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回忆文革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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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

〔编者按：本文摘自钱伟长先生的《八十自述》一文中的第九章和第十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经历了无法想象的困难：不论五类分子或是八类分子，我总是在最底层；两派武斗，都把我作为斗争对象；是劳改队的永久队员；武斗最剧烈时，家住两派战线的前沿阵地，所有邻居都躲避迁居他处，只有我和老伴还住在枪林弹雨之下，几近百日，随叫随到，只要“九头鸟”一叫，不论半夜或黎明，都必须出席批判大会；皮肉受尽了各种痛苦；书籍资料散失大部；生活用具和衣服棉被，或被抄走，或被征用；有一个时期，连吃饭都很困难；还有约近半年的时期，夫妻都被分别“隔离审查”或“群众专政”，靠两个在中学里当“狗崽子”的女儿在监视之下送饭度日；以后在１９６８年初夏的“百日大战”的武斗中，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小屋里，另一间厕所兼作为厨房和吃饭，以及会见“革命群众”、“专案组同志”的“外调”的会客室。但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靠着亲人们相互关怀，相濡以沫。同时我坚信这些现象都是暂时的，一个国家不可能这样长期混乱下去，总有一天要恢复建设，因此没有丧失信心，没有消极悲观。再则看到许多革命领导和建国元勋都受到非人的摧残折磨，对自己受到的苦痛，也就坦然处之不足为道了。只是春天盼秋天，今年盼明年，没有想到一直闹了十年之久。
时间长了以后，又渐渐开始了“地下”的科学工作，起初只是为了解答人们的询问，有时给工厂无偿翻译一些进口机器的说明书，在武斗最剧烈的时候，居然开始了三角级数求和的研究工作，这种工作无需参考资料，还可以断断续续做。在累积了一定数量的成果以后，就有计划地要写出一部有１万种“三角级数之和”的大表，这样的工作占用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的大部分时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居然完成了９０％的工作量。总数累计业已超过１万种级数，涉及广泛的实用范围。
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军工宣队进校以后，武斗停止，不一月，被定罪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１０月２９日和力学教研组教师４０人一同下放首都特殊钢厂劳动，当三班倒的炉前工，和工人师“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人师傅都是２０岁出头的壮小伙子，而那时我已年近花甲，炉前工的主要工具长铁杆，重５２公斤，要举起铁杆来操作，对我说来确实非常困难。在日夜相处中，从青年工人中学到不少东西，和工人们理解渐深，有几位在后来竟成了朋友。一月后，大队撤离返校，我和少数几位教师仍继续留厂劳动。几个月后，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那时我和工人关系已经很好，工人们已经不再直呼我为“钱伟长”，先改称“钱教授”，以后直呼“老钱”。工人师傅和我一起搞了几个月的技术革新工作。最后，转入机修厂，和工人一起，根据需要设计制造了一台８００吨水压机和大型的２０００平方米的热处理车间及其设备。从而建成了水压机车间和热处理车间，满足了该厂日益扩大生产的需要。为此，我查阅了大量的技术资料，参观了北京市和各种水压机车间和热处理车间，得到许多工人的关心和支持。这两个车间一直到我５年前访问该厂时，还在使用着。
１９６９年夏，清华领导忽然通知特钢工宣队领导，命令我当日下午４时前返校，晚７时随几百人的教师队伍，去江西鄱阳湖边的鲤鱼洲农场从事农业劳动改造，并要立志终生务农。特钢工宣队领导拒绝了这一要求，说：“当接受钱伟长来特钢劳动时，清华军宣队领导迟群、谢静宜曾再三叮嘱，钱伟长不改造好，不许返校。现钱伟长虽然有进步，但离改造好，还有一段距离，我们没有完成任务，因此不能让他离厂返校”。这是后来师傅们告诉我的，师傅们知道鲤鱼洲农场是吸血虫病的严重疫区，这样处理是工人师傅爱护我，使我免除了一场无妄之灾。
美国作家韩丁访华，要求了解清华在“文革”期间红卫兵运动情况，周总理指定我陪同接待。为了接待外宾，革命委员会急忙给我调整房屋，把原已搬进的邻居迁走，五间北屋都还给我家，有了卧室和宽敞的客厅，临时动员教研组的同志来粉刷墙壁，并勒令我添置几件家具，当时我原有的桌椅早已在运动期间“处理”掉了，而扣发了几年的工资也没发还，只得暂时告贷。安置好以后，革委会副主任谢静宜和何东昌都还郑重其事地来查看过。为此从１９７０年５月起由特钢调回清华，专门从事接待工作。和韩丁大约详谈了一个月，参加接待的还有工宣队接待组的刘师傅，韩丁的女儿卡门（即后来摄制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卡玛——编者）是北京１０１中学的学生，也参加了红卫兵，是蒯大富的热烈支持者，拿过长矛，参加过武斗，谈话时卡门是见证人。我事先曾向周总理请示过，总理指示：“合情合理照实说”，“卡门不会给我们隐瞒的”，“关键是讲得合情合理”，“要用外国人听得懂的逻辑讲得合情合理”。谈话开始几天还有外交部的唐闻生当翻译，后来只有我和刘师傅接待了，为了刘师傅能听得懂，我讲一段英语再讲一段国语，有时卡门帮着译给刘师傅听。我们还约请了清华两派头头座谈，让他们自己讲两派斗争的事实和他们自己的理解。在座谈中，两派仍有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卡门当然还有不少蒯派观点，但韩丁对此很感兴趣，经常穷追不舍。我则自誉是最中立的，因为两派都不要我，都把我当做斗争对象。最后，韩丁提出１００多个问题，尽力解释了一个星期，有的问题干脆承认没法解说。一直谈了一个多月，谈到韩丁、刘师傅、卡门都满意，才算完成总理交付的任务。韩丁返美后，写了一本名为“百日大战”的书，畅销美国。卡门在文化革命结束后返美，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演说家，专为中国问题辩护。
１９７０年到１９７２年，周总理直接交付的任务中接待的国际友人，还有法国名导演伊文斯（１９７０年８月），美国作家斯诺（１９７１年２月），英国记者格林（１９７０年１２月）等人。
伊文斯来华摄制“文革”事迹，周总理指定我以知识分子身份接受采访，并家访摄制电影，长达一小时。格林也摄制了讲课新闻片和采访新闻片。斯诺的接待较细致，谈话采访约近半个月。
其它还有《纽约客》记者斯泼林斐而德（１９７２年），在家中接待了约５小时，参观了除厕所以外的所有房间，返美后，在《纽约客》１９７３年３月号上登载了长约３５页的家访报导。通过这些，深感周总理关于“实事求是”、“合情合理”以及“求同存异”的指示在外事工作中的重要性。
１９７２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和中美建交带来了中美交流的热潮，夏天接待了美籍华裔教授回国访问团，任之恭为团长，林家翘、戴振铎为副团长，全团共有张捷迁等２４位教授，不少是别离３０年的老朋友和老同学，相聚间有说不完的话题。同样还接待了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袁家骝、陈省身等人。１０月初至１２月，由毛主席周总理决定让我参加我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英、瑞典、加、美四国，由贝时璋任团长，白介夫为副团长，团员有张文裕、钱人元等人。周总理嘱我注重考察环保问题。在英国结识了皇家学会会长赫乞逊爵士和他的夫人，赫夫人陪我们乘游艇游览泰晤士河，在游艇上我和赫夫人的照片成为当天泰晤士报头版头条新闻；在英国剑桥大学，我们还会见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李约瑟教授和他的夫人；此外我还见到了老朋友伦敦帝国学院院长、空气动力学著名权威赖希尔（J. Lighthill)教授，曼彻斯特大学英国机械工程学会会长脱纳（c. E. Turner)教授，和斯汪西大学的著名有限元专家辛克维奇（o. C. Zienkiewicz)教授。赖希尔教授和我通过有关超声波锥流的研究，曾长期通讯来往，赖希尔是现任（１９９３）国际理论和应用力学大会主席；脱纳教授和我由于波纹壳的计算通讯，来往业已十几年。辛克维奇教授原籍波兰，我们是在波兰的学术会议上认识的，当时他是从威尔斯的斯汪西专程赶到伦敦来见面的。我也专门访问了管理环保的各部门，询问了有关环保管理工作，并访问了英国环保权威洛德斯爵士（业已９０高龄），蒙他提供了治理泰晤士河污染和伦敦空气污染（即雾）的详细资料。最有兴趣的是参观牛津大学附近的皇家气象中心，看到他们正研究全球气象预测计算。在讨论中我指出他们忽视了南太平洋、加勒比海、印度洋的海面蒸发，和西藏高原对气流的影响，这将严重影响他们的气象动力学的求解条件，他们认为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见，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我们访问的第二站是瑞典，瑞典以教育普及闻名于世，国民中有９２％是大学毕业水平。接待我们的主要是瑞典皇家学会，该会会长汉勃鲁博士极热情，陪同我们全程参观访问。汉博士以后曾多次访问我国。我们在瑞典访问了新京斯德哥尔摩、旧京阿泼萨拉、西部港口哥德堡、北极圈内矿区基尔纳及其气象探测火箭发射场。在斯德哥尔摩访问皇家工学院、诺贝尔基金会、亚西亚工业集团公司的核反应堆和核燃料加工厂、皇家学会图书馆，也额外参观了瑞京的地下固体废料处理场，并获得了有关资料。在阿泼萨拉我们主要访问了该市的阿泼萨拉大学，据说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它有汉学系。阿泼萨拉图书馆和博物馆都有大量中国文物馆藏，我在图书馆中意外地见到了２０多本《永乐大典》珍本和郎世宁绘制的康熙年间的大清帝国全图，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早的中国地图（按现代标准绘制的）。在北极内的基尔纳矿区，我第一次看见现代化的铁矿矿区。矿石从矿内用传送带直接自动送入选矿厂，一个选矿厂每年能选矿４００万吨，一个班一共只用１２个工人，矿石进入第一层楼进行粉碎并筛选，合格粉末升人第二层，经洗选后团成颗粒，不合格的大颗粒，再度粉碎后加入下一批原料输入第一层，把第二层团成颗粒的料输入第三层楼进行烧结。最后经过筛选后由传送带输入厂外的铁路运输车皮上，通过铁路从挪威出口。厂房地下层是动力机械中心，１２个工人中，６人在动力中心，也管维修，其余６人，每层２人，分管传送速度、生产质量和机械动作的监护。在基尔纳还观察了北极光的大自然奇景。瑞典工业发达，教育普及，生活水平很高，社会保险发达，一般工作人员，包括小学教师，幼儿院保育员都是大学毕业的文化 水平，不少人工作之外，还在进修高级学位课程。瑞典的这种高文化水平的社会，在访问的四国中，应居首位。
第三站为加拿大，访问了温哥华、多伦多、渥太华、魁北克、蒙特利尔、尼亚加拉大瀑布。在渥太华见到了同届出国的中英庚款公费生姚玉林，他攻冶金，获得博士学位后和加籍华侨结婚，并在加拿大政府的矿产局中任工程师３０年，现为该局的主任工程师，不日退休；也会见了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的林达光教授。在多伦多返回母校时，才知道４０年代的应用数学系已停办，因在战后原来避难的欧洲教授们都各自回国去了。多伦多还为我返校而举行了获得博士学位３０周年的纪念会，参加者都是当年的数学系、物理系（现已退休）的教授，其中有３位还是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委员。在“文革”中我的毕业（博士）论文丢失了，现任校长从图书馆的原稿复制了一份赠我。老教授特别关心我们这批加拿大首批留学生，当他们知道段学复、张龙翔、沈昭文等都是我国科学界的带头人时，都喜形于色。我还遇见了当年居住在同一宿舍的老同学约许博士，他现在是加拿大的牙科权威，也是现总理的牙科保健大夫，他极想来华访问，特别是华西大学（成都）的牙科，他父亲在解放前曾在华西大学任教授，后来在１９８４年，他终于访问了上海、成都、西安和北京。在多伦多大学我们还访问了宇航研究中心，他们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圆柱壳受轴间压力下的稳定实验问题的研究，我向他们索取了不少实验资料，并同意用我的圆薄板大挠度问题，以及扁球壳受压失稳问题的公开成果和他们的研究资料进行交换。我们还访问了魁北克的冰结构的强度研究所和高电压实验室，以及滑铁卢大学的计算机软件中心、运河远距自动控管等科学技术设施。
最后一站是美国，我们访问了华盛顿、纽约、波士顿、密西根、芝加哥和旧金山等６个城市，尼克松亲自在白宫宴请了我们，基辛格也在国务院举行中餐午宴，美国科学院举行了全国科学家５００人的盛大宴会，据说这在美国科学史上是第一次。我们在美国科学界、教育界、学术界和华侨界中受到了普遍热烈的欢迎。在旧金山告别时，由上海人刘太太独资主办了人数几达１５００位的盛大告别宴会，参加者为来自全美各地各阶层的代表人物，据说这也是创记录的，足见新中国的威望。我们参观了各种博物馆、纪念馆、国会和国会图书馆、宇航馆、纽约世界贸易大厦、联合国大厦、芝加哥工业博物馆、斯坦福大学的工业园等公共设施，也访问了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密西根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格莱分校，以及斯坦福大学９所著名高等学府，还有ＩＢＭ公司、奇异电器公司、ＲＣＡ公司和贝尔电话电报公司的主要研究所，ＩＢＭ的总经理专程陪同代表团历经华盛顿、纽约、波士盛三个城市。他在纽约总公司的招待会上公开说：“我真诚地愿意和中国合作发展计算机事业，对中国而言，我们无法保持什么真正的技术机密，公司的高级技术带头人共有５００余人，中国人超过半数，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哪天中国要他们回家为祖国服务，我们是无法阻挡的。”我们特别提出要求参观和访问环保局和环保研究中心，询问了美国环保管理的运作方法和有关国际关系问题，并索取了大量资料。在这次访问中，我们全面深入地了解到有关高新技术诸如激光、遥测遥控技术、计算机技术、加速器技术等各方面的进展情况，我们只是拒绝了观看阿波罗登月发射的现场，其它都和主人的殷勤接待密切合作，双方都感到满意。在访问中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和老同事。在普林斯顿大学见了原帕萨汀那喷射推进研究所的老同事萨马斐尔特教授，他热情地请我专程参观了他所领导的喷射推进研究中心，以及他在研究的电子喷射推进发动机；另一喷射推进研究所的老同事司啻怀特教授，特地从加州南部赶到旧金山，短期会见了几小时，还见到了一些应用数学界物理界的老朋友，都是阔别了３０年的人，无非是互相交换老朋友的近况。特别要提到的是见到了许多华裔科学家，如任之恭、林家翘、杨振宁、李政道、吴大猷、陈省身、赵元任、张捷迁、吴健雄、袁家骝、张守廉等教授。我们还专程访问了李政道、杨振宁的夫人及儿女。
我在访问四国中，一直是代表团接待记者的发言人，和各国记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离美前，在旧金山召开了一次告别的记者招待会，有记者问：“中国在解放以来，有什么科学发明，可以算作是对人类的贡献？”这是富有挑衅性的提问，我当时即严正答复：“解放以来，中国人民在重建家园中，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不论它曾经多么落后、多么贫困，只要国家独立，民族团结，万众一心，努力建设，就一定能自力更生建设自己的工业、农业，逐步赶上世界最富有的发达国家，这就是中国人民最重要的科学发明和对人类的贡献。”听众中一片掌声，许多在场的老教授都流下了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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