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 张郎郎 在死刑号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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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吴虹飞 实习记者 覃宪秋 发自北京   


监狱里的颜色很单调，回来这一路上，看四週的环境真是眼花缭乱。我妈就說：「郎郎，要是眼睛累，你就闭上。」我說：「没事儿，挺好看的。」




2月，共和国国徽设计者张仃辞世，儿子张郎郎从普林斯顿大学飞回奔丧。谈论生死，共话往事，原来这个还有些英俊的、喜欢說笑话讲故事的老头儿，曾经是诗人郭路生（即食指）的引路人、遇罗克在死刑号的狱友、陈丹青的教员，并与国内地下诗歌运动渊源深切。


　　1943年11月，张郎郎出生于延安，在「马背摇篮」里长大，是名副其实、根红苗正的「红二代」。他跟著一路打仗的部队进了北京，在像「育才」、「一○一」、「四中」这样干部子弟成堆的学校上学。那个飢饿而又狂热的年代，无数少年被压抑住的光芒，他却轻轻巧巧、活活泼泼地如数绽放出来了。


　　1962年，还是中学生的张郎郎在母亲陈布文（曾为周恩来秘书、国务院秘书，当时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文学）支援下创办「太阳纵队」地下诗社。


　　诗社成员多半出身于干部家庭或艺术家庭，对社会上的残酷和严峻「不甚瞭解，至少觉得与我们无关」。而他们享有的书籍、画册、电影等「精神资源」则远远超出普通家庭的孩子，所以「创作欲极强，很想找机会表现一下」。


　　这原本只是一个文艺沙龙。「秘密写诗，只是怕別人破坏我们的游戏。但我们也没想用诗来反对『现政』。我们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而已。」张郎郎完全没有料到，此时关于大学动态的内部资料早就把他描绘成了流氓般的「资产阶级文艺青年」。


　　在当时诸多的文艺小组中，上面认定了两个「成形的组织」，一个是郭沫若之子郭世英主持的「X社」，另一个就是「太阳纵队」。


　　1964年，有关方面发现「X社」策划到法国去，马上实施抓捕。郭世英被送去劳动了一段时间。1968年，他被隔离审查、毒打，最后坠楼而死。据称死时身体仍绑在椅子上。


　　「太阳纵队」的命运不比「X诗社」强多少。


　　张郎郎因言论罪被抓捕，最后被判了3条罪名：「恶毒攻击中央首长」，因为讲了领导人的笑话、传播「小道消息」；「里通外国」，因为和一些法国留学生聊天；「阴谋叛国投敌」，因为曾经想留学法国学西方艺术史。


　　就这样，他进了死刑号。


　　后来张郎郎撰文回忆：「可能和我天生好說笑话有关，可能和我曾经组织过一个写诗的沙龙--『太阳纵队』有关。前者属于『乱說』，后者属于『乱动』。前者是企图『言论自由』，后者是企图『结社自由』。」在那个年代，这显然是奢望。


　　和「太阳纵队」沾边的人，都被批斗、关押、审查。和张郎郎接触较多的亲戚、同学、朋友几乎无一幸免。许多人因此改变了一生。


　　坐了10年牢，「文革」结束，张郎郎获得平反，死里逃生。


　　在中央美术学院教了两年书之后，1980年，他去了香港，9年后去了美国。


　　他成了一个流浪者。「我的心最宁静的时候，就是在旅途中，不管是主动旅行，还是被动逃跑。」


　　期间，张郎郎曾在深圳驻足。写作的欲望蠢蠢欲动，一气儿写了几篇东西。同时，和日本人合编有关中国商业法律的书。每天，他背著手走来走去，口中唸唸有词，两个打字员就疯狂打字记录。上半天，找3个人的饭碗；下半天，找他自己的梦。


　　在美国时，他曾和两位朋友商量，每人出两万美金，在纽约上州买一个老农场，在那里当专业作家。没事儿就使劲写，写累了就去干农活儿，「锻炼身体的功夫，就生产出每日的粮食」。


　　两位朋友兴奋万般，他们的太太和孩子死活不同意：怎么 上班，怎么上学？谁陪你们疯啊？


　　不管怎么說，张郎郎自己是想明白了：「我将来一定要有一块大自然中的、属于我的土地。我将和它血肉相连。重要的是只要有这么一块地，你可以从心底自然地、实实在在、时时惦念著它。」


　　如今，那么多年波折磨难过后，他还会不时笑出声来。到处有人请他喝酒，健康自在地游历，时不时揶揄荒诞的时光，这是岁月给他的最大的优待。


　　「反动分子张郎郎逃脱不了」


　　「太阳纵队」不是政治组织，而是一个诗歌沙龙。后来，郭路生和另一个朋友郭大勳也加入了。那时我们已经是大学生了，他们还是中学生。郭路生很朴实、很谦虚，觉得我们已经算诗人了，很愿意跟我们玩儿，我们就觉得他太小--谁也没想到他以后会变成挺有名的诗人。后来他写了《鱼儿三部曲》，我看了就觉得，哎，这孩子真有点儿灵气。他也特高兴，觉得找到了诗的感觉。


　　「太阳纵队」还有我的弟弟张寥寥。他跟芒克、北岛他们都是朋友，一块儿写诗，还有鲁双芹。我被抓到监狱后，他们又组了一个沙龙，现在有名的诗人基本都在那里。包括根子、多多，都是和他们同一拨开始写诗。


　　北岛初期的诗歌，像是格言体，有些愤怒，要讲一些深刻的话语。北岛会写诗，但他是个老实人，特木讷。我们搞活动，一般要有北岛的诗，他是个符号人物嘛，有人会說：「郎郎，北岛的诗你来念吧，他念没劲。」北岛也没辙。我们是好友，但也不客气，說，这么有名一个诗人，一不会浪漫，二不会幽默，好像惨点儿。


　　1968年春天，有我照片的通缉令出来以后，我就决定离开北京了。有一阵藏在石油学院附中，郭路生经常到我那儿去。一次他和另一个诗人王东白一块儿来。王东白拿来一个本子，让我给他写首诗带走。我正要逃跑，哪有灵感啊，我說，就给你们写个题目吧，就写了「相信未来」。后来有一次聚会，郭路生还說那个本子应该给他，因为最后是他把这个题目写成诗的。现在也不知这个本子藏哪儿去了，也许王东白还留著。但他和郭路生「文革」中都受了一定刺激，我被抓了之后，他们也被抓了，后来精神都有点儿不太健康。





我离开北京前，郭路生和一个朋友非要送，约的是在北海见最后一面，喝杯啤酒算是告別。但我没去。满街都是一人高的大标语「反动分子张郎郎逃脱不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掌」，我再去北海喝啤酒有点儿不太现实。后来郭路生的朋友回忆，他们在北海等了一下午我都没有出现。其实我已经跑了。


　　通缉我的原因一是「太阳纵队」这个组织，还有一个，是我爱给「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组织者是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等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的负责人，多为高干子弟、烈士子女。1966年底至1977年初曾6次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其成员，被判定为反革命组织，遭到打击。）那些小孩讲故事，「江青和毛主席结婚时组织不同意」，那些小道新闻其实大家都听說过。「小联动」到处去散布，江青很愤怒，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就查到背后有大学生，說我是「联动的思想后台」。实际上我只是教他们念诗、唱歌，之前他们接触不到那些。现在，都过去50年了，当年我教的歌，有些歌词他们还背得下来。


　　通缉令出来时上面有我的两寸照片。一夜之间，被北京的「联动」全都划拉下来--就没有照片啦，上头非常愤怒。后来想想，这种古典的情义，现在这个物质社会是不会发生了。《血色浪漫》跟我们那些故事比差远了。只是我们的故事还不能拍成电视剧，因为牵扯到很多意识形态。


　　我就和女朋友蒋定粤（抗日名将、淞沪抗战中方指挥官蒋光鼐之女，后嫁给万里之子万季飞，生有女儿万宝宝，现定居美国。）跑到了杭州--逃跑都要挑个好地儿，就藏在龙井村，真正产龙井茶叶的地方，以为能躲过这一劫：全国那么多村子，谁会知道我们在那个村子里？


　　蒋定粤犯了一个技术性错误。她怕父母不放心，写了一封信，說我们现在很安全，在什么什么地方。她母亲觉得我们在外边跑不合适，那时候中国还是很传统的，就回信說，你们俩结婚，免得別人說话不好听。我想，没有家里人来参加也不能随便结婚，5月1号，找一些朋友作为证人订了婚。


　　我们以为通缉我们的就只是「联动」的敌对派，没想到是公安局。所以信马上被他们拿到，按图索骥，5月14号就把我们抓了，最后婚也没结成。


　　被抓回来前，全国为这个案子抓了没有1000人也有几百人。我跑了50天，大家以为我逃到国外去了，不管是不是我說的，全都說是我說的，我被抓进去时已经不需要我的供词了。「这条說过没有？」「好像没說过……」打！「說过說过……」当时讲3条攻击中央首长的就可以判死刑，给我弄了100多条，够枪毙几十次了。


　　他们来审我和「老七」，清楚地說，那么多反革命谣言，你告诉我们谁告诉你的，你就是传谣者；找不出造谣者，那你就是造谣者。造谣的罪行跟传谣可不一样。我们不知道会判死刑，觉得要是咬出別人这辈子良心过不去，反正我们是俩学生，顶多判个10年，不约而同咬定是自己编的。


　　马列原教旨主义者遇罗克


　　1968年6月被关进牢里。


　　关在我旁边那个人是个「历史反革命」，瘦得很。我刚进去，他就跟我說，你要没什么杀人放火的事儿，该招就招，因为你受不了刑。我說，好，知道了。结果没两天那人就被打死了，报上去說，这人是自杀。他有了这个经验也没用。


　　那年10月或11月开始和遇罗克关在一个房，到第二年5月，差不多一块儿关了半年。我们是两个阵营里的人，关在一起是有意让我们在争斗中互相揭发，因为我们24小时在对方视线里，比夫妻还亲密。


　　遇罗克身高一米七几，有点罗锅，深度近视，微微谢顶；后脑勺很大，从侧面看，就像一个平行四边形，或一个大冬瓜；长手长腿和大螳螂似的，动作可笑。別人笑他，他也一块儿笑。一看就知道他是很聪明的人。


　　遇罗克笑瞇瞇走过来：「听說你是中央美院的学生？咱们认识一下。我叫遇罗克，愚公移山的愚去掉心字加一走字的遇，罗霄山脉（井冈山根据地所在山脉）的罗，克服困难的克。」


　　我知道他是因为一篇轰动全国的《出身论》而被捕的。他父亲是「右派」，学习再好他也考不上大学，就感觉这社会不平等。而我父亲当时是中央美院负责人，没被打成「右派」过，但「文革」受冲击了，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他当年坐过国民党的监狱，「文革」中只要坐过国民党监狱的都是「叛徒」，反正所有罪名都有了。如果他没出事，我可能也不至于进监狱。


　　熟了之后，遇罗克說，一听我要和他关在同一个房他特高兴：过去在社会上竞争不公平，现在终于平等了，都是犯人。很多干部子弟在外边趾高气扬，他想看看谁厉害。所以一开始他对我不算友好，只是好奇我为什么会被抓进来。


　　他以为我肯定是血统论的支援者。我說我从一开始就没同意过血统论。他很意外，问为什么。我說我看过一部德国电影，讲的是二战之前德国排斥犹太人的情况。血统论跟德国法西斯排犹没什么区別，印度用种姓划分人的高低都是错的，现在要以出身来划分，不是倒退了吗？这成了他和我化解敌对情绪的转机，但他还是半信半疑。



然后，他就跟我谈人的哲学思想和基本框架。我发现他其实比我马列主义得多，他相信费尔巴赫的唯物主义。我說，你說的那些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我们都看萨特、存在主义。他根本没听說过，在我解释之后說：这叫什么哲学！这是一帮法国小知识分子的狂热！你根本没有真正读懂过马列。要是想真正瞭解马列主义，我可以给你补课。他的意思，他是捍卫革命理想的人，马列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


　　所以我们没有变成敌人，而是变成了思想辩论的对手。他发现我并不是个以革命贵族子弟自居、被惯坏了的红孩子--他后来和同一阶层的犯人聊不到这层次。


　　当时牢房里很多来自底层的犯人特別崇拜他，觉得他代表他们的利益。我去之前，遇罗克已经给他们办班，普及马列基本原理。我们辩论一紧张，他们以为我们要打架，想收拾我。遇罗克就說，「算了算了。」


　　牢房有个老干部有一部延安时期出的《毛泽东选集》--解放后出版的改了很多。他是个老红军，知道我是延安生的。遇罗克就說：「你跟他借，他肯定借给你，他不肯借给我。」我就跟老头借，悄悄给遇罗克看。他认真地把两个版本的差別全记下来。


　　在牢里都要学《毛选》。我俩挨著坐，一人一本《毛选》，好像在读，其实在說话。有时其他犯人知道我们要交谈，就把墙角看守看不到的座位换给我们。


　　监狱里的营养是不够的。北京的条件已经比外地好很多，也就是早上两个窝窝头，下午两个窝窝头，偶尔有点盐水煮的菜汤。极度飢饿中，见到任何东西，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东西能不能吃啊？抓到壁虎，大家立刻问：「这能吃吗？」要是鸟飞进来那肯定要吃掉的，老鼠也一样。但那么飢饿的时候，遇罗克照样聊形而上。


　　他的预审员外号叫「丁大个儿」。他說：「遇罗克是个花岗岩脑瓜儿的狱油子！」因为他简直是一个讼棍：瞭解中共的各种法令、规定、条例，审讯的各种方式、手段以及不成文的程序，所以往往能找出预审员违法、违章的破绽。他甚至知道预审员们的姓名、背景、性格、脾气，还帮助犯人应付提审，免费当律师。


　　我和他订下合同：每天休息时间，轮流选择一个自己熟悉的题目，讲给对方听。我给他讲「西洋近现代美术史」，抽像派、印象派之类，他全背下来。他给我讲「世界电影现状」，讲得那么内行，术语和统计数字运用自如。我說你又不是学电影的，怎么知道那么多？后来才知道，那是他在另一间房从別人那儿换来的。他一直在学，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知识。但我给他讲《麦田里的守望者》、《向上爬》、《在路上》，他越听越不高兴：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他特別天真，特別爱幻想。有人告诉他，陈毅看了他写的东西，觉得不错。他就给陈毅写了封信，托弟弟妹妹交给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后来他瞭解了我的案子，說：「你的案子很复杂，等我出去了，帮你去找找陈毅。」


　　当时我们把可以想到的最重的罪行都加在一起，也没想过对方会被判死刑。客观地說，遇罗克根本不用死，他是自愿去赴死的。他经常跟我說，他最喜欢的诗是「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他有种盗火者的心理，觉得像他们这样所谓出身不好的人，缺少牺牲的勇气。他想做这样一个先例。


　　随时会被枪毙的爱人


　　我们一起呆了半年，1969年夏天，被分到不同监狱。1970年2月9日大年初四，又一起到了死刑号。


　　那天晚上，我以极快的速度，在脑子里把一辈子的经历过了一遍。也许明天早上就要走上刑场了，现在不想，以后就没机会了--到底我做错了什么？


　　死刑号里，每个人都是单间，见不到面，只能通过声音交流。我们这些新来的人处在一种强烈的震撼中，竟然用开晚会的方式抵御恐惧。检查的人来了就装睡，走了我们就小声地哼唱。我唱了苏联歌曲《光荣牺牲》，「忍受不自由莫大痛苦，你光荣的生命牺牲，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你英勇地拋弃头颅……」一时之间，一股热血冲到胸前，我不能自已地用意大利文高声唱道：「哦，我的太阳，我的太阳，那就是你！」


　　没有人睡觉，因为不久就要长眠了。我们平静地聊著各自的案情，有人忽然說，「要是家里人知道咱们最后还开了晚会，乐乐呵呵的，那就好了。」于是我们挑了个最有希望活下来的孩子，让他出去后把最后的晚会的情况转告我们的家人。


　　但事情没这么简单，我们还得接受各界人民批判，我马上明白了：杀鸡儆猴嘛。


　　那阵，每天除了睡觉时可以短暂地忘怀，醒来一剎那，看到阳光，喜悅了几秒钟，立即明白，我是一个随时要被枪毙的人。


　　睡著也是在做噩梦。黑暗中，被横七竖八的水泥、钢铁碎块夹在缝中，被漫上来的地下水渐渐淹没、窒息，无法逃脱。那种痛苦是非常具体的。


　　后来「老七」的叔公王鹤壽（曾当选为中央委员、中纪委常务书记、第二书记。参加领导审查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案件，及平反刘少奇、瞿秋白、潘汉年等重大冤假错案的工作。十三大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說，其实我们的枪毙决议已经通过了两次，幸亏周恩来說要留下活口，才没有枪毙。所以，我总怀疑我做那些噩梦时，中央正在开会决议。



很多人在垂死挣扎。有人向上面报告說有祖传的秘方要献给国家。写完了交上去，他又报告了，說胃寒的病人才能吃，胃暖的不能吃，就怕弄错了到时候更不行。我们就想，这完全是生死一线的事。有的人当时就疯了，也有可能是装疯，看看能不能用这个办法求生。我当时想，一定不能让人觉得我有多惨，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微笑，优美地走完那一步，保留最后那点尊严。


　　死刑号里有一个女囚叫孙秀珍，长得很美，温柔优雅、毫不张扬。她曾嫁过一个男人。从北京医士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挑花厂当厂医，认识了同是厂医的田树云。田树云展开激烈的追求，立誓娶她。她和丈夫离婚，厂里家里骂声一片，田树云却跟另一个出身好的姑娘结了婚。「文革」中，田树云日子不好过，又来找她，說他已经和苏联接上头了，让她帮他定期把信投到苏联使馆的汽车里，以后一起远走高飞。孙秀珍投了19次信，最后两人双双被捕。


　　还在监狱学习班时，我就被她迷住了，开始给她写情书。我们联系的方式是在倒土时用图钉把情书钉在装土的箱子下面。


　　她写给我的情书也很热情。我们都知道这种爱没有任何结果。她比我大，还有个孩子--我出来了才知道。她跟同房的李世佺說过，就算我们出去了，郎郎知道我的情况之后也不会娶我。


　　但当时我们觉得，至少还有人爱你，是很大的安慰。


　　现在我们已经是死囚了，她给我的感觉是心如止水。


　　她被枪毙的前夕，我们作为同一场批斗的主角，终于有了一次肢体接触--之前我们写了那么多的情书，却没有机会相互触碰--那是在去体育场参加批斗会的车上。我们背靠背坐著，尽量地贴近对方。在那些日子里，这是我们惟一的甜蜜。后来我跟北岛他们讲这件事，他们說，这是生命和钢铁机器在作不对等的抗争。


　　孙秀珍，这么美的女性，连自己干了什么都不知道，最后完全是被无谓地牺牲了。像这样傻乎乎的女孩儿，在那个时代死了千千万万，没人为她们說话。最惨的是，李世佺出来以后，去找孙秀珍的父母，說可以申冤。她的父母不同意，說这是个耻辱，我们要永远忘掉。如果我不提，你们根本不会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叫孙秀珍。


　　在大的政治动乱中，个人就是牺牲品。你最好当一个旁观者，或者当一个记录者，那比牺牲更有意义。你牺牲了，当时很多人哭了，完了大家都要过自己的日子，谁还会记得那些死的人？只有他妈妈爸爸才知道。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白鼠，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常什么都不知道就被牺牲掉了。


　　我坚信的一点是，要抵抗暴力、抵抗丑恶，而不是比它更厉害，否则在这个过程中你也会变得暴力、变得丑恶。


　　你就喜欢那个美的东西，別弄脏自己。你老是要跟它斗争，最后会发现你和它没有什么区別。


　　我们那批死刑犯是在1970年3月5日宣判。许多人被拉走了，我记得名字的有：遇罗克、田树云、孙秀珍、沈元、索家麟、王涛、王文满、朱章涛等。最后两位的下落，我至今不清楚，其他都立即执行了。那个我们还指著他给家人捎口信的孩子也被带走了。


　　我被留下了，筒道里死一般地寂静。我预感到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


　　「要是眼睛累，你就闭上」


　　监狱里每年都有一个节目：过年前一天有个宽严大会，枪毙几个，或者提前释放几个。1977年12月31日，正在牢里分糖吃，监狱的人对我說，我可以回家了。


　　我到门房脱下囚服，换上自己的衣服。到了门口，看到一辆吉普车，哥哥和母亲站在那儿。我說，你们已经来很久了？他们說，来了一会儿了。没人哭，也没人說那些伤感的话。


　　监狱里的颜色很单调，回来这一路上，看四週的环境真是眼花缭乱。我妈就說：「郎郎，要是眼睛累，你就闭上。」我說：「没事儿，挺好看的。」


　　到了家门口，我爸来开门，說：「郎郎回来了。」我爸妈很细心，给我收拾了一间屋子，里面是素色的。还买了个砖头式的录音机放在那儿，有两盘俄罗斯民歌的带子。說：「你先躺躺，休息休息喝点儿水。」就这么到家了。电视剧里应该抱头痛哭，我们家没这事。


　　刚出来的时候不适应的太多了。晚上睡觉，我妈过来看，要给我关灯。我說別关，我10年没关过灯了，突然黑了会不适应，觉得一下陷入深渊。


　　出门根本不会过马路，而且不习惯后边没有人跟著。在监狱里你到哪儿都有警察跟著，觉得他们成了自己的一部分。突然没了，空荡荡很奇怪。


　　我变得不怎么会說话了。其实在监狱里经常跟別的犯人聊天，只是语速和說话的内容跟外边完全不一样。艾未未的哥哥接我出去吃饭，他们說那会儿我面色苍白。


　　好在没过多久又没事儿，变回来了。


　　出狱两年之后，1980年，我就离开了中国。原因特別简单：这批案子的几百人到公安局要求销毁审讯记录和文件，就我和「老七」的他们不肯销毁，說是我们并非「判决无罪」，而是「证据不足」。那意思就是这案子还没结。我们当时也想不到中国变化那么迅速，要是过几年又折腾一回呢？就决定，为了安全，合法地飞走。


当时很多人出去都是为了安全。出去后大多数人都过得不行，靠各方面的救济，后来允许回来，又大批跑回来。我属于特別能谋生的人，能混入各个大学去教书。一次北岛来普林斯顿，我们给他安排了一个演讲，他讲的是流浪者的心态。有人說，「你到美国了都有饭吃，多好啊。」他就說，「你不明白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人真正的心理。」很艰难，活不好。后来「老鬼」（《青春之歌》作者杨沫之子马波）他们为什么千方百计想回来？就是实在熬不下去了，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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