。
　　……
　　刘：……统购统销时，粮食紧张厉害哩，整一黑夜把这人们叫去，人家调班班睡哩，不叫你睡，赶你迷糊了，噌一下，一把手把你头旋起来，你倒睡呀，你怎那么泰（安心）哩。石庄窝有个杨步池，在咱村下乡哩，管你有粮没粮哩，给你拿一捆麻袋，顺门扔进来了，你装哇，那叫拧背兴了。
　　周：粮价呢？
　　刘：不说价。
　　周：给钱不给？
　　刘：给啥钱哩，那有钱哩，就像缴了国家税务了。
　　周：下乡干部是个什么人呢？
　　刘：我是记住，石庄窝杨步池，头大大的，愣歪歪的，这人就可残豁哩，真叫人害怕，还带着个姓陶的，这货，把人欺倒告（求饶）了。姓杨的是区里的干部，别的人是这个村里的干部。一户一户挤得要哩，硬要哩。这个姓陶的，困难时期背兴了，走口外（出长城以北）死了。
　　周：以后征粮？
　　刘：也就是那个。国家年年要得些哩……主席老汉（指毛主席）穷家难当，他那会儿在困难时候，到不了这会儿这个地步。


　　周：李家窑土改时候关了很多外村的地主、富农，怎地关法呢？
　　李：后头他们也齐走了，朝外头走了，也没个关法了，有啥拿出啥了，朱万福那会儿三查土改斗争（前）倒死了。儿们不在咱这地方，都在外头念书哩。朱（家）他们那娃们，齐从包头走了。
　　周：朱万福那旧院，有外村的地富？
　　李：朔县没解放了，就在那院圈的哩，可多圈了，多死了。
　　周：死了多少？
　　李：啊呀，怎也在大几十个。他吃不上东西，你明白了，后头钻那里头，困渴的，可多死了，后来那齐是。
　　周：前前后后圈的有多少？
　　李：在百十来个，那院钻的满满地。南大窑、西窑、正窑圈的满满的。共产党是在窑头上垒个炮楼，在那站岗哩。
　　周：那年你多大了？
　　李：廿几，今年84岁了，47年土改，就廿几。
　　周：圈了多长时间？
　　李：春天圈的，冬三查呀，齐着走了，不圈了。死的死，走的走了。有的拿钱雇上，那会儿这村朱明家养个驴，人家鞍鞑上送在本手（死者家人）能赚一石米，把这死人（运一个死人）。没地方（要）的，就那牲口（狼、狗。）啃了，啥也不，就是个那。那死人朱明家也多拿驴送了，一天送那一个，那小斗卡顶一石哩，就朝那哩（办法）。
　　周：那没人领尸的多不多？
　　李：可多了，那枯井里头就多哩。北院那会打了眼枯井，多扔下哩。这六十来年了。
　　周：那会儿什么人看守？
　　李：四、六区。窑头上有个炮楼。区长姓赵。
　　周：那会儿你在村里干啥？
　　李：种地。
　　周：你没参加？
　　李：我没。咱看也看不见。
　　周：你啥名字？
　　李：李开。我这过去真穷哩，不是我二哥当共产党，我妈连裤子还穿不上。人家我二哥当兵，共产党年年给个布。我二哥到今儿在烈士塔，牺牲时候到连级干部了，打仗牺牲了，日本人在时候参军了，在三团三营，47年牺牲，打陕西榆林时候牺牲了。
　　……这村就朱万福土地多，别的（人）就顷二八十亩，有的还得种人家的地。
　　周：怎那多地？
　　李：人家买的。
　　周：怎那么多钱？
　　李：开始还是穷人。初头担货郎担，后头收雕翎，以后又领戏（指朱带戏班子巡演），慢慢发展的土地多得没远近了。这会儿人们还拉（说）哩，人家怎就闹下那么多土地？可多啦。那人就是有本事，还没文化哩。你要靠人家，还不猛剥削人哩。那会儿那穷人全凭人家哩。你谁没办法，女人娃们开不了锅，去人家那里装上些粮食，给人家受，你能开锅了。那家人家救人哩，你别看土地多，人家猛救人哩，不就为啥土改时候一个也没损失了，没受执，好人。那会儿穷人多，周围村人来这地方给人家受苦哩，养活女人娃们哩。打的粮食多，养的牲口多，过年杀了猪羊给人们就像放粮哩，你用多少来装上，过了年了，还开的油房。别看人家是老财，人家救人哩。人家也没抢人，没骗人，就是自己闹起来的光景。
　　周：这村有几户地主？
　　李：就他。他的牲畜在土改时候人们分走了。


http://blog.creaders.net/u/3843/201812/338031.html

yangharrylg

中共執政後30多年的農村政策，就是一步緊一步地剝奪農民的自由：獲取食物的自由，生產勞動的自由，旅行遷徙的自由，生兒育女的自由，更不用說言論的自由，娛樂的自由。農民的處境與奴隸、犯人相差無幾。這個判斷建立在每段往事的細節上


　　老高按：去年12月26日毛澤東冥誕和今年2月25日，我兩次介紹了與國史出版社最近出版的電子書《酸刺林：山西平朔農民口述史》（七卷）有關的信息。第一次，我節選了少量農民的口述；第二次，我轉載了這套書的采訪記錄者周浙平為此書所寫的代序。兩次都有不少網友博友跟帖，達上百個，很有意思。
　　有一位“花蜜蜂”一口咬定：“控訴毛澤東時代是鄧小平陳雲政變後的脫罪詭計”“這樣反複宣揚毛澤東時代罪行的結果，成為采用極端對比手法‘憶苦思甜’，教育中國下三代小年輕們”。
　　“控訴毛澤東時代是鄧小平陳雲政變後的脫罪詭計”這種說法太過荒誕，不說也罷。實際上，書中老農有些人還口口聲聲頌揚毛主席，或者控訴日本鬼子和國軍呢。
　　“反複宣揚毛澤東時代罪行的結果……‘憶苦思甜’”，倒是說得不錯。農民們不懂什麼大道理，他們就是講改革之前的遭遇，也很自然會和改革之後加以對比。哪個苦，哪個甜，還用說嗎？——當然改革開放之後的農民也有苦，甚至有些人還很苦，苦不堪言，但是你要他們回到毛澤東時代的農奴狀態，他們樂意嗎？
　　另一位“新天獄博”，針對我轉述的周浙平的體會“中國農民在近40年中的苦難，說到底，就是被剝奪了自由；而改革開放，就是將自由（當然隻是部分自由）還給了農民”這段話，要我（以及周浙平）證明：“在此之前（也就是土改之前——老高註）這些農民的生活優於毛時代”。“新天獄博”自己都沒有想一想，這個要求是否合乎邏輯。退一步說，就算農民的在此之前的生活沒有優於毛澤東時代，難道就能依此否定、推翻周浙平的上述判斷嗎？
　　好在，“新天獄博”這個問題也還是有其意義。這套書的大部分口述者多少也談到了毛時代之前的生活，建議“新天獄博”買一套書（電子書書價不貴），比較一下前毛時代、毛時代和後毛時代農民的生活。
　　“新天獄博”上次還針對這些老農民的回憶，斷言口述史的真實性很可疑。在對口述史表示不屑時，引用過一段話：“口述曆史正進入想象、選擇性記憶、事後虛飾和完全主觀的世界……它將把我們引向何處？那不是曆史，而是神話。”
　　我已經指出過，這段話出自楊祥銀《當代美國口述史學的主流趨勢》（《社會科學戰線》2011年第2期）一文，而楊祥銀就是溫州大學口述曆史研究所所長、學術集刊《口述史研究》主編和中華口述曆史研究會副秘書長，楊的文章恰恰總體是肯定口述史的功效的，但他指出要註意防止口述史研究中的某些偏差。這個來自年輕一代學者（楊出生於1979年）的提醒很重要，我們確實應該全麵、謹慎地看待口述者和口述史料。
　　但是我們更要看到：口述史料在中國大陸的政治環境下，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官方在很長時間裏，壟斷了一切檔案史料、壟斷了一切媒體和出版機構、學府和研究單位，甚至據我們所知，銷毀了不少檔案史料（在周恩來去世之後，鄧穎超督促和安排下，銷毀關於周的史料，隻是透露到外界的九牛一毛）；而在近幾十年中，當局隻是極其有限地、勉強地開放他們認為對他們衝擊不大的若幹史料，將過去對意識形態的剛性直接的控製，換湯不換藥地改為稍許柔性的、部分間接的控製——而這些極其有限的、勉強的所謂改進，在習近平上任之後，更是大步倒退，用一係列莫須有的帽子如“曆史虛無主義”之類，重新緊緊壟斷對曆史的解釋權。
　　昨天我讀到中國女學者李銀河的一篇文章《中國為什麼應當徹底取消言論審查製度？》，就點穿了官方壟斷曆史解釋權的要害：“可以一言以蔽之：不可言說的事實真相。隻要某段曆史中尚有事實真相不敢示人，涉及該題材的言論、研究、文學作品、影視作品就變成了敏感話題。”“為什麼有些事情不可言說呢？仔細觀察，其中必定有做錯的事情不肯承認。”
　　在這種情況下，眾多口述者的口述史料，就具有了突破官方壟斷的特別重要的意義。隻有將一言堂，變為眾言堂，大家都來講述自己知道的那一點史實，才能盡量拚出拚圖的全貌，逼近曆史的真相。
　　我最近與《酸刺林》的訪問記錄者周浙平先生做了詳細訪談，可以編成至少三期視頻節目，正在排隊等候播出。我也將這個問題提給了他：如何看待口述史料的局限性與可能出現的偏差。周浙平的回答很長，但其中有一段話，我不妨提前節錄在這裏：
　　關於準確性是對口述史爭論最多的地方，實際還是各類曆史敘述都存在的一個老問題：真、假問題。與書寫文本不同，口述史是通過回憶記錄完成的曆史敘述。反對者認為書寫文本的過程可以引用檔案，可以引用考證結論等等作業。但你仍不能保證檔案記錄就是真相，考證結論就是準確的；還有不能排除的史學家的主觀性。……
　　口述史的準確性，或者說回憶者回憶的事實是不是曆史真相，最根本的評判，是要口述史讀者的認同。
　　昨天（3月3日）法國國際廣播電臺中文部對我進行采訪，談國史出版社最近出版的這套電子書《酸刺林：山西平朔農民口述史》。下麵的是這次袖珍節目（隻有幾分鍾）的文稿，供大家參考。


　　中國農民是怎樣一步步失去自由的？
　　索菲，法國國際廣播電臺（RFI）

　　明鏡集團國史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套電子書《酸刺林：山西平朔農民口述史》，共七卷130多萬字，記載了中國北方黃土高原農民的訪談。在中共即將迎來建政70周年的日子，這套書的出版，為人們真切地了解那個年代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態，提供了生動翔實的第一手史料。今天，我們請參與這套書編輯全過程的高伐林先生，來給大家做一個介紹。



　　《酸刺林：山西平朔農民口述史》（國史出版社）第二卷封麵。


　　法廣：《酸刺林：山西平朔農民口述史》這套書是誰寫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高伐林：《酸刺林》這套書，是中國大陸的獨立社會考察工作者周浙平訪問記錄的。書名中的“平朔”，是山西省北部的平魯縣和朔縣一帶。這兩個縣在抗日戰爭時期就屬於中共控製的晉綏根據地，1938年就建立了中共縣級政權，日本投降後，這兩個縣就完全在中共管轄下，中共的“土地改革”殺地主鬥富農，就是由晉綏地區開始。周浙平先生在這一帶跋涉奔波，訪問了四百多位農民和基層幹部，篩選寫到書裏的是363位。這套書的主要內容，就是由這些農民講述1945年到1984年，他們自己和家庭在無產階級專政製度下近40年的生活經曆，展示農民在中共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中遭遇了什麼，得到了什麼。

　　法廣：周浙平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高伐林：周浙平先生是1948年出生的，現在剛過古稀之年。他母親也是平魯人，16歲參加了抗日婦女救國會。周浙平出生在朔縣，後來隨父母去了北京，進了北京農業技術學校。沒讀多久就開始了文革。知識青年都要上山下鄉，他辦理投親靠友來到朔縣，和村裏人一起幹農活，還參加過修公路，前後在這個地區呆了十年。他曾在縣、市、中央各級報社工作，中間還幹了幾年廣播新聞。1988年他就辭去了公職，成了一個民間社會文化考察工作者。

　　法廣：他為什麼要推出這樣一套農民口述呢？
　　高伐林：周浙平在插隊時親眼看到了農村，和學校老師講的、報上寫的完全是兩回事，就萌生了念頭，想把村裏人的真實境況寫出來。後來他去過十幾個省的農村，其中有所謂“先進”的有名的典型村，也有貧困地區、邊疆地帶。看得越多，反映農民真實命運的念頭越強烈，隻是苦於沒有機會和找到合適的方式。直到2008年他在早年插隊的村裏拍照片，嚐試用人類學影像的方式把村裏人的生活記錄下來；他訪問那些老人，請他們回憶當時的情景，才發現這是個好辦法，用周浙平的話說：“我等了40年，機會終於出現了。”
　　2009年他開始對農民訪談，到2017年結束，加上整理錄音，整整投入了十年時光。每年背上錄音機、電腦、照相機，去平朔一到二次，最多三次。完成多部農民口述史，有《影像中的“文革”農村》，《無花果》、《難民紙》、《周浙平文獻攝影集》。

　　法廣：周浙平是怎樣進行調查采訪的呢？
　　高伐林：作者告訴我們：選擇了自己熟悉的平朔地區之後，第二步就是在曆史事件發生地，尋找與曆史事件發生時間吻合的人。他開始訪問時，離開展土改的四十年代後期已有60年以上了，要找的訪問對象至少是70歲以上。他對受訪者有個要求，請他們談自己和家庭的經曆，聽說的就不必多談了。周浙平認為口述史的意義之一，就是搶救口述人的記憶。本書的受訪者截止到去年，已有幾十位離世了，但他們的回憶留下了。

　　法廣：他們的回憶留下了，重要意義在哪兒呢，周浙平先生怎麼看？
　　高伐林：周浙平說，人人都可以成為口述史的敘述者、讓千千萬萬普通人入史，成為曆史的主角，這樣的曆史敘述就可能避開那些政府編的教科書、史書光是記錄精英事跡這等等局限。他舉了一個例子：訪問一位老人，是當年關押地主站崗的民兵，民兵要“轉正”歸到正規部隊時他跑了。訪問是在他家窯洞的炕上進行，下麵站了一群年青人在看熱鬧。老漢說出他的經曆後，第一個感到意外的是他兒子，他無論如何也無法想象和他生活幾十年的老爸還有那麼一番經曆，其他人更是驚訝，紛紛插嘴，說這老漢還當過八路呢，要是不跑，現在也是大官了。如果人們都把自己活生生的經曆留下來、傳下去，還會輕易接受教科書的編造和說教嗎？

　　法廣：你們認為，從書中這些農民的經曆說明什麼問題呢？
　　高伐林：還是用周浙平的話來說吧，這些農民的經曆告訴我們一個可悲的事實：中共執政七十年，改革開放以後姑且不談，到八十年代初的前幾十年農村政策，一句話，就是一層進一層、一步緊一步地剝奪農民的自由。從本書的第一卷到第七卷，土改、統購統銷、合作化、大鳴大放、反右、公社化、大躍進、四清、文革、學大寨……一係列曆史事件，剝奪了農民獲取食物的自由，生產勞動的自由，旅行遷徙的自由，生兒育女的自由，更不用說剝奪了他們言論的自由，娛樂的自由，甚至剝奪了他們出門討飯的自由。農民的處境，與奴隸、犯人相差無幾。他強調，我的判斷就建立在每個故事的細節上，讀者可以從本書記錄的故事中得到驗證：這套書，就是一部現代農民苦難史。

　　法廣：最後一個問題：“酸刺林”這個書名，作者有什麼深意嗎？
　　高伐林：酸刺是山西北部山上到處都長的一種灌木，果實很小，最大也超不過豌豆，吃起來是酸的。不管天旱天冷，年年長，過去農民年年刨，枝上長滿刺，很不好刨，刨它主要是曬幹了生火。作者感到，黃土高原上的農民就像這酸刺：雖然很卑微，但是很堅忍，環境再惡劣也頑強生存，生生不息地延續，也給人們帶來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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